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涪陵，钱对我没多大意义。我一个月挣一千块，而一个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430元——五十一美元，在官方汇率下。在农村地区，平均月收入只有175元，但农民们可以省点钱，因为食物是自己种的。[1]
我的薪水相对来说是高的，只要我不去太多旅行，生活是舒服的。一张去重庆的水翼船票为80元，虽然你可以坐慢船来省钱，那是二十四元，多数当地人也是那么做的。在头一年里，我经常坐慢船而上，直到某天夜里一只老鼠跑过我的头上，在我睡觉时。
我醒了，开了灯。船舱里满是老鼠，棕色，肥肥的江鼠，拖着长尾巴。它们四散在地板上，钻进人们的行李中去。其中一个爬上了下铺的一个女人身上。那个女人在被单下转转身，没醒来。我对那些老鼠看了一阵。最后我离开了船舱。
余下的夜晚，我坐在甲板上，听江水流过。我想着坐这船省下的钱，大约是七个美元。在那次后，每当我要往上游去时，我都选择了水翼船，但这种情形也很少。我在重庆有些朋友，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兴趣到那儿。多数时候我并不旅行。
呆在涪陵，让我花不掉我的月薪。没有理由去存钱；小心开支，我每月可以省下三百块钱，那意味着一年的节俭生活可以奖励我四百美元。那是和平队生活的一个好的方面：我的薪水那么低，省钱毫无意义，但我的涪陵生活那么简单，那么便宜，让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预算开支。在某个意义上，我此时是最富裕的，因为那就像是玩具钱，我根本不用去想它。
在城市里晃荡时，我胡乱消费了不少钱，买任何吸引我眼球的东西——书，图片，小饰物，黑市的卡带。有一次我挑了个竹子的钓鱼竿，不为任何理由，把它放在我餐厅的角落里，让它在那里积灰。在军品店里我买了人民解放军的制服与配件。那种店里卖所有的东西——衣服，鞋子，野营装备。一根夜行棍要三十块；手铐130块。有三百块，可以走进去买一把高力度的电子枪。如果你有单位证明的话，可以花不到两百元，买一个杀气腾腾的催泪瓦斯。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枪套。
从不同的店里，我把我的制服一块一块拼起来：旧式的解放军裤子，上面有红黄色的长条，一件公安的背心，一件不错的部队夹克，带垫肩的，一顶短沿的红军帽，额头上有一颗红星。当我花十五块钱买肩章时，那个售货员很严肃告诉我说那玩意儿不对——显然外国人应当在肩上挂别的什么东西，当他打扮成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时。我反正还是买了；它们跟我帽子上的红星，裤子上的条挺配。
有时候我会在上课时穿那制服，那总会让我的学生们很兴奋；他们有些人想说服我每天都穿。我从没全副武装进城过，但我时常会穿那裤子，那挺舒服的。许多农民和棒棒军也会穿它们，而有时候人们问我是不是维族人。
除了我浪费的钱之外，几乎我所有薪水都花在了吃上，因为我每顿饭都在外面吃。餐馆可算这城市里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了，有些老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四川的食物很棒。没理由让我自己在涪陵做饭。
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学生之家。通常是我一个人去，但一周里会有些时候我们四个志愿者在那儿中午聚餐。我们向冯小芹展示如何做四川版的意粉，而亚当在餐牌上写下外文。除了我们外，没人会点意粉。后来，他们有了台电话机，亚当和我有时会提前订餐。这种专业感让餐馆的人很高兴，他们也开始打电话到我们的寓所，邀请我们去吃饭。我会接电话，而黄小强会问：你们来吃午饭吗？你们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告诉他一碗米粉，一碗意粉，然后我们跑下山，乘热吃饭。
我最喜欢星期天晚上的餐馆，当它挤满了学生时，而街上全是享受周末最后时分的人。但在下午时分也很好，这时生意不多，我会独自坐着看报纸。我会跟他们一家人聊天，经常谈到钱，几乎涪陵每个人都在谈钱。我已经习惯了谈论那个，即便对我来说，那不是真的钱，而我每个月都让它从我指尖溜走。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我坐着看黄凯在餐馆的台阶上玩儿。他像冬天里所有的中国小孩一样，乃是一捆鼓鼓囊囊的衣服。他的帽子和裤子是她妈妈手织的。他的裤子在裤裆处开了口，因为他还没学会上厕所，他的屁股和腿内侧因为寒冷而发粉红。他快二岁了。他穿着一层一层的汗衫与毛衣，外面是一件仿皮的夹克，是他妈妈在城里买的。“质量很差，”她的态度不以为然，当我为了那衣服赞扬她时。“只有二十元钱。”她总是告诉我黄凯衣服与玩具的价格。
我吃着米粉，从我美国制造的塑料耐尔吉水壶里喝水。在中国，这种野营的水壶乃是无价的；它们由硬塑料做成，能够盛滚水，那种滚水在中国的酒店，餐馆，火车，轮船上都有供应。当我初次来到四川时，这种水壶还不普遍，虽然偶尔在成都那样的大城市里，我见到一个的士司机在用。通常那是通过一个亲戚或朋友从发达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儿买的。
在1997年的早春，几个成都商店开始囤积冒牌的耐尔吉水壶了，到了六月，每个人都有了。成都是个相对时髦的城市，外国风尚较易快速传播，经常不需任何原因。城里多数的自行车后挡泥板上，都装饰有“英特尔奔腾于内”的贴条，跟那些美国的电脑上的一样。成都几乎所有的自行车都只有一个档，肯定也没有英特尔在内；但那个贴条很时髦，你在哪儿都可以见到。
对于冒牌耐尔吉水壶的需求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个如成都般喝茶成瘾的城市，水壶通过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他们首先为的士司机所拥有，他们比较容易在这种潮流中先导——的士司机有一点独来独往的品质，钱也不少[2]。在那之后，生意人跟上了，然后是小姐们，最后，到了夏天，甚至茶室里的老人也从假冒的耐尔吉水壶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块钱从四川任何一个城镇里买到了它了。
那些瓶子有一个标牌，把它们形容作美国人做的太空瓶。但它们显然是中国工厂的产品，因为它们没什么标准，而商标经常拼错。在那个意义上，事情跟十七世纪并无太大变化，当时一个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中国人非常善于模仿，”他写道。“他们能把见到的所有欧洲货模仿到完美。在广东省，他们把几种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于把那些货品当欧洲货卖到内地。”
即便在这些水壶普及到了涪陵后，黄凯还是对亚当与我用的水壶十分着迷。这跟那闪亮的塑料有关，也因为它们和外国人的联系有关，黄凯始终不太信任外国人。
十二月的一天，我晃着我的水壶，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蹒跚上前，小心又好奇。
“股票，”他说。“股票。”
我转向他的妈妈。“他觉得它跟电视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着说。她手指向水壶的一侧，那儿显示着容量的标记水平，从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还在减少。
黄凯忘了那水壶，转去了台阶上。他爬在地面，裤子裂开，在地上滚着一只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对自己嘟嘟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
毛主席憎恨金钱。他的父亲——一个狡猾，贪婪的地主——挣了不少钱，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毛泽东憎恨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身为一个贫穷的革命者时，他鄙视它，身为共产党的主席时，他拒绝碰它。
毛是新中国的父亲，是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现在的中国人许多时间想的，谈的，都是钱。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赚，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新钱，却总还是不够。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谈钱。
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说到财务问题上时，没理由羞羞答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而一旦某个朋友有了样新玩意——一件衬衫，一个收音机，一只笔——你会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告诉你。提到钱，就好像过去人们碰面时的习惯：吃饭了吗？直到最近，这国家多数地区都还是穷的，而吃饭乃是人们找到真实乐趣之处，就像他们从挣钱中找到真正乐趣一样，不管是怎么挣的。
我喜欢这种坦诚；它帮助我去了解人们的生活，因为我可以问他们的收入或开销，不用担心冒犯他们。我总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薪水（当然，考虑到何伟对他收入的态度，这并不难）——一般说来，这是人们所问的第二个或三个问题。在第二年里，这种自我揭露几乎不需要了；看起来城里的每个人都已知晓。一天夜里，我坐在南门山一张椅子上，跟聚拢来的人聊天，有人问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应前，另一个声音叫道，“他一个月挣一千块！所有师专的老师工资都一样！”
人们总是在谈钱，而我不会把他们形容为贪婪：我在涪陵所认识的中国人非常真诚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他或她会付钱；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就是没办法。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巧在学生之家吃饭，而亚当与我也在，他们总是想要付账，尽管他们的财政很紧张。同学们一般的预算乃是每个月两百块钱，或者说是二十四美元，那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开支了。因为师专的多数学生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补贴。
在米粉店里，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当学生在身边的时候，尽管老板并不赞同这个。“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芹有一次对我说。“他们尊敬你，而他们应该为你付账。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她也很大方；我经常在餐馆里免费吃饭。
部分的原因仅是因为“外国朋友”综合症，但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对彼此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对他们的家庭慷慨——如果关系较近的亲戚需要钱，他们毫不犹豫，也不期待归还，钱就给出了。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阿默，现在已毕业了，在西藏教书，那儿的收入是一个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乡下教书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资寄给了乡下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民，而在这种慷慨行为中，没有一丝负担或后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责任，”他只是那么说，当我问起的时候，而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学费。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为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的话，罚款高达两万块，但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这份支撑他父母与弟弟的工作。
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个价格，而罚款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如果考试没通过，学生会被罚十元，教室清洁不合格，两元，早操错过了，一块半。我从另一所四川学校的和平队员那儿听说，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两个月的开支了——因为在校园里公开和女朋友牵手，当一个政府代表来城里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
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
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
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
“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
“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
“你的儿子多少钱？”
“四千块。”
“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
“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
“那很好，”我说。
“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
“除非是年头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说。
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
“没有。”
“那你能有几个孩子？”
“要多少都可以。”
“真的？”
“真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十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没有限制。但多数人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那么多。”
那妇女带着憧憬的微笑，摇摇头。我想到底是哪个让她更讶异呢——有一个国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国人太傻了只要两个小孩。我碰到的许多农民好像都倾向于后者，有时他们对美国农场的反应也是这样，对一个四川农民来说，美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既幸运又不努力。他们发现密苏里平均一个农场有292英亩的土地，实在惊人，同时农场还有机械化设备，偶尔会接到政府的补贴，然而，还有会有一些年份它们不能收支平衡。就农民们所想，你真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农民，才能把这么好的条件给浪费掉，就好象你真得很笨，才会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生两个孩子。
我的部分学生乃是罚款尙少的最后一代农民了。二年级的口语班上，有三十五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个是独子。那两个乃是不用钱的，而其他人花的钱也很少，如果有罚款的话。戴安娜花了一百元。大卫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莱克斯有一个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娅的弟弟只要190元。杰里米是一百元。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而之前五个都是女孩。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农民的话，这一百元花的真够值。
他们的家庭许多都如此——一连串的女孩，跟着来了一个男孩，标志着孩子的数量到此为止。在那些日子里，罚款很少，而农民们还是跟随传统模式，要孩子要到一个儿子为止。罚款，和其他与钱相关的事务一样，不算敏感话题。有时我戏弄杰里米，因为他只花了一百块钱。我向朱莉娅提议，用五百去买她的弟弟，这样她的父母就可以在投资上赚一倍，她只是笑笑，摇头。
我的学生毕业后，多数被分配到了乡下工作，在那儿他们每个月挣大约四百元——不到五十美元。这钱很少，但工作稳定，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去找工作。共产主义中国并没有独立找工作的传统，而依靠自己的想法叫我的多数学生都感到害怕，他们一般都接受了分配。他们接受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拒绝政府工作的话，会遭到惩罚。如果他们选择自己去找工作，就得交出他们收到的奖学金，那加起来大约是五千元。在我第二年里，权威部门开始改革这些规则，准备取消自动分配制度，但我的第一批学生还是受传统体系支配。
更为进取些的学生往往会付这罚金，或者找到其他手段来回避分配的工作。五个男孩找到了去西藏的职位——他们全部都是党员，而他们去的理由除了金钱外，也有爱国精神。诺斯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在乌江涪陵榨菜厂找到了个销售的职位。两个最出色的女孩学生在浙江的私营学校教书。安妮，那个跟我住在同一栋楼的女孩，则跑向了南方——她先是在昆明做了名秘书，然后她去了深圳，那个靠近香港的经济特区。
对四川移民来说，深圳乃是那种让人憧憬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赚钱很快，很容易，有时不需要关系，或者不需要受过教育；你所需要的，就是精明，再加点运气。在我们和平队员所去的所有四川师范学校里都流传着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低声议论着某些同学，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后，去了南方，去了深圳，不到一年就发了财，感谢学校抛弃了他们。在我来的头一年里，一个英文系叫栋的学生因为作弊被开除，之后他跟随着标准的放逐路线去了深圳。但在那个兴旺的城市里，他却困住了——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而第二年对栋来说，乃是彻底没面子了，在付了一笔巨额的罚金后，他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业。那就是深圳的另一面——但关于失败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有时你会听说四川的好姑娘成了性工作者，当钱用完了，但大多数时候听说的只是成功故事。
安妮从深圳给亚当与我写来相当生动的信，描绘那里的人才市场，她得付十块钱去和潜在的雇主面谈。那是个紧张而又昂贵的求职场所，很快的，她和她的姐姐就把储蓄花光。最后，她们把资源组合起来，让安妮的姐姐去人才市场，那儿她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那个工作要求流利的英语。面试让安妮去了，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要求一千二的工资；老板砍到了九百；而安妮已被拒绝多次了，接受了这个。
她在毕业前，从未离开过涪陵，现在，突然间，她在这个或许是中国最叫人兴奋的城市里，全靠着自己工作了。在她工作后不久，她写了一封信，描写她在办公室的最初日子。
在头两天里，我们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向我显示出善意；其他人的表现好像我并不存在。我感到很孤单。我想到了你——你刚来涪陵时，肯定感到孤单吧。我鼓励自己，努力去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后成功了；很快就被接受成了她们的一员。
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一个老男人）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从三个不同的省来。露露，鲁云，徐丽，莉莉从江西省来；易晓英从湖南来，李娜从四川来。露露是最漂亮的一个，个子最小，很有能力，所有人都喜欢她。鲁云对我很好，叫我想到了艾仁（一个涪陵同学）。徐丽是个古典美人，大多数男孩子打来的电话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很伤人。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了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是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欢迎。晓英大概是最关心减肥的女孩。她的电脑很好，而英语很差。我们有一个口头协定，她教我如何用电脑，而我教她英语。李娜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我说四川话的。但四川话很容易懂，所以在我们说的时候，没有一种优越感。
哦，讲到这儿，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做什么的。我们公司在几个月前刚从台湾搬来。它的业务有出口服装，珠宝。我的工作是和顾客保持联系，通过写信，传真，接收订单，把单发给工厂，寻找最好的物流公司。因为我对工作不熟悉，露露在这些日子里给我很大帮助。
如果不去深圳，你可以从股市里赚到快钱。涪陵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就在南门山旁，一个巨大的房间，有成排的椅子，人们坐在那儿，望向大电子屏幕上的股票列表。有一阵我经常去那儿，想要跟人们练习中文，但没一人想要聊。他们只是直直盯着滚过显示牌上的钱。
我的许多朋友都有投资，虽然有那昂贵的三千元注册费。过一定时间后，这钱是可以退还的，但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人们经常凑起钱来，作为一组来注册。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而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通过黄小强的妹妹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了黄凯去营业部，因为每天晚上那孩子都会很兴奋，反复大叫“股票！”，当股票信息在电视上显示时。然而一旦面对着市场的真相——拥挤的人群，闪耀的价格板，噪音，这地方整个喧嚣的能量——他嚎啕大哭，无法安抚，直到他们回了家，那儿熟悉的毛主席画像装饰在客厅墙上。
在1998年的一月9日，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默从纽约打电话来，提醒我说，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情况很严重。他在华尔街研究新兴市场，而为了我的缘故，他总是留心中国的情况。
那天我跟廖老师上课，我告诉她现在可能是退出市场的好时机。她不以为然——我知道什么呢？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海指数跌了9.1%，而深圳跌了7.8%。那是中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最坏的日子之一，而廖老师损失了一千块。黄小强家也差不多。他们在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的，而黄凯捡起了一句话，不断在嘴里嘟嘟。“跌了，跌了，”他说。在一周内，他们卖完了所有股票。[3]
我下一次跟廖老师上课时，她怯怯地笑着，在她走入办公室时。
“你是对的，”她说。“我忘了你的话，直到那个礼拜一，在我回家看电视后。但那时已经太迟了——市场已关了。后来，我告诉我的丈夫你知道会跌。”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但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这是他的工作，他很了解。”
“我们应该听的。”
我问她亏了多少，她告诉我了。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价一直往上蹿，而现在，全年没一个好的月份。我告诉她会一直给她更新克莱默的报料。
安妮可以用到深圳公司的电话，有时她会在晚上给亚当或我打电话。一天夜里，她打来电话，报告说她涨工资了，现在是一千元，而我向她表示祝贺。随着时间流过，我发现这乃是教师工作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前的学生偶尔会打电话来，报告他们成长与独立的里程碑事件。而他们衡量的基准点经常与钱有关：一次加薪，一次公寓搬迁，一个新BP机。一次某个学生打电话来说他买了部手机。他就手机跟我谈了好几分钟，然后，他顺便提到，他还订了婚。
我对安妮说，如今她的工资和我一样高了，这让她笑出声来。但在电话上听来，她好像有什么好笑的事儿，最后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儿。
“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她慢慢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男人，他喜欢我。”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沉默。我又问了一遍。“他为什么喜欢你？”
“因为我胖。”她在电话那边紧张地笑着。她是个漂亮的女孩，而我知道她在毕业后长了点肉，某个方面来说，那使得她更漂亮了。
“你说他喜欢你是因为胖，那是什么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么？”
“也许。”
“他结婚了么？”
“他离婚了。他在台湾有小孩。但他通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长时间来一次深圳？”
“一个月两次。”
“那是个问题么？”
“他总能有办法跟我一起。”
“你会离职么？”
“他说他会帮我在香港找到工作，如果我想要的话。那儿的工资要高得多，你知道。他说去香港的话，能挣多得多。”
我深呼吸一下，想想该如何来处理。“那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道。“如果你想要另一个工作，不该找他帮忙。那只会在未来制造问题。”
“我知道。我想我也不会那么做的。”
“你应该试着回避他。”
“我那么做了，”她说。“而且我告诉同事跟我在一起，如果他来的话。”
“你觉得那是个大问题吗？”
“现在不算。”
“好的，如果那成了个大问题的话，你应该离开那个工作。那情况会很糟糕的。”
“我懂，”她说。“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但这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如果我要走的话，我会的。”
孔老师的一个远方堂亲曾被拐卖到了安徽省。那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他们的姓氏一样。我们在一次课间谈到了她，当我们在讨论贩卖人口的时候。
我问那个女人是否能逃离她的丈夫，而孔老师说他们还生活在一起。她是在1980年代中期被卖的；现在他们结婚已经超过十年了。
“她还算相对满意，”孔老师说。“她的丈夫有点钱。”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相当吃惊，很显然的——毕竟他是买了那个女人。但除了财务原因外，她不对那种侵犯行为而愤怒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怎么认识她，”孔老师说。“但我想，她想要离开丰都。她是从一个特别贫穷的乡下来的，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想要离开那里也不容易。通常她们不是被暴力掠走的——她们是被骗的。有人会允诺给她们在哪儿找个好工作，一旦她们到了那儿，就被当作新娘给卖了。她们远离家乡，毫无办法。我想这就是我堂亲的情况。”
“那她从没回来过？”
“在五年后她回来了。起初她太羞愧——不敢写信。但过了一阵，她给家里联系上了，后来回了一趟家。现在，她已经回去好几次了。她喜欢她的丈夫。不少人都是那样的，如果这女人是从非常穷的地方出来的。如果有严重问题的话，往往是她们被卖给了傻子，瘸子，或者老人。如果有那样的丈夫，她们当然不会幸福。那时就会有麻烦，但只要有足够的钱，那些女人也不会太难过。”
“通常她们都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是的，有时那会是个问题——丈夫会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而女人被看住，无法走脱。有些人不识字，没法写信回家，或者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家。美国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么？”
“不，”我说。“美国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我从不知道谁被买卖。”
“现在的中国，这种事儿也不普遍了。在1980年代比较普遍，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偏远的地区，我听说那还是个问题。”
每年，在美国文学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读独立宣言，在课本里。中国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内，因为其中有点革命意识，那总是合适的主题，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从来不会把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放进去。
我布置了那一章，然后我让学生们写他们自己的宣言，从某个限制他们的东西中独立出去。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称要从学校独立出去，虽然有一些回应不同。马克思，人如其名，宣称要从金钱独立出去。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我们所有人。但我们都清楚知道，金钱只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想要所有的东西都不受金钱控制，包括食物，衣服，车子，所有一切。我们不想跟钱作战，只因为至少钱给了我们一些便利。但它的危害远远大过好处。我们必须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社会的暴君。我们必须把它扔掉。
没有一个女孩写到钱，也很少有人宣称要从学校独立。许多人都想要从其父母那儿独立出去——她们写到母亲如何读她们的日记，阻止她们自由选择朋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不少女孩宣称要彻底从男人那儿独立出去。一个学生写道：
法律和上帝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他们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恐惧，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索求，给了我们言论的自由，爱情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却几乎摧毁了我言行的自由，爱情的自由。
他这人充满了控制欲。他跟我都是思想开放的。他可以跟任何人说话。他可以跟他的“小妹妹”玩。他可以跟她们笑个没完。我不知道在他身边有多少个“小妹妹”。但他讨厌我这么做。在我们恋爱前，我有许多的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出去玩，跟他们开玩笑，等等。在那时，我不知道精神痛苦是指什么。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现在，当他看见我跟男孩聊天，他就会敲我的头。更过分的是，他不尊重我的感受。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感到很孤独，性格都变了。有时，为了一点小事，我会大发脾气。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我不能忍受他的粗鲁。所以我决定永远离开他。当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威胁我。他说，“如果你离开我，就杀了你。”我的天，我该怎么办？
我依然相信法律和上帝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大声宣布，我必须独立！自由与独立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爱情！
在我和安妮的电话交谈过了没多久，她写信来，说香港人对她的追求已冷却了。她对工作感到满意，现在，从前的一个同学从涪陵来到深圳，来试试她的运气。她们将住在一起，还有安妮的姐姐。
安妮总是担心她的姐姐，她的倾向是不停换工作。最近一次亚当与她交谈时，她形容了她姐姐目前的工作，听起来多少有点像金字塔组织，老鼠会。这种骗局在深圳很普遍，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是，而安妮的姐姐找到的位置，自然在金字塔的底部了。亚当跟我都尽可能有技巧地建议安妮去说服她姐姐找另一个工作——金字塔在中国四处崩溃，而政府近来也在镇压它们。安妮在她的信里给了我一个更新信息。
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些了。坦率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乏的是运气。虽然这些日子以来她挣的钱很少，她却成功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经验。我们觉得，无论她将来做什么工作，那些都是有益的。但我的父母，尤其我的母亲不那么想。他们越来越担心她，因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却既无稳定工作，也没有一个男朋友。这是很滑稽的事——当他们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甚至发火了。我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小女孩——三四年的差异就这么大！
我把你所有的信读了许多遍；能和一个年长博识的男人交流真有很大的乐趣。我的父亲或许是一个博识的男人，但我在他面前，更情愿是个受宠的小孩；我们很少谈论什么严肃的事。
几个星期后，安妮给我打来电话。我问到她那个香港男人，而她笑了。
“他喜欢所有他看见的女人，”她说。“因为这个，他不是什么问题。”
她告诉我她的工作进展不错，而我问到她姐姐如何。
“她挺好。”
“她找到新工作了么？”
“是的。她接电话。”
“那是什么意思？”
“人们给她打电话，”安妮解释说，“而她跟他们说话。”
“她跟他们交谈？”
“是的。”
“有很多人打来么？”
“是的。”
“他们谈什么？”
“关于麻烦。”
“什么类型的麻烦？”
“关于感情！”她格格笑了，有一阵停顿。
“你姐姐喜欢她的工作么？”
“我想她喜欢的。”
“工资怎么样？”
“她一个月挣六百块，”安妮说。“但如果打来的人多了，她也就挣得更多。”
“谁打来电话——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一半是男人，一半女人。有许多的人打电话来。”
“他们为什么打？”
“在深圳的每个人都有很多麻烦。”
“为什么？”
“这儿有很多的感情问题。有些人说在深圳没有真爱。人们都忙着赚钱，为了生存。”
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时间，亚当最好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叫珍妮的女孩。她远远超过其他学生，无法相比，这种智力上的距离所带来的某些东西，让她在社交中疏离开来。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一个人打发时间，她经常跟亚当或我说话，以练习她的英语。在那个学年的尾声，她看起来相当抑郁，之后，为了一些不明的原因，她提前回了家，错过了期末考。
在第二年初，亚当头一次上课时点了名。所有人都在，除了珍妮，而亚当问她是否病了。有几个学生摇摇头。没人说话。
“她迟些时候会来吗？”亚当问。
“不，”沙侬说，他是班长。“她今年不会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沙侬道，然后他笑了。那声音充满紧张不安，毫无幽默感，是那种中国式的笑，仅仅是对一种不舒服的状况作出的反应。要区分这种笑声与正常的笑，并不困难，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让外国人的脊柱上一阵发凉。学生们低下了头，而亚当迅速转变了话题。那一天的课，长达两个小时。
很难谈及那个话题，而我们一直也没听到多少信息，因为没有一个学生很了解珍妮。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乃是在夏天里，她跳下了一座桥，在她的老家。当中国人自杀时，选择从什么东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筑，山崖。有时在乡下，他们会吃农药。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比较彻底的自杀方式，相比美国人而言，尤其是美国女人，她们常会吞安眠药，而通过洗胃又救过来了。
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易自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案例发生在中国，女性自杀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数量高过男性的国家。[4]
在涪陵，有许多的迹象显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亚当与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经历。在我们的头一年里，一个女孩新生常躲在亚当的公寓外，她指责他，说他爱她。亚当想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而有时她说是从自己的身体内听到的。另外几次，她编出个故事，说傅主任召集了一次会议，告诉所有同学亚当对她有意思。一次她愤怒地指责亚当，说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还说，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他是个懦夫，和骗子。
我有我自己的麻烦，那女人叫欧小姐，在下城区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她四十多岁，未婚，而她总是在奇怪的时间打电话来——早上六点钟，她会邀请我去看她。她给了我礼物：筷子，书，手织的毛衣。她是一个和气，无害的女人，起初时我想要表现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周，她会写诗给我，从英文书上抄的，或者翻译她自己写的。“我们一同开启未来的梦想吧！”有一次她写道。“和谐的家庭环境，乃是事业成功的致命因素。”
偶尔，她给我发较长的信，其中一封标题为“让爱情之树常青”：
你应该充分了解到，女人乃是男人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她可以影响他，给他自信，带领他，让他兴奋，她可以让怯弱的人勇敢，让软弱的人坚强。这都归结于女人发掘出她自己的巨大潜力。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可以影响，鼓励，给你作为榜样，以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让你一生受益。男人应当进入这所学校，来修炼自己。有理想的男人是最强有力的。
涪陵的女性似乎远比男性容易感到孤立，沮丧，但我难以找出这不快乐的背后原因。两性关系是难以充分了解的，因为这些是敏感，私人的话题，而我是个外来者。但即便从我的这种远距离，我也察觉到了一个巨大鸿沟，在当地女性与男性的生活体验之间。
我特别注意到了他们与金钱关系上的区别。以我的理解，在涪陵，金钱乃是雄性的——我总是很自然把它跟男性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程度上，它还跟代表了当地男性气质的穿着规则产生了连系。城里的男人几乎从来不穿短裤，不管天气多热，在凉爽的季节里，他们小心地穿着西式风格的外衣（西装），把牌子的商标显眼地留在袖子上。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穿着闪亮的丝绸衬衫，轻薄宽松的聚酯纤维的裤子。他们把BP机和手机显眼地挂在皮带上，而皮带在他们窄窄的腰上围个一圈半。他们把钱装在肥大的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相当挑剔——多数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总是擦得晶亮。这乃是我跟城里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饭时常干的事儿：我们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后我们才去餐馆。
有些涪陵男人会把小指甲留两英寸长，因为这是他们不做体力劳动的标志。我的许多男学生有这种指甲，在他们那因为田间劳动而粗糙的手上，看起来女气地很荒唐。但没有一个学生打算回到农田里去，而他们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进步的清晰指标。涪陵多数长指甲的男人都在这类过渡的阶层中；他们往往之前是农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机，公务员，或者小企业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会留指甲，因为他们的财富已够明显了，在他们不菲的服装和手机中。
小指甲，像许多男性配饰一样，代表着钱——不骗你说，银行与商店里的男人偶尔会用其长指甲去数钞票。涪陵女人也有她们那种饰物，来显示其来自上等阶层，但总体来说，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质化。上层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夹的动作中，也比女人要显摆得多。当其中一个男人付账时，他会卖弄着打开皮夹，让旁边的人看见里头厚厚一沓现金。
很清楚，男人控制着大多数的钱——他们挣得快，花得快，谈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多，她们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观的独立工作，比如开的士。到得最后，钱对男人来说，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么样，因为如今的情况让我吃惊，金钱已经成了他们身份中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
而它也可能是相当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里。在涪陵生活一年后，我发现我最不享受跟某个的特定的社会群落打交道：年轻有钱的男人。那里当然会有些例外，但当我试图来给这个群落做平均定义的话，我所见的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被一系列相当狭隘的目标与愿望驱动，成了某种男性气质秀的滑稽讽刺漫画。他倾向于对买BP机和手机相当热情，而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收集不断升级的VCD与卡拉OK机。他不停地抽宏声香烟。他喜欢大声说话，而且他对面子非常在意，有点趾高气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会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拼酒大赛，彼此挑战，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乐子，他会到卡拉OK吧或美发厅去找妓女。
我意识到，我有点偏见，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与几个富有的年轻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在那种刻板类型内。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跟中低层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师那样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舒服得多，他会思考，有趣，一点儿也不物质主义，而我多数的男孩学生也没有涪陵富人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劲儿。即便黄小强那样的小企业主，他显然花很多时间去想钱，也不会去展示出那种男子气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对有钱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标准。事实上，这种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蝉翼，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刺破；但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除了少数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个阶层的人都省略不提。[5]
我产生这种偏见，还跟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涪陵的行为有关，尤其当我参加那种男子气例行表演的时候，而那种活动在当地中上层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在我们的第二年里，亚当与我都对宴请活动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
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
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
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6]
我通常避免和有钱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时我忍不住想把这种偏见扩展到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这种态度乃是我极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于涪陵所有针对外国人的骚扰的自然反应，这些骚扰总是来自年轻男性。我去城里的每一天，都有人对我喊叫，也许只有不到5%的这种嘘声来自女人。一般来说，这是男人想要显示男子气的结果：如果我见到三个年轻男人朝我走来，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会朝我喊些什么，为了在朋友面前长脸。在这个道理上，它和美国发生的骚扰情形是一样，总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不过在涪陵，它成为了日常功课。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结论，男人给我找麻烦的机率，远远多于女人，而我因此制订了我的习惯规则。如果我去购物，看见两个人在卖同样的货物，我总是先会去女人那里，因为她骗我或嘲弄我的机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别的和平队志愿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偏见，然而它源于生活经验。
所有这些反应与偏见，让我更难去厘清涪陵的两性关系。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虽然我本能地学会了对男性更警惕，我却发现我亲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对一接触时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男性，在涪陵这样的四川小城里，立在你与女人之间的樊篱是很多的，而我回避越过，因为不想惹麻烦。和平队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些小城里跟人约会，因为人们很容易对外国人大惊小怪。但即便没有这些建议，我一眼也能看出那问题会很复杂，而我们队里的男性成员都对此态度严肃。我们这儿有七个男人，而在这两年里，没有一个曾和中国女人发展出什么浪漫关系。
因为这缘故，当地女人总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为进入我们日常英文谈话的第一个中国词。它意思是年轻女人，但也传达了涪陵女人的那种外国味儿，以及我们身为外国人感受到的樊篱。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采纳，部分因为年轻女性工作者无处不在——服务生，商店售货员，火车乘务员——她们都只是被称作小姐。但同时，这个用语还有一个含糊的意味，因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发厅那些可疑的年轻女子身上。涪陵的人们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们可以和她们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够的钱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实现第四“陪”，跟客人睡觉。
不可能准确定义小姐的含义，因为其暗指的范围很宽泛。安妮是小姐，李佳丽，那个在茶室里缠着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个暧昧的用语，它也是合适的，因为社会对涪陵的年轻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很难准确定义。她们不像年轻的上层男子，他们的愿望可以很清晰归纳出来，我发觉对于一般的年轻女子，没有等同的简单定义。她被期望去早早结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严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然而工作环境中的歧视比美国的情况更严重。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瓦解，但这一过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卖淫变得普遍，婚外恋也是。我吃惊地发现，在涪陵，许多我的年轻已婚朋友在欺骗他们的配偶，然而离婚对女人来说，依然还是肯定的耻辱。
当一个女人与已婚男人发生恋情，人们说她偷人，偷男人。而对于偷女人，则没有同等的词汇。如果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个已婚女人发生浪漫关系，人们形容她是水性杨花。再一次的，这个词汇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语言也在保护男性免受责备，原谅他们不谨慎的行为。中文的其他方面还有更直白的性别主义。如果你想骂一个女人，可以说她“臭三八”，因为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的女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期望之下，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似乎对她们特别沉重。在乡下，许多男人离开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对应着每一个棒棒军或建筑工人，都有一个农民的妻子在家，独自种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66%是女人。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不平衡部分导致了女性的高自杀率，它主要发生在乡下。这些乡村的自杀很少是出于贫穷；事实上，它多数是发生在相对富裕，受过些教育的农民阶层中。亚当的学生珍妮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她并不穷，她有着读书的机会，对农民女孩来说是不寻常的。但珍妮的职业道路很可能会是回到家乡教书，对于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叫人抑郁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样也看清了她未来人生的凄凉：去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早早结婚，生孩子。到了后来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7]
当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况还有更糟的。中国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人走得更远；比中东地区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国也有明显的进展，解放后的改革让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产党总在发动打击贩卖人口的运动，同时支持女人的离婚权利。中国女性所受的教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但在某个意义上，也让她们更多意识到自己的苦境。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女性独立的问题，也到了一个过渡阶段，而它看起来特别的痛苦。
而因为传统的集体思想，所有的事情又变得更复杂了。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以我的观点，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在涪陵的人们，其自我的意识，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每一次我在读文革中受害者的个人陈述时，都察觉到这一点，因为那些故事里满是耻辱感，令人惊奇。这一天，某个人是个好共产党员，第二天，风向变了，他成了个耻辱的反革命，被迫在集会上“坐飞机”，两只胳膊被往后拉，痛苦得弯过来。这种变化并不是很了不得——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奇怪的部分在，很多受害者都被耻辱感煎熬着，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问题。这就好像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人物立即崩溃了，承认他错了，或者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憎恨自己，因为她的确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情况经常是，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的罗盘，来帮他们挺过这些事件。[8]
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还是被你尊重着，这样，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这一传统，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在某些时期，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在近来的几十年里，对社会角色以及人的预期所造成的破坏，无过于改革开放了。[9]
群体精神造成的问题，对女人来说特别严重，她们生活在既严格限制又缺乏确定性的状况中。跟男人相比，她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角色要窄小得多，但新的经济导致了含混暧昧的预期与需求。总体说来，这些改变无疑是积极的，但它们来得太快，对于夹在中间的人来说，自由可能会叫人吃不消。
而且人们经常不知去哪儿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我在班上的学生那儿看到这种情形；多数时候，她们非常亲密，互相支持，然而当一个成员显出跟大家不同时，她们又会残忍地孤立她。没有人对珍妮显示过兴趣，而每个班里，至少有一个学生看起来很孤独；多数情形下是一个女孩。与众不同并不是自我解放，如美国的情形，而对一个来自农民背景的女孩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她不太可能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以及新的环境，自得其乐。结果就是，她们成为了外人，不是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的自然倾向，那也自然让她们觉得自己是错了。
在某个程度上，安妮也曾经如此。她从来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但她同时又很爽朗，有社交的天分，而且漂亮有吸引力。到得后来，她的这些品质给了她足够的自信，可以罔顾群体里的某些方面。但珍妮所有的，仅是天资极其聪颖，那或许让她的孤立感更为尖锐。
这些压力的核心，经常都是钱。农村妇女看着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去找工作，获得了物质安全，然而把他们的配偶孤立了，有时这种孤独感就摧毁了那些女人。女人们可以靠自己挣钱；这是获得独立的一条途径，但职业生涯中也许会有性别主义的歧视，而有人会批评说，女人不应当去往那个方向努力。安妮那样的女人会到南方去，去深圳，那儿有钱；但深圳的钱有很多的赚法。那儿既有小姐当秘书的，也有小姐当三陪：像安妮这样的小姐，像李佳丽那样的小姐。她们全都竭尽所能去挣钱。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有许多早已出卖了自己灵魂的男人，而经常的，这些女人不得不独自去周旋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在学期的尾声，中国新年前，欧小姐塞了一封信在我的门下。信里面有她的一封信，一份健康证明的复印件，还有五百元钱。信是用混乱的英文写的：
亲爱的彼得：
很久没见你，你最近去哪里了？
请记住：“要事第一。”你能告诉我，我能帮你吗？
“抓住机会！所有的生命都是机会。走得最远的人往往是最敢去做的人。”
“虽然语言不是彻底的联系，表达爱情不是误解。”
“最好的关系，是那些我们用自己的诚实与理解来创造的。”
因为不容易，我们应当加倍珍惜。
“奇迹会发生的，但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
“勇气与力量会给你帮助。”
“一个好的妻子，还有健康，是男人最大的财富。”“幸福嫁给了你最好的朋友。”
“想多点，变得明智些。”“你自己是美好的！”
我能提个要求么？我肯定你能做点事儿的。我抱歉打扰你，我真的感激你的善意帮助。请到我的家里来吃饭，一起过春节，可以吗？祝你好运！
真诚的
欧晓梅
又及。这是我的健康证书。[10]
健康证书上注明，她有1米7高，67公斤重。她的心脏，胸肺都没什么问题。她的牙齿，鼻子，耳朵也是好的。她上面的年龄是三十岁，那不真实；证书乃是原件的影印本，显然这个细节被改动了，而其他的一切看上去是准确的。
在健康证的右上角，有欧小姐的一张相片。相片上的人至少年轻了二十岁。这是一张小小的黑白照，上面那个年轻得多的欧小姐戴着厚框眼镜，整齐的卷发。她在相片中笑着，一个漂亮年轻的女人，面对镜头充满自信。
那几张一百元面值的钞票被整齐折好。那比欧小姐半个月的收入还多。即便在美国这也是个不错的数目，六十块美元现金，而在涪陵，五百元你可以吃两个月。如果你把那个数目乘以二十的话，可以给自己买第二个孩子。[11]
我对欧小姐感到害怕，很少跟她直接打交道。在头一年里，我发现，直截了当反倒是鼓励了她；一次我态度坚决地要求她别在夜里来我的寓所，而她变得很兴奋，下一周的每个晚上都来现身。我所有的关于欧小姐的故事，若是脱离了上下文来讲述，仿佛很搞笑，但它发生的时候，我只是很烦，被弄得悒悒寡欢，因为她看上去那么绝望，那么不快乐。[12]
我带了钱去找费晓云，她在同一家百货店的另一个部门上班。费晓芸可能是城里我认识的小姐中最漂亮的，她也是最亲切温和的；她是最先跟亚当与我说话的人，在我们的中文还很糟糕的时候。进城时，我经常停下来跟她聊天，而我知道她大概了解欧小姐的问题。我把钱给她，解释了情况。
“你知道很快就到春节了，”费晓云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统，其中一个就是给别人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她只是想表现她的善意。”
多年前，费晓云曾经在大学里读书，因为这个，她的普通话听起来很舒服。我听着她清晰的音调，摇摇头。
“在春节人们会给小孩钱，”我说。“我了解这个传统。但我不是小孩，而你也不会把那么多钱给一个成人。如果我给你那么多钱，只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那恰当吗？”
“不，那不恰当。”
“这个钱的情况也是一样。我觉得很奇怪，很尴尬。”
“是的，”她说，叹了口气。“有一点奇怪。”
那就是我最喜欢费晓云的地方——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觉得可以向我说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要维护她，然而同时她也了解我的难处。她看了看信封里的钱，表情有点难过。
“请你帮我把钱还给欧小姐，好吗？”我问。
“好的，我肯定会的。”
“你可以对她说，我很抱歉，不能接受它。但请不要鼓励她——我不想她再来麻烦我了。我不想没礼貌，但我不希望她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我的家了。”
“我理解。我会跟她说的。”但我能看出，费晓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欧小姐是那种已经滑过了界限的人，你对那种人没什么办法。我猜想，当我要永远离开涪陵的时候，肯定会跟她有点小麻烦，后来也的确那么发生了。但站在百货店里时，我不怎么担心未来的事。在涪陵，我总是一次处理一个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钱还回去。
我谢过了费晓云，希望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把信封放入了桌子，几个星期后，她跟我说已经把信还了。我把欧小姐的健康证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把它忘在那儿。但有时我发现自己在想着那张老照片，我纳闷，为什么那个年轻女人没有结婚，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她变成今天的样子。为了某些理由，我一直没有扔掉那张照片。
[1] 译注：这个收入数字也许不准确，偏低。
[2] 译注：的士司机的地位改变，在过去十来年可谓巨大。
[3] 译注：何伟这一段不大准确，大跌的日子不准，跌幅也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大。那次下跌，谈不上是中国股市典型的灾难，比那糟糕的日子多了去了。而他的美国朋友也肯定没那么神奇。这里的笔触不够格调，或许不无编造。
[4] 译注：这些数字从哪里来的，何伟没有解释。关于女性自杀的数字，我觉得显然太高估了，但也和中国信息不太透明有关。在全球来说，中国的城市女性地位不算低，然而乡村的情况，我不了解。
[5] 译注：何伟关于中国写作的志愿，乃是着重AVERAGE 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书中几乎从不提到任何中国当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显然不是没有跟那个阶层的人交往过。涪陵后，他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而美国记者很容易跟中国名人打上交道，跟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啊什么的。何伟自有他的厚度与自信，当然，他的写作主要是给美国读者看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6] 译注：何伟这个观察很有意思，从文化教养乃至谈吐举止上，当代中国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们的沉重压力，往往是在赚钱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说是过高了。
[7] 译注：好像一个乡村版的林黛玉啊。
[8] 译注：何伟就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分析不无道理，虽然他用文革的例子不太恰当。而且我不明白他提及的个人陈述资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回忆录的话，应当不至于如此，而如果是当时被迫写下的检查一类，它当然不可能是真诚的，可以理解为无辜的人受刑讯逼供写下的伪供。
[9] 译注：群体思考过分发展，会造成的问题，不但是中国，在德国历史上，日本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因此而造成的恶果。发展为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说狭隘的爱国主义。
[10] 译注：老实说，这封信我读来是心酸，心碎的感觉，heart-broken. 要知道这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啊，还夹了五百块钱，真叫人不知怎么说她好，嗨，绝望的人啊。何伟若不是身在局中的话，我想他的感觉也会是一样。而他即便同情的话，也爱莫能助，这我也理解。
[11] 译注：用来形容欧小姐的词，大概英文中的desperate最合适了，Desperate，同时有非常渴望，以及绝望，不顾一切之意。当代的过渡社会中，在感情问题上陷入DESPERATE的人可谓多了，即便年轻漂亮的人也有那样的。我常想，我们当代中国的情感教育实在缺位，家庭，学校，往往都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许多人大概都是通过阅读，或者看影视中的爱情戏来受教育的，然而这些资源良莠不齐。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的确要成熟得多，尤其美国社会，乃是缓慢演化的，没有多少剧烈动荡，一些核心的价值观也始终保留着，而他们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的心理辅导帮助，也比较容易得到。
[12] 译注：何伟用的词是desperately unhappy she see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