鬼针游蚁（Eciton burchellii）
BR-174公路起始于巴西亚马孙州的马瑙斯（Manaus）市，从那里向着差不多正北方延伸，直到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过去这条路两边满是翻滚下去的汽车留下的残骸。然而自从大约20年前重新铺整之后，这条路变得好走多了。而今，路边不但没了烧得只剩架子的报废汽车，偶尔还会有为旅人提供咖啡的小店。不过走了差不多一小时之后，咖啡的劲儿已经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前面出现一个岔口，连接着一条通往东边的单车道公路ZF-3。这条路还没有铺过，亚马孙土壤特有的颜色让它看起来像是划开乡野的一条亮橙色伤痕。沿着ZF-3又走了45分钟之后，你就会看见一道用长链子拴着的木制栅栏门。在大门之内，站着一些看起来昏昏欲睡的奶牛，奶牛身后就是人称1202号保护区的地方。
1202号保护区或许可以看作是亚马孙中心的一座岛屿。我到那儿的时候，正是雨季之中一个万里无云的炎热日子。朝着保护区里面走了十来米，枝叶就已经非常繁茂了。即便太阳正当空，这里的光线依然昏暗，就像是走进一座大教堂一样。从旁边的一棵树上传来一声调门尖锐的鸣叫，让我想起了警察吹的哨子。别人告诉我，这是一种样貌平常的小鸟，叫作尖声伞鸟。它又叫了一声，然后就归于沉寂了。
与天然形成的岛不同，1202号保护区几乎是一个规整的正方形。这是1.7万平方米未受人类影响的雨林，被一片低矮灌木的“海洋”环绕在当中。从空中拍摄的照片来看，这个保护区就像是漂荡在棕色波涛之中的一只绿筏。
1202号保护区是整个“亚马孙群岛”的一部分。这些孤岛的名字听起来都像是医院用语：1112号保护区、1301号保护区、2107号保护区。这些保护区中有一些甚至比1202号还小，少数几块则比1202号大得多。总体来说，它们代表了一项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实验——“森林碎片的生物学动态研究项目”，简称BDFFP。在这里，几乎每一平方米都被某位科学家研究过：植物学家给树做标记，鸟类学家给鸟上脚环，昆虫学家给果蝇计数。当我访问1202号保护区的时候，碰上了一位来自葡萄牙的研究生，正在这里调查蝙蝠的情况。中午时分，他刚刚才起床，正在一个小棚子里吃着意大利通心粉。那里既是科考站，又是厨房。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位皮包骨头的牛仔骑着一匹比他胖不了多少的瘦马出现在我们面前，肩上挂着支来复枪。我不太确定他的出现是因为听到了我们开过来时的卡车声音，想要来保护这个学生，还是因为他闻到了通心粉的香味。
BDFFP诞生于一项貌似不可能实现的合作，合作的双方是牧场主和环保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政府开始鼓励放牧者到马瑙斯以北定居，当时那片区域大多无人居住。这一计划等同于给砍伐森林的行为发放补贴：任何同意搬迁到雨林去砍倒树木养殖奶牛的放牧者都能从政府领到薪水。与此同时，根据巴西的法律，在亚马孙拥有土地的人必须让其领地内一半的森林保持原样不变。这两条法规之间的对立性让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汤姆·洛夫乔伊（Tom Lovejoy）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能否说服放牧者们让科学家来决定哪些树要砍倒，而哪些树要保留？“这个主意那时候也就是说说而已。”洛夫乔伊告诉我说，“我当时很怀疑能否说服巴西人按我们的要求保留森林，好让我们进行一项巨型实验。”如果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话，就有可能以一种可控的方式来研究一个以不可控的方式发生着的进程，而这个进程不仅仅发生在整个热带地区，实际上遍及整个世界。
洛夫乔伊飞到了马瑙斯，向当地的巴西官员说明了他的计划。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计划。该项目如今已经连续运行超过30年了。在这些保护区中受过学术研究训练的研究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来形容他们——碎片生物学家。[1]而BDFFP这个项目本身已经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生态学实验”。[2]
目前，地球上大约1.3亿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冰层覆盖，这也是通常计算人类影响时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根据最近由美国地质学会发表的一项研究，人类已经“直接转化”了其中一半以上的面积——大约是0.7亿平方公里[3]——这当中大部分土地变成了农田和牧场，但也有部分用于建造城市、购物中心以及水库，还有些土地遭受森林砍伐、地下采矿和露天采矿影响。在除此之外的0.6亿平方公里之中，约五分之三被森林所覆盖，用论文中的话说是“天然的，但也不一定是未受影响的”。其余的部分要么是高山，要么是冻土地带，要么是沙漠。根据另一项由美国生态学会近期发表的研究，即便是如此巨大的比例，仍然是低估了人类带来的冲击。[4]这篇研究论文的作者，马里兰大学的厄尔·埃利斯和麦吉尔大学的纳文·拉曼库提宣称，在气候和植被意义上的生态群系这个概念，比如温带草原和北方针叶林，已经不再有意义了。与此相反，他们把世界划分成不同的“人类态群系”（anthromes）。“都市”这个人类态群系占据了1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灌溉农田”这个人类态群系则是260万平方公里，而“人居森林”人类态群系的面积是1170万平方公里。埃利斯和拉曼库提一共总结出了18种不同的“人类态群系”，加在一起绵延1亿平方公里之广。这就留下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未做划分。这些区域大多无人居住，包括亚马孙的几个地区，西伯利亚和加拿大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面积广大的撒哈拉沙漠、戈壁[5]和大维多利亚沙漠[6]。这些地区被他们称为“荒地”。
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在人类世，这样的“荒地”是否真的能算是荒芜。冻土带上有纵横交错的管网，北方针叶林则有地震监测线网。牧场、农场和水力发电项目把雨林分割开来。在巴西，有“鱼骨”这种说法。去森林化的模式总是始于一条主要道路的修建，也就是鱼骨中的脊椎。然后，这条主路又引发了许多小岔路的修建，就像是肋骨一样。这样一来，森林就只剩下了瘦长的小块。如今，所有的野外环境或多或少都被分割成为小块，进而彻底消失。这就是洛夫乔伊的森林碎片实验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1202号保护区以其完全非天然的边界线，以及方块的形状，日益代表着这个世界的形制。
BDFFP的研究人员组成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即便是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许多年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会在这里突然遇到谁。我驾车前往1202号保护区时，与我同行的伙伴是马里奥·科恩-哈夫特（Mario Cohn-Haft），一位美国籍鸟类学家。他最早是以实习生的身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科恩-哈夫特最后娶了一位巴西人，现在在马瑙斯的亚马孙国家研究所工作。他身形瘦高，长着灰色的细发和有几分哀怨的棕色眼睛。他带给鸟类研究的影响和关注热度就像迈尔斯·西尔曼之于热带树木。有一次，我问科恩-哈夫特能靠鸣叫声鉴别出多少种鸟类，他回了我一个疑惑不解的表情，好像不明白我想要干什么。于是我又重复了我的问题，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所有鸟类。据官方统计，在亚马孙地区生活着约1300种鸟类，但科恩-哈夫特认为实际还要多得多，因为人们在给鸟类分类时太过注重大小和羽毛的差异，却不太关注它们的鸣叫声。他告诉我，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样的鸟类，却有可能发出不同的鸣叫声，结果最后发现它们也的确是遗传意义上的不同物种。在我们这次前往1202号保护区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要发表一篇论文，鉴定他通过精确的听觉鉴别出来的几个新的鸟类物种。其中有一种夜间活动的林鸱科鸟类，有着令人难忘的悲伤鸣叫。当地人认为这种声音是库鲁皮拉（curupira）发出来的。库鲁皮拉是巴西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长着一张孩子气的脸庞、浓密的头发以及朝向后方的双脚。他捕食盗猎者以及其他向森林过度索取的人。
因为清晨是听鸟鸣的最佳时间，刚过凌晨4点，科恩-哈夫特和我就在夜色中出发前往1202号保护区了。我们路上的第一站是一座金属高塔，上面有一个气象站。塔身40米高，锈迹斑斑，塔顶能够俯瞰森林树冠层的全景。科恩-哈夫特带了一架高倍望远镜，立在三脚架上。他还随身带了一个iPod和一个能装在口袋里的微型音箱。那个iPod里面存了数百种不同鸣叫声的录音。有时，如果他听到一只鸟的叫声却找不到它在哪儿，他就会播放这种鸟的叫声，希望能引它现身。
“待上一整天，你可能会听到150种鸟的叫声，却只能看见其中10只。”他告诉我说。偶尔，你可能会在绿色的背景中看到彩色的闪光，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才匆匆瞥见了科恩-哈夫特鉴别出来的几只鸟，包括一只黄须啄木鸟，一只黑尾蒂泰霸鹟，还有一只金翅斑鹦哥。他把望远镜对准一个蓝点让我看，结果那竟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鸟：一只红脚旋蜜雀，胸口是宝石蓝色，腿是鲜红色，头冠是灿烂的海蓝绿。
太阳升得更高了，鸣叫声渐稀，于是我们再次上路了。当天气变得像火炉一样时，我们俩全都汗流浃背，才终于到了链子拴着的大门前，那是1202号保护区的入口。科恩-哈夫特选了一条切入保护区内部的小路，我们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了他认为是方块中心的位置。他停下脚步倾听着。实在没什么声音可听。
“此时此刻，我能听到两个物种的鸟类。”他告诉我，“其一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说：哦，像是要下雨。那就是铅灰鸽的叫声。这种鸟是典型的原生林主要物种。另一只的声音差不多是‘促，促，哔’。”他学出了那个声音，就像是一位长笛手演奏前的试音。“那是棕眉鵙雀的叫声。它是一种典型的次生林或草原边缘地带物种，我们一般不会在原生林中听到它的叫声。”
科恩-哈夫特解释说，当他最初来1202号保护区时，他的工作就是给捉住的鸟绑上脚环然后再放走，这个过程简称“上环再放”。这些鸟是用绑在树木之间的网来捕捉的，网从地面一直拉到近两米高的地方。在森林被隔离成碎片之前和之后都进行了鸟类普查，这样就能进行数据比较。在全部11个保护区中，科恩-哈夫特和他的同事给将近2.5万只鸟做了标记。[7]
“第一项让大家多少感到意外的结果可以说是一种避难者效应，虽然这对于整个计划来说只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当我们站在树荫下的时候，他对我说道，“当你砍掉周围的森林时，鸟类的捕获率在第一年中提高了。这既包括捕获鸟类的个体数量，也包括捕获鸟类的物种数量。”显然，来自那些砍伐地带的鸟类到这些剩余的森林碎片中来寻找庇护所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森林碎片中鸟类的数量和种类都开始逐渐减少。接下来还会进一步减少。
“换句话说，”科恩-哈夫特说，“并不是突然就达到了这一物种更少的平衡。这种物种多样性上的衰退是随着时间流逝持续发生的。”在鸟类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对于其他生物类别同样适用。
我们现在要来讨论真正的岛屿了，而不只是栖息地孤岛。岛上的物种通常是贫乏的，或者用更优雅的说法是生态衰弱。对于大洋中央远离海岸的火山岛而言，诚然如此。但令人好奇的是，这种说法对于所谓的大陆岛也是同样适用的，而大陆岛往往位于离陆地较近的海域，是由于海平面的涨落所形成的。研究大陆岛的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岛上的物种多样性同样少于它们曾经与之相连的大陆。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隔离会导致多样性下降？对于一些物种而言，答案似乎相当简洁明了：它们被放逐其中的那块栖息地并不足以让它们生存。一只需要100平方公里生存空间的大型猫科动物很可能无法在50平方公里的地域上长期生存。一只在池塘里产卵、在山坡上捕食的微型蛙需要同时具有池塘和山坡的环境才能存活。
但如果缺乏适宜的栖息地是唯一的原因，大陆岛应该很快就会达到一个新的、更低水平的物种多样性平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陆岛持续不断地损失着物种。这个过程有一个明朗得令人吃惊的名称——“弛豫”[8]。在一些由于更新世末期海平面上升而造就的大陆岛上，据估计整个弛豫过程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9]此外，这个过程可能仍在进行之中。
对于弛豫现象，生态学家给出的解释是：生命是随机的。更小的面积只能拥有更小的种群，而更小的种群在意外面前更为脆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以某个岛为家的X鸟只剩下唯一一对处于繁殖期的夫妇了。有一年，它们的巢被飓风从树上吹跑了。第二年，所有的雏鸟竟然全是雄鸟。而第三年，鸟巢又被一条蛇洗劫一空。于是，物种X现在就面临着局地灭绝的命运。如果这个岛是两对X鸟育龄夫妇的家园，那么它们两家都发生这一系列倒霉事件的几率就要小一些。如果是20对鸟的家园，全部出意外的几率就会小得多。但是，低概率的事件在悠长的时间进程内仍然可能是致命的。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用扔硬币来打比方。如果你扔10次硬币，不太可能一上来就连续10次都是正面朝上。如果是扔20次或100次，同样不太可能。然而，如果扔的次数足够多，即便是不太可能的结果也有可能出现。概率原理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几乎没必要通过任何实验或观察证据来证明小种群规模所存在的危险。不过，的确有这样的证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鸟类观察者对威尔士外海的巴德西（Bardsey）岛上的每一对育龄鸟类进行了持续的细致观察和记录，从常见的家麻雀和蛎鹬一直到稀有得多的鸻鸟和杓鹬，无一遗漏。在20世纪80年代，贾雷德·戴蒙德对这些记录进行了分析。当时他是一位鸟类学家，专长是新几内亚的鸟类。戴蒙德发现，任何一个特定的物种从岛上消失的几率都可以画成一条曲线，其斜率随着夫妇数的增加而呈指数趋势下降。因此，他曾写道：物种局地灭绝的主要指征性事件就是“较小的种群规模”。[10]
当然，较小的种群并不仅限于出现在岛屿上。一个池塘里可能有某种蛙类的小种群；一片草原上可能有某种田鼠的小种群。而且，在没有大灭绝发生的正常时期，局地灭绝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但是，在这样的灭绝发生之后，如果再碰上一系列的坏运气，这个地区很可能就会被别的物种成员重新占据，那可能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偶然来到此地的更为幸运的种群。令岛屿与众不同的是，重新占据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解释了弛豫现象。（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大陆岛上生活着一小群残余的老虎，并突然灭绝了，新的老虎恐怕很难游到岛上来。）同样道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的栖息地碎片。一旦某个碎片上的一个种群消失了，新的物种或许能够重新占据它，又或许不能。这往往取决于这个碎片的周围有什么。例如，BDFFP的研究者们发现，有些鸟类很容易就能穿过道路的空地，比如白冠娇鹟；而另一些则极不愿意这样做，比如鳞背蚁鸟。[11]如果一个物种没有占据新的栖息地，局地灭绝就会发展成地区性的，尔后是全球性的。
离1202号保护区十来公里远处，土路渐渐消失不见，一片雨林出现在眼前，按现今的标准来看可以算作未受人类侵扰的地区。BDFFP的研究者们已经把这片森林中的部分区域划定出来作为对照区块，让他们得以比较碎片地区和连贯森林中的不同情况。路尽头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营地，人称41号营地，供研究者们食宿和避雨。我和科恩-哈夫特到这里的时候是下午，正好赶上变天。我们小跑着穿过森林，但实际上已经无所谓了；当我们到达41号营地的时候，浑身都已湿透。
晚些时候，瓢泼大雨停了，袜子的水也拧干了，于是我们离开营地，向着森林深处进发。天仍旧阴着，一片灰蒙蒙中有一抹沉郁的色调笼罩在绿野之上。我想到了库鲁皮拉，双脚朝后，隐匿在树木之间。
E·O·威尔逊曾经来过BDFFP两次。在其中一次BDFFP之旅后，他曾经写道：“这座丛林之中充满了生机，但其方式大多超越了人类的感知能力。”[12]科恩-哈夫特告诉我的情况与此类似，不过表达方式没那么夸张。他说，雨林“在电视上看起来要有趣得多”。起初在我看来，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但是接下来科恩-哈夫特向我指出了昆虫活动的迹象，我才开始观察到大量正在进行的活动，用威尔逊的话来说，就发生“在小小的地下世界里”。一只竹节虫从一片枯叶上吊下来，摇动着精致的腿。一只蜘蛛蹲在圈状的网上。地面上伸出来一根长得像是生殖器的管子，里面满是泥巴，原来竟是蝉的幼虫的家。树干上看起来就像是孕妇肚子一样的一块恶心膨起物，原来是一张装满了白蚁的网。科恩-哈夫特认出了一株野牡丹。他把上面的一片叶子翻过来，轻敲中空的叶柄。小黑蚁喷涌而出，要多凶猛有多凶猛。他解释说，这些蚂蚁保护植物不受其他昆虫的侵害，作为回报植物则为蚂蚁提供免费的住宿。
科恩-哈夫特是在马萨诸塞州西部长大的，恰巧离我住的地方不算太远。“在家乡那边，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全面的博物学家。”他告诉我说。除了新英格兰地区[13]西部的所有鸟类之外，他还能叫出那里绝大多数树和昆虫的名称。但是在亚马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全面的博物学家，因为这里要记住的物种实在是太多了。在BDFFP的研究区块中，已经鉴定出1400个树木物种，甚至超过1600多公里以西的西尔曼区块。
“这是超级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其中每一个物种都是极度特化的。”科恩-哈夫特告诉我说，“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严格地各司其职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为什么热带的生命如此多姿多彩，对于这个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论：多样性总是倾向于自我强化。他解释说：“高物种多样性的一个自然推论是低种群密度。这是物种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距离隔离。”他接着补充道：这也同时导致了脆弱性，因为小型的隔离种群对于灭绝的易感性大大增加了。
太阳开始落山，森林中只余些微暮光。在返回41号营地的路上，我们遭遇了一队行军蚁。它们走在自己的一条路上，与我们的路之间只有一两米的距离。这些红棕色的蚂蚁差不多是沿一条直线前进的，还跨过了一根（对它们来说尤其）巨大的原木，它们先爬上原木，然后再爬下来，继续前进。我朝着蚂蚁队伍两端的方向都跑了很远，但没能找到尽头。这支队伍似乎绵延不绝，就像苏维埃式游行一样。科恩-哈夫特告诉我，这支队伍中的行军蚁所属的物种是鬼针游蚁。
热带地区有几十种不同的行军蚁。与其他大多数蚂蚁不同，行军蚁没有固定的家。它们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移动、捕猎，或是在临时“蚁体巢”（bivouacs）中宿营。它们的猎物包括昆虫和蜘蛛，偶尔也有小蜥蜴。（鬼针游蚁的蚁体巢是由蚂蚁本身组成的，它们在蚁后身边排列起来，形成一个能蜇人的危险大球。）行军蚁是有名的贪吃鬼，一个行军中的群落每天能消耗掉3万只猎物，大多是其他昆虫的幼虫。但是由于它们的极度贪婪，行军蚁也为别的物种提供了支持。有一整个科的鸟类被称为专一性蚂蚁跟随者。在蚁群周围几乎总能找到它们，吃着蚂蚁从落叶层中赶出来的昆虫。另一些鸟类则是机会主义蚂蚁跟随者，当偶然遇到这些蚂蚁时才会在它们身边啄食。与蚂蚁跟随者所走的道路一样，还有很多不同的生物也是“各司其职”这方面做得很到位。有蝴蝶以鸟类的排泄物为食，也有寄生蝇把自己的卵产在受到惊吓的蟋蟀和蟑螂身上。[14]某些种的螨虫搭着蚂蚁的便车四处迁移，其中一个物种把自己绑在蚂蚁的腿上，另一个物种则附在蚂蚁的下颚上。一对美国博物学家夫妇，卡尔和玛丽安·莱登梅尔已经花了超过50年的时间来研究鬼针游蚁，他们总结了一张列表，记录了与行军蚁紧密相关的300多个物种。[15]
科恩-哈夫特没有听到任何鸟叫声，时间也晚了，于是我们打道回营。我们说好了第二天还要回到同一个地点，争取看到蚂蚁-鸟-蝴蝶的混合编队。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位叫特里·埃尔温的昆虫学家在巴拿马工作时，有人问他在万把平方米的热带森林中能找到多少个物种的昆虫。当时，埃尔温的主要研究工作其实就是数甲虫。他要在树林的顶上喷洒杀虫剂，然后收集那些像雨点一样从叶子上坠落的昆虫尸体。热带森林整体上有多少种昆虫？这是个更大的问题，也更让埃尔温感兴趣。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能够从自己的研究经验中来推算这个答案。从单独一棵赛氏马鞭椴（Luehea seemannii）上，他能收集到的甲虫就超过了950个物种。他还知道这些甲虫物种中约有五分之一依赖于这种树生活，其他的五分之四则依赖于别的树木物种，而甲虫代表了全部昆虫物种的40%，热带地区的树木物种总共约有5万种。埃尔温据此估算，有3000万个物种的节肢动物是以热带为家园的。[16]（这之中除了昆虫，还包括蜘蛛和蜈蚣。）他承认，连他自己都被这个结论震惊到了。
从那时起，人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来修正埃尔温的估算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下调这个数字。（别的不说，对于依赖单独一株植物生存的昆虫比例，埃尔温的估计可能过高了）。不过大家都承认，下调之后的数字仍然大得吓人：最近的估算结果认为至少有200万种热带昆虫，甚或高达700万种。[17]与此相比，全世界也只有1万种鸟类和5500种哺乳动物。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长着毛发和乳腺的物种，仅仅在热带，就对应着至少300种长着触角和复眼的动物。
昆虫动物在热带的极大丰富意味着对于热带的任何危害都将有着数量极大的受害者。试想一下以下这套推算。首先，热带地区去森林化程度的测算是个出了名的难题，不过让我们暂且假设森林遭到砍伐的速率是每年1%。应用物种-面积关系，即S=cAZ，并把z值设为0.25，我们可以计算得到每丢失1%的森林面积会导致约0.25%的物种消失。如果我们非常保守地估计热带雨林中有200万物种，这就意味着差不多每年要损失5000个物种。这大约是每天14个物种，或是每百分钟一个物种的速度。
上述计算就是E·O·威尔逊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做的计算，就在他某次BDFFP之旅过后不久。[18]威尔逊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他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当前的灭绝速率处于“比天然发生的背景灭绝速率快了1万倍的量级上”。他进一步评论道：“这种情况正在将生物多样性降低到白垩纪末期大灭绝以来的最低水平。”他还指出：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虽然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物种大灭绝，却是“目前为止最著名的一次，因为它终结了恐龙时代，把哺乳动物推上了统治地位，并最终让我们自己这个物种的起源成为可能，无论这是好是坏”。
像埃尔温的结果一样，威尔逊的计算结果同样令人震惊，也同样易于理解，至少易于转述。这一结果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仅限于热带生物学家这个小圈子，还包括主流媒体。两位英国生态学家曾经抱怨道：“几乎没有哪天你不会听到别人谈论这件事，总有人告诉你，热带去森林化每小时就会让一个物种消失不见，甚至可能是每分钟一个。”[19]25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普遍同意，威尔逊得出的数字像埃尔温的数字一样，与观察结果并不相符。比起科学家，科普作家们甚至更有必要获知这一事实。至于其背后的原因，目前仍在争论之中。
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灭绝需要时间。在威尔逊的计算中，假设一个地区一旦发生了去森林化，物种数量的下降几乎立即就会发生。但一座森林的彻底弛豫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即便是残存的小种群也可能坚持很长时间，完全取决于生存命运之骰掷出的点数。由于某种环境变化可能导致某些物种注定要遭受厄运，但其数量与实际消失的物种数量之间是有差异的，常被称为“灭绝债务”。这个术语暗示着，灭绝的过程存在滞后，就像是刷信用卡买东西一样。
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去森林化对栖息地造成的损失并不会一直损失下去。即便是森林遭到了以获得木材为目的的砍伐或是以开辟牧场为目的的焚烧，它们仍旧能重新生长起来。足够讽刺的是，这方面的最佳代表恰恰出自BDFFP周边的地区。在洛夫乔伊说服巴西官员支持其项目之后不久，这个国家遭遇了一场令经济瘫痪的严重债务危机，通货膨胀率到1990年时已经升至30000%。政府因此取消了之前承诺给牧场主的补贴，于是数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废弃。在BDFFP的某些方块碎片周边，树木正以极其旺盛的生命力重新生长出来。如果洛夫乔伊不安排人通过砍和烧的方法把区块重新隔离出来的话，这些实验区块就会被新生的森林整个吞没了。虽然热带的原生林正在持续减少，但次生林在某些地区正不断增多。
而观测与预测不符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在于，人们观测得还不够。热带物种的主体是昆虫和无脊椎动物，所以他们也是灭绝的参与主体。但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热带昆虫物种（即便以百万量级来计），也就不太可能注意到是否有一两种甚至上万种昆虫已经消失不见了。伦敦动物学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所有得到了科学鉴定描述的无脊椎动物之中，保护状态已知的仅占1%”，[20]而无脊椎动物可能还有相当大的主体部分甚至从未得到鉴定描述。正如威尔逊所说的：无脊椎动物“虽然是小东西，却很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真正运作者”，而小东西常常被忽视。
当科恩-哈夫特和我回到41号营地的时候，这里又来了其他一些人，包括科恩-哈夫特的夫人，生态学家丽塔·梅斯基塔（Rita Mesquita）以及汤姆·洛夫乔伊。后者正在马瑙斯参加亚马孙可持续发展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他如今年过七旬，备受尊敬，因为他让“生物多样性”这个术语得到了广泛接受，而且还创造了“外债换自然”[21]这个概念。多年以来，他同时在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史密森学会、联合国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工作。而且，得益于他的不懈努力，差不多有一半的亚马孙雨林现在处于某种形式的法律保护之下。洛夫乔伊是少有的一种人，对于在丛林中辛苦工作和在国会面前作证，他感到同样自在。他总是在寻找任何能够为亚马孙的保护擂鼓助威的机会。那天晚上，当我们围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曾经把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22]带来41号营地。他说，克鲁斯似乎很享受这里，只可惜并不曾投入这一事业。
到目前为止，关于BDFFP已经发表了500多篇科研论文，撰写了若干学术著作。当我请洛夫乔伊总结他从这个项目中得到的收获时，他说：一个人要把从部分之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整体时，必须要十分谨慎。例如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亚马孙地区的土地使用情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影响大气循环。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足够长久的时间尺度上，雨林的崩溃可能不仅会造成森林的消失，还会造成雨的消失。
“我们的大陆最后可能变成很多一平方公里左右的碎片。”洛夫乔伊说，“我想，这个项目所揭示的是，我们基本上会因此失去超过一半的动植物群系。当然，你也知道，真实世界的情况总是要更为复杂。”
从BDFFP得到的大多数发现的确让人们对于物种灭绝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项目所在的地区可以找到6种灵长类动物。其中3种即黑蜘蛛猴、棕僧帽猴以及胡须丛尾猴，都在森林碎片中消失了。像长尾鴷雀和绿背拾叶雀等鸟类总是穿行在混合物种群内，它们已经在较小的森林碎片之中消失了，在较大的碎片中个体密度也锐减了。在野猪泥沼中取食的蛙类与那些制造了泥沼的野猪一起消失了。许多物种甚至对于光和热的些微改变都很敏感，它们在碎片边缘的个体密度也大为降低，然而喜光的蝴蝶数量却增加了。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成果超出BDFFP的研究范畴之外：研究者们发现，在碎片化与全球变暖之间存在一种黑暗的同步效应。与这种效应相类似的还有全球变暖与海洋酸化之间、全球变暖与物种入侵之间以及物种入侵与碎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物种为了跟上温度上升的脚步而进行迁移的时候，却被陷在了一块森林碎片中，即便那是一块非常大的碎片，它也很可能无法得以存活。人类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就是，世界的改变迫使生物物种不得不移动到其他地域；而另一条特征则是，世界的改变造成了壁垒，比如道路、无树木地带以及城市，阻止了生物移动到其他地域。
“在我20世纪70年代的想法之上，现在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层面，那就是气候变化。”洛夫乔伊告诉我。他曾经写道：“在气候变化这个方面，甚至包括自然发生的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已经对生物多样性的扩散形成了阻碍。”其结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生态危机”。[23]
那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早。感觉才睡下几分钟，但实际上可能是几小时之后，我被极其响亮的声音吵醒了。那声音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又像是来自四面八方。它会逐渐增强，又逐渐减弱，然后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再度响起。我知道那是某种蛙类的求偶鸣叫。我下了吊床，抓起一只手电到周围看看。我没有找到噪声的源头，却碰上了一只有着生物荧光条纹的昆虫。要是我手边能找到一个罐子的话，我会很乐于把它抓起来放到罐子里。第二天早上，科恩-哈夫特指给我看一对抱合在一起的马瑙斯细腿树蛙。它们身上是橙棕色的，长着铲子形状的脸。雄蛙紧紧抱在雌蛙背上，只有后者一半大小。我记起来曾经读到过，亚马孙低地中的两栖动物至少目前大多还没有受到壶菌的侵袭。科恩-哈夫特和其他所有人都被蛙的喧闹声音吵得没睡着觉。他形容蛙的叫声就像是“拖长音的哼哼声骤然爆出咆哮，然后以轻笑声收尾”。
喝了几杯咖啡之后，我们出发去看蚂蚁的游行。洛夫乔伊本来计划与我们同行，但当他去穿一件长袖衬衫时，在那里安了家的一只蜘蛛咬了他的手。这只蜘蛛看起来很普通，但洛夫乔伊的伤口呈现出鲜红色，手也渐渐变得麻木了。于是大家决定让他留在营地里。
“最理想的方法是让那些蚂蚁来到你身边。”我们一边走，科恩-哈夫特一边向我解释，“这样一来，你可就无处可去了，就像是被逼到了墙角里。蚂蚁都会朝你爬过来，咬在你的衣服上。于是，你就处在了它们行动的中心。”他听到了远处一只棕喉蚁鸟的叫声，介于啾啾声和咯咯声之间。正如名字所显示的一样，棕喉蚁鸟是一种专一性蚂蚁跟随者，所以科恩-哈夫特把这叫声当成是一个有希望的信号。然而，当我们在几分钟之后到达先前看到行军蚁队伍的地点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些蚂蚁。科恩-哈夫特听到树上传来了另外两种蚁鸟的鸣叫声：一只是白羽蚁鸟，吵闹的叫声就像是音调高昂的哨子声；另一只是白颏鴷雀，歌声是一阵活泼的啁啾。这两只鸟似乎也在寻找那些行军蚁。
“它们跟我们一样困惑。”科恩-哈夫特说道。他推测那些行军蚁进入了所谓的休息期。在这个阶段，行军蚁差不多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不动，以养育新的一代，它们停留的时间可能长达三周。在BDFFP众多令人费解的发现之中，有一个或许可以通过行军蚁的休息期来解释：即便森林碎片大到足以支持行军蚁的多个种群，但最终还是会失去其中的蚁鸟。专一性蚂蚁跟随者需要跟随处于食物搜寻状态之中的蚂蚁。显然，在碎片中就是没有足够多的行军蚁种群能保证总有一群处于活动状态。科恩-哈夫特告诉我，这又是雨林逻辑的一种体现。蚁鸟太过擅长“各司其职”了，以至于一旦有任何变化令它们不便司其职，就会产生剧烈的反应。
“如果你发现一个事物依赖于另一个事物，而后者又依赖于其他事物，那么这一连串相互作用就将依赖于恒定不变性。”科恩-哈夫特如是说道。在我们跋踄回营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科恩-哈夫特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疯狂的像马戏团一样复杂的蚂蚁-鸟-蝴蝶游行队伍实际上勾勒出了亚马孙雨林稳定性的轮廓。只有在一个游戏规则保持不变的地方，才能有足够的时间让蝴蝶演化成以鸟类的粪便为食，让鸟类演化成跟随蚂蚁。是的，我很失望没有能再次看到行军蚁，但是对于蚁鸟实在没什么可责怪的。
[1] Jeff Tollefson，“Splinters of the Amazon，”Nature 496（2013）：286.
[2] Ibid.
[3] Roger Le B.Hooke，José F.Martín-Duque，and JavierPedraza，“Land Transformation by Humans：A Review，”GSA Today 22（2012）：4-10.
[4] Erle C.Ellis and Navin Ramankutty，“Putting People in the Map：Anthropogenic Biomes of the World，”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6（2008）：439-447.
[5] 此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戈壁滩，而是特指从中国西北部直至蒙古国南部的大片荒漠地区。中文戈壁一词即是从蒙古语对这一地区的称谓音译而来。——译者
[6] 位于澳大利亚西南部内陆地区的沙漠。——译者
[7] Richard O.Bierregard et al.，Lessons from Amazonia：Th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a Fragmented Fores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41.
[8] 主要用于物理学的科学名词，指一个系统受到扰乱之后重新恢复平衡的过程。其英文单词“relaxation”是“放松、松弛”（relax）的名词形式，所以作者说这是一个“明朗”的名称。——译者
[9] Jared Diamond，“The Island Dilemma：Lessons of Modern Biogeographic Studies for the Design of Natural Reserves，”Biological Conservation 7（1975）：129-146.
[10] Jared Diamond，“‘Normal’ Extinctions ofIsolated Populations，”in Extinctions，edited by Matthew H.Niteck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200.
[11] Susan G.W.Laurance et al.，“Effects of Road Clearings on Movement Patterns of Understory Rainforest Birds in Central Amazonia，”Conservation Biology 18（2004）1099-1109.
[12] E.O.Wilson，The Diversity of Life（1992；reprint，New York：Norton，1993），3-4.
[13] 指美国东岸偏北的地区，包括这里说的马萨诸塞州、作者所在的纽约州以及前文提到的新泽西州等。——译者
[14] Carl W.Rettenmeyer et al.，“The Largest Animal Association Centered on One Species：The Army Ant Eciton burchellii and Its More Than 300 Associates，”Insectes Sociaux 58（2011）：281-292.
[15] Carl W.Rettenmeyer et al.，“The Largest Animal Association Centered on One Species：The Army Ant Eciton burchellii and Its More Than 300 Associates，”Insectes Sociaux 58（2011）：281-292.
[16] Terry L.Erwin，“Tropical Forests：Their Richness in Coleoptera and Other Arthropod Species，”Coleopterists Bulletin 36（1982）：74-75.
[17] Andrew J.Hamilton et al.，“Quantifying Uncertainty in Estimation of Tropical Arthropod Species Richness，”American Naturalist 176（2010）：90-95.
[18] E.O.Wilson，“Threats to Biopersity，”Scientific American，September 1989，108-116.
[19] John H.Lawton and Robert M.May，Extinction R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v.
[20] “Spineless：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World’s Invertebrates，”published online July 31，2012，17.
[21] 指免除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外债，换取该国在自然环境保护上加大投入。——译者
[22] 美国当代著名男影星，代表作有《夜访吸血鬼》《碟中谍》系列等电影。——译者
[23] Thomas E.Lovejoy，“Biopersity：What Is It？”in Biopersity II：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ng Our Biological Resources，edited by Marjorie L.Kudla，Don E.Wilson，and E.O.Wilson（Washington，D.C.：Joseph Henry Press，199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