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我有个良师益友，画家，你们也认识，刘丹11老师。他在美国住过好多年，最后还是回到北京来画画。我跟他说我就喜欢在外国住，就盼着能在纽约住几年。他说那样你会觉得特别孤单，举目无亲。我说我平常就挺自闭的，在北京我也待家里不出门，所以没关系。他说在北京你尽管不出门，但是你知道你熟悉的亲朋好友就在不超过十公里以内，你也许不找他们，但他们在你周围。他说你真到了纽约，那叫孤悬海外，甚至会有荒凉的感觉，在那样一个城市，你一个人，谁跟你都没有关系。
冯唐：没错，就像一首诗写的，谁写的我忘了，大概是“我走过你的楼，远远地向你招招手，也不见得见你，也不见得让你知道”。不见的人，有可能是初恋，有可能是老情人，也有可能是像咱们这样的朋友。你想这傻子现在干什么呢，就招招手，感觉很温暖。我觉得北京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是变化太快了，在我成长过程中，反反复复地体会到这些变和不变。比如东三环，我原来上中学骑自行车，从垂杨柳过双井，一直到白家庄，然后再骑回来。一路上，春天来了，树发芽了，柳枝垂下来。正好旁边一个女同学跟你一块儿骑车，她大致在那个时间从街角转出来，头发挺长，柳条跟头发一块儿飘。现在你再骑车过去，什么都没有了，你也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树也死了，可就是这些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东西，让你觉得好像来过一趟这个世界。
窦文涛：你还是喜欢有归属感。
冯唐：可能小时候安全感太少了吧。我不知道，反正觉得这种感觉很有意思。我喜欢知道每一个街角的来历。
最近三次回北京，没有一次见到蓝天。沙尘暴里，坐在啤酒杯子里，我问一个老哥哥，会迁都吗？老哥哥说，我们有生之年，可能性不大吧。我问，北京会变成沙漠吗？他说，我们有生之年，可能性不大吧。所以，还是回北京。后海附近整个四合院，不太现实。中等规模的四合院，占地五六百平米，基本住了八九户人，不找三四个打手，没上千万，请不走。砖木结构，俩小孩儿墙根撒泡尿就塌了，抹平了重盖，周围二三十个老头老太太找你麻烦。还是在城乡接合部找一块农民宅基地，自己人设计，自己人当工头，自己人画画补墙，我自己住。我问，只租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怎么办？老哥哥说，活这么大，我明白一件事，十年之外的事情，不想。
北京虽然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但是还适合我思考，还能让我混吃等死，灵魂不太烦闷。
——冯唐《活着活着就老了·择一城而终老》
窦文涛：我想起北岛，他在某种程度上给自己的一个身份定位是漂泊者。他多年在国外游荡，甚至觉得诗人就应该是这样游荡的。
梁文道：但问题是他最后还要写《城门开》，最后还是要到北京。就算不回来定居，还是要把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北京在脑海里构思出来。
窦文涛：北岛写他多年之后回到北京的那个诗，我觉得挺有感情的。
梁文道：所以还是会有乡愁。我跟你比较相似的是，我们都没有太强烈的故乡的牵扯。
窦文涛：我觉得我是片无根的飘萍。
冯唐：不能这么讲。
梁文道：女人听了，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哈哈哈。
窦文涛：是啊，当年促使我选择新闻工作，就是有一个人的名字对我起了暗示作用。
冯唐：邵飘萍啊。
窦文涛：没错（笑）。
飞机降落时，万家灯火涌进舷窗，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关，三个陌生人举着“赵先生”牌子迎候我。他们高矮胖瘦不一，却彼此相像，在弧光灯反衬下，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欢迎仪式简短而沉默，直到坐进一辆黑色轿车，他们才开始说话，很难分辨是客套还是什么，灯光如潮让我分神。
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八瓦，卧室三瓦，厕所和厨房共用三瓦（挂在毗邻的小窗上）。也就是说，当全家过年或豁出去不过日子的话，总耗电量才不过十四瓦，还没如今那时髦穿衣镜环形灯泡中的一个亮。
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远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一拉灯，那功课怎么办？少废话，明儿再说。
灯泡一般都不带灯罩，昏黄柔润，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晕，抹掉黑暗的众多细节，突出某个高光点。那时的女孩儿不化妆不打扮，反而特别美，肯定与这灯光有关。日光灯的出现是一种灾难，夺目刺眼，铺天盖地，无遮无拦。正如养鸡场夜间照明为了让母鸡多下蛋一样，日光灯创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宁，心烦意乱。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脸光板铁青，怎么涂脂抹粉也没用。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在日光灯下，他们无处躲藏，失去想象的空间，过早迈向野蛮的广场。
——北岛《城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