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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感谢
开始翻译此书时适逢哥伦布的第一场雪，而如今结束此书时已在次年秋的洛杉矶了。
最近生活变得极简单。一个人，一张书桌，对窗外灰褐色八角亭，亭外一株桃花，开如艳艳新阳，甚合适加州的好天气。每天乱涂鸦乱翻书——唯翻译是不敢乱翻的，正正经经地下笔；傍晚散步看深蓝天空，有微月一钓，渐渐盈成满月一轮，又逐渐消瘦下去。如此循环反复几回，33万字中文的译稿《甲骨文：徘徊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终于完成了，算是对自己和对所有关心此书的读者有个交代。
此网上译本能够最终完成，便不得不感谢何伟先生和译言这个平台。何伟先生在北京为新书《寻路中国》宣传时，我曾托朋友带了我写的信当面交给他，告诉他我在网上翻译他的书，谈了一些我的感想，并为自己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表示歉意。虽说我译此书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但未经作者同意便私自翻译其书便是侵权行为，总归是我的不对。据朋友说，何伟先生并没有怪责我，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让我放下了心头大石。此外还要感谢《读品》的创办人李华芳老师，他与我素不相识，而我当初情急之下曾给他发信，询问何伟先生的联系方式，他人在华盛顿大学，却帮我联系上了国内《读品》的总编，总编也帮我联系，并专门就此事回复了我邮件。
至于译言，我感谢它在国内的环境和机制之下，给予了我的译文最大限度的发表空间。我开始译此书时，曾一度犹豫是发表在译言上，还是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译言。不为别的，只为它给我的尊重。33万字的译文，只有1300多字（内容与1989事件、新疆问题有关）经审核后删除，而且在仅有的要删改的两个章节中，网站编辑都专门在文后给我留言、做出解释。从最初建图书项目老赶给我的指导，到后来raymond、沈逸尘在阅读译文后与我的交流，都让我心生暖意。译言里头有一种互助的气氛，一种浓浓的人情味。我把译稿托付在此，感觉有一种安稳的放心。
在译言翻译此书，还曾收到台湾八旗出版社和国内一些出版社编辑的信，探讨出版的可能性，然而最后都是无疾而终。何伟先生的“中国三部曲”，第一部和第三部中文版都在国内出版了（虽然有删节），这第二部始终出不了，敏感话题太多也许是重要因素。至于海外华人世界，则已经有卢秋莹女士的中文译本了。我想我的译本留在译言上该是最好的选择。我翻译之初便没有严格遵照出版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译文——否则就该每个章节都和作者联系，就其中一些细节问题征询作者原意；放在译言上的译稿错漏由读者在文后指正后，我也只是采取在文后评论里探讨并修改的方式，而不更改译文原稿——我觉得这么做可以让读者看到一篇译文的成长过程，也符合译者互动交流的初衷。
关于“中国三部曲”
我最初知道何伟是在老罗的牛博网上。牛博首页有轮值编辑的推荐书目，一本本看下来，到《江城》时，开头的一段就把我打动了。
“我从重庆坐慢船顺流来到涪陵。那是1996年八月末一个温暖清朗的夜晚——星星在扬子江上空闪烁，它们的光芒太微弱，无法倒映在漆黑的水面上。一辆从学校开出来的车沿着蜿蜒狭窄的街道把我们送到码头。城市从身后掠过，在星光下看上去模糊而陌生。”
王国维说，诗词的最高境界是“不隔”，这段文字虽不是诗，道理原是一样的；我以为这样的文字就是“不隔”。文字浅易自然，然如涓涓流水，从容不迫，寥寥数笔勾勒出大画面，很有镜头感，同时透露着作者细腻、敏感的心绪。
再看简介，不由吃一惊：原作者何伟竟是个外国人。于是买来英文版的River Town来看，然后顺藤摸瓜，把“中国三部曲”的后两部也看了。 三部曲中，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国内目前都已经有了删节的中译本（《江城》、《寻路中国》。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Oracle Bones实则是一系列新闻纪实作品的合集，是何伟成为自由撰稿人及《纽约客》专栏作家后陆续发表的系列报道。
三部曲中，最晚推出的Country Driving是作者花7年时间游历中国写成的，感觉上此书更像一个中国调查项目，更有完整性，内容和文字都已炉火纯青。我翻译的第二部Oracle Bones由于是合集，内容则保罗万象，涉及层面最广：从南下打工者，到被人忽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再到甲骨文、汉语、汉文明的追踪……每一个系列报道，都从普通人的故事入手，见证社会及文化的变迁。River Town是第一部，却也是我感情上最喜欢的一部，它讲述的是作者初来中国，作为四川涪陵当地仅有的两名外国人，在那儿教书两年遇到的种种故事。何伟在中国，作为作者来说，他既是一个有距离的“观察者”，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参与者”。
在River Town这本书里，由于初来乍到，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使“参与者”的感觉非常强烈，你能从字里行间触摸到作者的思绪，似乎那个表面严肃、实则敏感、善良的年轻人，就怀揣着梦想，略有些害羞地站在你面前。到了后两部书，随着何伟越来越适应中国的生活，也越来越清晰写作的方向，“观察者”的身份日益凸显，作者本人也隐身在文字背后，只偶尔发出几句很有节制的评论。但这其实是符合新闻纪实作品的要求的。只是我本人更偏爱文学性的文字，我倒是很期待未来何伟会写一部关于中国的虚构小说，以他的文笔和文字布局，相信会有惊喜。
关于翻译
译者总是在一架天平上摇摆，天平的一端是“忠于原文”，天平的另一端是“译文地道”。我个人认为，不同体裁的译文侧重点差别很大。例如法律文件的翻译，天平无可避免地要向“忠于原文”倾斜，追求的就是精确。在英译中的法律文件里，由于英文是一种逻辑性很强的语言，而中文不具备这种特点，翻译时为了内容的精确，无可避免地要在译文中出现很多生硬的欧化长句，牺牲了中文的流畅。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则是另一个极端，天平偏向于“译文地道”的一端。文学作品本身是对语言文字的美一种极致追求，对目标语言的要求很高。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要进行再创造，以填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落差，把文学的美通过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
而作为Oracle Bones这种类似深度报道的新闻纪实作品，我认为翻译过程是处于天平的中间，至于更偏向哪一端，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要拿捏分寸、不断揣摩的。现在回头来看整部书的翻译，以满分为标准，我大概会给自己打70分。在“忠于原文”这个标准上，我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做到内容的严谨，且对于不熟悉的人名、地名、俚语等等都在小心查证后才进行翻译。当然还是难免出现差错，且严格说来对译文的准确度要求还不够高，例如关于甲骨文的系列，应该找出原文所引商朝文字的原始资料，这些专业性较高的章节业应该多阅读资料了解相关知识，并多和作者本人沟通，以确定内容的准确性。
以“译文地道”这个标准来看，最地道的中文译文，该是让读者读起来觉得文章本来就是中文写的，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篇翻译的文章。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最满意的是打工者的报道（以作者的学生威利、艾米莉为主角的系列故事）。不过从全书来看，我认为语言还是不够地道，有些地方太拘泥于英语原文，这大概也是新手译者的局限了。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一位叫dawei的网友，他曾多次在文后留言或给我发信，仔细探讨译文内的用词问题，无形之中督促我在下一章节的翻译中，对译文的要求更高。译完一个章节通篇校对的时候，总在某些拿捏不定的词句处停住，不由得会想“dawei对此处也许有异议？还有没有改进空间？”还有所有曾经给我译文提出种种修改意见的读者，借用一句土土的话说吧——“你们的批评促使了我的进步。”
关于翻译的理想
承蒙译言厚爱，有一段时间曾被编辑推举上“名人堂”，于是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碰到种种千奇百怪的问题，我逢有来信也必定回复。很多新手都问我发文和流量的问题，还有YP和RP的计算。这样积极的上进心是一件好事，但我仍有些忧虑，怕译者本末倒置，求新求快求吸引眼球，翻译的质量倒降到其次。
确实，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凡事求新求快，译文所传达的资讯稍晚便要淡出人们的视野，若是商业行为更是要痛失商机。说到底这也是一个“天平”似的问题，一端是翻译质量，一端是翻译速度，就看译者如何去把握分寸。新而快的资讯固然重要，但时间性不那么强的、深度和广度兼备的译作也很重要。毕竟真正能让人们思想受到影响、感情有所触动的文章，往往都不是那些大量的碎片式的资讯。
对于翻译，我接触的时间也只不到三年；在这里说翻译理想，恐怕是痴人说梦而已。每当拿起译笔，总是战战兢兢，不敢造次，只时时提醒自己香港中文大学几位恩师的言传身教。记得荣休教授金圣华老师的第一堂课，在黑板上写“moon”，叫我们十几个同学轮流说这个词中文可以怎么译。从争先恐后到寂寂无言，从现代文到古文，我们用了20分钟凑出50多个月亮的说法，总归是江郎才尽无人发音了；金老师便拿出两张纸，手写的，淡淡地说：“远不止。”然后开始给我们一一列举（顺便指出哪种文本、哪种情境可以用到哪类词），我们央求老师讲慢一些好做笔记，老师不理，只淡淡地说：“关键不是笔记，而是你们平时在翻译中要注重收集和积累。否则我今天叫你们译月亮，明天叫你们译《红楼梦》里那100多个不同的‘笑’，你要怎么译？”
翻译《神曲》的黄国彬教授，满头鹤发，却有童真的赤子之心，一日晴天，走入位于半山的教室便指向窗外：“今天天这么蓝，海这么蓝，真是太美太好！”欢喜之情溢于言表，遂拿出一首写晴天的意大利诗，让我们跟着他用意大利语念；我们都不懂意大利语，却在他极富感染力的朗诵之下，也跟着念——这是我头一回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诗的音韵之美。如此再念诗歌的英文和中文译本，因为欢喜，就冲淡了平日学诗的艰涩之感。说起诗歌，不得不提当时在中文系的北岛，他开设的是“诗歌创作课”，顺带也讲翻译，教材用的是他自己写的《时间的玫瑰》，里面讲述了12位国际诗人的故事，穿插诗歌的译文（其中篇幅最长的一节介绍的就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omas Transtromer）。北岛是沉静到几乎木讷的人，难怪芒克给他起名“北岛”（意为北方一座沉默的孤岛）。但许多次在课堂上，听他用低沉的声音缓缓朗读那些旷世的诗歌，那些用很短的文字打磨而成的苦难和漂泊，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还有高行健的英译者方梓勳教授，总是把艰深的文学翻译理论说得通俗易懂，说起译事时爽朗一笑：“我最大的幸运，是我所翻译的作品作者仍在生，我可以时时打电话去问高行健，这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原来在哈佛大学教古文的童元方教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讲评我们每个人的英译中习作，不用看译稿便能娓娓道来。但在我们译作上的改动和点评，却从不用红笔，只是用铅笔在空白处留下娟秀字迹，她说她给出的只是一种非绝对的建议，每个译者都该有自己的想法，以后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日子，我获得了36届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组的亚军及37届小说组的优异奖（也参加了翻译组，然而两届都名落孙山，可见我在翻译世界里仍是门外汉的级别）。评委们给我作品的点评意见，优点都提到了文字之美，其实这完全得归功于翻译系的文字训练。上文所提到的老师，虽已在翻译界有一定名声，但自己下笔做翻译的时候，仍是十二分的严谨细心，为一个词日夜琢磨、推敲几天是常有的事。而若说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皮毛，那就是一种对文字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一种面对文字的谦卑之心。
最后贴一段胡国贤先生译的Tomas Transtromer（今年诺奖获得者）的诗歌《轨道》的结尾：
英译本原文：
The train is entirely motionless.
2 o'clock, strong moonlight, few stars.
胡的中文译本：
火车全然不动。
二时：月极明，星稀。
我终其一生将要追求的，便是这样的文字了。与各位译者共勉。
P．S．题外：关于社会与政治
关于此题外一节，我一直犹豫不定。我希望把焦点集中在翻译和文学上，但从读者来信及文后留言看，政治似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斟酌再三，还是在这里一并说出我的想法罢了。
坦白说，我并不觉得通过参与论坛或文后留言讨论的方式（尤其在目前中国的这种氛围之内），可以说服别人，改变别人的思想。95%的情况，都是各说各话，甚而从说理升级为人身攻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自身经验密切相关，我自认没有苏格拉底的本事，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思想改变过来（况且苏格拉底在他的时代不还是最终被杀掉了么）。
例如有读者在某篇译作后留言，支持我国官媒对新疆事件的报道，其间提到说“CNN、BBC等国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如出一辙”(大意如此)，我看了只能一笑置之。国外的这些媒体，其运作方式、政治导向等等何止是千差万别，要讨论起来新闻系和翻译系简直都可以开一门课，专门讨论同一事件的不同媒体报道（记得以前口译课上就有学过）；而我国官媒本身的运作机制和西方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套完全由真理部控制的体制如何极有效率而极无自由，我以前工作时就有切身体验。只是恕我无能也无此精力，详细辩论一番。
如若真要我对此说些什么，我想我大概会建议这位读者看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里头的四部书，里面用了详实的事例，仔细剖析了美国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社会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也就是为追求新闻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还有那些把爱国放在嘴边的热血青年，我也恳请他们搞清楚“country, state, nation”三者之间的区别，知道自己到底爱的是什么，并把学者刘瑜写的《民主的细节》这种深入浅出剖析民主的书翻一翻。在法律的领域，我远没有林达研究得全面；在政治的领域，我也远没有刘瑜老师看得透彻；因此与其自说自话浪费时间伤害感情，不如让我们求同存异多看些书吧（我就喜欢某个认为何伟的写作很糟糕的读者，他摆出了观点以后就介绍书给我看）。
我觉得咱们能来译言的都是上进有为的青年，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宽容的心态。翻译本身就是接触新事物和获取新的视野的好机会，正如何伟在某篇报道中的评论：“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即使是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我的处世哲学是，与其站在一种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或者秉承一种“非黑即白”的态度找人辩论，不如切切实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例如把这部书一点点地翻译出来。与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陈当今政府社会的堕落，不如提醒自己做个好人：我是学生便不要边说着国内学术体制的腐败边去抄袭论文；我是记者便不要边骂着媒体环境的不得自由边收着红包并掂量一下它有多重；我是老师便不要边痛斥国内教育制度的僵化、边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获取分数从而让我获取资历职称的一种东西……这些年来，为坚守原则吃过不少的苦头，但是值得。
这便是我在“政治和社会”这样的题外话里想说的一切了：在务实主义席卷一切的今天，但愿我们从自己做起，保持一丝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点做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