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它则和其他的中国小城类似——高亢，忙碌，拥挤，脏乱；交通是一团糟，行人们互相推撞；商店总是冗员，摆满商品，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人们讨价还价；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
没单车的原因在涪陵到处是阶梯，而处处阶梯的原因是城市被紧压在两江交汇处的大山脚下。狭窄的街道从河岸开始延伸，呈Z型爬上山坡，看似痉挛一般，而且太陡了，单车用不了。汽车的交通在那些急弯处搅成一团。所以那些长长的石头阶梯才是涪陵真正的大道，承载了这里大部分的交通——逛街的人们拾阶而下，不时停在商店门口瞄瞄看看；搬运工则往上爬，肩膀被竹篓或一捆捆货物压弯。
几乎所有必需品和服务都可在这些台阶边找到。有商店和餐厅，补鞋匠和理发匠。低处有一排阶梯上道教的算命先生成行。另一排则有三个牙医的家，他们在一张桌子上用生锈的工具做事，注射器里有不明的液体，金属盘子里有一排烂牙——像是一种恶心的广告。有时会有个农民停下来拔牙，在一通激烈的杀价之后，会有一群人围观。所有事情都是公众的事儿。一次理发总是伴随着一个观众。每一个买卖的价钱都会被路过的人评论。生了任何病，都可以去找一个露天位的中医，他在某一台阶的高处有个固定的位置。他的立足处有一把凳子，一个装满了瓶子的盒子，还有一张写满了大字的布单：
替您排忧解难
特别治疗：鸡眼，黑痣，耳屎
手术——无痛，无痒，不流血，不影响工作！
涪陵不是个容易住的地方。年长的人在台阶上休息，喘气。要把任何东西运上山都是要累断背的工作，是以城里到处是搬运工。他们用扁担把货物平衡在两肩上，和1800年代中国的情形并无区别，当时英国人叫他们“苦力”，从中文而来的，意思是，“辛苦的力量”。在涪陵这儿，和四川东部的所有江城一样，这些搬运工被称作“棒棒军”。他们身着制服（中国农民的那种蓝色服装），身带交易的武器（竹竿和一圈圈廉价的绳索），他们总是群体出动，相互作伴。和一个棒棒军砍价就如同和一个军团砍价。即便没有激烈竞争他们的工作已足够艰苦，是以他们互相照顾；这里没有正式的公会，然而苦工们非正式的纽带却更显联系紧密。在中午时，当大部分人在休息时，棒棒军们会坐在城中的马路两旁，坐在他们的扁担上，抽烟，聊天，打牌；他们的休闲气氛，与其说是放松，不若说更似战斗的间隙。
他们的大多数乃是偏远山区的农民，到码头来尝试自己的运气，通常情况下，会有他们的妻子或兄弟在家里看田。在冬天里总会有特别壮大的棒棒军洪流，因为那是农村的淡季，农闲季节。但像他们这样的人手哪儿都不缺，在他们那种沉默的无孔不入的存在中，有一种怪异的气氛。他们会一群人站在电视机店门口，盯着一排荧幕墙看。若有一个外国人在街角的排档吃饭，立马会吸引十个棒棒军围看。若在码头发生了什么争吵，他们会立刻聚集起来，所有人身着蓝色，手中握着扁担，非常用心地倾听。偶尔会有个小小的杂技团停留在涪陵，在河边的平滩出扎下帐篷，帐篷前的广告或多或少会主打些脱衣女郎，而总会有一整队的棒棒军往帐篷的缝隙中瞅。一次汽车事故不算真正的事故，直到一组棒棒军赶来观看。他们是一群安静的男人——即便最惨烈的车祸有时也不能让他们开口——而他们也从不介入。他们就只是那样看着。
但看到他们的工作，就足以明白为什么他们老停下休息，因为在这个艰苦的城市里，没有比他们的工作更艰苦的了。运一次货他们大约得到一两块钱——美元和人民币大约是1比8——每次，这些工人大约要往台阶上面运一百磅的货物。他们都是矮小粗壮的人，他们的身体被山城和工作所塑形。在夏天他们赤膊干活，你能看到扁担已把他们肩膀的皮肤磨得如同皮革。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浸透了汗水，在冬天里他们身上冒出水汽。在卷起的裤管下他们的小腿筋肉高高鼓起，好像那儿绑了棒球。
涪陵是个腿的城市——棒棒军粗糙弯曲的腿，老人的罗圈腿，小姐们柳条般的细脚踝。爬阶梯时你得看着自己的步子；你会看到你前面那人的腿。很有可能，在涪陵花了一上午买东西，你也没看一眼这里的建筑。这城市就只是台阶和人腿。
而这里许多的建筑都不值得一看。在乌江的两畔，还有一小块旧城区，在那里，有古老的木石结构的房子，顶上铺着灰瓦。但这片区域在缩小，很稳定地被一众毫无特征的现代建筑所取代。这里有些高楼，七楼或更高，然而和中国许多新建筑结构一样，它们都是用蓝色玻璃和白色瓷砖廉价拼成。而即便你真在涪陵建起座漂亮的新楼，很快它也会在煤灰覆盖下褪了色。
这城市和它生长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旧城区外，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痕迹。旅行穿越四川的乡村是去感受它的历史，多年来人们的劳作给土地塑了形，那许多世纪以来厚积于其中的人类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们总是没有时间感。它们看上去太脏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丑，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旧的。涪陵城市建筑的主体看似十年前突然空降至此，而事实上，这城市已经存在有了三千多年。最初，这里是巴国的首都，一个后来被汉族所征服的部落，其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给它留下一个不同的名字，一个不同的行政中心：在周朝它叫吉安，汉朝叫涪陵，晋朝叫吉县，北周叫汉平，隋朝叫凉州，唐朝叫抚州，宋朝叫葵州，元明时叫重庆，在清朝叫抚州，中国民国1912年成立后，叫作涪陵。
但这些朝代都过去了，几乎没留下一点痕迹。这些建筑可以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其发展吞没了其历史。这些房子的功用只是为了装人，那二十万人，每天在爬阶梯，在拥堵的交通中奋斗，工作吃喝，买卖。
清晨。一个凉爽的上午，城市被轻霾笼罩。退休的老人在小公园里打太极，在近南门山的地方，这里是中央枢纽地带。涪陵相对显得安静，这是最安静的时分了。已经有了稳定的交通量，总是有许多司机揿喇叭；但道路还不拥堵，城市的噪音还未释放出力量来。这是一个愉悦的早晨。
退休的人们排列成整齐的几排。一只收录机里放着中国民乐，老人们缓慢做着运动，姿势优雅。公园很小，说是公园不如说是城市的休息地来得恰当。这儿有昏迷不醒的灌木丛，筋疲力尽的花儿，以及伤心的草。但它们不是维护得不好，破坏公共财产这种问题，在涪陵是不会有的。问题乃是出在空气，煤灰如毯子般笼罩了城市，把花草都噎着呛着了。几乎没有什么会惨过涪陵的树了，它的叶子灰暗，迟钝，好像刚从阁楼里取出来。
当阳光开始渗透城市的轻霾，城市的轰鸣声开始升起。喇叭声，电视机店铺的吼叫，磁带摊的嘶喊，路旁小贩的叫卖声。在南门山的东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缓期执行，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盲人拉着二胡，音乐轻柔而如针刺。
二胡意为“双弦”，这就是全部了。一个简单乐器的简单的名字：一个圆筒状的木质发声盒，盖了层蛇皮，上头一个直挺的把手上有两根弦，延伸到整个乐器那么长。它看上去像是个简陋的二弦的小提琴。但这对弦有宽广的音域，若拉得好，音乐令人心魄。
今天这个盲人就拉得好。他大约四十上下，但脸看起来更老些；黝黑，起皱，双目紧闭。他穿着脏兮兮的蓝色衣服和绿色帆布军鞋。他坐在一张矮凳子上，旁边有块布，写满了歪歪曲曲的字。他九岁的女儿站在一旁，手中一个罐子里钱半满。一小群人聚集过来，因为二胡的音乐，即便有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也充满了力量，足以让人们停步，聆听。他们读着写在布上的字：
一个家庭的简短故事
我在二十岁时结了婚，在二十一岁时我失去了双眼的视力。结婚11年后，我有了个男孩，然后，在1988年12月2日有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孩。我的老婆和我共同养育着两个孩子，希望能靠家里的田地过活。但我们家里缺乏人手，我们碰到了麻烦，因为稻谷收入总不稳定。我的女人必须竭尽全力来拉拽她身后的所有人，到最后，她活不下去了。为这个原因，我们在1996年1月8号逃离了家乡。
因为我双目失明，每一天我都难以过活。在1996年3月2日，我被迫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老丈人家去。我的儿子十四岁了，因为没钱我们无法送他上学。我希望你们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哥哥姐姐们，伸出你们的援手。我千恩万谢。祝你们事业成功，长命百岁。
二胡继续拉着。音乐自如起落，声音从蛇皮盒里流出，从不被急速的车流人流，电视机声所淹没。最后那男人停住了。他轻轻放下二胡，掏出了他的烟管来。他用手指触摸烟草卷，叫唤他的女儿。她小心地点着了烟管。盲男人深吸一口，后仰休息，城市上午的轰鸣声围绕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