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8日，台北市文山区指南路一座礼堂里，台湾老牌名校政治大学正在举行八十五周年校庆。政大校长吴思华在台上宣布“杰出校友奖”名单。这份只有五人入选的名单陆续展开：台湾著名的大法官刘铁铮、“第一夫人”周美青、著名企业家尹衍梁、政大前任校长郑丁旺……“黄文雄”，念至最后一个名字，全场寂静，继而响起一片掌声。
黄文雄并没有出现在现场。在台北一栋院内满墙爬藤植物环绕的房子里，年逾古稀的黄文雄在一个堆砌着书报的角落里，对着电脑码字。当天，他把手机关掉，只回复了几位发邮件祝贺的记者，表示失礼：“因为印刷厂在等一篇篇幅较长的论文，带病守候，不便受访。”
穿着简单、满头银发的黄文雄，总是从眼镜上方看着你，一脸孩子般的欢笑。你很难将眼前这位老人和“刺客”两个字联系在一起：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在美访问的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一名穿着风衣的男子突然从侧边大理石柱后闪出，拔出手枪，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一起被制服。风衣男子便是黄文雄。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被一群警察压在身下的黄文雄，不断从那些彪形大汉的身体里钻出头部或上半身，朝蒋经国大声呼喊。他的妹夫郑自才企图上前营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其时，黄文雄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的台湾留学生。在获保释期间，他逃离美国，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涯。1996年，他回到台湾，成为“海外黑名单”中解禁的最后一人。
那件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母校政治大学从《校友录》除名。直至此次，获颁“政大杰出校友”，黄文雄归来。
三个月后，我联系上了他。已经七十五岁的他，身体一直不好，在与记者沟通和电话采访的那段时间里，他再次感染TIA（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是脑中风前兆），不得不中断采访。医生禁止他上网、外联，但是事后他还是背着医生偷偷回邮件，对于短期内不能继续接受采访表示“非常非常抱歉”。
他给我的材料和邮件里，很较真地纠正一些原本听起来更“传奇”的刺杀细节，比如他们也没有朝天上扔传单、制造混乱；企图上前救他的郑自才身上也没有带枪或者刀——这是没看法庭文件的美国媒体的编造。
“你为什么没有去政治大学领奖？”我问他。“自己所剩时日不多，只希望能将分分秒秒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他答。
2012年8月底，在最后一封邮件里，他又纠正了一个媒体对他的惯用评价：“郑先生，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澄清：虽然和进步学界颇有来往，我的首要身份一直是社会运动者，不是学者，更无著名之可能。”
从日据时代到两蒋统治
1937年，黄文雄出生于台湾新竹。此时，台湾尚处日据时代，他的父亲黄耀辉毕业于台湾工商学校，是当地一名技术官僚，也是小有名气的工程师。
爷爷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极为痛恨日本当局，他一度不允许黄耀辉进入当局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在黄耀辉考上台湾工商学校后，他一如既往地反对。但当身着日本文官服饰、挂着佩剑的日本籍校长，亲自下乡出现在他面前，极为谦和地表达了尊重后，这位生于清朝的长者做出了让步。
在黄耀辉毕业后，年仅二十一岁的他被日据新竹州政府延揽，成为建设局文官，允许穿上文官服并携带佩剑——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待遇，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台籍文官屈指可数。
黄文雄的母亲则是名门之后，她是新竹两大望族之一“内公馆”林占梅后代林家平的大女儿。此时林家虽然大不如前，但是依然住在新竹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楼里。
在黄文雄略微懂事的年纪，盟军开始轰炸台湾。他开始隐约觉得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有些复杂。他的长辈们夹在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艰难地在日语、汉语、闽南语间转换。
某日，一位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日本“少年神风特攻队”的少年来到他所在的村庄。这位少年已经没有往日颈系白毛巾、挥舞着军刀、唱着高昂军歌的风采。他第二天将上战场，驾着木制飞机飞向盟军，然后在火光中燃烧自己的生命。而他此行便是希望在这个村子里买一只鸭子，带上飞机，一同战死。
但村子里的人都讨厌日本人，没人愿意卖给他。最后，黄文雄的母亲，那位精通日语的大家闺秀替日本少年四处说情，才帮他买到一只。“至今，我还记得他手捧小鸭子含泪离去的身影。”黄文雄说。
日据时期，黄父像是个“近乎宗教狂热的现代化推行者”，受到严谨的日本同行的深刻影响，家里堆满了井然有序的设计图和测量资料。他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永远被晒得黑黑的，计算尺和笔记本永远随身带着，吃饭时要是想到什么也会拿出来比量。
1945年，台湾光复。黄父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这个优秀的技术官员可以参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了。但很快，失望开始蔓延。他发觉自己的奋斗是那么孤立无援，总是被吞噬进宏大空洞的计划中。建设局里不断有大陆来的官员进驻，一位国民党籍官员为了装修会客室，将工程档案搬到走廊上，让材料任由风吹雨打。
两年后，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在台北，军警开枪打死了请愿的商贩。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但很快就遭到了镇压。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到整个台湾。在新竹，民众们也包围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从屋内搬出各种东西在庭院里焚烧，“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起来丢回火堆中，没有人会私吞”。
人们的怒火压抑了很久，但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包围警察局的人们在开会时，列举的案例却是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挥下欺负他们。有些人则将矛头对准外省人，因为开枪的国军大部分不会说闽南语，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护着外省家庭。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至此，人们开始有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及其军队。
此后黄父辞职下海，成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总工程师。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北。刚到台湾不久的“中央政权”虽然继续高压维稳，但在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颇为用心。20世纪50年代，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蒋经国亲自参与，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工地上与筑路“荣民”同甘共苦。他和工人一样嘴对水直接饮用的镜头，是青少年时期的黄文雄对蒋经国的第一印象。
黄父重新被召回体制，并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主持当地市政建设。不久后，又调任新竹公共事业管理所担任所长。黄文雄的性格与其父亲截然不同。父亲是个兢兢业业的技术官僚，而他一面嗜书如命，一面又接连惹事，乃至留级。
某天，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自己最讨厌上的公民课的老师曾因贪污而被判过刑。他悄悄剪下那则新闻，在老师上课前贴到黑板上。之后被学校处分，理由是不尊重师长。
他在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学就读高中。前者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有林献堂、辜显荣这些大半生夹在大陆政权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台湾士绅。这个中学的际遇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黄父的课堂上，日文取代了汉文；而到了黄文雄上学的年纪，“三民主义”已经南下，取代了“皇民化”。青年们拥挤在这个外形很像红薯的岛屿上，地理课上学的却是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他们用闽南语讲话，在学校却必须每天听一遍领袖发出的具有江浙口音的国语。
外省精英成为最早的启蒙者，黄文雄开始喜欢当时著名的杂志《自由中国》。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雷震是国民党党内温和的改革派，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起初，《自由中国》是一份拥蒋反共的刊物，但当杂志的撰稿人——老干部及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慢慢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后，杂志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深受《自由中国》影响的黄文雄在演讲比赛中将题目定为《地方选举》，险些惹祸上身。
但当时的他，同时也是个标准的“爱国青年”。1954年，国民党军队的驱逐舰“太平号”在台湾海峡被大陆的鱼雷快艇突袭击沉，台湾青年们发起了一场“复仇献舰运动”，黄文雄是最早的响应者，并在校园里组织活动。
三年后的1957年，一位名为刘自然的台湾少校被美军派驻台湾顾问团的上士罗伯特·雷诺枪杀于阳明山一栋公寓内。之后，美军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美国士兵，引发台湾民众的抗议浪潮。“刘自然事件”爆发后，黄文雄和几位女同学常在暗夜里扮演情侣，用弹弓石块打公园里的美军招待所。
这个年代的校园，除去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令人窒息外，更可怕的是严密的校园监控。他坦言，当时若不是校长的保护和其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他可能很早就被当局盯上了。他的同学中，不少人都被无情地送往少年监狱，不论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左派青年的诞生
在黄文雄考上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自认为“开窍”了，一些东南亚侨生和美国留学同学给他带来革命性影响。彼时，受大陆影响，东南亚各地华人投身共产运动者颇多，在东南亚各国政府与共产主义者的对峙中，不少华人富商将子女送往被视为最安全的台湾就读。
一位就读于台湾大学的女侨生May和黄文雄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May的个性更叛逆，她原本在英国留学，不慎怀孕后被家人送往台湾。May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左派思潮的洗礼，在她的引导下，黄文雄开始读了不少“禁书”，包括一些左派书籍和大陆书籍。
而那些美国来台湾留学的同学中，有不少在美国本土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和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他们和黄文雄畅谈美国，宣泄对美国越来越逼仄的政治空间的不满。当他们用马丁·路德·金的语气诵读《我有一个梦想》时，激起了他们的台湾朋友最热烈的崇拜。
台湾政治大学，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校，是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黄文雄的一位大学同学甚至认为，品学兼优、逻辑极为缜密的黄文雄如果选择留在台湾，或许会成为陶百川第二。陶百川是体制内的改革呼吁者，民国时期从哈佛留学归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长期奋战在国民党的宣传系统，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蒋经国时期，他担任“国策顾问”，但经常在公开演讲中主张取消“报禁”。然而，命运恰恰走向了相反方向。
1960年，雷震被捕。
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进入“沉默的十年”。
整个岛屿沉浸于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高级精英们不分省籍地陷入白色恐怖带来的窒息氛围，而本省人则是留在家乡的流亡者。黄文雄情绪极为低落。“连雷震先生这样的前辈，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者，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1964年，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接到一份电报——父亲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吉普车带走。这让他极为惊讶，“我父亲最不懂政治，除了工程图纸外，其他都不关心。若是政治事件，最该抓的人是我。彭明敏当时正在台湾各地串联反蒋人士，我当时虽未参与，但曾和同学们见过彭明敏教授，也常和左派侨生有些往来”。
原来，由于不配合县长进行变相报销及筹措竞选经费，黄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调查。在被调查期间，黄文雄遇到许多体制内的司法“黄牛”，也有人传话，如果父亲愿意自动辞职，便可以不起诉。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在调查站里，父亲老泪纵横地谈了一些心事后，竟然让儿子一定要安排单位的某位技术干部来看他，因为他发现一些新想法或许可以帮第三期自来水扩建工程省钱省时。黄父的案件经过两轮审理后，无罪释放。
在目睹“呼吁者”雷震和对体制无比忠诚的父亲的遭遇后，他引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中的论断，认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呼吁”与“忠诚”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唯有“退出”。出走是最好的选择，而留学则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为台湾留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台湾学生们戏称，苏联是他们应该感谢的对象。1957年苏联那颗人造卫星sputnik，让美国人第一次感觉到紧张。随着冷战加剧，利用奖学金从“自由阵营”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吸引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成了冷战策略之一。黄文雄将自己和20世纪60年代赴美读书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青年称为“sputnik世代”。
然而，此时的美国，也正是左派运动的年代。留美期间，他交往的美国女友中，不少来自工会的传统家庭。那时他和女友们除了出入hotel外，也被这些女孩引导着接触社会活动，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活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大学改革运动，等等。
黄文雄在美国就读的第一所高校是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匹兹堡以盛产钢铁业和煤矿出名，并因此吸引了不少黑人移民。这座城市有着相当强的社会批判传统。和他一起为黑人朋友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中，也有不少白人朋友。一位白人朋友Chuck成为他在美期间最好的朋友。Chuck喜欢穿南方黑人农民的牛仔工作服，当时黄文雄和身边的华人同学还难免自命清高的时候，如此愿意放下身段的大学生让他充满了好感。
在一次酒后的聊天中，Chuck向黄文雄坦言，他觉得留美的华人学生都喜欢黏在一起。一起租屋、买菜、做饭、上图书馆实验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怀疑他们见识到多少美国和世界”。在这次聊天后，黄文雄听从Chuck的建议，和华人社区保持联络，但始终和其他各国学生同住，而且有意识隔一段时间就移动住所，借此扩展交往圈子。
Chuck还推荐他观察并参与“学生民主社会联盟”。“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联盟的学生们写下了这个《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一个世代的议程》。这个联盟的学生们经常走向街头，他们抗议一切，拒绝传统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但不信任老左派的社会主义——苏联将坦克和飞机运往匈牙利镇压当地民主运动，斯大林极权面貌被彻底暴露出来，因此，他们不同意传统左派把改革的使命放在劳工身上。这个联盟的故事此后不断出现在美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中。
在黄文雄赴美留学第四年的1968年，左派的高潮来临。在美国，约翰逊总统放弃连任，捷克有“布拉格之春”，法国的戴高乐被学生和工人联手逼退。被浪漫化的Chuck们似乎代表了黄文雄渴望的一切：敢于冒险、富有学问、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这一切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黄文雄开始思考他的故乡，他把台湾和越南进行对比。在他眼里，虽然不喜欢另外一个阵营，包括苏联和海峡对岸，但是对美国扶持南越和台湾的“独裁政权”，他恨之入骨。
此后，在其同样在美留学的妹夫郑自才等人的介绍下，他开始成为“台独联盟”的一员。联盟的大部分成员是台湾留学生。“他们的一些目标，加上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我很快就能赞同。身处那个时期的美国，各种民族解放思潮流行，我很多朋友组织起来，上了街头，有人甚至想回国打游击，没人能完全不受影响”。
一位台湾留学生如此形容黄文雄：黄长得很帅，又潇洒，又浪漫，还有一只不离嘴的烟斗，加上那袅袅而上的黑烟，使人感觉他是用诗写成的一个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拉丁美洲那位出现在各种T恤上的左派青年偶像，切·格瓦拉——还好，黄文雄绝不是格瓦拉。
刺杀蒋经国
1970年4月，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即将履行他的第五次访美任务。
早在1969年，蒋经国第四次访美结束后，已经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黄文雄便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的康大同学那里听到蒋经国将有第五次访美的消息。由于此时尼克松已和北京有过秘密接触，随时可能会和北京建交，为了安抚台湾，美国人事先布置了抚慰。
在蒋经国赴美前，黄文雄和一群台湾学生开始了策划一系列抗议。一位台湾学生突然提到刺杀计划，整个讨论活动开始迈向高潮。但这样的讨论显得极无意义，学生们更像在秀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一些理工科学生从技术可行性分析蒋经国可能的路线和行程，他们设计了一套狙击方案，并建议购买高远距离的狙击步枪。这个计划得到认可后，由谁来开枪很快成为一个让现场沉默许久的话题。有人建议可以雇用黑社会人士或是黑人执行暗杀。最后，讨论不了了之。
在一旁的黄文雄显得十分安静，他对这样的讨论兴致并不高，因为学生们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暗杀蒋经国。蒋经国的离去会打乱接班计划，但依然改变不了台湾现有的政治格局，可是“刺蒋”这个动作会让很多人明白反对人士的不满，给沉寂的反对运动带来曙光。他认为暗杀蒋经国只有由一个普通的台湾人去做，才能凸显政治意义，那些雇用黑人或远距离狙击的匿名攻击，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国人传递台湾人的政治诉求：台湾人不能接受蒋家父子的独裁，也不能接受父传子的接班设计。而且暗杀行动执行时，一定要靠近蒋经国，如果误伤无辜，即使技术上暗杀成功，必然会伤害此举的政治意义。
几天后，他的妹妹黄晴美、妹夫郑自才及另外一名同学赖文雄上门找到他，四人开始正式决定行动。郑自才负责买枪，而在蒋经国抵达美国的当天，黄文雄、郑自才、赖文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去开枪。
他没有将计划告诉其他台湾人，只告诉了两位有生死之交的外国朋友。当蒋经国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时，黄文雄自告奋勇决定由自己去开这一枪，因为郑自才和赖文雄都有妻儿。
蒋经国在华盛顿停留了两天，来到了黄所在的纽约。在黄的计划中，蒋经国24日会在纽约的广场酒店，向“东亚-美国工商协会”发表演说，这被认为是刺杀行动的最佳时机。
广场酒店前面有一个喷泉广场，是官方组织的欢迎者以及异议者示威的地方。黄分析，广场和入口应该是护卫人员的注意重点，但酒店后侧和左侧各有巷子。后侧巷子有一幢建筑正在整修，比较凌乱，那里的防卫可能较薄弱。于是，他决定次日从后侧巷子转到左侧巷子，然后从那里沿酒店的骑楼走向入口地区。
24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枪放在黄晴美的皮包里，因为警卫一般不会搜女士身上的东西。黄文雄、黄晴美和赖文雄按原来计划走向酒店。但走到酒店后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时却被建筑工人和警卫挡住了。于是，他们决定多跑半条街转入酒店左侧的巷子，当妹妹在酒店的南角把枪交给他的时候，蒋经国的座车正好转入酒店入口前面。左侧巷子果然和他们想象中一样，警卫很少。
蒋经国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朝酒店旋转门方向走来。护卫人员排成两排护卫墙，让出通道。黄文雄很容易挤到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
就在蒋经国即将进入旋转门时，枪声响了。但是让黄文雄没预料到的是，他开第一枪时，一个机警的纽约警官看到了，飞身而起将他手肘往上托，子弹飞向蒋经国头部上方。在黄文雄开第二枪时，蒋经国已经进入旋转门的右侧了。而他也被一大堆警察压在身下。
他高喊着那句英文：“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正在示威队伍中发传单的郑自才见此景，跳进来企图救走黄文雄，但很快他也被制服了。示威者愣了很久，在黄和郑被戴上手铐塞进车内时，正在示威的几十位同乡才回过神来，口号变得特别响亮。
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但蒋经国回到台湾后，黄文雄即被列入重点看顾的海外黑名单，情治单位对黄的家人也一直“照顾有加”，只是美国的法律制度最终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
在警局内，警察从他身上搜不到任何证件。黄文雄行前也没有告诉女友自己的计划。他预判，当天下午，女友会到住处找他，因此他必须把时间拉长，让女友和可以照顾女友的朋友们在警方查出他的住处前，有机会从电视上得到消息。他显得十分冷静，警告警察自己会有很好的律师，“明天的《纽约时报》头条肯定会是我”。直到当天晚上，他断定新闻已经传到康奈尔大学后，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学校和住址。
很快，他和郑自才被检方以“谋杀未遂和共谋”罪起诉。
在拘留所里，他认为自己见证了当年美国人反越战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改变，比如这场运动让许多美国人对第三世界的反对者有了更多同情和支持。在好几个拘留站，他们受到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甚至所经之处，还有人举起拳头向他们打招呼，以示加油。而相同囚室里，大多都是政治犯，包括反战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成员。直到今天，他还清晰记得在牢中的时事辩论会。
由于涉及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定得很高，黄文雄需要十万美元，郑自才需要九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但不到三个月，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为他们成功募款，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保释。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对此事的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生难忘，以至于此后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体制向台湾本土年轻人开放，李登辉、连战、吴伯雄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进入体制。随后到来的所谓外交危机也化作改革的动力，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台湾最终走向解除戒严体制。
一些美国人主动递上援手。为黄、郑二人辩护的律师中，一位律师的女儿也因反战案件被联邦政府通缉，另一名律师是调查纽约警察贪污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名前检察官。康奈尔大学几位社会学家则制定了一套陪审团筛选方法，以帮助辩方律师。
但是最终，黄文雄和郑自才选择了弃保逃亡。他们得到了负责出入境工作的几位外国朋友和台湾老乡的帮助，顺利在FBI的监视下逃亡。有关逃亡的过程，黄文雄自称“十分精彩，是自己报废前必须好好写下来的故事”。但还未来得及向包括我在内的采访者详细描述，他便被医生禁止外联了。逃出美国后，郑自才在瑞典被发现，此后被引渡到美国，服刑一年多后，被假释出狱。而黄文雄则在欧洲游荡了二十五年，直到蒋经国在临终前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塞子后第八年——1996年，黄文雄得以回到台湾。
这一年，他在回台公开身份后接受的第一个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问：“现在最想说什么？”他说，想向当年美国的女友道歉。
要做怎样的反对者？
有关欧洲流亡的故事，黄文雄一直守口如瓶。他只是一直强调为了不让自己暴露：开车十分小心，生怕出事，同时也不会去酒吧喝酒；实在想家，也不敢给家里电话。
1992年，流亡期间的黄文雄主动找上在欧洲访问的“国大代表”、反对党的要角陈菊。陈菊回台后于《自立早报》刊载《二十一年生死两茫茫——喜见刺蒋案黄文雄志士》一文，台湾人才首次得知黄文雄“别来无恙”。
四年后，黄文雄回到了台湾。虽然早在四年前，李登辉就已经宣布解除海外黑名单，但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未抱太大信心，黄文雄选择的入境方式是偷渡。
此时他的母亲已卧病在床五年。黄听从弟弟的意见，与母亲见面时，扮作弟弟从美国归来的朋友兼推拿医生。但他没想到的是，已经二十六年未见的母亲很快就认出了他，和他对望着。也许是看出黄文雄情绪上的激动，在他为母亲按摩脚的时候，母亲用脚趾夹住他的手指，眼中有一闪慧黠的光芒。“母亲似乎在告诉我，我们得先骗过他们。已经回来了，要哭以后再哭。”
母亲的举动让黄文雄决定提前召开记者会，宣布归来。此后他遭到起诉，检方的理由是，虽然其拥有“中华民国”护照，但是没有户籍，必须申请后才能入境。最终黄文雄胜诉而获判无罪。
回到台湾后，黄文雄仍然充满争议，有关他刺蒋的细节被媒体大量报道。直到2000年，国民党人唐湘龙在《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他为“刺蒋暴徒”。而在同一年，他则被刚当选为“总统”的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
不过黄并没有因此加入民进党，他并没有像其他“海外黑名单”上的异议者一样，在台湾民主化后，把曾经的“反对者”身份作为资源，在各种选举场合呼风唤雨。他回到台湾后，依然扮演的是体制的批评者。
在陈水扁执政期间，谢长廷内阁曾推出“台湾全民指纹资料库”计划，在居民更换身份证时，被强制要求按捺指纹。为此，在2005年5月24日，黄文雄与台湾人权促进会、“中国人权协会”等人权团体合组为“拒按指纹524行动联盟”，公开反对“行政院”推行的“全民指纹建档”计划。
最终，“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释字第603号解释”，宣告该案法源应不再适用。2005年10月，官司获胜后的黄文雄辞去“国策顾问”职位，转任台湾人权促进会顾问。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反对者。但在黄文雄的世界里，敌人只是不合理的体制，统独从来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出生于日据时期，与传统的本土精英极为亲日不同的是，他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殖民化和现代化同时进行，情感十分复杂，今天台面上的两极化说法都过于简单。
对台湾，他充满了感情。他常提及台湾学者曾建民的著作《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这本书描述了1945年8月15日台湾光复、日军投降到陈诚和国军接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台湾高度自治的状态。多元的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同规划战后重建，甚至有公民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萌芽出现。曾建民是统派学者，此书认为这种局面是台湾人高度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下完成的。黄文雄也没有反对这点，他也认为1945年台湾人脱离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欢欣达到了高潮。但让人可惜的是这个高潮不但只有空前，而且绝后，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接踵而至。以至于他常想，若早期接管台湾的大陆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今天的台湾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吗？
他年轻时深受影响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是标准的外省人。回到台湾后，他和柏杨第一次见面时，柏杨很认真地对他说：“文雄啊，你开那枪后，我们牢中原来判轻罪的都改判重罪，原来判重罪的都改判枪毙了。但我们都不怪你，只怪你枪法怎么这么差！”
他也不关心权力属于哪一派，真正要紧的无非民之福祉。2006年12月4日，黄文雄在台湾绿党网站发表《我为什么支持绿党？》一文，公开表态支持台湾绿党的理念，以拓宽台湾的多元政治光谱，并批评泛蓝与泛绿关怀的议题主要局限于“国家认同”与省籍差异而非公共议题。依照2012年“立委”选举的不分区政党票来排名，绿党目前为台湾第五大政党。这个政党长期关心劳工、弱势、环保议题。
人们总是期待从他这里得到对蒋经国不同于主流的评价，但每次都失望而归。2003年，他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蒋经国为“先生”，并认为蒋经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认识他，评价他，所关系的并不是为某个人‘打分数’而已，还关系到我们对自己的社会、时代，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了解，不可不谨慎从事。”他常强调，自己刺杀的是体制，不是针对蒋经国个人。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把他和另外一位日本籍台湾裔作家黄文雄混淆。二者都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日据时期，都曾是蒋政权的反对者，这样两个同名人士的确很容易被混淆。但是和那位“反中作家”黄文雄相比，这位黄文雄显得温和许多，几乎没有发表过针对大陆的任何评价和文章。
将“二黄”混淆的不仅是一些大陆媒体人，还有中国社科院涉台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们。一位研究员在一篇研究文章中，痛骂刺蒋的黄文雄为“刺蒋案主凶”、“恐怖幽灵”，并称黄现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员，其人权斗士的面目可想而知。后面这个职务，其实属于“作家黄文雄”。
这位反对者，虽然以一个“刺客”的身份留下最震撼一幕的历史画面，但他最终选择为“非暴力抗争”布道。
2009年，黄文雄在郑南榕（党外政论杂志出版者，1989年被国民党以叛乱罪起诉，拒捕自焚而死）去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说呼吁非暴力抗争。人们常把他当作另外一个郑南榕。黄文雄在演讲中称：“我没有时间向大家报告非暴力抗争、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平民国防的历史、经验、技术和理论……我只是想用它来举例说明郑南榕的精神和方法学，并且向Nylon（郑南榕的绰号）这位不是用勇气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说：我已经在和几位影片制作者商谈了，希望能制作一部有关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的教学影片。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扫墓时，可以带来代替鲜花，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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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专栏作者，《凤凰周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