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阴雨连绵。灰蒙蒙的云层笼罩着大地，像一块看不到头的吸饱了水的巨大海绵。多萝西好不容易收拾出来的那块地变得泥泞不堪，处处是明晃晃的小水坑。但不管是晴是雨，她照例会下地劳作，这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种上大蒜，并混杂着种了一些冬黑麦和长毛野豌豆，用以盖住湿润的地面。另外她把苗床划成一块一块，用白云石间隔开来，并撒上肥料，准备来年开春种些作物。
这天她又在忙着干活，一辆送花的厢式货车驶上了街对面的停车道。
多萝西跪坐在地上，抬头看着穆勒齐家的房子。雨幕茫茫，硕大的水珠沿着帽檐滴落下来，遮挡了视线，萤火虫小巷里的黑色丝带变得模糊不清。
对面的房子已经许久没人住了。穆勒齐一家要么在医院里陪着凯蒂，要么在凯蒂的家里陪着她的孩子们。这些天来，多萝西负责帮他们收信，并妥善地放进门廊下那个银色的牛奶箱里，此时箱子里的信件早已堆积如山。曾经有过几次，她发现箱子里的信件被取得干干净净，于是便知道巴德和玛吉偶尔会回来，只是近一个月来，她一次也没有见过他们，或者他们的车子。
多萝西放下泥铲，慢慢站起身，并习惯性地摘下手套塞进腰带。她从园子里走出来，穿过后院，沿着前院的一侧向车道走去。
她刚走到自家的信箱前，那辆厢式货车已经从穆勒齐家的车道上倒了出来，随后左转驶入了萤火虫小巷。
她踩着一双大胶鞋来到街对面，走上碎石车道。右侧，郁郁葱葱的青草地从农舍一直延绵至围绕着房子的、纵横交错的栅栏。走近白色的门廊时，她不禁想道：这里对女儿来说是最接近家的地方，而她却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门廊下堆满了插花，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放在桌子上，甚至有一簇就放在牛奶箱子上。多萝西一阵难过。她从近旁的一个花束上拿起一个信封，打开看了看。
务请节哀顺变。
我们永远怀念凯蒂。
戈德斯坦一家敬上。
多萝西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悲伤。她甚至连凯蒂·雷恩的样貌都想不起来。她记忆中除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抹恬静的微笑之外，再无其他。
大麻、酒精。这两样东西从她身上偷走了太多太多。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找回那些过去的记忆。
毋庸置疑，凯蒂的离世一定让塔莉伤心欲绝。多萝西对自己的女儿也许谈不上了解，但有一件事她非常清楚：凯蒂是女儿脚下的土地，是保护着她、使她免于摔倒的栏杆。凯蒂是塔莉一直梦想但却从未拥有过的姐妹，是她一直无限向往的家。
多萝西希望巴德或玛吉能早点回来，否则到时看到门廊下堆满枯萎的花该多么让人沮丧。可她能做点什么呢？
或许，她可以找她的女儿。
这念头令她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也许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出现可以让塔莉看到她的改变。于是她急匆匆地赶回家。前后打了将近三十分钟的电话，终于问清了凯蒂的葬礼安排。葬礼将在几天后在班布里奇岛的天主教堂举行。在斯诺霍米什这样的小地方，死人的消息总是传播得特别迅速。
多萝西开始为这件即将到来的大事准备起来。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有在公开的场合露过面了。于是，10月5日这天，她冒着倾盆大雨骑车到镇上理发。为她剪头发的年轻女孩儿时而掩嘴偷笑，时而啧啧连声，多萝西知道她一定是没见过这么长、这么乱又这么白的头发，不过多萝西这辈子被人评头论足的次数多得连她自己都记不清，所以她并不在意，也懒得解释。况且她又不指望自己能变得像简·方达[1]那样美艳照人，她已经老态龙钟，身材走样。她只想自己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不会给塔莉丢脸，同时也想让女儿看到她实实在在的改变。
所以她只要求把头发剪短到及肩的长度，并让那个穿着摩托靴的黑人小姑娘帮她吹干，直到头发能自然垂下并形成好看的波浪。然后她来到第一大街（在这里她又引来人们的一阵窃窃私语和啧啧感叹），走进一家本地小服装店，买了一条黑色长裤和与之相配的高领毛衣。她让店员把衣服用塑料袋包好，拿着走回她的自行车。然而当她走到车前时，她刚刚理好的头发又被雨水淋得一塌糊涂了，不过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她脑子里一直在专心思考着葬礼上要说的话。
又见到你我很高兴。
我很抱歉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我知道她在你心里有多重要。
我戒酒了，到现在已经有297天。
她特意买了一本关于如何帮助亲人走出悲痛的书。但书里的大多数话倘若从她的口中说出一定会显得滑稽可笑：她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时间会治愈一切的。祷告会让你舒服些。不过有些她倒可以试试：我知道她对你有多重要。人生中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你应该感到幸福。她把其中一些有用的句子画出来，并对着镜子练习，尽管她需要假装看不到镜子里的自己是多么年老体衰，以及毒品和酒精在她干瘪的皮肤上留下的印迹。
葬礼那天，天气倒格外晴朗。她认认真真洗了个澡，好好梳了梳头，不过在设计发型的问题上她无计可施，头发虽然剪短了，但看上去仍然摆脱不了过去那种爱因斯坦和老嬉皮士合体的感觉。有什么办法呢？她的脸上布满皱纹，眼神忧郁疲惫，那是再多的化妆品也改变不了的。她的眼神儿已经大不如前，手也会不自觉地哆嗦，看上去多半像《兰闺惊变》里的贝蒂·戴维斯[2]。
尽管如此，她还是用心收拾了一番。她刷了牙，穿上新衣服。嗯，现在的她看起来有点儿——只是一点点——布莱思·丹纳[3]宿醉初醒的意思了，不过她的衣服却相当体面。
她骑上自行车朝镇上驶去。这天的阳光十分明媚，但外面还是有点冷冷的感觉。
来到镇上，她喝了一杯印度奶茶，一边等公共汽车，一边在脑子里把那些应景的话又过了一遍。
上了公共汽车，她在心里暗暗鼓励自己。她能做到。她终于有勇气面对她的女儿并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她安慰了。
望着车窗外面，她在玻璃上看到了自己幽灵一样的面庞。面庞之外是笔直的高速公路，而与高速公路一起延伸的，是不请自来的历历往事。
一个停满车子的停车场。高大的枫树投下浓浓树荫，孩子们在城市的公园里追逐嬉戏……
我又醉得一塌糊涂。这是我唯一用来消磨生命的方式。
我为什么在这儿？因为我的母亲刚刚过世。
“妈妈。你终于来了。”
女儿美丽大方，楚楚动人，看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她16岁了吧？作为母亲，我却连她的年龄都搞不清楚。黑暗在膨胀，超出了边界，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虚弱。
“你知道我需要你。”
塔莉在微笑，微笑。
我想起自己曾经尝试着做一个合格的母亲，为她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可每一次都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塔莉滔滔不绝，我却再也抑制不住滚滚而下的眼泪。我踉跄着扑向她，对她说：“你看看我。”
“我看见了呀。”
“不，你仔细看看。我帮不了你。”
塔莉蹙起了眉头，后退一步说：“可我需要你啊。”
多萝西收回投向窗外的目光。母亲葬礼那天她对女儿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她只记得自己转身离开……还有那继之而来的，笼罩着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的黑暗。男人、酒精、大麻。
那一天，她把女儿拱手交给了社会。
吱呀一声，公共汽车在渡口缓缓停下。多萝西下车后又登上了开往班布里奇岛的渡轮。
她以前来过这里吗？应该没有。即便来过，恐怕也是醉得稀里糊涂，或者吸大麻吸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之后的事，因为她一点印象都没有。
小岛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到处都有古雅的商店和安静的街道。这绝对是那种左邻右里都彼此相识且友爱和谐的地方，像她这样的人即使穿上体面的衣服也会显得格格不入。
她心里明白，此时倘若不是因为吃过镇定药，她恐怕会紧张得浑身出汗。不过现在还好。虽然头有点晕，但起码她还能稳稳当当地站着，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前吃药之后，她整个人都会头重脚轻，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但如今她已经没有那种找不着北的感觉。
可尽管如此，坦白地说，她还是很想喝杯酒，定定神。只要一杯。
她伸手到口袋里，紧紧抓着那张她在上次互助会上赢得的卡片——成功脱瘾9个月。很快就有10个月了。用心过好每一天。
她随着由本地人和游客组成的人群慢慢走下船，来到岸上，重新回到阳光下。她按照地址方位穿过小镇。天色尚早，街上静悄悄的。教堂的位置比她原来以为的要远一些，因此等她赶到时，仪式已经开始了。教堂两扇高高的大门紧闭着。她这一生干过不少鲁莽之事，但这一次，她可不打算独自一人推开那两扇厚重的门。
停车场边上有两棵枫树，远看像两个硕大无朋的华盖。她在树下的一张长凳上坐下。一片秋叶耗尽生命中最后一丝力气，像只斑斓的蝴蝶从枝头悄然飘落，正好经过她的面前，她本能地抬起胳膊扫了一下，而后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陷入了沉思。
当她再度抬起头时，发现塔莉孤身一人站在教堂前面。多萝西站起身，开始向她走过去，但刚走几步又停了下来。
参加葬礼的人忽然如潮水般从教堂里涌出来，停车场上顿时人头攒动。有几个人围住了塔莉。他们大概是凯蒂的家人：一个帅气的男人，一个只有十几岁的漂亮女孩儿，还有两个头发乱蓬蓬的小鬼。
玛吉抱住了塔莉，后者在她怀里嘤嘤而泣。
多萝西又回到树荫下。多么可笑，她本以为这里会有她的位置，甚至痴心妄想自己能帮上忙。
她的女儿有人关心和照顾，而女儿也自有值得她关心和照顾的人。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紧紧抱在一起，互相安慰，彼此鼓励。这不正是人们在悲痛时所做的事吗？这不正是家人做的事吗？
刹那间，多萝西感到无以复加的悲哀和疲惫，她仿佛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一直以来，她都在追逐一束永远也抓不到手中的光。
你该知道，假装是毫无意义的。况且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
我听到了凯蒂的声音，坦率地说，我倒希望没有听到。你现在明白了，对吗？
我就像一个小孩子，紧紧闭着双眼，并相信只要我看不见别人，别人也看不见我。此刻我多希望自己能够真的消失。我不愿走进那片光，也不愿在这个关头一幕幕回首往事。回忆很痛。
你在躲避我。
“哼。你们死了的人什么都知道。”
我感觉她越来越近，就像逐渐靠近的火光。黄白色的小星星从我眼前的黑暗中划过。我闻到了薰衣草和爱之宝贝古龙香水的味道，还有……大麻的烟味儿。
我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
睁开你的眼睛。
她说话的方式动摇了我的决心。我慢慢照她说的做了，然而其实在我看到大卫·卡西迪的海报以及听到艾尔顿·约翰[4]唱《再见，黄砖路》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自己身在何地——萤火虫小巷，我的卧室。我那台旧唱机就放在床头柜上，旁边还有一堆黑胶唱片。
多萝西。《再见，黄砖路》。翡翠城。生活中有这么多显而易见的线索，为什么我会一一错过？我就像迷失在奥兹国[5]中的小女孩儿，一直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相信，世界上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凯蒂就在我身边。这里是我位于萤火虫小巷的家。我们一起坐在我的床上，靠着吱吱呀呀的床头板。一张印有“战争是儿童和一切生灵的敌人”字样的黄色海报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
你现在明白了，对吗？凯蒂再次说道，不过这一次她的语调更加亲切平和。
我不愿想——那一天，妈妈的出现是为了我，是为了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却被我搞砸了。我还搞错了哪些事？但在我回答她之前，耳畔又想起了另一个微弱的声音：对不起。
哦，天啊。
是妈妈。卧室忽然不见了。我闻到了消毒剂的味道。
我扭头问凯蒂：“她在这儿，还是那儿，我是说在医院？”
闭上眼睛。凯蒂温柔地说：只管听着。
2010年9月3日
下午4:57
“这位女士？女士？你还要不要下车？”
多萝西一惊，回过神来。出租车停在医院的紧急入口处。她付了钱，并给了格外优厚的小费，而后开门下车，来到滂沱的雨地里。
前往门口的路虽然很短，却令她感到恐惧，仿佛每一步都需要难以想象的意志来完成。而只有老天知道她的意志是多么薄弱。
走进庄严的大厅，她忽然为自己的狼狈感到难为情，或许在旁人眼中，她无异于一个穿越到现代社会的原始人。
她走到服务台前，清了清嗓子。“我是多萝——白云·哈特。”她轻声说道，“塔莉·哈特的母亲。”提到旧名字时，她仿佛被什么东西勒了一下，不过也只有如此塔莉才会知道她是谁。
服务台后面的女子点点头，告诉了她病房号码。
多萝西使劲咬着牙，攥着冰凉的双手，像准备赴死的士兵一样走进电梯，上了四楼。出了电梯，她沿着泛白的亚麻地板走进等候室。她步履维艰，每走一步，神经都绷紧一分。等候室里空空荡荡，几乎没什么人。一排排深黄色的椅子，服务台前坐着一个女人，两台电视机开着，但都没有声音。屏幕上，范纳·怀特[6]翻开了一个大大的字母R。
这里的气味——消毒剂、食堂里难以下咽的食物和绝望——强烈冲击着她。她不喜欢医院，而且一直尽可能地敬而远之，尽管有好几次她曾莫名其妙地在医院里醒来。
玛吉也坐在等候室里。看到多萝西，她放下手中的毛衣针，站了起来。
玛吉身旁坐着那个帅气的男人，也就是凯蒂的丈夫。他看到玛吉站起来，皱了皱眉，循着她的目光看了过去。然后他也慢慢站起身。多萝西曾在凯蒂的葬礼上远远看过他一眼，不过此时的他更显苍白憔悴，而且也更瘦削。
玛吉主动迎上去，并伸出双手，“太好了，你看到我们留的纸条了。是我让巴德贴在你门上的，我没有时间去找你。”
“谢谢你。”多萝西说，“她的情况怎么样？”
“咱们的女儿是个坚强的战士。”玛吉说。
多萝西心头一热，或许那是蠢蠢欲动的渴望。咱们的女儿。就像她和玛吉都是塔莉的妈妈一样。多萝西倒希望这是真的，然而事实上，有资格称妈妈的人只有玛吉。凯蒂的丈夫向她们走来时，多萝西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只知道她的嘴在动。当看到凯蒂丈夫眼中熊熊的怒火时，多萝西的声音瞬间变成了灰。
“你还记得强尼吧，”玛吉说，“凯蒂的丈夫，塔莉的朋友。”
“几年前我们见过。”多萝西轻声说。那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
“你除了伤害她，什么也没有做过。”他语调平和，却足以令多萝西不寒而栗。
“我知道。”
“如果现在你还想伤害她，我第一个就不答应。你明白吗？”
多萝西忍气吞声，但她并没有胆怯，而是迎着对方的目光说：“谢谢你。”
强尼一愣，皱着眉问：“谢我干什么？”
“谢谢你对她的爱。”
强尼一脸惊讶，他没想到多萝西会这样说。
玛吉挽着多萝西的胳膊，沿着走廊来到一片呈扇形分布在一个中心护士站后面、被玻璃墙分隔包围着的明亮的重症监护病房区。玛吉松开她，让她先去护士站登个记。
“好了。”她返身回来时玛吉说道，“她的病房就在那儿，你去和她说说话吧。”
“她不会希望我来这儿的。”
“去和她说说话吧，多萝西。医生说对她苏醒会有帮助。”
多萝西瞥了一眼干净的玻璃窗，只是病房里的多功能窗帘挡住了床。
“去和她说说话。”
多萝西点点头，开始向病房走去。她步履缓慢，双腿好似灌了铅一样沉重。恐惧随着每一步在全身蔓延，充满她的肺部，疼痛难忍。真正的病人是她，是她。
推开病房门时，她的手一直在颤抖。
她深吸了一口气，向病床走去。
塔莉躺在病床上，周围是发着各种电子声音的仪器。一根透明的塑料管插在她松弛的嘴巴里。她的脸肿胀瘀青，几乎变了形。头发全剃光了，一根塑料管伸进脑壳内。一只胳膊上打着石膏。
多萝西拉过一张椅子，坐在床边。她知道塔莉想听什么。那正是女儿前去斯诺霍米什找她的原因，也是这些年来她无数次问起过的事。真相。多萝西的故事，她们的故事。
等了这么久，她终于可以为女儿做一件事了。她深吸一口气，让紧张的心情平复下来。
“我小时候，加利福尼亚州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停车场和高速公路，那时到处都是柑橘园。山坡上有不停抽吸的钻油塔，像巨大的生了锈的铁螳螂。麦当劳刚刚开始流行，处处可见他们标志性的金色拱门。我还记得加州开始修建迪士尼乐园时，我爸爸，也就是你的外公，他认为沃尔特一定是脑子进水了，花那么多钱就为了让小孩子们玩。”她声音柔和，语速平缓，仿佛每一个字都要事先斟酌。
“咱们是乌克兰人。
“这个你知道吗？
“你当然不会知道。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的事，还有你的身世。我想现在应该是时候了。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故事吗？现在我就告诉你。
“小时候……”
我以为“乌克兰”这三个字是丑陋的意思，就连现在也有这种思想。那是我最早开始保守的秘密之一。
老老实实。低头做人，不当出头鸟。融入社会，做个真正的美国人。在表面蓬勃繁荣的50年代，我的父母最看重的就是这些。
我想你肯定无法理解。你出生在狂野自由的70年代，和你一起长大的人当中，连头巾都找不到重样的。
而在50年代，女孩子一个个都像玩具娃娃。
我们是父母的延伸，是他们的财产。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除了孝敬父母、考取优异的成绩、嫁给一个如意郎君之外，什么都不准想。现代社会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美满的婚姻对那个时代的女孩子究竟有多重要。
女孩子嘛，就是要温柔娴淑，会调鸡尾酒，会生孩子。但在结婚之前这两样却是绝对的禁忌。
我们当时住在橘子郡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名字叫作火烈鸟牧场，那里有很多牧场风格的房子，庭院状如马蹄，房前种着茵茵绿草。要是你有那个心思，在院子里挖一个游泳池出来也不在话下。
那个时候正流行泳池派对。我还记得妈妈的朋友们穿着泳衣，戴着印花橡胶泳帽聚在泳池边抽烟、喝酒，而男人们则围着烧烤炉喝马丁尼的情景。当终于有人跳下泳池的时候，就证明他们已经喝醉了。
周末就是流动的宴会，人们从一个泳池派对转战到另一个。奇怪的是，我的记忆中只有大人们的印象。小孩子可以露面，却只能像个哑巴一样乖乖待着。
不过，我小时候对聚会什么的并不上心。我喜欢木工活儿，通常总能自得其乐。没人注意我。在大人眼里我是个怪怪的小女孩儿，头发卷卷的，眉毛又浓又密，把整个脸都遮住了。我的爸爸过去常说我像个犹太人——而且每每这样说的时候就指天骂地，我实在搞不懂这有什么可让他生气的——我有什么可让她生气的——不过很明显，我的确让他瞧着不顺眼。所以妈妈就总是对我说，没事儿别说话，做个安安静静的乖孩子就行了。
我照做了。
我越来越寡言少语，结果连小学时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也没了。到中学时，我更加孤僻，同学们都对我避而远之，或者那不叫避而远之，而叫视而不见。那个时候，世界在变，但我们毫不知情。可怕的事情，不公正的事情，在我们周围时有发生，但我们假装没看见。我们把目光投向别处。那些黑人、西班牙人和犹太人，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的爸爸妈妈在带着种族偏见评论鸡尾酒时，却从来没有提过我们自己的种族。我第一次问爸爸乌克兰人是不是都是共产党时——那年我14岁——他狠狠抽了我一个耳光。
我委屈地跑去找妈妈，她在厨房里，站在浅绿色的胶木柜台前，淡蓝色的家居服外面绑着一条围裙，嘴里叼着烟，正把洋葱汤粉倒进一碗酸奶油里。
我哭得伤心极了，鼻涕都流到了嘴里。我知道我的脸肯定要肿起来了。爸爸打我。我对妈妈说。
她慢慢转过身，一手捏着烟卷儿，一手拿着汤料包。目光透过她那明晃晃的猫眼眼镜凝视着我。你干什么了？
我？我倒吸了一口气。她通过烟嘴儿猛抽了一口手中的好彩香烟，然后吐出一团烟雾。
这时我才明白，挨打是我咎由自取。因为我做错了事，所以才会受到惩罚。可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明白，我到底错在了哪里。
但我知道这种事不能跟任何人说。
那就是我堕落的开始。我也不知道换种方式该如何描述。后来情况越来越糟。夏天，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来了第一次月经（你现在是个女人了。妈妈说，并递给我一条护垫和一根皮带。自己注意点，别干些傻事让我们丢脸），乳房也开始发育，身体也渐渐变得苗条起来。我第一次穿着性感的分体式泳衣出现在泳池派对上时，隔壁的欧罗万先生看得入了迷，结果失手摔了一个酒杯。爸爸抓住我的胳膊，好像要把我的骨头捏断似的，把我拖到屋里，按在一个角落里对我说我看上去就像个荡妇，说完还赏了我一巴掌。
与他瞪我的目光相比，那一巴掌实在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对我是有所企图的，一些黑暗的无法说明的企图，但我就是不明白那是什么。
直到后来。
15岁那年，有天夜里他进了我的房间。当时他喝得醉醺醺的，一身烟味儿，那天晚上他彻底伤害了我。我想具体细节还是不要多说了。
事后他说那全是我的错，是我自己穿得像个荡妇。我相信了。他是我爸爸嘛，我习惯了相信他。
我曾想把那件事告诉妈妈——不止一次——但她总是躲着我，而且一点点小事都能让她大发雷霆。她只要一见到我就把我赶回自己的房间，或者让我出去转转。显然，她的视野里已经容不下我。
后来，我也尽量不再引人注意。我通常把扣子一直扣到脖子里，出门也不再化妆。我谁都不理，也不交朋友，本就寥寥无几的朋友也不再往来。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像那样过了好几个月。爸爸喝酒越来越厉害，脾气越来越暴躁，人也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我则完全陷入沮丧和绝望之中，不过即便在那时我仍觉得自己的生活没什么问题。好像一切都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直到有一天在班上，一个男生指着我疯狂大笑，后来全班都加入了进来（或者只是我的感觉）。当时的情景就像电影《夏日惊魂》[7]中那帮男孩子嘲笑伊丽莎白·泰勒和她的朋友时的那一幕。我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群如狼似虎、饥肠辘辘而又步步紧逼的怪物。我当时崩溃了，又叫又喊，还扯自己的头发。教室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可能他们都被吓呆了。听到周围没了声音，我抬起头，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吓蒙了，谁知道我会做出那种举动呢？老师问我怎么回事，我只是盯着她，一句话也不说，无奈之下，她让我去了校长室。
我的父母只在乎颜面，不在乎缘由。在他们看来，我尽可以哭喊，尽可以扯自己的头发，但倘若这种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比如教室，那就成了问题。
[1] 简·方达：好莱坞著名女影星，代表作有《柳巷芳草》《荣归》等。
[2] 贝蒂·戴维斯：美国著名女影星，曾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代表作有《兰闺惊变》《红衫泪痕》等。
[3] 布莱思·丹纳：美国著名女演员，格温妮丝·帕特洛的母亲，曾主演过《拜见岳父大人》等影片。
[4] 艾尔顿·约翰：英国著名流行音乐创作歌手，享有盛名的顶级音乐艺术家。
[5] 奥兹国：同上文的翡翠城都是美国童话故事《绿野仙踪》中虚构的地方。
[6] 范纳·怀特：美国著名女演员和主持人，她主持的《命运之轮》节目广受欢迎。
[7] 《夏日惊魂》：1959年上映的一部美国悬疑惊悚片，伊丽莎白·泰勒扮演女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