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陵的礼拜天早上八点，我会去教堂参加弥撒。在头一年的春天里，我独自一人前去弥撒，而到了秋天，我就和诺林芬尼根一起去了，她是新派到涪陵的志愿者之一。有两个人——诺林与桑尼法斯。突然，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好像有点奇怪，而亚当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对自己头一年的生活规律感觉已适应了，而我们的关系总是很容易的——我们很亲近，但同时又可以单独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城市以及这学校都有些部分是由我们单独去发掘的，而我们从不去干涉对方的日程。
在一个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用不了很久便会对其产生占有欲。亚当和我都不曾见过其他的外国人，除了偶尔来访的朋友，而我们与和平队的联系可算迷你型的。两个行政人员在头一个月里曾经拜访过，之后我们就只有自己了。涪陵距离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很远，而没一个行政人员喜欢坐长江上的轮船，太慢了，也危险。在春天里，两艘涪陵的轮船在接近重庆的水域相撞了，事故相当严重，死了超过十二个人，而有好几次我见到了江面上的弃船，正在不同程度没入水中。我总是很小心地把这些故事传达给和平队，是以他们更不愿来访了。让我们独自呆着，情况会更简单一些，而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确是如此。
但现在我们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为这种转变担忧。然而，到了后来，它并没造成什么后果。学校里的生活有了一点不同，但这城市却足够容纳四个外国人。在头一个学期里，诺林与桑尼就跟当初的亚当和我一样；他们被涪陵下城区的那种压力感所震惊，而他们俩人都很少离开校园。
诺林是父母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纽约的，那是她参加礼拜日弥撒的一个原因。但她首次提到她的父亲曾在爱尔兰种土豆，一个农夫，外办的代表王先生，显得兴奋起来。“那你的父亲是个农民！”他说。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想。“唔，”她说，“他曾经是个农夫，在爱尔兰。”
“但你说他从前很穷，是不是？”
“唔，是的。”
“所以他是个农民！”
“唔，我猜是的。”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这学校的大多数学生也是农民！”
诺林对中国的等级社会背景所知甚少，而她问我，如果人们说你的父亲是个农民时，你该如何反应。但在中文里，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对应farmer——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是农民，字面意思为“农业人民”，而在英文中，它通常被翻译为“peasant”。在某些意义上，这是个不准确的翻译，叫人想到封建时代的欧洲，但一个“farmer”那样的字眼也不准确，因为没有传达出在中国种田的那种暗含的贬义。大约75%的人乃是农业人口，而这些人与中国城市人口的差别，乃是中国最惊人的鸿沟之一。涪陵这儿的城里人，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农民，而他们经常是偏见与轻视的对象。即便那个字眼儿——土——也可以用到人身上作为贬义的形容词。
但我们有许多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这些偏见在校园里并不强烈。在一个班四十五个人里，经常只有不到十个人在城市里长大，而那些城市往往比涪陵更加偏远。几乎没哪个学生会有很多钱，这就意味着，不太会看到因为优越而带来的势利眼，以及因为来自下层社会带来的敏感。当我问同学们他们的父母做何生计时，他们总是用英文回答道，“我的父母是农民。”
起初，这种回答让我觉得尴尬，因为同学们很自然地用上这个封建字眼。一次我向一个新生问到他的家庭，而他说，“我的父亲是个农民，我的母亲是个扫工。”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母亲干什么？”
“她是个扫工。”
“一个扫工？”
“是的。她清扫大街。”
他说出这个，没有一点自我意识，就和他们所有人描述自己的背景一样。我告诉诺林，她应当以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女儿感到自豪——在所有涪陵的外国人当中，她的阶级背景最为革命。
诺林与我一起在礼拜天上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的例行活动，因为我喜欢见到神甫，和那些每周到来的老女人。他们乃是幸存者——在这聚会中，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而且他们毫无美国教堂里穿戴漂亮的人们身上那种洋洋自得。他们所有人都为信仰付出了代价，那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而李神父付出的最多。
看着神甫，让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他曾是本笃会的修道士。他在阿肯萨斯长大，那儿的教区有时会奖励有前途的学生，给他们奖学金去意大利，而在1929年，我的外祖父被送去了罗马的圣安塞尔大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他的计划是成为一个神甫，或许是传教士。
我读过他在那些日子里的日记，里面充满了思乡之情，但那里也满是赞叹，关于罗马之奇，之美，叫人瞠目的教堂，以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历史。他也在那历史当中；他的日记里经常记录了民族主义者在街上的集会，有几次他在游行当中见到了墨索里尼。
在1931年的春天，一组学生从位于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3月1日，我外祖父的日记中写着，用很整齐的黑色笔迹：
一群我们美国人在今晨拜访了希尔维斯特西里神父，在他的房间里，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的长谈，特别谈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学。西里神父今天上午在学校的教堂里做了一次大演讲。他看上去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前景非常乐观，对演说全情投入。
在那天后，日记出现了变化。关于罗马写得少了，而中国多了；那种痴迷迅速增长，直到“中国”被加上了大写，下面划上了线，一个神圣的词：
1931年3月18日：弗朗西斯克劳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今天抵达了这里，在他回去中国的路上。一个大块头健壮的爱尔兰人。
1931年3月22日：克劳提神父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机会，在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去了他的房间。当然那里有抽烟，有一种意气相投的氛围。听克劳提神父谈话非常有趣。据他说，大学现在的基础非常扎实，而他收到的承诺说，会有相当数量有能力的教师去中国，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
1931年3月23日：现在，所有美国人之间的谈话，都是关于中国。
1931年3月25日：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尔夫和唐纳德谈到了中国。克劳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还是来了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斯，爱德华，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启发性的交谈。我们太兴奋了，当克劳提在12点走后，唐纳德，休斯和我继续呆着，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钟。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要申请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3月26日：中国！今天起得颇迟，因为昨晚的关系。花了大半个上午在唐纳德的房间里讨论中国。克劳提神父下到我们这里来，带了些照片，关于他昨晚所讲的。看起来，将有一个不小的美国殖民地，从罗马的圣安塞尔，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
1031年3月27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中国。我呼吸，吃饭，睡觉，都是中国，我想对于我们“中国小组”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
当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愿时，上级通知说，他将被派回阿肯萨斯。我的外祖父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去中国服务。而他的上级回击道，有时上帝就是这么做的——偶尔他会给年轻人一个假的召唤，只是为了测试他对地上的上级的忠诚度，而有时你真的感觉到你是要去中国的，但事实上，你应当去阿肯萨斯。
就这样，我外祖父错过了人生的转折点。他不想去阿肯萨斯当神甫，而本笃会的修士不想他去中国当神甫；于是，他置命令于不顾，回到了美国。他卖掉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孙子。他从没有去到中国。他没怎么谈过他做修士的日子，而我从不知道他对中国的兴趣，直到我在读研究生时看到了他的日记。但那已经是他1987年去世后的七年了，当时我17岁——几乎和他在罗马当修士的年纪一样，而就像他一样，太年轻了，对时间没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而过去还会重现。
在涪陵，我继续跟家教学习中文，孔老师与廖老师轮换。我们的课总是从谈一些小事开始，而廖老师经常告诉我她前晚上在电视上看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多数朋友一样，她会看海量的电视节目，而有一天她来上课时，对昨晚所看的特别有兴趣。
“昨晚电视上有一个外国人，”她说，“他在说中文。”
“是大山吗？”
“不，不是大山；他的中文远没有大山好。他的中文也没有你好。”
“那不可能。”
“实际上，他的语法比你好，但他的发音比你差。他的音调很糟糕。”
“我不相信。”
“我不是开玩笑，”她说。“我想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外国人要好。而如果你改进语法的话，就会更好得多。”
“他是从哪儿来的？”
“澳大利亚。他很丑——他的皮肤很差，头发很长。他难看极了。”
有一阵我们坐着不语，共同分享对那个电视上发音糟糕的长头发外国人的鄙视之情。然后我们开始上课，而廖老师对我的语法特别加以注意。
在那之后，她不停给我更新那些出现在电视上的外国人信息。那主要由一个经过挑选过的小群体构成，以大山作为支柱，而所有常现的人都会说很好的中文——很明显，我还要许多年才能加入那个联盟。但廖老师显然觉得我有希望，而偶然当一个外国人出现了音调的问题，她就会无情地批评他。而她总是很仔细地挑出外国人的身体缺陷，或者说缺点，尤其如果那个人胖的话。廖老师极其苗条，而她不喜欢肥胖的外国人。
在我们的关系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感，但那已成为一种让人舒服的正式感——一个中国式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她对我的进步感到骄傲，而从现在起我开始读报纸了，她会仔细阅览重庆晚报，剪下我们将在课堂上用的文章。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中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那些描述香港回归祖国后取得进步的故事（三个月内发生的大事）。偶尔她无法自抑地选一些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文章来。在九月末，当法国对美国的伊朗制裁政策发出抱怨时，我们的课程包括了一组谴责美国“世界警察”角色的文章。但即便在那些课堂上，紧张情绪也不存在了；我们的鸦片战争早已结束了，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相处。我们两人都有所改变，但或许多数是我在变：我不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人，无论在她或我自己的眼中。
我喜欢廖老师，因为现在我能看出她乃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在我的眼中，她乃是我到涪陵后所认识的人中，最最中国的一个。她拒绝外国人对她屈尊俯就，因为她是个很具自豪感的人，但与此同时，她又能将这种自豪感延伸到我的身上，在几个月的工作后。与她的自豪感相随的，还有她强烈的传统意识，男女礼仪。她不会像许多其他年轻女人那样穿暴露身体的衣服，她也没有去染发，把自己头发颜色给西化。不像孔老师那样，她拒绝在我的寓所里上课。廖老师已婚，而我是个单身的男人，如果她一周有六个小时呆在我的家里，人们会说闲话的。我们总是在我办公室里碰面。
我喜欢跟廖老师学习还有另外的原因。对于任何话题，我只要问问她，就能了解到一些中国主流的态度意见，因为她实在太中国了，而我经常用我们上课的机会来厘清一些我与其他人交道时的见闻。有一阵子，我困惑于中国人对希特勒的着迷——如果你跟老百姓聊到那个元首，人们总是给予好评。那个夏天，在西安，我认识了一个德国学生，许多中国人一旦知道了她来自德国，就变得兴奋，让她很不舒服。
“哦，你来自德国！”他们说道。“希特勒！很好！”
出于好奇，我经常向中国人问到他，许多人给了同样的回答——他犯了错误，但他曾经是个伟大的领袖，为他的国家做了好事。毛主席给中国人留下了对独裁者的好胃口，这似乎很自然，但我还是好奇，我向廖老师问中国人为何对希特勒态度那么积极。跟往常一样，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说，许多年来，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一直在电视上，在戏院里放映；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你看过吗？”我问。
“当然！”
“多少次？”她停顿一下，数了数。“四次，我想，”她说。“也许更多。”
“那片子怎样？”
“它很棒！我总是喜欢希特勒在片子里演说的样子，像一个疯子。他像这样”——她模仿卓别林模仿希特勒的样子；她挺起肩膀，挥动拳头，下巴高举在空中。
“哇哇哇哇哇！”她叫道，好似在用外语发表演说，然后她格格笑个不停。
“但那片子不是取笑希特勒吗？”我问。
“当然！”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对我说他的好话？”
“多数人有两个矛盾的观点——希特勒是个伟大的领袖，而他也是个疯子，干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同时有这两个观点，你看。而我想人们觉得他是个有趣的角色，所以他们喜欢他。他看上去很有趣。”
也许，中国人对希特勒着迷的最奇怪的一点，乃是他们同时对犹太人非常尊重。在中国人之外，犹太人乃是最好的人——他们乃是极富才智的民族，人们可以从爱因斯坦与马克思的例子中看出。在西安，我曾与一个以色列人一起学习，而教师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被他相当地唬了一把。每个人都对他的才智赞叹不已，尽管他事实上不那么聪明，而中文学得尤其烂。但他是犹太人，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都知道那点，是以他们对他这个特例的真相视而不见。这情形，就跟我的蓝眼睛一样。
这类的观点乃是标准化的，完全可预见，而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能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外面人常说的那么复杂。外国人总是谈着，去认识中国何等困难，这经常是不错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很容易预测。有一些按键你可以去揿——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而90%的回答你都可以精确预测到，包括人们会使用的词汇。这很自然，考虑到中国的状况：几乎所有人都属同一种族，这国家孤立了几百年，而现在的教育体系严格的标准化，受到政治控制。
是以很自然的，这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奇怪的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仰慕，或者，对泰国变装者的着迷。这是我在夏天里发现的另一样事儿：你随机问一个中国人关于泰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一样的事，泰国人因为其人妖而出名。
发现这些普遍的观念很有趣，而有时你可以利用它们。在那个夏天，我妹妹安吉拉与她的斯坦福同事托德厌倦了跟他们的翻译一起吃饭，是以我给了他们一系列话题去娱乐一下生活。托德是犹太人，我告诉他这可是张王牌，不当被浪费。在我离开后，他在单调无趣的饭局上宣布了他的民族背景。
“你是犹太人？”翻译张大了眼问。
“是的。”
“你肯定很聪明！”
在那之后，他对托德有了新的尊重。这和第二组和平队的一个教师情形是一样的；当人们发现她是犹太人，一切都变了。她的一个中国朋友向她道歉，因为在身份揭示前，没有给予她所应得的正确的尊重。
夏天里的有一次，我在乘火车时学习中文课本，让其他旅客很钦佩。身为一个外国人，让中国人钦佩很容易——即便中文学得再可怜，人们也会尊重你。但在那次，有一个女人对我尤其有兴趣。
“你是个中国通，”她说。“我看到你学得很勤奋。”
“不是的，”我说。“如果我学习勤奋的话，我的中文会更好。”
她盯着我，很显然她努力在想着什么。“你是犹太人吗？”她最后问。
“不，”我说，而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想道歉。但我遏制了这冲动，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转身离开时，我能感觉到她的失望，但没办法：我只是又一个外国人，而根本不是个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年，一切都是新的。我有了新学生——去年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毕业了，多数在乡下教书。我自己的中文家教也跟新的一样；他们现在是真的人了，而我们可以很自在地讨论任何话题。城市好似也不像去年那般嘈杂肮脏了，而人们也变得友善。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话有了其意义。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的工作；我还是在教文学，但现在容易多了，因为有了去年的笔记。我把大部分的空闲时间花在城里，四处游荡，跟人们聊天。
我有了一个例行日程，一周的每一天去干什么，每天的每个时分又该干什么。有些上午，我跑去南天门，坐在公园里，看着城市苏醒过来。周二的下午，我和摄影师聊天，然后跑去望州公园。周一的晚上，我走在忙碌的中山路上。在礼拜天，我会去教堂，在那之后，我坐下来，和李神父聊天，他会给我喝点味道糟糕的咖啡。我本也不喜欢什么好咖啡，但喝下神甫的咖啡，还是出于敬意，就像他给我斟上咖啡而不是茶，也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敬意。
在跟李神父谈话后，我会逛到老城区，看江边的铁匠工作。然后我会走到城市中央的茶室，因为在周日，一群中老年人会带他们的鸟儿出来，把鸟笼挂在架子上。他们总是很高兴看到我，尤其是张小龙，他乃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跛了条腿。这次受伤却很妙，因为他被正式列为伤残人士，永远也不会被海陵工厂炒掉了。那是一家国有企业，正在改革减员，但这不会影响到张小龙，他的工作乃是彻底完全了。从一次车祸得到这样的好运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而张小龙再次出击，当他老婆生小孩的时候——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对双胞胎儿子。轻微残了点，却获得了证书，又得到一对儿子——实在太美妙了；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人们只会在故事里写到这么好运的人。
每个周日，张小龙骄傲地拖着他的瘸腿来到茶室，带着他的鸟笼，坐在阳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运的，而我喜欢跟他聊天——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趣，仅仅因为他总是快乐着。而他让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跟随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证常见到的人都喜欢看到我。那儿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嘲弄着大叫“哈喽喽喽喽喽！”，当我走在街上时，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烦了，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友善淹没了这一点点的骚扰。这是同样的一个矛盾谜题，我在夏天时发现的——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感觉很难相处，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对你所来的地方无比好奇。我感觉到，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应对身为一个外国人的艰难之处，而现在，我享受着所有的好处。
在许多方面，这城市为我转了个圈，不过当然我才是那个真正改变的人。我是一个新人了，何伟，或者，根据四川人的发音，霍伟。那是我在和平队培训时所给的，它在中国很普遍：给予的名字，伟，意味着伟大，跟美国的约翰差不多普遍。那个姓，也很常见；无论我到四川那儿，都有许多的何，而当我自我介绍时，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家们儿，一家人。在学校里甚至有另一个何伟，他在体育系教课。
这里跟大多数国家不同，那儿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来自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而成为何伟的那个人与我的那个美国自我也没有真实的联系。这就带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在二十八岁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在这个身份上，你可以修修补补，从改变你的名字开始。亚当在头一年的末期就那么做了，因为他原来的中文名字，马尔康，听起来太外国了（它的读音也跟四川一个猪饲料牌子很接近）。想要找一个不那么农业味，又更加中国味儿的名字，亚当向他的学生征询新名字，写出解释来，在几轮后，得出了梅致远。那个给予的名字，致远，意思为“为高尚的目标所驱动”，也和马致远同名，那是七个世纪前的元代诗人，写过一首著名的思乡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典故，而其后有作家在他们的文章里用到那两个字。突然间，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一个高贵的典故中——外国人在中国重新定义自己，就这么容易。
我从没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但我察觉到，我的中国身份与我的美国自我区别那么显著，给我带来了方便。最终，我把自己想作了两个人，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何伟直到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才变成一个真的人，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觉他成为我大部分的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的外国人，所有的人都只把我当作何伟，而且他们只从中文的语境里认识我。何伟与我的美国自我截然不同：他更为友善，他渴望与每个人交谈，他从交谈中获得极大乐趣，即便是最神经的交谈。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让他显得好玩；用当地方言说几个词儿，他就能给涪陵人民带来无穷乐趣。何伟也很蠢，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他说话带着口音；他的语法很糟糕；他对自己犯下的小错误笑个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们觉得放松，他们发觉跟何伟聊天很容易，即便他们发觉经常要说两次，或者往他的本子上写下新词儿。何伟总在兜里揣着他的笔记本，用来学习新词儿，也为了记下交流中的句子。当何伟回家后，他把笔记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让后者把一切打入电脑中。
我的寓所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来学习中文，另一张用来写作；一张是何伟的，而另一张属于彼得哈斯勒。有时这种关系叫我泄气——在何伟的愚蠢背后，另有一个人紧密观察一切，做下记录，似乎显得不对。但我想不到一个方案来解决这种分裂；我有我的中国生活，我的美国生活，即便他们占据了相似的领地，他们又截然不同。我的公寓很大，两张桌子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从不碰面。那笔记本乃是他们共享的唯一物件。
在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生病了，我一个人前往，想用我的弥撒书的指引来跟随仪式的进行。我总是喜欢参加教堂弥撒，因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中国体验，而它也让我想到童年，我最早的阅读经历就是在做弥撒期间。
仪式过后，人们绕着庭院走，我能看出，这次有点特殊。李神父与我坐在屋子里，他在那儿叫了咖啡与曲奇饼，一个年长的女人用托盘端上。这咖啡比平常的更难喝。我谢过了老妇，尽量喝下去，用吃曲奇来缓和味觉。李神父与我相互问候了对方的健康状况，然后他提到了今天的仪式乃是一个葬礼。
“哦，我很遗憾，”我说。“是谁？”
他说了一个妇人的名字，我并不认识。“她多大年纪了？”我问。
“八十岁。”
“她活得挺长。”
“是，”神甫说。“而且她对我们教堂很好。她每个礼拜日都来。”
“她做什么工作？”
“她退休了。但在那之前她在海陵工厂。”
有一个小数目的教徒每周都来参加弥撒，而我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能否记起那个妇人来。李神父耐心回答了，最后他指向我身后，道“她就在那里。”
我转身，看见那个妇人躺在我身后十英尺外，屋子深处的一张桌子上。那地方光线暗淡，进屋时我没留意到她。一张白色布单拉到了她的下巴处。她是一个小小的妇人，灰色头发，嘴皱闭着。我记得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吃着一块曲奇，现在我把它放下了。
“哦，”我说。“她就在那儿。”
“是，”李神父说。“那就是她。”
“唔，”我说。“我想我要出去了。”
庭院里阳光灿烂，教徒们在长纸条上写着挽言。有许多大大的花圈，用白纸与竹条做成的，靠在教堂的墙上。在阳光中，我从刚才的惊吓中迅速恢复过来，我看着人们做着哀悼的事务。所有的老妇人刚才都在耐心等待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了屋，向遗体致哀。
那妇人的儿子也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叫他惊喜莫名。我说他的母亲总是对我很好，这让他更加高兴。这里有一个传统，由逝者的家庭在葬礼上派发小礼物，而她儿子给了我一些水果，还有一盒宏声牌香烟。我谢过了他，接受了香烟。很难想象一个更适合的葬礼礼物。
之后我去了茶室，张小龙，涪陵城里最好运的人，咧嘴笑着向我招手。他与几个老朋友在一起，我坐在旁边一张空桌旁。女服务生过来了，微笑着，问我要什么。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叫自己洋鬼子，是最容易，也最能解除人们防备心的笑话。在那个夏天，我开始用这个词儿来形容自己，而人们经常不知如何反应；有时他们觉得尴尬，试图说服我去用别的什么字眼。但我总是自豪地回应说些“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我们洋鬼子有伟大的文明”一类话。
在茶室里，这是一个老笑话，在我与小姐之间，她在这儿工作。她掩了嘴笑，然后给我斟上了茶。我刚在街上买了报纸，现在我读着它等茶凉。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子，在茶室里，有几个人过来和我说话。在上午快要过去时，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过来，坐在我的桌边。我们聊了大约有十分钟。一个女人这么来接近我，略微有点不同寻常，但也没有异常到让我去想到什么。她的名字叫李佳丽，而她向我要电话号码。这也很普通——我总是把自己的号码给涪陵的人们。唯一的问题是有些人会在早上五点至七点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常在睡觉时将电话线拔掉。我把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茶室，而她又一次坐在了桌边。她穿着非常短而紧的裙子，上了浓妆。她并不漂亮，但她很成功地吸收了某一类小姐的做派，笑得太多，说话扮可爱，在每句话的尾端拖长声调。在茶室里工作的女孩不像她那样，而我看到她见到李佳丽在桌边摆POSE时，摇着她的头。那些老男人也盯着她看，甚至他们的鸟儿也似乎惊住了，陷入沉默。我能察觉到有些事要发生，而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我说声抱歉，付了钱，离开了。
李佳丽尾随着我出了茶室。“你去哪儿？”她问道。
“我得走了，”我说。“我要去吃饭，然后回家。”
我们经过了一家我常去的米粉店。突然间，我非常害怕这个女人跟我回家，被人看到她和我一起在校园里。“我要走了”我说。“我要在这家餐厅吃饭。再见。”
“好的，我和你一起吃，”李佳丽说。
餐馆的老板清出了一张桌子，我发现自己和那个女人坐在一起。这就是在涪陵的情形——事情向我走来。通常我喜欢这种被动情形中的不可预知性，但今天，我怀疑她的动机，而我不知道如何行事。她坐着那儿说着，而我问她在哪儿工作。
“那不重要，”她说，而突然间，那显得非常重要了。
“你在涪陵工作吗？”
“那不是个好工作，”她说，耸肩。“但我的叔叔在重庆给我找了个好工作。他有一家大餐馆——他很富的！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那儿当小姐。我叔叔餐馆里的小姐穿着漂亮的衣服——我会穿一件旗袍，像那样”——她给我展示那看上去是怎样的：没有肩，紧紧围着脖子，在大腿高处分叉。
“哦，”我说。
“但那很贵的，”她说。“我要自己去买那旗袍。”
“那太糟了，”我说。
“你喜欢唱卡拉OK吗？”
“不，”我说。“我不喜欢唱卡拉OK。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喜欢唱。”
“我们应该找个时候去卡拉OK。我来教你怎么唱。”
“对不起，但我对卡拉OK没兴趣。”
“那也没事，”她说，微笑着。“我对你们美国很感兴趣。”
“我的美国的什么让你感兴趣了？”
“所有的。我想去那儿。”
我不喜欢这谈话如此发展下去。“这很难做到。”我说。
“我想要住在你们美国，”她说。“那儿的人比这儿的人有钱。”
“美国有很多穷人的。”
“不像涪陵那么多。”
她说的不错，而我想用另一招。我谈到了获得签证多么困难，然后米粉上了。我吃得很快，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何伟，”她说。“你很可爱的。”她用一种最佳的小姐语调说道，我敢保证餐馆里的其他人都在听着了。
“你的眼睛很漂亮，”她说。“我想你们外国人的眼睛比中国人漂亮。”
“那不是真的，”我傻傻地说。“中国人比外国人好看得多。外国人很难看。”她把这当作赞美，微笑着，想要红一红脸。我想道：何伟，你是头笨驴。
“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中国话，何伟，”她说。“它听起来很好玩！”
我想到了大学时，有些家伙嘲笑来当地做换工的瑞典女孩，嘲笑她们的口音与她们的茫然。这不是个很好的比较，而我尝试不去想它。
我们现在要离开餐馆了，在我付钱时，老板咧着大嘴。在街上，李佳丽挽着我的胳膊，而我站在那儿，感觉难以置信，而又无奈。一个涪陵女人在摸我，我们正在南门山十字路口附近；所有人都在向我们揿喇叭，或者看起来如此。
“我现在得走了。”我结结巴巴道。“你不能跟我一起走。我今天很忙。”
“下周是我的生日，”李佳丽说。
“那很好，”我说。“
“下周见，”她说。
一辆车驶过，喇叭高叫，我都闻到了废气的热度。太阳很暖了，我在出汗。“再见，”我说，最后她让我走了。
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而何伟接了。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室，而他回答说去的。他每个周日都在那儿，没理由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