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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请留步》“文艺青年”白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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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酒友,不是酒肉朋友。我说的酒友,你几天不跟他一起喝酒了,就会想他,打个电话约他出来喝两杯。不见得多好的餐厅,有时候两个人找个街边小馆儿,就能喝得神仙一般。

你遇到什么好事儿,比如挣了笔大钱,上了个新栏目,约他喝酒庆祝,他会由衷地替你高兴,绝对不会嫉妒。你遇上什么挫折,约他喝酒诉苦,他就像自己身处困境一样,沮丧、悲伤。你要是办了什么错事儿,无法消除内心的悔恨,他会安慰你,“这有什么呀?我办那事儿比你还丢人呢。”白叔就是我这样的酒友。

白叔是中国煤矿文工团著名的词作家,比我大二十岁。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正是热血青年的他到天安门广场念诗,结果被造反派关押。他在小黑屋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看押他的造反派嫌吵,抽了他一个嘴巴。

他向造反派头头揭发,“我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他大嘴巴抽我。”看押他的那个人马上成了反革命,跟他关在一起。那个人发自内心地跟他说:“你丫太孙子了。”白叔也真诚地说:“谁让你丫打我啊!”

后来白叔成了著名的词作家,刘欢、李娜等老牌明星都唱过他写的歌。白叔酷爱相声和快板儿,经常写个段子念给我们听,自己乐得喘不上气来,而听的人却异常地冷静。喝到兴头儿上,白叔也会扯着脖子唱段儿快板儿。他认为自己唱的快板儿很地道,遇上专业的快板儿演员,他都敢跟人家PK。其实,唱得真不怎么样。

白叔年轻时候,总跟一帮当时先锋的诗人、作家泡小酒馆儿,什么北岛呀、王小波呀。这些人也没什么钱,菜就是一盘花生米,酒就是散打的白酒、啤酒。各人付各人的账,谁也没钱请客。

偶尔有谁挣到稿费了,“我请大伙儿上二楼。”引来一片欢呼。二楼环境相对优雅,还有炒菜卖。可上了二楼还是不点炒菜,煮花生变成炸花生,一毛三一两的白酒换成一毛六一两的,仅此而已。那时候的人穷,但是快乐。

我曾向白叔请教过写诗的技巧,他向我传授秘笈,“某诗人跟我说过,写诗就是胡说八道,假装疯魔。”我不知道这是酒后吐真言,还是酒后失言。

白叔江湖人称“白加啤”。吃饭的时候喝白酒,平常喝啤酒,基本上不喝不含酒精的任何液体。我们一起给电视台撰稿的时候,住的都是高档宾馆。宾馆里的啤酒太贵,白叔第一件工作,就是在宾馆附近找个小卖部,买一箱啤酒扛上来。写东西的时候,开作品讨论会的时候,白叔都在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到了吃饭时间,白叔会说,“喝点儿去吧。”到餐厅喝白酒,才算是真正的喝酒。

有一阵白叔脚疼,医生怀疑他是痛风,不让他喝啤酒了。医生给他抽了血,让他等化验结果。连着两天白叔都垂头丧气,第三天突然打电话约我喝酒,举起啤酒杯跟我说:“结果出来了,我不是痛风,咱得好好庆祝一下!”

那时候的高档酒店还不欢迎老百姓自由出入。白叔穿着一般,每次回酒店都要遭受保安盘查。白叔急了,立马到燕莎花几千块钱买了一件大斗篷,没想到,人家更不让他进了,以为是超人归来呢。

白叔喝酒爱划拳,每次都在酒桌上主动提议:“划两拳?”要是赶上身边的人都不会划拳,白叔还是不甘心,“石头、剪刀、布会吧?”

有一回,白叔挣了笔稿费,要请我上高档餐厅喝酒。我事先提醒,那儿可不能划拳。约好晚上吃饭,下午白叔上我们家找我来了,“咱划两拳。”

“下午我不想喝酒。”

“不喝酒,光划拳。”

“那多没意思呀!”

白叔掏出个小本儿来,“咱先记上账,晚上喝酒。”

白叔认真地写上我们俩的名字,然后开始划拳,谁输了就在名字后面划一道儿。晚上到了餐厅,掏出账本儿,按上面“正”字儿的多少喝酒。白叔是个豪爽的人。有一回我、白叔跟廉春明老师在大三元吃饭,白叔抢着结账。廉老师让我抱住白叔,他买了单。事后白叔很不好意思,“应该我花钱,你非抱着我。”我说。“您要真想埋单,我也抱不住您呀。”

白叔也不总大方,有时候去饭馆儿跟服务员说,“给我来一串儿羊肉串,一瓶啤酒。”弄得服务员都懒得搭理他。有时候喝高兴了,掏出一百块钱给服务员当小费。

有一回我作品获奖,白叔请我喝酒,还拿出自己的一千块私房钱给我发奖金。我知道白叔藏点儿私房钱不容易,死活不要,白叔把钱放到地上,转身就走。

过了几天白叔约我喝酒,一杯下肚眼泪就下来了,“我藏在抽屉下边的存折,让我媳妇儿搜走啦!这是我全部的私房钱呀,你说她怎么发现的呢?女人太狠毒啦!”我赶紧拿出一千块钱,“这是上次您给我那奖金,还给您。”

歌手王亚民是我的铁哥们儿,他因为没有新歌唱而发愁。我托白叔给亚民写了首歌词,说好稿费从优。白叔写完之后,我拿给亚民一看,词句太文雅,不适合他的风格,就没采用。

既然没用,我就不能让亚民掏钱给白叔了,但是我也不能让白叔白写这词儿,拿不到稿费呀?既然两边都是朋友,于是我就自己拿了两千块钱交给白叔,“这是亚民给您的,歌词他觉着不错,准备找人谱曲呢。”

后来亚民偶遇白叔,白叔说,“谢谢你给我那两千块钱。”亚民傻了,“我什么时候给您钱啦?”白叔这才知道这钱是我掏的。我在白叔心目中的形象从此高大了许多,这两千块钱我花值了。

白叔偶尔还会多愁善感。有一回我俩在马甸桥西北角喝酒,那时候正是秋天,挺凉快,我俩把桌子抬出来,在饭馆儿门口喝。一片树叶飘落,白叔叹口气,“一叶落地即为秋呀!”

白叔还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有一回开作品研讨会,一位礼仪专家大谈外国人如何讲究礼仪。我觉着人家说得没错儿,现在外国人就是比中国人注重礼仪。白叔拍案而起,讲了一个小时中国的传统礼仪,把那位专家教训得连头也不敢抬。

酒给白叔带来了快乐,也伤害了他的身体,如今白叔每周到中日医院透析三次。中日医院门口儿有家川菜馆,白叔办了张卡,每天透析完就到那儿喝一个小二锅头、两瓶啤酒。他说了,“毒素透出去了,喝多少酒都没事儿。”还跟我说,“我跟你没什么区别,就是每礼拜比你多透几回。”

白叔很关心我,前一阵儿我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他还到医院看我。透析的间隙他去了一趟四川,觉着麻辣兔头不错,专门儿买了一大包带回来给我吃。

按说透析就不能喝酒了,但是我从来不劝他戒酒。没有了酒,白叔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