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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田壮壮:盗马与放风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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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串联。我跟我哥哥、我哥的同学一起到城市串联。回来以后觉得城市一点意思也没有,那种嘈杂,人和人之间那种斗争、辩论、打架,我都觉得没有意思,就和另外几个我哥哥的同学,大我四五岁的,从北京走到延安。很巧的是,我妈妈去延安参加共产党,也是从北京走到延安,我走之前,她就跟我说有些路我可以去看看。这一趟路走得很有意思,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农民,接触中国的农村,你才知道那些地方有多苦,最苦的地方,河北、山西、陕西、黄河边上,很苦。我们自己背个小包,约定好谁也不许坐车,一定要走去走回。大概走到延安,走回来的时候到石家庄,还有大约四百公里的时候,停止串联了,到石家庄就全部把串联的学生安排上火车,回到北京。

这样又待了大概一两年,就在自己家里。因为我们家是个四合院,很大,住了很多人,在那个空间里有很多孩子玩儿的东西,院子里孩子也多,大家在一起玩儿,也不出去。于是就开始遇到插队,最先是68年当兵,当兵的时候我没有报名,那时有工宣队,队长就问我为什么不报名,我说我家庭出身不行,肯定不行,他坚持让我报,我说我不报,等着去农村。到了69年的第一批报名插队,我是我们班第一个走的。我还是没有跟我的学校走,而跟了我哥哥的一些同学走,就是一块儿徒步串联的这批人。到了东北插队。我觉得这段“文革”的经历,对一个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过程,66、67、68这三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逼迫我自己学会独立,逼迫我自己保护自己,还有怎么跟社会打交道、怎么跟人打交道。

到农村以后,我实际上插队的时间很短,就一年,对我来讲是参加劳动换取生活所需,你可以挣钱,可以工作、买粮食。那时你不会对钱有很大的价值概念,因为我这种家庭的孩子对钱是不太关心的,以前父母的工资非常高,但是你会觉得大家都在干活,干活干得好坏是一个年轻人的标志,所以在农业活上就不愿输给别人。而且我那块儿是个很广阔的平原,可以放马、可以种地,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那一年自由极了,完全是今天想干活儿就干活儿,不想干活儿就不干活儿。

一年以后我就到部队。到部队后受的是一种集体性的锻炼,以及一个严密集体中的考验,你怎么接触人、怎么在距离中成长,在部队待四年半到五年,已经二十多岁了。我是74年底回北京的,八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没有成人、没有家庭、没有学校的社会教育。这完全是渗到心里和血液里的,比如我会对农民没有任何偏见,但有的城里人会对农民有偏见,我没有偏见,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工作过、劳动过,他们帮助过我,关心过我,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受到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力上的锻炼,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一个人在未来面对工作或其他一些事情时,有很坚强的毅力来完成,你可以去坚持这件事情,不会半途而废。另外一个就是你和人的关系,你能够保护自己,生存得非常好,能够获得别人的帮助和支持,这在未来导演工作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中国导演和国外导演不同,国外导演就好像上班一样,只做我的事情,而中国不,在中国得牵涉很多人的事情,人际关系在导演工作中产生。所以在我开始做导演时,在这两方面已经有十年的基础了。这个是学不来的,是社会赋予你的。

到电影学院以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了,它变成一种你渴望的东西,让你去学你喜欢的东西,你看到的世界完全和你以前的世界不一样,你要看无数的电影、要拍戏,专业性的东西开始左右你。这四年里,我拍了两部电视、一个电影长片、一个电影短片。还没毕业我已经完成这些东西了。为什么呢,当然有些是很偶然的机会,你去完成你想象的东西,你去实践了,它跟你有没有矛盾,有时候你可能梦想着要当导演,做了一部戏之后你觉得这东西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可能会改做编剧、演员,但你在实现这个过程时,你觉得它真的很有挑战性,你愿意去完成、征服这件事情,毕业以后就很坚定知道这一生会为这件事情努力,不会做别的。

●──您第一部片是1980年的《我们的角落》,改编自史铁生[8]的小说,很多人把第五代的开端归到《一个和八个》(1983)和《黄土地》(1984),其实您早了三年,拍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新电影的一个开端?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没想过这是不是一个开端,但这部电影可能无意中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或全北京的艺术院校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多年后北京电影学院还在课堂上放这部片子,用来教学,我知道中戏(中央戏剧学院),包括姜文他们读书的时候都看过这部片。这片子没有特别多的故事,完全是以人物的心理活动、相互之间的感情去描述。我一直找不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开端与否并不重要,但是能够标志出当时对传统电影的一种革命,或者是背叛,已经开始用这些人对社会、对人、对电影的一种思考去拍东西,我觉得它至少是起到这个作用。

●──这部片后来没有通过审查。因为这是您拍摄的第一部片子,是不是打击很大?

中央台不让放。那个时候还好,毕竟也还没毕业,是第一部片,中央台播也没多大价值。因为那是学校的教学片,学校的资金,花了两万人民币,所以对我来讲不算特别大的事情或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年轻,而且后来拍的戏像《小院》、《红象》也都很顺利。基本上前几部戏都没有什么问题,从《九月》开始才遇到问题。

●──《九月》是您第一部长片,能不能谈一谈拍《九月》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