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去重庆旅游，专门去沙坪公园瞻仰“红卫兵墓”。到了那里，只见绿荫遮天，杂草遍地，四处是恍如隔世般的沉寂，偶有几声鸟鸣。一座座冷冰冰的石墓，似遥远的故人，静静安卧；西风残照，污浊、残缺的墓碑和碑座上，覆盖着藓苔、败藤和枯叶，斑驳陆离。远处，隐隐有人影晃动，走近看，也是我这样岁数的人，其中还有一位白发女士，被人搀扶，拿块手绢捂脸，肩膀不断抽动。看她的年纪，似有孩子在此长眠。
仔细看那墓碑，碑面刻着豪言壮语，多为“继承”、“遗志”之类……却奈何落花流水春去也，逝者如斯，俱天上人间矣。现在，谁还记得那些话？谁还把那些话当回事？据说，一位摄影家田太权，以此地为景，拍摄了专题《遗忘》。到了红卫兵墓，才能理解“遗忘”的含义：只有被抛弃，才是真正的遗忘。
1967年7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战犹酣。毛泽东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是大好！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在郑州八中。我参加的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风头正健。一天，听说邻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本组织一位同学身亡。后又传说要追认那位身亡的同学为“革命烈士”，还要为他开追悼会，又传省军区和驻军首长要参加追悼会，又传中央要派联络员参加，等等，说什么的都有。
一天，我在学校闹革命。中午正准备回家吃饭，学校一位头头找到我，叫我和他一块去总部，说有大头头要召见我。
我和学校头头到了总部，在一间会议室见到大头头。他原是我们学校初中毕业，和我早认识。看见我们来，大头头很高兴，指着我说，好吧，就是他了！说着叫我俩吃饭。会议桌上摆着一个掉瓷的洗脸盆，堆了满满一盆肉包子，很香，旁边搁着几只碗，有白开水，还有醋、蒜。
我们吃着包子，大头头向我交代任务。
原来，总部准备明天为邻校那位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送葬，要开追悼会，会后还要组织游行。我的任务就是下午跑一趟火葬场，取回那位同学的骨灰盒。
本市的火葬场远在郊区黄岗寺，来回路程恐怕也有三十多里。选中我去取骨灰盒的原因很简单：遗体火化时我去了，认识火葬场的人，也知道来回路。大头头说可以骑自行车去。都定下了，才征求我的意见，问愿意不愿意。又讲了一通革命道理，态度很诚恳。我已经吃饱，就同意跑一趟。大头头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取回骨灰盒，直接送到这里来，我今晚在这里等你。
大头头叫人给我找了辆结实的自行车，铃闸齐全，又交给我一张盖着组织公章的便笺，他在那上面签了字，交代我，到火葬场找某某，将便笺交给他，领骨灰盒。我和学校头头来到外面的树荫下，他告诉我，去火葬场不只是一趟辛苦差事，其实还有危险，路上要从商业学校后门经过，商校是对立面组织的武装基地，有某“战团”据守，听说他们有时设路卡盘查行人，这处老虎口，你就装作没事人，想办法混过去。他又说，火葬场分两派，你一定找自己人，千万别叫错了名字。
我在树荫下睡了会儿，眼看太阳偏西，觉得暑气稍退，便打起精神，骑车上路。
我一路不敢做赶路状，骑着车，装作没事模样，心里却提着劲儿，眼睛、耳朵支着。过商业学校后门时，瞥见后门距公路还有二三十米距离。传达室前一棵大树，树下坐着几个男生，装扮与常人无异，有说有笑的，脚下扔着几顶柳条帽（安全帽），靠窗户倚着棍棒刀枪诸般兵器。我看在眼里，继续骑车。彼时一派祥和气氛，路上行人往来，没有见谁刻意提防。正这时，我拿眼角扫过，眼看着树下一个人站起来，伸出一把弹弓，拉得满满的，对着我就射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惊，“嗖——”，风声响处，一颗螺丝帽打在自行车前轮，车把一震，打断了两根辐条。真准！我虽吃惊，却没有慌，按照一路想好的主意，不敢逃，马上下车，站在那里，装作查看断条。只见树下几个男生站起来，哈哈笑，射弹弓的男生绿豆芽一般，蓬松着头，晃着两条麻秆似的腿儿，对我挥手，喊，走吧走吧。我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慢慢偏腿上车，继续向前赶路。
剩下的路倒也无事。赶到火葬场，已近黄昏。我找到联系人，悄悄拿到骨灰盒，装在书包里背着。本想休息下，联系人说，怕有人看见你来，已经密告出去，半路截你，还是早走。我听了心惊，水也没喝，转身回城。
等我回到总部，已经很晚了。大头头果然在会议室等我，先叫我喝水、吃饭。桌上还是那个掉了瓷的脸盆，包子还剩小半盆，旁边有半碗喝剩的水。我一口把那半碗剩水喝干，再把骨灰盒交给大头头。他很满意，连连说，没错没错，是这个盒子，我亲自挑选的。
大头头马上召集人开会，敲定明天的追悼会和游行的计划，我在一旁吃着包子，听他们说。
原来，那个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不是被对立面组织打死，而是由于自家人争吵，被自己人失手刺成重伤，不治身亡。但是，总部还是决定照“牺牲”处理，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号召全体红卫兵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开会的地点、议程、发言都布置好了，唯独一件事有争论。原来，总部决定，开完追悼会游行时，趁着群情激昂，攻下对立面组织的一个据点楼，拉个“陪葬”，也鼓舞士气。事先的侦察提出三个攻楼的选择，都是中学，地形、楼的位置、防守、各有利弊。大家争论起来，都尽量压低了声音。最后选了一所中学，大头头也同意了。
总部的作战部长很有经验了，宣布了担任突击队的学校，又规定几个学校在街口包围、打援，还布置了一支预备队。开完会，我与学校头头回校。路上我问，既然不是武斗死的，挖坑埋了吧，干吗这么干？要是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学校头头也感慨，说，不行啊，形势逼着你，不这么干，不这么说，这么大一个组织，几万人怎么交代？
他又说，知道的人不少了，也没见谁说闲话。
我听了也无语。
第二天，追悼大会开得很隆重。“烈士”的哥哥上台发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满场的红卫兵都激动了，大家纷纷拥向主席台，争着与哥哥握手，握过手的人又转回头来与其他人握手，分享幸福——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游行开始了。因为我知道了“攻楼”计划，所以从会场出来后，就悄悄跟着“突击队”的学校，想看看场面。只见队伍里十几个精壮小伙子，全部穿黑背心，工装裤，球鞋，全是短兵器，有人只在腰间挂一把匕首，只有一个人背着把大刀片。他们与众不同，一路走不喊口号，只在他们之间低声说话。
到了那所“陪葬”学校，是一座三层教室楼。楼的顶层平台有一圈低矮的围墙，竖着一只木架子，挂着几只喇叭。这是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守楼的人看见游行队伍通过，围墙后探出两个人，双手做喇叭状，大喊他们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保皇党”，要我们“反戈一击杀走资派一个回马枪，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又有几个女生探出半截身子，叫骂着，往楼下扔砖头块，砖头零零散散，懒洋洋飞起，走不多远就落地，装样子吓唬人。突然一声呐喊，只见一片砖头块从围墙后面腾起，乌鸦一般，迅疾朝着游行队伍飞来，有几块砸到队里。游行的人没想到能来真的，猝不及防，有几个同学被砸得头破血流，上半身马上血红一片；一个女生被砸倒在马路上，眼看着倒抽气；还有几个人被砖头砸在身上，龇牙咧嘴喊叫起来。游行队伍“哗”一下散乱了，愤怒的口号震天响。
守楼者眼看计谋得逞，哈哈大笑，又扔出一阵砖头块，把游行队伍砸得东躲西藏，抱头鼠窜。
这时，只见游行队伍前后冲出两支队伍，向大楼两侧扑去。进攻者高举着长矛、大刀、棍棒，呐喊着向前冲，后面跟着一群女生，挥舞着红旗，齐声呼喊“缴枪不杀”！
游行队伍停下来，同学们看见开始攻楼了，想起刚才自己被几块砖头砸到鸡飞狗跳墙，无比愤怒，这时便齐心为自己组织鼓劲，口号声、惊叫声响成一片。
进攻大楼的这两支队伍显然有准备，他们头戴安全帽，顶着语录板、毛主席像画板当盾牌，慢慢向大楼脚下推进。楼上的守卫者也显得很有信心，不扔砖头了，打开广播，大声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似乎进攻者将要遭灭顶之灾。守楼者才念了几句，看看不顶用，就迫不及待又往楼下扔砖头块，广播也不劝进攻者投降了，反而大喊大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跟着游行队伍的几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此时陆续开到楼下，摆成夹击之势，高音喇叭也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有一辆宣传车放林副统帅语录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此时，楼上的砖头扔得密集了，有几块砖头砸在毛主席画像的头上，引起游行队伍里一阵怒骂；又有燃烧的草捆抛下，跟着就是汽油顺流而下，在楼下呼呼烧成一片；又扔下两个灭火器，掉在楼脚下，转着圈“咝咝”响，喷着白雾（若灭火器喷头被焊死，扔到楼下后，灭火器的钢罐会因灭火剂膨胀而爆炸，犹如一颗小炸弹，钢片飞舞，很恐怖）。看见楼上战备如此精心，还哈哈笑，进攻者叫骂不止，更加卖力气进攻。战斗气氛愈炽，场面更热烈。
我看着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有一支突击队专门负责攻楼吗？怎么换成大群人围攻了？这么喊叫着，轰轰隆隆的，能攻上去吗？
我正想着，只见眼前这十几个穿黑背心的人，一声不响排成单列，突然一声短促的口令，队伍中间折成箭头，迅速向大楼正面冲去。
大楼的守卫者已经被两侧的佯攻吸引，根本就没有发现突击队。只见突击队冲到大楼正面的露天平台下，利用窗户登攀，几个人赤手空拳翻上平台，眨眼便钻进二楼窗户，后面登上平台的人鱼贯而入，也有几个人径直顺着窗户向大楼顶层攀爬，像壁虎一样。
游行队伍眼见这攻楼场景，方知计谋如此，都呆住了，有人欢呼起来，马上被制止。在大楼两侧的游行队伍，却被组织起来，使劲呐喊、聒噪，为佯攻者助威，吸引守楼者的注意力。
守楼的人到底没有经验，也可能人手少，也可能慌神，根本没有注意正面的进攻，全部防守力量都集中在大楼两侧，砖头水泥块雨点般打下。
很快，楼顶出现几个穿黑背心的突击队员，半天空一片叫喊，是那种纷乱、绝望的惊叫。下面游行队伍眼看自己人得手，山呼般叫喊起来。大楼两侧佯攻的队伍也很快收拢，从大楼正门冲进去。
顶层平台乱了套，守楼者被撵得到处跑，一会儿被撵到这边，一会儿被撵到那边。在下面看楼上，大刀翻飞，棍棒挥舞；叫喊声，钢铁撞击的乒乓响声，人的惨叫声，在楼下清晰可闻。突然，有人从楼顶翻身掉下，一个白色人形，伸着胳膊，蜷着一条腿，没有叫喊，只一秒钟时间，沉闷的一声“砰”，摔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抽了几下腿，就不动了。是个男生，制服短裤白汗衫，和游行队伍里的男生一模一样。
只见大楼顶层，一个突击队员开始挥舞我们组织的大旗，表示大楼已经被攻陷。楼下的游行队伍欢呼起来，女生都尖声高叫，热烈鼓掌，又蹦又跳。
总部作战部长早已带人将大楼正门把守。过了一会儿，被俘的守楼者被押解出来，几十个中学生，他们表情各异，有的仇恨，有的阴沉，大部分人却是恐惧；其中有十几个女生，面色苍白，浑身哆嗦着，她们互相搀扶，慢慢挪着步子……
此时同类相残、相侮的情景，我实在没有勇气写出。之所以还要点到这些，也是看到近来有人欢呼“文革”，这些人大概不知道“文革”还有这么丑恶、血腥的一幕。
攻下大楼后，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在城里转了几圈，来到市郊烈士陵园。陵园残破不全，一派萧条景色。游行队伍转来转去，最后在一片空场停下，总部几个大头头简短讲话，“烈士”的父亲也讲话，大致是感谢同学们的意思。游行就解散了。
后来我听说，“烈士”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将儿子的骨灰葬在烈士陵园。幸亏这位父亲还算清醒，若在群情激昂中，昏了头，懵了心，将儿子葬在烈士陵园，谁知道以后是什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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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海燕，曾经是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编辑，凤凰网总编辑、副总裁。现在是凤凰新媒体顾问，白云黄鹤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