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托尼，在西安创办“黄河慈善厨房”，2005年以来帮助了不少流浪者。他的善行媒体曾多次报道，从西安的《华商报》，到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我都读过；近日又在北京的《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托尼和黄河慈善厨房》。每次我都很感动，这次忍不住要说说自己的感想。
最令我感动的不是托尼的人生选择——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有福不享，却卖掉公司、庄园和跑车，到陌生的东方来“修行”；不是他的慷慨无私——已在欧亚多国捐资逾千万元人民币助人，自己却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连空调都舍不得用；这样做是践行他的信仰。他信佛，想想佛陀视王储的富贵尊荣如粪土而出走求道，托尼这样做便并不奇怪。最令我感动的也不是他做公益的理念——“按照托尼的想法，慈善厨房的标志，就像一块石头投到水里，会产生涟漪效应，志愿者都是被这样感染而来的”；不是他的从容心态——托尼将做公益比作“抓猴子”，你看到猴子想抓它，如果你跑上去，猴子就会立刻逃掉，但如果你慢慢靠近，你成功的机会就很大。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善良，即发自内心的对每个人的尊重，真诚地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和选择。
相对容易的，是对志愿者的尊重。“托尼从来不会对志愿者提什么要求，你一周来一次或者一个月来一次都可以，不要因为做志愿者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压力。”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行善由衷率性，没有作秀，远离伪善，那就是心灵的自我净化。
对需要帮助的人，托尼更是十分细致体贴地呵护他们的尊严，就像“托尼只有两双鞋，夏天的凉鞋，冬天的登山鞋。黄河慈善厨房面向的只有两类人：希望为他人服务的人（志愿者）与需要帮助的人（流浪者）”。
有人说，我不能帮他们（流浪者），他们在老家有房、有车。托尼说：“我们不去判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现实是大部分流浪者是真的，我们可以帮他们，这个事情就有意义……”
有志愿者曾经鼓励流浪者去工作，但托尼并不认可，他说：“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比如残疾人、老人或者智力有问题的人，他们没办法选择，也有人暂时不想改变，那么，由他们好了，我们的工作只是给他们提供服务。”对新来的志愿者，他会交代，不要问对方为什么要乞讨、为什么不去上班等。现在黄河慈善厨房的志愿者们，已经做到充分尊重来吃饭的人，眼神看着对方，甚至用双手递食物，并且不拿手机拍照或录像，不问为什么来这里之类问题。
这种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是行善者最宝贵的品质。
按说，依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普通人的生活常识，做到这一点，至少是理解这一点，并不难。
孔夫子说过：“贫而无谄，则未若贫而乐。”穷人要达到安贫乐道的境界，恐怕比“贫而无怨”更难吧。他又说“富而无骄，易”，“未若富而好礼者也”。富而不骄，不炫耀，不财大气粗，其实不容易；富而有礼，平等待人，谦抑自牧，更不容易。但孔夫子的话分明为中国的穷人和富人各标示了值得推崇的人生境界，具有价值尺度的意义。《礼记》上穷困者宁愿挨饿而不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更是形象生动地教育人们，应该尊重受助者的感受。
从生活常识讲，许多民间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也有落魄时，什么伍子胥吴市吹箫、秦琼卖马、杨志卖刀、郑元和沦落丐帮，不一而足。兴阶级教育和忆苦思甜时，“逃荒讨饭”是必不可少的控诉词。改革开放之后，印度电影《流浪者》风靡一时；台湾作家三毛作词的歌《橄榄树》更是唱响中国，人人都会哼哼“我的故乡在远方”。重新确认宗教信仰自由之后，人们更理解了那些托钵僧、苦行僧行乞化缘的行为。有人流浪是生活条件所迫，有人流浪是志趣所在，无论如何，只要不违法犯罪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托尼没有读过孔夫子的教谕，也不知道雷锋是何人，他的偶像是生活俭朴的圣雄甘地和终生助人的特蕾莎修女。可见，良善的标准是全人类共通的。但是，为什么托尼的态度在中国当下显得那么难能可贵呢？
在我看来，一是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思维方式仍旧影响着人们，习惯于把人往坏处想（“有罪推定”），追问动机。现实中确有借乞讨生财的，甚至挟制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做道具，但这样的人自古就有，不能以少数人和个别案例就推定流浪者都是坏人；二是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则”绝对化，抹杀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绝对化、狭隘化，那与希特勒残害犹太人和残疾人的理论有多大区别？三是与追求社会秩序的整齐划一观念有关，就像有些城管见不得任何流动摊贩，不少人反感流浪者，包括那些街头卖唱卖艺的“乞讨者”一样。
报道说，来慈善厨房领包子的有市区里领着“低保”的鳏夫，有来自河南、吉林等地遭遇家庭变故的年轻人，也有为治病倾家荡产的老人，还有喜怒无常的精神病患者。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们本该以兄弟姐妹之情关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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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非虚构文集丛书《白纸黑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