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季学期的尾声，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去了实习。在十二月，亚当与我一起南行，去看望几个我们最喜欢的学生；他们在乌龙镇的一所中学培训，那个小镇，在乌江的上游，靠近贵州的边境。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学校很荣幸有外国朋友拜访；有两天时间，我们发表讲话，参加宴请，我们还参加了一次篮球表演赛。
亚当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使得我们可以发表联合演讲，而不用事前准备；我们知道如何拿对方取笑，作秀，所有的事情都很顺畅。我们在乌龙的演讲一半英文，一半中文，主要是想让学生兴奋，这不是很难。每次演讲后，有几百人围过来，要我们的签名，我们一直签到干部过来，把我们拖去另一样事。我们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表演讲，参加会议。
在两天后，我们就彻底的精疲力竭了。我在四川的日子往往是这么结束的，绝对彻底的精疲力竭。部分原因是我老在生病——我有空气污染导致的鼻窦炎，它最终让我停止跑步锻炼了，而我的健康糟糕到我感染了肺结核，在同一年里。等到了我离开涪陵的时候，和平队的医疗文件里满是这两年生的病，受的伤：肺结核，变形虫痢疾，慢性鼻炎，一只破了的耳膜，断了的鼻子（因为打篮球），一只视力严重减退的眼睛（原因不明）。
这里的气候不是很健康，但我主要是被身为外国人的生活压力所打倒。总是成为注目的焦点，让人疲惫，而身为一个外国人，意味着你更容易引发纠纷。经常会有些小危机或事件，要求我去关注——一个欧小姐事件，或某个茶室里认识的人每天给我打电话，如此之类。我不是真的很介意，因为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教书本身很少有什么压力，而我把自己往中国的城里推，是因为我对其着迷。
旅行通常会增添更多压力，而没什么比这个小小的江城乌龙更辛苦的了，比涪陵的压力更强烈。它也有收获，因为人们见到外国人的反应，是又惊又喜，但到得后来，想要维持对你生活的控制权，乃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最难想象的事情，就是某天有外国人会来乌龙这样的地方生活。它肯定会发生的，随着改革开放加速，但我没法去设想那会是怎样，因为看起来，外国人在这里呆不了三个月。这儿人们的意图都是很好的，然而他们的善意足以搞死你——无穷无尽的宴席，及种种特别安排。在乌龙呆了两天后，亚当跟我都病了，我们花了三四天才恢复过来。
春节里，我们有五个星期的假，从一月份开始。桑尼要去泰国；诺林选择了南中国，然后去越南。亚当决定乘船去上海，然后转向南方，去深圳探访安妮。我计划去贵州山区独自远足，然而我想得越多，就越清晰回忆起那次在新疆搭乘的火车。我还想到了乌龙的筋疲力尽，而我那舒服的涪陵生活看上去越来越好了。
六个月后，我就将离开这城市。当假期开始，我发觉，在涪陵的时间有限了，我知道我不会想去中国的其他地方过春节了。这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一次家庭的团聚；涪陵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下了。
我每天早早起床，写上三到四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的英语部分；通常到上午的十点十一点为止。为了把那语言从脑子里清走，我在寓所里又学习一个小时的汉语，阅读报纸，或者听卡带，之后，我去学生之家吃中饭。下午和晚上，我走在城市里，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廖老师和她丈夫请我去过几次，孔老师也是，而城里还有些人经常请我过去吃饭。如果没人约我，我会到城里吃，或者返回学生之家，在那里，就像跟朋友一起吃饭。
英语只在写作时候才用到；在那个月里，我说的全都是中文。后来，我回头看时，那个节日乃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日子，因为终于的，我的中国生活安定下来了，而我精确地看到我是如何融入了当地的日程生活中。这一切都属于何伟——没有一个英文系的同事请我过去，或者在假期中跟我发生什么联系。后来，在那个春天，我才发现这是出于明确的指示，因为从亚当跟我抵达涪陵的那一刻起，系里的权威就告知英语教员，不要和外国老师亲密交往。就像许多的干部政策一样，它源于一个模糊的，毫无意义的猜疑症，也许，最悲哀的部分是，它非常有效：我跟当地米粉店里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家庭，比跟说学校里说英文的老师要亲近得多。但通过孤立我，系里的权威不过是推动我进入另一种状况，而现在，即便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念头，我也不会拿我的生活来换取用英语交流的友谊了。在那个节日里，我是城里唯一的外国人，而我也第一次不再觉得孤独。
一群当地的小孩时常跑来我的寓所，因为我的阳台上有一串节日的彩灯，在晚上看来很漂亮，高高悬于乌江上。有时她们是何丽带领的一群女孩，她十一岁，跟我同姓，叫我哥哥。其他时候，会有一群野小子，他们跟着王学松，一个九岁的男孩，跟我同楼的。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妈妈住一起，她离了婚，而他家的大人严厉警告他不要去骚扰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学会了怎么去哄他们；他或者会跟一群别的小孩来，或者他会出门，大声走下台阶，然后转头，偷偷溜回来，轻轻敲我的门。我喜欢跟他聊天；他会告诉我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学校里的生活，还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个小孩很被他鄙视，取了个绰号叫蒋介石。小王喜欢看我的电视，看我的照片，从我的阳台上向人们大叫；我让他想干嘛干嘛。我怀念我在密苏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个小孩在房子里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阳台上挂了一百个节日彩灯，现在，夜里你可以从长江上看到它们。它们花了我们两个小时才安上，之后，作为奖赏，我让小王把所有烧坏的灯泡从六楼往人行道上扔，它们摔得粉碎，很好看。对于鼓励他的罪行，我不觉得特别愧疚；每次学校的工人来更换我的灯泡时，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几乎跟小王一样享受，当玻璃在人行道上炸开时，他们都嘿嘿笑。
下城区的涪陵在江对岸的夜里灯火辉煌。城里的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一排排的彩色灯泡，而所有的树木都被装饰了。南门山的小公园成了一次色彩的暴动——它那被煤灰印渍的树木都覆盖上了灯泡，在城市的心脏地带亮得发晕。人群聚集在那里，看着公园，拍着照片。当节日临近，似乎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夜晚出动了，一个个家庭，年轻的父母带着成群的小孩，所有人都漫无目的在街上逛来逛去：买小吃，看店面，看人群。士兵们也返乡了，骄傲地穿着制服，在街上行军，一只眼留意着小姐。大排档在街上，石级上四处发芽——卖烧烤的女孩，卖红薯的小贩，卖豆腐的男人，火锅摊档——好像每个人都在人行道上吃东西。我，也是；我总是喜欢夜晚的涪陵，但现在一切都更强烈，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充满活力的地方。即便那路边可怜的树叶也终于复活了，发出明亮的白光。灯泡的电线拉得不怎么小心，有时它们会爆炸，着火，那些树木骄傲地闪着光，突然一声爆炸，起层烟雾。行人们会停下来看，聊天，说笑，而在火苗消失后——树枝轻轻嘶响，烟雾漂走——他们继续在这辉煌的城市里行走。
在新年的除夕，学生之家的一家邀请我去吃晚餐。那是全年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一个家庭团聚的传统时光——等同于美国的圣诞晚餐。黄小强早早关了店，我们一起走去他在插旗山脚下的房子。
黄凯现在两岁了，而他已经到达了开始害怕外国人的阶段。从起初，他经历了循环阶段；他先是个容易受惊吓的孩子，而有时他会跟我一起玩，有时又一看见我的脸就害怕。那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的反应——部分害怕，部分着迷。每当有一个外国人出现在电视上，黄凯会变得很兴奋，大叫“何伟！”他的父母说他常在家里说到我，然而，为了某些原因，那个冬天他害怕看到我本人。
我一抵达他们家，那孩子就开始哭起来。“他这样闹了有一个小时了，”他妈妈说。“我告诉他你会来，他就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抱歉，”我说。“如果我知道他不开心，我就不会来了。”
“不，那没关系的！他没事的——我会把他抱到另一间屋呆一会儿。”
我跟黄小强还有他父亲黄能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那似乎乃是多数中国人在春节时所做的——有两天里，他们尽可能多看电视。在第一年里，我布置了假期功课，让学生们写下他们在节日里干点什么，因为我对中国的传统感兴趣。第二年，我就不想再布置了。读到一个历史比圣诞节还悠久的节日中，庆祝活动被局限在了盯着电视上，实在叫人郁闷。
黄家的男人抽着烟。整齐排列的解放军在电视荧幕上迈步。我能听到黄凯在后面的屋子里哭，但他已平静些了。他的妈妈在和声细气对他说话，偶尔我听到她说起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士兵的走路样子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黄小强问
“不一样。”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那些士兵是美国的吗？”
他的儿子纠正他：“那些是英国士兵！”
“哦，他们走路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这样走。”黄能站起来，踩着重重的步子。他是一个小个头男人，四十九岁，而他有那种农民的结实体格。他迈步跨过客厅，膝盖抬得高高的。“那是你们美国人迈步的方式，对不？”
“多少算是。”
“我们觉得那很奇怪——在香港回归时，看起来很好笑！”
“在西方国家，我们不像你们那么走，我们觉得你们的样子很奇怪。它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知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们，因为打过仗，是吗？”
“是的。那就像你们中国人看日本人那样。”
“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喜欢日本人。”
“我知道。”
“他们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而且他们也轰炸了你们美国。”
“是的。在夏威夷。”
“在中国，我们叫他们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们在美国怎么叫日本人？”
“在战争期间，人们叫他们加普斯。”（JAPS）
黄能喜欢这个发音，他念了几遍：加-普斯，加-普斯。
“那是侮辱吗？”他问。
“是的。就和中国人说小鬼子一样。”
“所以你们美国人不喜欢日本人？”
“我想现在多数人都喜欢他们，至少不讨厌他们；我们也不再叫他们加普斯了。但在战争期间，美国人不喜欢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炸了你们美国。”
“对的。”
“然后你们把原子弹丢到日本去了。”
“是的，两次。”
“美国是第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
“是的。”
“在科学上，你们美国是世界第一。所以你们是个超级大国！”黄能跟我竖起大拇指，回去看电视了。这是一次满意的谈话，叫他高兴；他是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有责任让我宾至如归。在电视上，士兵们搞完了，现在是一次舞台秀，穿着紧绷的演出服的女孩在练呼啦圈。冯小芹带着黄凯回来了。他怯怯看着我，开始在房间一个远远的角落玩一辆玩具车。我不去看他，直到他偶尔把车子滚到我边上来。我会捡起玩具，而那小孩因为害怕退缩。我把车子推还给他，他害羞地转过身去。
王朝素，黄能的妻子，准备好了晚餐，我们所有人都坐下了。那里有好几道猪肉菜，全都很辣，还有豆腐，豆芽，一条从市场里买来的鱼。我们可以连吃三天还有余的（年年有余）。还有米，王朝素盛了一些到我碗里。
“我知道你喜欢把饭和菜一起吃！”她对我吼道。“那和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后吃饭！”
王朝素对我说什么都是用吼的，和许多美国人碰到英语不好的外国人做的一样。她是全家里我最喜欢的一个，一个朴实，不识字的女人，只会说方言，而她有极佳的幽默感。她喜欢我总把自己称作“洋鬼子”，她也觉得亚当和我老是对新志愿者说谎很好玩。在秋天的时候，我告诉王朝素可以收桑尼与洛林五倍的价钱，就一碗普通的米粉，作为回报，我们会拿一半回扣，不去告诉他们两个受骗了。
“那不礼貌，”她说，很是吃惊。“他们刚来，我们不该骗他们。”
“谁在乎呢？”我说。“他们只是外国鬼子！而他们有那么多钱——他们两个都很富。”
“你骗人！我知道你在骗人！下次我要骗你！”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老笑话——每次我们去到店里，她就要说她将要怎么去狠狠骗骗外国鬼子。
她是个很好的厨师，春节的晚餐乃是绝佳。每过一阵，王朝素会吼道，“这菜不好吃！”而我会再次肯定她，说事实上相当完美，而她会盛多点到我碗里。“慢慢吃！”她吼道。
晚饭后，我们回到了沙发上，我跟黄凯一起玩。他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们一起把车子滚前滚后，孩子笑着。他的父亲在看电视，而祖父坐在边上一把椅子上，仔细剪着白色，红色的纸巾，切成一条条，来做坟票，坟墓的装饰。坟票是长长窄窄的圆管，用白纸做的，中间有一条红色带子，细细的白线从尾部挂下来。明天新年了，一家人要回白涛，他们乡下的村子，在那儿他们要用坟票给祖先的坟墓装饰。
“我们要给我父亲上坟，”黄能说。“我通常一年至少去两次。他在解放后死的。”
我总觉得，这个词应该粘在黄能这样的人嘴里，难以说出，他获得的解放是父亲被共产党毙掉。但像我在涪陵认识的所有人一样，他用这个词没有一点讽刺的痕迹。我问他当时几岁。
“我十岁。”
“那很小。”
“在那个时候，我不懂得死是什么，”他说。“在十岁，你什么都不懂。”
他边做边笑着，剪着纸头。我把小车滚过他的孙子旁边，小孩追着车子，尖声大笑。
“你们圣诞节跟我们春节一样，是不是？”黄能问。
“多多少少。那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你们会在圣诞节给祖宗上坟么？”
“不，我们没有那个传统。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祖宗的坟在哪儿。这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经常搬家。你看，我祖父母的坟不在我的家乡；他们在加州，那就像从这里去上海一样。我不能肯定我的其他祖先在哪儿——有些在意大利，有些在德国，还有一些爱尔兰，英格兰。”
“这么多国家！”
“多数美国人都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在圣诞节去那么多地方上坟。想想要花多少钱！”
“肯定要花很多钱。欧洲离我的家乡很远。”
“好吧，”他说，“明天我们只要去白涛。坐汽车只要四块钱。”
我们全都坐在一起看电视。有一个电暖器来取暖，而男人们也用它来点烟。舞台秀比平常的要好。现在，这个节日并不令人压抑了，我跟这个家庭坐在一起，而不是从我学生的作文中读到它。我们闲聊着，开开玩笑，突然，冯小芹严肃起来。
“当你刚来的时候，”她说。“你会不会有时对中国人感到恶心？”
我被这个问题惊住了，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我问她是什么意思。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很粗鲁，因为他们嘲笑你？”
再一次的，我不知如何回应——他们非常好意地请我来到他们家里，我们似乎离不愉快的事情非常遥远。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电视上，而我想最好还是谈点别的。
“不，”我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很友善。”
“不，不，不，”她说，有点不耐烦。“好像有一次，你和梅致远在店里吃饭，有个女人在对你们两个大笑。”
梅致远是亚当的中文名字。我记得那次事件，一个小事——一个月前，一个卡拉OK的小姐笑过我们，嘲笑我们的汉语，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说了不少话，而我们叫她闭嘴，管好自己的事儿。通常我们不会对那种嘲笑作出反应，然而我们把米粉店当作我们的地盘；人们没权利在那儿嘲笑我们，尤其卡拉OK的小姐。
我能看出冯小芹想要我诚实回答。在某些方面，我觉得她了解我，就像她了解涪陵的其他人一样——她总是在店里，在那儿她看着我如何对事情作出反应。像所有人一样，她很仔细观察我，但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看的时候，带着一点同情。
“是的，”我说。“我想那个女人很没礼貌。她在取笑我们，所以我叫她闭嘴。但它没怎么影响我；后来他也不说什么了。”
“她没文化，”冯小芹说。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指一个人没受过教育。冯小芹摇摇头，继续道：“所以她那么对待你，因为她没文化。涪陵的许多人都是那样。”
“不，多数人不是那样。而现在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他们还是不应该笑你。那很没礼貌，我想。”
她一直看着我，她黑色眼睛里的某些东西让我回避她。我看着那小儿，逗他玩。
“那不重要，”我说。“你们很好心，让我今晚来吃饭——那才是更重要的。黄凯是个很礼貌的主人。”
她向孩子笑了，而我们谈起了他长大了好多，他会说多少字了。我们没有提到他先前害怕我，因为现在那惧怕已经不见了，他跟我在一起很自在。而我也没有提到，从这个小孩的惧怕中，反映出了我在涪陵所遇见的多少困难，人们对于新鲜陌生事物的不确定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反应——一种本能，就像小孩一样，无可指责。要花时间与努力去应付它，也需要耐心，现在我才发觉，在对方的一面，也做了多少的工作。
他们邀请我来吃饭，就是很慷慨的。他们知道那孩子会哭，也许会冒犯我，但他们还是邀请我来了。我想到了美国的圣诞晚餐，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请一个外国人，或一个黑人来与我家人共餐，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孩子会害怕他的话。也许我会的——但那必须要有个理由。我会想说，这将会是对我的孩子有益的一课，也是对客人的一个重要姿态，而这会让我自己感觉很好。我是为自己做的，也为其他相关的人。
但今晚，他们的行为并无任何理由，任何目的。冯小芹理解我，但还没到那个程度，看不出我从那小孩以及其他涪陵人身上看到的。她与她的家人邀请我来，不是为了展现他们没有外国人恐惧症，或者别的什么。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人过节日，而我是他们的朋友；其他都不要紧。他们只是心胸开阔的人，而这是我在中国所吃的最好一顿。
午夜的爆竹声唤入了新年。我早些时候离开了黄家，我有点累了。准备睡觉时，爆竹声起，低低的，有节奏的声音，像是雷声滚过山顶。声音愈发大了，在河谷两岸回响，我到外面阳台上去看。
乌江在夜里显得阴沉沉。城市也暗暗的，但随着午夜临近，烟火增强了；我能看见它们在街上，在石级上闪亮。声音的强度加了一倍，两倍；插旗山那边也加入了，而在远处，跨过长江，白山坪上也亮了起来。在午夜那一刻，整个城市轰鸣起来，它的声音响彻乌江两岸，建筑物的窗户也闪着火光。旧年过去了；在河谷的心脏深处，乌江颤抖着，它的江水被明亮燃烧的城市上了色。最后，午夜过去了，烟火熄灭，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年，空白，神秘，而江水沉默地流过河谷。
第二天上午，我进了城，街上满是穿着新衣的人。传统上，在新年里你不能穿任何旧的，孩子们穿得尤其鲜亮。许多小女孩都上了妆；所有的男孩都拿着枪。那看上去好像是另一个节日传统：塑料的小弹丸枪在哪儿都有卖，在街边的摊档上，而所有的男孩都有一把来福枪或手枪，或者两把都有。这些枪很精确，有力，在美国，可能你卖上两把就会被起诉。在美国，有可能孩子们会拿它来射鸟，狗，或者猫儿；在涪陵，很少见动物，却有许多的人。城里到处都见男孩们互相追逐，喊叫着，发射他们的武器。
新年的另一个潮流，是学生乞丐的出现。在南门山附近总有乞丐；通常他们身有残疾，有时会出现少数民族的妇女，带着脏脏的小孩，来拖住你的衣袖。但现在，每次我去城里，都能见到两三个学生，穿着校服，因为羞耻而低着头，身前的信息板上写着长长的故事，标题是“需要学费”。故事大致是相同的——他们付不起高中或者大学学费，往往是因为家里死了人，而他们向路过的人请求捐助。通常乞讨者们会将学校的录取书与学生证展示出来。其中没有一个人是来自涪陵；他们是坐轮船经过的。
他们弄到的钱不少——一堆堆五块十块的钞票。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对教育的尊重，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赚钱；我不能想象这种骗局在美国会引起多少回应。至少它看上去像个骗局；在过去的两周里，我注意到其中有两个男孩显然是一起工作的，合用一套制服，以及证件。他们轮换着上班，而我总是留意到，其中一个人会在旁边观察他朋友讨钱。我的印象上，在节日的好心情中，他们很容易一天弄到一百块钱。这比呆在家里看电视的产出高多了。
我搭上公交车，去到一家佛寺，它在长江河谷之上，去看和尚算命。那是涪陵唯一一座真正的寺庙——人们告诉我，在文革前，这个地区有超过三百家寺庙与神龛，但现在只有三家了，其中一家是佛寺。通常庙里只有几个游客，然而在新年的第一天，数百人涌去那里算命。在下方的街道上，小贩们向孩子们卖气球，而其他的孩子们用弹丸枪来射气球。我去到哪儿，都见到喊叫的小孩，挥舞着拳头，而他们的父母买给他们所有想要的东西。像其他的中国节日一样，春节有时看起来像是独子政策社会效应的欢庆。
那是一个晴朗，寒冷的日子，我走在河谷上方的山丘上，有一些人在放鞭炮，装饰旧坟。在下到街的小径上，我路过一个坐在岩石上的男孩。他大约七岁，膝盖上放着一把来福枪。当我经过时，我看他一眼，意思说：可别想射我。我继续往下走。
弹丸击中了我的后背。我已经在留意装子弹的声音，但那枪已经上了膛，我吃了一惊。那小孩早已准备好了，等人经过就射他。
我转过身，慢慢往回走。如果他又一次发射，打中我的胸，我可能会把枪留给他，出于一种变态的尊重，算他胆子够大。然而他僵住了，看着我走近。我已经对这个特殊的节日传统受够了，一把抓过枪，在他还没反应过来前。他惊呆了，有一阵子毫无动静，然后开始哭嚎。我转回头，走远了。在山脚下，我还能听到他的哭声，他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的爆竹声之上。
几天后，有些邻居的小孩来玩，我让他们用来福枪在我的寓所内射击。他们会比较在春节里收了多少钱——那是另一个传统，亲戚朋友们会给小孩红包，“红色袋子”，装满了现金。
小王收到了1250元，那大约是一个城市家庭三个月的收入。其他孩子们的进账在八百到一千元之间，除了方思扬，她的钱还不到七百元。她是个可爱的女孩，留着麻花辫，我能看出她觉得很尴尬，节日里才收了这么点钱。有一次，我问道方思扬怎么样，小王简明扼要描述了她的社会阶层。“她家，”他说，“有小鸡和公鸡。”
我给了方思扬和其他人一些美国硬币与明信片，他们走了。小王留在后面，玩着枪。
“我能借吗？”他最后问。
我上次看到小王时，他乃是全副武装，我问他发生了什么。
“我丢了所有的枪，”他说。“我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仔细盯着他，看出他在撒谎。“你家里人把它们拿走了？告诉我真话。”
他站在那里盯着脚看，无语。
“你打伤别人了吗？”
“没有，”他说，但语气不坚决。他垂着头，手指拨弄着枪上的塑料把手。
“如果我给你枪，”我说，“你能保证不去射人吗？”
“我保证。”
我给了他枪，知道自己非常伪善。他是个可爱的小子，而面对小孩时，我就跟中国的父母一样软弱。还有，老实说，我对于他家的成年人可没有多少感情。他们看上去很愉快，然而却从未邀请我过去，而每次他们在楼梯上碰到我时，都会放慢语调，说些很简单的话，好像我是个傻子，或一只狗。他们的意图不坏，我知道，而且这也不足以成为我给他们小孩武装的理由。但我在涪陵容易犯的一个小脾气就是，当地人不把我当人对待。何伟是笨，但也不是那么笨。
小王把枪藏入外套内，我让他出了门。他朝我咧嘴一笑，踮着脚尖走下楼梯。我关了门，轻轻的。几秒钟后，我听到他重重冲上楼梯，砰砰敲门，好像他刚从外面玩回来。
二月里的第一周，我沿江而下去了丰都，去见孔老师和他的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小时早已死了，所以他总是和妻子娘家的人一起过年，他们住在丰都。
我们一起爬上双桂山的石级，想从高处看看这个地区，几分钟后，我们就越过了那175米的水文标识。我们停下来，俯视这个城市。这是一个灰色的早晨，整个涪陵躺在我们脚下，延展在长江的北岸。这里所有一切都将在新水库到来后淹没，我问孔老师他们家人会去哪儿。
“他们会到江对面去，去新的移民城，”他说。“我们可以吃了中饭后去那儿，如果你想看看它什么样子。”
“他们什么时候搬？”
“还不知道。也许两年后，或者更久。许多细节还不确定。”
“他们得花钱吗？”
“政府给了很多的帮助，但也不是免费的。他们大约要为新房子付点钱，但我想不会很多。也许两千块，或者再多点。”
“他们反对这个吗？”
“不，”他说。“他们想搬。你看到他们现在的房子了——太小了。他们的新房子会好一些，而丰都城也太脏了。又小又拥挤。新城的空间会大得多，而它也不会有丰都那样的交通问题了。这儿很少有人对大坝表示反对。”
这是三峡工程的又一个好处了，对于工程师与城市规划者来说，三峡是一个恩惠，他们终于可以建设一个道路高效，供水通畅的城市了。而我也能看出徐家人为何不在意搬迁；他们的公寓小得让人缩手缩脚，位于一条肮脏的小巷内。但与此同时，我喜欢丰都，虽然我是用一个外国人的眼睛来看它——我喜欢那老式房子煤渍的灰色，狭隘的鹅卵石街道，充斥着车流人流。它是一个老旧的江城，在它的不便利，它的脏兮兮中，有一定的魅力。
徐丽嘉是孔老师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她的妹妹们也都来了父母的房子庆祝。最小的妹妹二十出头，在丰都工作，而中间那个，名字叫徐桦，在厦门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班，那是中国东海岸一个兴旺的城市。两个妹妹都没结婚。
徐桦带了一只手机，还为生日宴会贡献了三瓶法国红酒。我们吃着郭女士做的饺子，喝了一瓶酒，相互敬酒。饺子非常好吃。红酒不是很好，而徐先生，他五十三岁，在当地一家电厂上班，喝的时候，露出苦相来。但那酒是进口的，而徐桦很自豪地带了它来给姐姐生日祝寿。
我一直喜欢孔老师的妻子；和我在一起时，她看起来比校园里任何人都要轻松，也许因为她是个独立的摄影师，不是学校单位里的正式一员。许多小企业主也是那样的——他们跟外国人打交道，比一般人好得多。徐桦的情形也是一样，她身上带有一点东部沿海的见识感。她说我应该搬到厦门去，那儿有很多的外国人，而人们也不像涪陵或丰都那么落后。厦门有好几家麦当劳，她说——一个发展的标志，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我已经一年半没见过麦当劳了。徐桦的头发剪得很短，她穿着紧身的白裤子，一件明亮的黄色夹克，带着垫肩。我问她有没有兴趣再次回四川住。
“为什么我要回来？”她笑道。“丰都，涪陵——它们太小太偏僻了；工作也不好。我可以每年春节时回来。那就够了。”
我们吃饭的时候，徐先生告诉我他有个弟弟住在美国。我感到惊讶，尤其是他提到他弟弟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在纽约大学教书。一个从丰都出去的男孩取得一个美国的学术生涯，叫人不可思议，我问徐先生他的弟弟是否在本地上过学。
“不，不，不，”他说。“我的弟弟在台湾长大，和我的三个妹妹一起。我的家庭分散了。”
他没再谈及这个，直到饭后，他去了另一间屋子，拿回来一堆信。
“这些是我美国的弟弟写的，”他说。“他通常一年给我写两次。”
那堆信用一根绳子扎着。徐先生小心解开，然后把信递给我。所有的信都被保存在原先的信封里，虽然邮票取走了，因为徐先生收集它们。我缓慢地翻过它们。有些信封从台湾来，有些从美国来。徐先生的弟弟用的是台湾及香港采取的繁体中文，如果我敢把信取出来的话，读起来肯定会有麻烦。但我只是刚刚遇见徐先生，所以我只是看看信封，以及取下邮票的空处。
从某方面来说，也不用去读信了，就像我不用去了解徐先生故事的全部细节。那一堆信封已足够叫人心酸——它们保存地那么好，充满敬意，可见有多么厚重的亲密情感在这故事里，而我知道，它肯定是伤感的。很清楚，这个台湾的弟弟的生活，与丰都的徐先生非常不同。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一个中国男人穿着毕业礼服，站在哥伦比亚的红砖楼前。相片中的男人比徐先生年轻得多，面带微笑。他的胳膊搂着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校园看起来明净干洁。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徐先生自豪地说。“那是他的妻子——她也是中国人，但她在美国长大。”
“他们曾经来探访过你吗？”
“没有，”他说。“我从来没见过我弟弟。”
他说完后，那堆信显得更沉了。我正想问到他们是如何分散的，他女儿插话了，问到我觉得在纽约大学教书可以挣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说。“但那是个很好的大学。也许他一年至少挣五万美元。”
“他也有一辆车，”徐先生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我说。
“一辆车花多少钱？”
“看情况。通常是一万块多一点。”
“那他的工资肯定有多的，尤其是她也工作。在他的信里他不怎么提到钱。”
“唔，我想他们的房租会很贵，你知道。在美国生活的开销是很高的，尤其是在纽约。”
“他的岳父给他们买了套房子。也许他们可以存很多钱，是不是？”
我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但看上去，他们只是好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在美国的生活是个什么样。他们问我如何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还问我在美国教书是怎样。我们聊了一会儿政治，而徐先生问了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坐在那堆信的边上，没什么问题比这个分量更重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去过台湾，所以我并不了解。
“大多数美国人怎么想？”他继续加压。
“多数美国人也不很了解这个问题。我想多数人希望和平。”
“他们认为台湾一个独立国家，是不是？”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改换了发音——每次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总是想用“他们美国”，而不是“我的美国”。那是一个小小的，然而重要的区别，但我依然觉得很难回答他。
“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说。“它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经济。但美国人知道它的历史与文化和大陆一样。也许他们觉得它应该回归中国，但只是在台湾人准备好了的时候。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满意了。我想向他问问那个兄弟的情况，但我心里觉得还是换个时候跟孔老师谈比较安全。我问徐先生丰都过去是怎样。
“当毛泽东当领导的时候，”他说，“所有一切都很糟。我们不能跟像你这样的外国人说话。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权利。但在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所有事情都有改善了。现在好些了。”
这跟我经常从四川人那儿听来的一样，只是徐先生对毛的观点要直率得多。他有一幅邓小平的画像，显眼地挂在电视机上方。
在我们渡江时，徐桦告诉我她会开车。我们在一条老旧的电动渡船上往南岸区，那儿新的移民城正在建设当中。当时我们正在谈些别的话题，突然间，徐桦告诉我她懂得开车。
我在涪陵已经住了很久，足以明白这一点值得钦佩。“是为了你的工作吗？”
“不，”她说。“我在业余时间学的。”
“就为了玩？”
“是的，那是我的爱好。”
“那肯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很贵。”
“在厦门要贵多了——它花了我六千块钱，上培训课。但我想有一天我会有能力买车的，所以我想要现在就去学。这就像你们美国——美国人不是都有车吗？”
“是的。即便学生都有——我在高中时就买了一辆。”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上升那么快，最终人们也会有能力买他们的车，就像你们美国人那样。”
渡船在长江的心脏缓缓摇摆着前行。我眼前短暂出现了涪陵二十年后的交通景象，相当吓人。徐桦继续说着。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尤其是纽约。也许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出差，为我的公司。”
几个星期后，我跟孔老师上课，问到了他的岳父。他解释说，徐先生的父亲是从武汉的大学毕业的，之后，国民党派了他去成都做电台工作。那是在1940年代，最后，他被调去了台北，那是台湾的首都。他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身后，跟丰都的亲戚在一起。这次调动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亲总以为他会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后，当国民党逃去了台湾，这一家人就永久分开了。他们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当时还是小孩，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倒霉无助的人生。
“在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孔老师解释说。“他的母亲头几年就饿死了，因为乡下的情况很糟。孩子们勉强活了过来，一旦开始上学，又得面对许多迫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台湾。在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在那时有黑九类——你知道那些吗？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间谍，走资本主义路线，还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识分子。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现在有时我们老师也互相那么叫，当作玩笑。
“两个孩子没有遭受多少暴力，但他们受到迫害。主要的意思就是不给他们机会。如果他们想要读到初中以上，或者在工厂里找份好工作，他们都没机会。在政治会议上，每个人都批判他们，即便他们都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到了改革开放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写信，看看他父亲是否还活着。1980年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是死是活。他们开始通信，在1988年，他的父亲回到大陆，探访了他。他在台北有个好工作，在电信公司——他在那儿的地位跟大陆的高干差不多。他又结了婚，在台湾分离后，他又生了小孩，包括那个在美国的儿子。
“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工作，因为他们受过迫害。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个手段。所以，1988年，徐先生在电厂里得到一份工作。当然，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受了太多的苦。即便今天他也不想谈到文革。”
我想着那个丰都的老人，还有他那扎信。我在四川的经历常常是这样——我和人们交流摩擦很久，才对于他们过去的混乱经历获得一点点的了解，而正是那些经历使他们成为了今天这样子。几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响到徐先生人生的种种力量，之前的，之后的——战争，台湾的分离，文革；大坝，新城；他在厦门的漂亮女儿，以及她的手机，她的驾驶课。一个人无助地经历了这全部，从开始到结束，还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
但我想起挂在他电视机上的邓小平像，我记起他的苦相，在喝那瓶糟糕的法国红酒时，他女儿从厦门带来的。很显然他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知道那是生日庆祝里昂贵的一部分，于是他担负起义务来喝了，直到空杯。在那之后他女儿又满上了，他也喝了。
在假日快结束时，我被卷入了一次公众场合下的争吵中，在高笋塘，涪陵上城区的要道。这事情乃是从抑郁中爆发的，到那时为止，乃是我人生中卷入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我经常在节日的夜里去那儿吃饭，因为我已经跟几个在人行道上的摊贩熟悉了。张龙华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会卖香烟，运营一个收费电话，在夜里，他在一个烧烤摊上卖烤肉。他是个友善，温和的男人，而且我注意到人们往往会听从他的话。偶尔夜里那儿会有争吵——有时在客人与摊贩间，但更普遍的乃是在摊贩们之间，他们已经在忙碌的人行道上划下了一定的地盘。在夜里，道上会有很多人，而一个像张先生那样卖烤肉的，可以一晚赚得五十元。去年他在深圳那儿卖烤肉，但他回到了涪陵，因为扣除了成本后，深圳那边利润低。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烧烤小姐打了一场恶仗，从互相指责开始，升级到扯头发，越来越暴力，直到最后两人嘶叫着，彼此扯拽对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围观。奇怪的是，两个女人都跟男人一起卖烧烤，我猜测那是她们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斗中，这些男人只是消极站在一旁。他们看上去很尴尬，或是惊住了；其中一个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着碳，好像没事情发生。另一个男人只是傻傻地看着。终于，张先生走过去，停止了打斗，但此时，一个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烂掉，她站在那里，胸罩露着，咒骂着，吐着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领回家。她走后，她丈夫留下了，安静地干着活儿。
这种打斗是不寻常的；多数时候，常来摆摊的人们处得很好，互相支持，当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喜欢高笋塘的这一点——这里有一种社区意识，而以张先生为中心，而通过他，我认识了其他的摊贩。其中一个是刷皮鞋的十岁女孩，她从小学退了学，因为她家人付不起费用。我不知道对此该做何反应；我经常在城里找人刷鞋，有时我觉得不如把这生意给那女孩做。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让一个小学退学的十岁女孩来给我刷鞋子，实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别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我的行为缺乏持续性，而我总也弄不清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节日临近尾声那个夜里，我从张先生那儿叫了五串肉，他请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从前那样。有几个摊贩过来聊天，也有许多路人停下来，看着外国人。
过了一阵，那些关注减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儿读重庆晚报。我觉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后他向前靠过来，对着我的脸大叫“哈喽喽喽喽喽！”他憋足了劲大叫，然后笑起来。我没有抬头看——没理由去理会那样的人。
我感觉他走远了，以为他已经离开；通常对付那些骚扰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们。但一阵后，他回来了，抓起张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肠。他把那根香肠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特别能让我发火。其一是身体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没礼貌地把我推开。另一件，就是人们把我当动物对待，咕咕噜噜，或者做露骨的动作，以为这外国人很迟钝，而且不会说中文。这个拿着香肠的男人成功地触及了我的两个敏感点，我的那种惯常的消极立即消失了。[1]
我迅速站起来，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肠。他是一个接近四十的小个子男人，他往回缩，吃了一惊。我往前踏了一步。“为什么你要来烦我？”我问。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话来。我举起手来，举到和他的头平起，然后收回来，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得多，”我说。“你不应该去骚扰比你大的人。下次我会收拾你。”
他往后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围绕在我们周边的人安静下来。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人，看得出他是个麻烦。在他眼中闪着卑贱，而且很显然他很穷。他定定神，开口了。
“我有比你大的朋友，”他说。
“我想见见他们，”我说。
“他们就在街上。”
“去找你的朋友来，”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等你。去——滚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侮辱，有几个人笑了。那小个子男人没动。
他愤怒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张先生过来了，我问那人是否他的朋友。
“不，”张先生道。“他是刷鞋子的。他没文化。你不会想跟他计较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小东西，”我说。只是四川另一个常用的侮辱词，去问一个人他是什么东西。我不应该再去进一步惹怒他，然而不知为何停不下来。逻辑上，我知道这一幕很荒唐——作为号称的大男人我重量才130多斤，而这个五尺高的，威胁说要去找他的大朋友。
但这场冲突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我能感觉到，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侮辱了。那男人很穷，在我的悠闲姿态中，他无疑看到了金钱与藐视。那过去的一年半时间我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而在他表现出的狭隘意识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见的最糟糕的憎恨与恐惧。这种情感是很不幸的，但现在麻烦已经展开，而我不愿后退。“去吧，小朋友，”我说。“去找你的大朋友来。”
人们笑了，而他更火了。张先生看起来很着急，叫那人离开，但他不愿意。他站在那儿，离我十来英尺远，狂怒地盯着我。
我转向张先生，对他说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几分钟过去了，人们走开了。那小个子男人还站着，看着。一个常来的做火锅的女人来跟我聊天，我抱着她的小婴儿。那个十岁大的刷鞋女孩过来看那婴儿，在走回去的时候，她对那男人骂道。
“神经病！”她叫着。“不要给那外国人找麻烦！”
我看着那小男人，他的怒火在增长。部分是因为那女孩侮辱他，但只要是因为人们对我那么在乎——给我凳子坐，把小孩给我抱。我想要去同情他；他一个人在鞋摊工作，为了所得忙忙碌碌，而那个有着高薪的外国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吃着烤肉，跟人们聊天。
他再次说话了。在他的眼睛后，他所想的一切都化为了一串憎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他大声说。“我们为什么让像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的国家？看看他多粗鲁，像这样侮辱我。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在我们家里。”
那时，我知道我心中的憎恶可以跟他所能找到的一切相比。我不会挑起打斗，但如果他碰我的话，我肯定要还击。他所惹怒的那个人，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因为那个人我在家里从不认识。四川给我带来了部分变化，在许多方面我比从前耐心与包容了，然而也有其他的部分，却对这种情形毫无忍耐。我对人群说道。
“你们中国人不需要那种中国人，”我说。“这种人给了你们一个坏名声。当我回家时，我会告诉人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友善，就像你们一样，但我也会说，有时会有他那样的人恨外国人。他才是那个粗鲁的人，而他没任何理由就来骚扰我。他挑起了麻烦。”
一切都静下了来，只有我的声音；沉默让我发抖。我很愤怒，然而我控制住了情绪，让自己可以清晰说话。“你过来骚扰我，小朋友，”我说。“我告诉你住手。现在你想要找麻烦，我就给你麻烦。过来吧，小朋友。过来。”
那男人向前走了一步，而张先生过来挡在中间。那个做火锅的女人对他叫道：“这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有文化——你不应该对他那样。”显然，没有人支持他，而没有帮助的话，他干不了什么。他的大朋友始终没有出现。他坐回到了鞋摊上，从远处看着我。
我想要离开，但我知道我应该等等，直到显得我并不害怕。我跟人们聊天，读我的报纸。紧张气息仍在，我能看出，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看那个小男人会不会做什么动作。
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我很高兴高笋塘的人们喜欢我，维护我，但我知道我没必要为这小事做得那么残忍。这事件让我尴尬；我曾在普林斯顿与牛津受过教育，而不知为何，我觉得有必要去一个四川刷鞋的开战，直到人们说他没文化。我知道他的那种骚扰跟我个人并无关系，而我知道我应对他感到同情，因为他的苦劲儿来自其他压力。
但在涪陵生活一年半后，我已不能把我所感受到的憎恨给推一边去。我可以提醒我自己，我是谁，我可以去想想我整个人生中所具备的优势；但在这街上，一切都溜走了。在这种地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压力，肯定将改变你，而我心中的某种东西早已变硬了。真的，我不确定那男人是否全错：也许涪陵的人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这个外国人也是他们帮着造出来的，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黏在一起了。
我纳闷那个小男人在想什么。他坐在摊边，看着我。没有人停下来找他干活。过了一阵，开始下雨了。
“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
“当心你的钱，”他说，向那个小男人摆摆头。
“那不是问题，”我说。我谢了他，走了。我故意从那小男人身前经过，他没动。我走开了，没有回头。
[1] 译注：有一个说法，来自电影学院一个老师，他叹道：中国人的尊严底线比较低。何伟的反应，正是从另一面印证了这个。这大概也算文化差异的内容之一。可能那个侵犯何伟的人只当是开玩笑，虽然是一个很烂的玩笑，他却不会意识到，在何伟看来，这是触及尊严，而变得如此严重。
以我的经验，有些时候一群熟人聚会，往往会拿某人取笑，玩笑话会说到伤人的地步，但却不破坏气氛，从不会有人当场翻脸。这是否也算尊严底线不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