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被挨着脑袋很近的什么声音闹醒了。这声音吱吱呀呀咔嗒咔嗒地响个不停，像没有上润滑油的金属设备发出的，她还没睁开眼睛，整个身体就紧绷起来。燕子男曾经教导过她要当心机械噪音的危险。虽然他不在这里，可是，安娜仍然全心全意相信他教导的真理。出其不意到来的机器声，完全可以认定这台机器会制造出死亡。
但是，接着，就在那个咔嗒声发出的地方，安娜听到一声响亮的哨声和翅膀的刮擦声，只见一只孤单的椋鸟从明媚的春天的绿草地上掠过。
不过，并非看到这幅景象才让她心中产生如此痛并快乐的感觉。
在安娜前面，就在晚上他离去的那个位置，躺着她高大、聪明、英俊、可怕的燕子男。安娜的唇间发出一声颤抖的叹息。
接着她又看见，在燕子男那边，伸开四肢，几乎还有六分之一的身体在篱笆下面，嘴巴大张，左边的靴子挂在脚趾上，手里紧握着单簧管的是英俊、欢乐、阳光、鼾声大作的希塞尔先生。
昨天晚上，抽泣得身体剧烈摇晃，安娜都以为自己整个人快要裂得飞散，现在安娜开始珍惜眼泪了，好像那些泪水是只深蓝色的蝴蝶，在她胸中那个小小的洒满阳光的罐子里飞舞。
当安娜终于把脑袋从可以看到那个犹太人的方向转过来时，她感觉燕子男醒来了，在看着她。安娜并不感到惊讶——她早有定论，自己生活中的时时刻刻都将处于燕子男的观察中——可是她很少能够沉住气不说话。
“为什么？”她声音小得几乎跟没说出来似的。
燕子男灵活地从篱笆底下抽身而出，调整成坐姿。“因为，”他说，“正如不可能只说‘我要去找犹太人’而不说‘我要离开你’，所以，同样不可能说‘河岸’而不说‘河流’。”
安娜点点头。
“我忽视了，”燕子男说，“这样一个事实，生存就其本身而言不足以平等地支撑每一个生命。”
安娜心想，他可能早就准备好了要道歉，可正在这时，希塞尔先生在梦中发出巨大的鼾声，差点窒息住，然后又转了转身子。
“上帝保佑我们。”燕子男咕咕哝哝地说。
“谢谢你，”安娜说，“谢谢你。”是疼痛的脸颊最终让安娜意识到自己在微笑。
燕子男没有应答，开始着手准备出发。他把当天的行程都安排好了时，几乎像事后才想起般取出那块面包。安娜看到昨晚她紧握的手指抓过的地方在面包上都留下了小坑。
“给你，”燕子男说，“他坚持要你吃。”
这句陈述不带任何评判，正好是安娜喜欢的方式。她希望希塞尔先生在自己身边，绝不意味着她希望燕子男在身边的愿望不够强烈，或者完全不同。
希塞尔先生慢慢醒过来，那是在燕子男的坚持催促下才醒过来的，但是就在他的眼皮提起的瞬间，那苹果脸蛋也醒来了。
安娜这辈子从来没有从任何语言说的“谢谢你”这句话中感觉到如此谄媚的感激之情。希塞尔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个祷告者，此后半个小时里，安娜都羞怯得不会说话了。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安娜这个纽带，最后证明燕子男和希塞尔先生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
那个犹太人无论做什么，好像几乎没有不冒犯燕子男情感的。
燕子男喜欢在任何事情上分得清清楚楚，不过主要体现在交流上：如果他说话，他就说话；如果不说，就只顾走路不吭一声。希塞尔先生有次甚至哭起来，边走边弄出哭哭啼啼的声音。不说话的时候，他嘴里就哼哼或者唱起歌来，还会自言自语，用意第绪语或者希伯来语咕哝些片言只语，叽叽咕咕的。有时正走着，会忽然放声爆笑，靴子快从脚后跟上掉落。安娜觉得这个样子很开心，可是在燕子男看来，这充其量是恶趣味，而且经常弄得让人很讨厌。就算在他比较机智活泼的时候，也不难看出燕子男觉得希塞尔先生实在让人不堪忍受。
虽然吵吵闹闹也许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但还不是这个犹太人唯一让燕子男心烦的地方。在充分利用他们碰到的食物残渣和碎屑方面，安娜和燕子男已然成为熟练的专家——一粒掉到土里的盐，一滴留在指头上的剩油——任何东西都不会从他们的嘴巴逃脱太长时间。不过，希塞尔先生吃饭的时候，多半食物都挂在胡须上。也许这种笨拙还可以原谅，可是如果这种情况属于过度热情和漫不经心共同导致，弄得他唱首小调儿连碎面包屑都擦掉，那么怨恨就开始了。
安娜和燕子男已经习惯每天吃两顿饭，一次是起床的时候，一次是躺下睡觉前——其间都在不停地走路。于是，现在，他们每天早晨（即便第一个早晨）醒来时，就发现希塞尔先生已经起来，在默默祈祷，身体以腰部为支点前后晃悠着，手掌极其轻柔地翻上翻下。他祈祷的时候像在唱歌，双眼紧闭，嘴唇随着呼吸的进出，迅速吐出祈祷词。
当然，无论他什么时候起来，总是会有一连串让人心烦意乱的祈祷词没说完，最让燕子男受不了的是马上就要走了，希塞尔先生还优哉游哉。甚至这还不够，希塞尔先生坚持要在中午的时候暂停行走，开始第二轮祈祷。晚上临睡前，他会做第三次祈祷，常常在安娜已经打瞌睡的时候，还继续站着保持双目紧闭的姿势，嘴里咕咕哝哝地做着祈祷，如果不是有所了解，安娜没准儿会认为他要站着祈祷整个通宵呢。
虽然这份虔诚让人不胜其烦，希塞尔先生的时间很多时候都不是祈祷打发掉的。时间主要还是用来走路。
不过，作为行走者，希塞尔先生跟燕子男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燕子男行走的时候，要么边走边演讲和指教，要么作为自己姿态的唯一替代方式，保持绝对沉默。希塞尔先生徒步消遣的方式范围却极其广大、变化万千、反复无常。
当然，最常见的是唱歌了。他很快就教起安娜唱不带歌词的旋律，这样安娜就可以跟他一起唱。目前为止，她最喜欢的是首只有短短两段的行走歌，希塞尔先生把它谱写成可以反复循环地唱。往前行走的任何时刻，她都可以唱起来，然后两人会一起唱，在和谐的双重旋律中，他们的声调、歌词和乐曲互相交织，密不可分。安娜太喜欢唱这首歌了，她完全没有发觉，燕子男对沉溺于反反复复吟唱三十秒同一乐曲的行为极度恼火。
有时，希塞尔先生会花很长时间来编造非常愚蠢和幼稚的谐音双关语和谜语，来提振安娜的注意力（比如，瞧啊！瞧！如果我告诉过你一遍，我就告诉了你千百遍。瞧，明白了吗？蛤蟆[17]。）每次都会招致安娜比上次更为夸张的抗议和蔑视的表示。虽然如此，她却暗地里从这些游戏中获得了十足的快乐。不用说，燕子男肯定不会舒服。
有几次（往往是下午三点左右，这是他们感到最累、最饿而且最容易陷入默默无语、只顾辛苦跋涉的时候），希塞尔先生把头往后一仰，从肺尖处发出大吼，接着开始追赶安娜，而安娜惊声尖叫着徒劳跑开，最后被他抓住，扔在肩膀上，不断地挠痒痒，最后笑得岔了气，泪如泉涌。这事完了后，他会把快要断气的安娜放下来，继续赶路，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也许纯属因为固执己见，燕子男怎么也不喜欢这种激烈的笑闹，但是，即便听到山冈那边传来他们活动的回声，他同样会皱眉蹙眼。那段日子，安娜经常看到他强迫性地观察地平线，试图发现任何可能是尾随者的线索。
希塞尔先生有个根深蒂固的习惯，燕子男明确反对，但从不浪费精力制止——希塞尔先生爱喝酒。幸好在波兰荒野，找不到大量酒精供应，即便找到了，他的酒瘾也逐渐淡了。酗酒，本质上是种毫无益处的放纵——只会带走益处。希塞尔先生是个明事理的人，可能认为自己的很多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明智的损益来解决。可是，受安娜正面影响的时间越久，他越感觉某种建设性重塑可能比那只永远空荡的酒瓶带来的全盘毁灭更胜一筹。
无论希塞尔先生从安娜身上的获益有多大，他从燕子男那里显然没有任何收获。也许安娜有些天真。她没有设想过这两个男人会成为好朋友——事实上，这正是希塞尔先生如此吸引她的原因之一——但她曾认为燕子男作为自己的延伸，会以他对待她的那种方式接受希塞尔先生，会教他如何穿越森林，会教他如何辨认什么植物可以吃，如何伪装自己——简单说，会教路上碰到的方方面面——可是，燕子男对这个犹太人却始终紧闭大门，虽然她很希望，但是，无论实际上还是路语意义上，希塞尔先生仍然不属于“我们”。
不止一次，在某些小场合——没有更好的词来描述当时的情景——因为遭到燕子男的忽视，安娜想大声亮出自己的看法。“为什么，”她想说，“为什么你不教给他正确的方法？为什么把他拒之门外？你为什么这样不喜欢他？”然而，提到燕子男拥有知识、智慧或者优势的宝库，而且当着他明确选择不想暴露这座宝库的人，跟他顶嘴，这无异于背叛。
尽管如此，或者因为如此，安娜对希塞尔先生的喜爱却与日俱增，行走途中很多时候她总是尽可能误入歧途，走进希塞尔先生那愚蠢可爱的小世界。
两个人开始一点一点地给他们哼唱的走路歌酝酿歌词。某天，快黄昏的时候，最初的首段歌词（“当，当，当，当”）从希塞尔先生嘴里脱口而出，随后他和安娜反复唱了好几遍，整首歌只唱（以永远新鲜的热情，声嘶力竭地吼唱）这个单音节的词。很快，他们就编唱出完整的歌词来。
当，当，当，当，
走啊，走啊，一步一步走。
我们要去何方，我可不知道，
可是，当啊，当啊，我们走！
完全是胡言乱语——傻透了——可安娜在希塞尔先生的心灵世界里待的时间越长，她就越能理解这种傻气中透出的世俗智慧。如果你想独自承担，扛起整个世界的沉重负担，带着这个负担穿过波兰的田野和森林，想要歌唱它，除了用最轻快的词语外，是没法用任何方式歌唱出来的。
某天正午时分，在一片宽阔、高高的麦田中间，他们创编第二段歌词（如果什么词还没定好，总是先用“当”来代替）时，安娜首次对这个作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前，希塞尔先生提交的新歌词还从来没有遭到过安娜的否决，她偶尔可能提个小小的改进意见，但在麦田之前，她从来没有拿出过任何完全属于自己创编的原创歌词。
“傻瓜，傻瓜，左走走，右走走，穿过白天，来到黑夜。”他们唱道。
希塞尔先生本来想特意强调几遍“当”这个词，可是听到安娜在旁边唱，就立刻收起来，她独自唱着刚想出的联句。
如果我们不知道去哪里，
至少这样我们不会被人找到。
安娜继续当当地唱着，但希塞尔先生突然站住了。
“安娜，”他说，“真好。”
安娜停住，回头望着希塞尔先生，怀疑地眯起眼睛。“别逗了。”她说。
“我没逗你，”希塞尔先生说，“真的很好。”
安娜吐了下舌头迅速跑开。
令燕子男感到沮丧的是，安娜和希塞尔先生走得越来越近，像鞋子的两侧被鞋带拉得越来越紧。有几个晚上，希塞尔先生以为安娜睡着了，就把自己宽厚的手轻轻地搭在安娜头发上方，给她做个简短的祷告。这种定期祈福祷告是安娜头顶上方那片空间里正在酝酿的更为无声的紧张局势中唯一看得见的苗头——这种祷告是传统的程式化的东西，本来应该由父母每周给孩子做一次。对希塞尔先生先生来说无所谓，他完全厚着脸皮，当着孩子父亲的面做祷告。
希塞尔先生和安娜、燕子男行走了一段时间后，安娜终于注意到他们行走的模式有些特别。过去，她和燕子男在灌木林里再返回去，是因为碰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或者错失某个机会，但是他们走的路线从来不曾来回折返过。现在，希塞尔先生跟在后面，他们行走的路径好像在画一道松松散散的圆弧。
希塞尔先生似乎还没有发觉，但安娜知道这不对劲，感觉太随意，如同在涉水，而且，她担心燕子男会失去他要寻找的那只濒临绝迹的鸟儿的踪迹。无论到了哪里，只要想起来，她还是会睁大眼睛，急切地寻找，可是至今都没发现。
安娜决心私下找个机会跟燕子男谈谈。她想让希塞尔先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是，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他依然故我，而他们却变得更像他。尽管她不想把这个问题公开说出来，但是继续装作没注意到的样子似乎也显得太赤裸裸了。
然而，最后，事情还是自行解决了。
燕子男知道安娜习惯性睡眠轻浅，所以，那天晚上，他说话时声音很轻柔。
“你祷告完了吗？”他说。希塞尔先生刚从祷告的姿势中出来，相应的虔诚像散漫的尘土般很快从身上掉落。
“是的，做完了，怎么，你想学学祷告吗？通常，这个时候你在睡觉，我——”
“希塞尔，我们明天要过德国人的防线。”
“哦，”希塞尔先生的欢乐劲儿还没完全展开就被拦腰斩断，“那么，你决定不兜圈子了？”
沉默片刻，燕子男接着说：“对。”
“嗯，”希塞尔先生说，“这是件好事，整个事情我感觉有点怪怪的，不停地绕圈子，走啊走，可我知道什么呢？”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穿越德国人的防线都是很危险的，”燕子男说，“何况目前，希塞尔……不是最好的情况。”
“没错，这是实情。”希塞尔先生开通地说，“没错，你说得对。”
燕子男打住话停顿片刻，只听到夜间昆虫和森林活动的声音。在远处的某个地方，某个遥远的居住区，几乎远到超出听觉范围，一条狗在吠叫。
“正常情况下，”燕子男说，“如果我们要穿越边防线时，我和女儿会走关卡，尽可能少冒些风险，少吸引别人的注意。”
这个情况希塞尔先生似乎听进去了，接着猛然用鼻子吸了口气，然后又燃起新的话题。
“我始终有些纳闷，”他说，“告诉我：什么样的男人会领着自己的孩子走进荒野却从不回头看看孩子？什么样的男人身上带的食物连一个人都不够吃，却仍然严格地分成几等份，而这三个饥肠辘辘的人中就有自己的孩子？”
燕子男没有回答。
夜晚的寂静被尽量抑制的咯咯声打破。“我能理解，”希塞尔先生笑着说，“你肯定也很饿了。可是你就不能起码少给我一点吗？”
“你还记得你跟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合的吗？”燕子男冷静地问道。
希塞尔先生皱了下眉毛，兴致很高地点点头。“你告诉我，我义不容辞不能问你任何问题，我想你会想起来，我说过我没法作出这样的承诺。不过，我们别转换话题。我不太想问，先生，可是，这样做的人——这种人能说爱自己的女儿吗？”
希塞尔先生让这个问题在空中悬了会儿，然后才继续费力地往前推进。“哦，我想这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个人如此耐心备至地忍受像我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小同伴弄出的各种小小的烦人的声响，仅仅是因为他女儿开始喜欢上这个人了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这个人，不是那种不爱女儿的人。我想，他非常爱这个小姑娘……他管这个小姑娘叫他的女儿。”
又出现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不过这段沉默期归燕子男主导。他纹丝不动，任由希塞尔先生的沉思慵懒地飘向天空。等这些沉思的话语完全消失后，燕子男才又说话了，好像这个犹太人的插曲从来不曾发生过。“想不被注意就通过德国人的关卡是很难的——”
“特别是当你跟einem Jude[18]一起行走时？”
他们的谈话简直就像一堆德语和意第绪语的沙砾，互相混合交织，一会儿滑向这个方向，一会儿又出其不意地滑向另一个方向，但是，希塞尔先生特意从德语中挑出这两个小小的圆圆的、光滑得像鹅卵石般的词语，然后握在他又平又宽的手掌中，伸向燕子男。
“没错。”燕子男说。
希塞尔先生不愿说话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当它出现的时候则让人感觉情况很严重。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最后燕子男说，“离这儿不远，边防线上有道缺口。我不知道那里还能开放多长时间——德国人似乎在迅速集结——不过，假如我们迅速行动，还是有小小的机会能顺利通过。”
“嗯。”希塞尔先生说。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到目前为止。”
“哦。”希塞尔先生说。
“当然，”燕子男说，“如果我们被发现，我们三个全部，肯定会被开枪打死。但是，在关卡——”
“但是，在关卡，肯定只有我一个会被打死。”
现在，沉默变得不确定起来，而且会长时间地沉默，不确定的还包括不知道接下来该谁说话。
“我不敢肯定，你们走了有多长时间，”希塞尔先生终于说，“但是，前不久我还住在卢布林的犹太人聚居区。谁会挨枪子儿，为什么，我都知道，就是我，没什么特别理由。”
“是的。”燕子男说。
伴随一阵嘘嘘咣当的声音，希塞尔先生喝了口小玻璃瓶里的酒，然后说：“给你，喝口伏特加。你想来点伏特加吗？我们可以一块儿喝，庆祝我即将来临的大限。”
“我不想喝酒，也不想看你死，希塞尔，”燕子男说，“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哦，我知道。”希塞尔先生说，“你真的不想喝点伏特加吗？到目前为止，这东西还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那是因为，只要第一次让你失望，那将是最后一次让你失望。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想丢掉自己的才智。”
希塞尔先生轻声笑起来。“有道理。你，你始终在寻找这整件事的另一种可能，包括这场战争，这个世界，随你怎么称呼都可以。我，我不敢肯定还有另一种可能。如果世界就是现在这样，那么，我只想这个世界里有些伏特加，有些歌声。还有些傻瓜。”
希塞尔先生润湿嘴唇的时候，瓶子里的伏特加再次发出嘘嘘咣当的声音。等他再次开口说话时，男高音已经变了，如果之前他说话音质光泽华丽——深知藏在言辞后面的幽默——现在他说话时音色深沉、温暖，毫不设防，仿佛在用单簧管讲。
“这女孩，”他说，“非常可爱，无名先生。好得不可思议。而且你在教她如何求生方面做得太出色了。我必须诚恳地说，我还不敢肯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不怀疑你是个好人，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原因在于她。”
燕子男没搭腔。
“真有意思——在她身边，几乎让我也像她那样看待你。身为一个小女孩和一个成年人的区别在于：她没有意识到你有名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保护层，就像她总是跟随着一副空盔甲。”
燕子男沉默不语。希塞尔先生再次说话时，声调恢复成浑厚的金属音。
“不管你是什么人，肯定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你知道吗？真心实意地谈谈。”
希塞尔先生一摆宽阔平坦的大手，否决了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不，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任何东西，也许这样更好，也许正因为这样，才让这一切，这个伪装，有效。可是，这不会阻止我想知道。我必须诚恳地说，我丝毫不知道这乔装背后的你是什么人，在这件巨大的傀儡盔甲服中操纵着所有这些牵线的瘦小伙是谁。我只知道你的意第绪语说得太好了。
“听着好了。我？我不怕让人知道。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吗？”
希塞尔先生用鼻子缓慢悠长地吸了口气，讲话前先把这股气憋了会儿。
“几个星期前，我住在卢布林犹太人聚居区，现在我们全都在那里，卢布林的犹太人，我们中那些没有被转移或者毋宁说处理的人，那里肮脏、污秽、恐怖，食物匮乏，死神四处游荡，只要你敢看他的眼睛。绝对！那里现在还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聚会，即便是非法的。只要有聚会，肯定就会有两样东西：音乐和美酒。
“正是这个让我成为幸运儿。首先，我爱音乐，在这方面我做得还不错，意思就是，很多聚会如果不邀请，我不大可能会参加。其次呢？我对酒的热爱几乎跟对音乐的挚爱同样强烈，如果你能弄出好音乐，酒杯就不可能长空着。
“我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去外面。可能是想放松下，可能是想撒泡尿，或者办个事，说不定是想出来看看星星是不是还在天上，可是我穿过门出去时，有人往我手里塞了这瓶伏特加。我告诉你，那天晚上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手里攥着酒瓶了，我磕磕绊绊地从门里走出来，这只手里提着单簧管，那只手里提着酒瓶子。
“我不记得参加聚会的都是什么人，是否有什么特殊目的，或许只是想对das Große Reich[19]的脸来个大大的‘呸’，不过我记得它在那里：我记得如果把头朝左转过去，从大门里走出去，你会清清楚楚看到格洛兹卡门[20]。我把头朝左转过去，你相信吗？那里什么人都没有。没有一个卫兵或者士兵。大门敞开着，就那么开着。
“从那时起，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就是你不想费神跟我说话的那段时间。我在想，如果我没喝醉很清醒，会不会离开。我想不会。可是我也没有清醒。我喝得烂醉，那意味着，当这事儿做到一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向死神发出邀请书。
“我意识到自己在干吗时，已经身在黑暗的苍穹下。正是酩酊大醉促使我开始游走，可是如果我继续往前走，不是出自神志清醒的决定，那也不是在说实话。
“我心里对自己说，‘走吧。’
“很多声音告诉我回去吧：
“‘你肯定会被枪打死的！’
“‘走吧。’我说。
“‘可那伏特加不是你的。带着它是不对的。’
“‘走吧。’
“‘你把自己的箱子以及所有的簧片都丢在公寓里了，你怎么指望——’
“‘走吧！’
“于是我就走了。我离开了。不知怎么，我发现自己从犹太人聚居区走出来，从那个城市走出来，一路走进这片荒野。即便太阳升起，我发觉自己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唯一的簧片都裂了，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走。我不停地走啊走。
“喏，我干吗要跟你讲这个故事？难道因为我觉得你会从中理解我的勇敢，或者我那了不起的自我决断力吗？不，我不会欺骗自己认为自己多么勇敢。我是喝醉了，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才是勇敢者，甚至喝醉了也比我清醒。
“或许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是想让你相信，我能够通过德国人的关卡，不被注意到吗？不是，我是个傻瓜，这点毫无疑问，可是也没有傻到认为靠一次荒唐的运气来筹划未来。不是的，无名先生，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想让你能理解，我这个人，只要哪里有路就朝哪里走，无论它通向哪里，碰到没路的地方，我就从灌木中穿过去。
“很多人没到约定时间，就遇到了死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放弃了行走。
“我，始终没有放弃行走。
“所以：怀着对你好客收留（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以及分享食物的感激，我想说——无论你是否向我指了德国边防线上的缺口或者有人管理的关卡没有，我都会继续走。直到我倒下为止。”
燕子男沉默不语。希塞尔先生又痛饮了一口伏特加，等他再次讲起来时，又带上轻松的愉快劲儿，那种状态如果不是出自真心实意，听着会显得恰恰相反。
“就这样！你有你本来活不下去的女孩，我有我不能演奏的单簧管……可她有什么呢？”
第二天早晨，安娜醒来的时候，希塞尔先生已经做完祷告，他笑眯眯地俯视着正揉着睁开的眼睛的安娜。
“早上好，yidele[21]。”他说，“今天我们该做什么呢？”
那时，他们距离当时所谓的“波兰总督府”管辖的最东边界已经不远——是狼族掌控的波兰领土的最远端——为了穿过德国人的防线，到达熊族占领区，他们必须要渡过布格河[22]。
燕子男给他们选择了个渡口，两岸距离树林都很近的地方。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渡过相对平缓的河水，不被发现，到了对岸他们无须走多少路便可再次隐身了。从地形学的角度看，这个渡口几近理想：虽然水势大，但水流缓慢，河面没有别处宽，两岸都有树木提供掩护。
唯一的问题是那座桥。
渡口下游有座具有明显战略意义的桥。在桥的西头德国人派驻了一个步兵小分队和轻型野战炮兵部队，他们三个在游走期间发现另外几股增援装甲部队和步兵在树林后方聚集。苏联方面，他们看到的迹象是大约有一个排的步枪手在执行警戒任务，很可能还有更多兵力。
他们打算在离那座桥尽可能远的地方渡河，然后进入岩石遍布、河面比较宽的地段，那里水波起伏，浪涛泛着泡沫。他们还讨论过冒险走到更上游的地方渡河，那里水流和逆流稍微湍急些——这样的话他们就看不见那座桥，但是，这个想法出于为安娜考虑，最终被否决。万一燕子男和希塞尔先生出事了，在水流平缓的地方，安娜仍然有可能走到对岸，但在水流湍急的地段，她肯定没有希望。选定的渡口跟桥之间的距离不是很短，慎重起见，大家认为这个距离差不多够了。
具体到这个地方，谁都完全没有把握河有多深，但他们决定至少涉过去试试。现在安娜比离开克拉科夫的时候长高了许多，不过还是让人怀疑能不能走完全程，燕子男答应紧紧拉着她的手。如果需要，他准备抱起安娜。希塞尔先生提出一路把安娜扛在肩上，但她觉得这会招来不必要的关注，燕子男表示同意，还说，如果哪个士兵决定开枪，她就会毫不费力地成为目标，这个建议立刻被否定。
他们决定在黄昏时分，太阳沉落到地平线下面的时候开始渡河。逐渐暗淡的夜色有助于让他们躲开侦察，也许可以充分利用最后几许夕阳的赏赐，到遥远的彼岸时，他们可以借余光在林中指路导航。
这样的越轨行为明显让希塞尔先生兴奋不已，太阳已沉没到对岸的树叶和树枝中，他站在河边的树下，两只脚交替地轻跳不已。
“行了吗？我们该出发了吗？”
“还不行，”燕子男说，“等你把靴子系好了再出发。”
希塞尔先生非常犹豫，不停地辩解，假设着大同小异的幻想，认为如果没有鞋带当肩带，他就会忘记或者丢失单簧管。但是，除非希塞尔先生绑好鞋带，否则燕子男断然拒绝向前迈出一步。
燕子男用冷漠、略微有些犀利，同时又极其理智的口吻说：“如果你的靴子卡在河床的岩石中间了，怎么办？希塞尔先生？如果你正要抬脚向前走，靴子掉了怎么办？如果我们上了岸，让俄罗斯士兵发现了，我们需要跑，怎么办？如果——”
“好吧，”希塞尔先生说，“好吧，你讲得有道理。”说着解开单簧管的挂绳，绑好鞋带。
“还好，”他说，“我们是从德国人这边向俄国人那边渡河，那边不会有多少人来追我们，我想象不到德国人会过桥来追我们。”
他拉紧鞋带，抬头冲安娜笑着。“感谢上天赐予的小小恩惠。”
“行了，”燕子男说，“我们需要的光线快没了。”
到达河边前，燕子男颁布了一项严明法令（尽量快速移动，但速度不要太快。没有什么比逃跑更容易吸引追逐）。他们从隐蔽的树林中出来时，希塞尔先生想全心全意遵守这些规矩。结果，安娜和燕子男身材瘦削，过河时很轻松，可是，希塞尔先生身躯宽大，只好奋力向前，即便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想要跟上另外两位漫不经心的步子都需要苦苦挣扎。
他们快到河对岸时俄国人开枪了。
起先只开了一枪，一个哨兵在桥正中间附近巡逻。但是，很快，就有五到十支步枪，俄国人和德国人都朝他们这个方向射击起来。士兵都从原地，不是正在巡逻中就是从驻扎在两边桥头上射击的。他们开火时整个桥在黑暗中火花四溅，像数不清的小星星诞生，存活瞬间，又倏忽死灭。
有人向你开枪时，你的五脏六腑会变成一个黑洞。有人向你开枪时，你体内的血会燃烧起来。
安娜的脚轻松地踏上河岸，然后使劲往上爬，挣扎着来到干燥的陆地，接朝树林跑去。跑到半路时，她回头望了望希塞尔先生和燕子男。
在子弹微微喘息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燕子的一条瘦长腿已经登到干燥的河岸上。他回头看了看希塞尔先生。希塞尔先生还在吃力地渡河，大概已经渡过三分之二。子弹擦过时，在他身边炸开一块一块的小水滩。
燕子男朝安娜大喊大叫：“朝树林里跑！快！”他又转身投进水中。
燕子男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希塞尔先生手指没拿稳，单簧管从身边漂走，朝下游桥的方向流去，黑木管淹没在漆黑的水中。安娜从他的眼里看到：追回心爱的愚蠢的无用的单簧管的需要取代了到达遥远河岸的渴望。
安娜开始担心起来。她看得出将会发生什么。燕子男到希塞尔先生跟前时，会把他从水中拉出来，却任由单簧管漂走。他会抱住希塞尔先生，朝树林方向拉，希塞尔会拼命抵抗，不想扔下自己的单簧管。最后两个人都被抓住、打死，她又要孤身一人了。
但是，燕子男却从水中抬起脑袋，朝希塞尔先生大喊：“走！快走！”燕子男再次消失在水底下时，安娜惊奇地看到希塞尔先生用尽全力，在水中拼命搏击，快速穿过河水朝她这边蹚过来。
当他快到河岸时，燕子男从距离单簧管差不多只有一尺的水里冒出来。没用几秒，他就抓到那东西，然后又潜进水里，长长的身躯娴熟地摆动着，好像自己只是一道水波。
这时希塞尔先生和安娜已经到了树林边，等着燕子男过来。他从水里冒出后，像拿着水淋淋的火炬般举起单簧管。三个人拔腿往森林里跑去，安娜从没见过那种飞奔的速度。安娜也跑起来，拼了命跑，为了命跑，用了命跑。她发觉自己又是哭又是笑，发现自己居然还没死后欢呼呐喊，高兴得难以形容。
这时安娜觉得他们三个全都顺利过了河，完好无损，简直是个奇迹。只是到了晚上，希塞尔先生用那个罐子里的火柴烧伤口时才得知，燕子男长长的右手小指的关节头被打掉了。
肯定会有人追上来，那天晚上他们却没有看见俄罗斯人。也许他们的长官判断自己的兵力不足，担当不起在桥头保卫战中再有减员了。没准儿他掌握着这三位伙伴不知道的内情。
安娜和燕子男安顿下来要睡觉时，希塞尔先生把他的单簧管搂在臂弯里，以安娜想象中最大的热情和信念做起祷告来。
那天晚上或者说次日凌晨，炸弹雷鸣般的巨响掠过头顶，好像天空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暴风雨同时登场演出，三个人听到后全都醒来了。此后不久，他们感觉这个惯例开始降临波兰苏占区的城市和空域。
那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巴巴罗萨计划发起。希特勒开始入侵苏联。
他们都离前线不远。
巴巴罗萨计划是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三百万德国军队和他们的盟军沿着从黑海开始一路到波罗的海将近两千英里的战线，大举入侵苏联控制区。在安娜和伙伴们头顶咆哮的炸弹数量之多，感觉好像飞机把整个天空都完全遮蔽了。
这是一场规模庞大、激烈迅速的攻击。
安娜以为他们是在追赶她和朋友们。
三个人匍匐在离公路很远的地方，可是只要太阳升起，就能看到行军的德国士兵搅扰起大片的尘雾。当然，那不过是条失修的乡村公路，地面松软，除了四轮马车和农民的推车，很少有更重的东西在上面经过。机械化步兵的车轮和靴子以及装甲部队的履带从路上压过去时，路的反应就跟其他任何东西没什么两样——尘土惊慌失措地逃向空中。
令人惊讶的是苏联人对这次入侵居然毫无准备，布格河沿岸发生的绝大多数战斗都在正午之前就结束了。听到枪炮声逐渐远去后，安娜试图让自己感到放心，可是当先遣部队绵延不断的行军和前进的吱嘎声取代枪炮声后，她又觉得没什么可放心的了。
那天，他们就待在头天晚上睡觉的地方没动，悄无声息躺在地上，小心不要站起来，也不过于快速地移动。他们离公路很远，可是谁知道下拨前进的德国纵队会在什么地方出没，谁知道零零散散撤退的苏联抵抗军战士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在灌木丛中整整趴上一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三个人谁都不说话。行军的声音以及与大路的距离差不多可以保证轻声说话的安全性，可是他们谁都没有说话的欲望。
那天，像平日一样，燕子男吃了三次药，那天，希塞尔先生咕咕哝哝地祷告了三次。
直到天黑定后，德国人刺耳的行军声才慢慢消失在远方（尽管此后好几天，安娜发誓，只要有点意识，她都能听到那声音），他们原地悄无声息地待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最后燕子男终于站起来，迅速带领他们悄悄地来到森林更深处。
他们血管里肾上腺素的浓度快跟血液差不多了，两个男人几乎不放过任何表达分歧或者释放紧张的机会，但最初的触发点可能是食物。从昨天来，他们谁都没吃过一口东西，燕子男好像也没有停下来搜寻食物的意思。
靠近那个苏联的旧营地时，争执到了高峰。当然，那个营地并不是真的老旧——应该是十五或者二十小时前才被放弃的，炸弹落下的地方还有火在燃烧。在烈火的噼啪声中，一张袭击期间就在播放的唱片，侥幸躲过轰炸，一遍又一遍，无穷无尽地循环播放着两段管弦乐。同时，这地方给人某种真正的古迹感——像座古代庙宇，仿佛在永恒的大火中面临被永远烧毁的灭顶之灾。
争执的焦点在于，燕子男确信跟随行军的德国人是最安全的行动策略，只要与冲突能适度地保持距离，那些为保住自己性命而战的士兵肯定毫不关心他们。可是，希塞尔先生认为撤退回去穿过布格河，离开这些战线是最佳的选择。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存活下去。只要他们看见的这些如大规模蜂群涌动般通过的部队所到之处，很少有食物储备幸免于不被洗劫。另外，从什么时候开始军事行动只有一波袭击？难道不会有援军，第二波增援部队吗？他们如何确保待在第二波的前头是安全的？
“如何？”燕子男说，“就是别掉头直接朝它走去。”
希塞尔先生摇了摇头，喃喃自语地说：“最好不要在死亡之间求活。待在死亡之间不好。”
安娜对希塞尔先生话语中透出的这种恶毒感到很惊讶——在此之前，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时他从来都不忸怩，但是面对燕子男的权威，他从不强推这些观点。希塞尔先生大概被渡河、炸弹、行军部队这些东西强烈地震撼到了，因为争论持续进行了很长时间，有时安娜怀疑两个人是否会妥协。
最后，燕子男发话了，像在极端状态下经常表现的那样，语气清晰，得体有礼。“希塞尔，”他说，“没有人会告诉我去哪里。如果你想跟我走，那就跟我走，如果你想离开，那就离开，但是自从进攻开始来，我就没睡过觉。我没有太多的话可跟你说了。”
那天晚上，希塞尔先生做完祷告后，安娜还没睡着，燕子男辗转反侧，总是睡不着。这时战火的燃烧听上去安静多了，但是，在远处，仍然传来枪炮和爆炸声，那张唱片始终不停地播放着那两段乐曲，一遍又一遍地放着。
外面世界的这些声音让安娜难以入睡，可希塞尔先生要休息时，却显得毫不困难。安娜心想，这个犹太人嘴里咕咕哝哝自言自语，最后终于站起来的时候，其实早就睡了很长时间了。
“你要去哪里？”燕子男闭着眼睛问道。安娜惊讶地发现他居然还醒着。他的声音平静之极。
“我想关掉那张唱片，我想去那里。”希塞尔先生说，“上帝保佑，我们至少可以听首别的乐曲。”
燕子男叹了口气。“我基本上可以肯定，那幢建筑里没有留下任何活着的东西，希塞尔，如果在声音可以到达的范围还有别人，而唱片忽然鸦雀无声了……”
希塞尔先生重重地坐了回去。
没过几分钟，他就开始跟着唱片里的乐曲哼唱起来，附和着这两段乐曲提高自己的声音，轻轻地扬起来，时而与之搏斗，时而与之拥抱，时而与之周旋。他的歌声既舒服又美好，可是不知怎么，却让安娜感到格外伤感。
他唱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唱完就翻身转到他那侧去了。
燕子男等到安娜细微的鼾声响起，跟那个犹太人的鼾声会合后——就像那讨厌的行走歌的夜间拙劣模仿版——燕子男才起身走进森林。
早晨，安娜第一个醒来。
燕子男躺在他原来躺下的地方睡着。在希塞尔先生旁边，一根漂亮的皮肩带系着他那支心爱的单簧管，皮带上装饰着手工制作的斯拉夫人的图像。那件东西好美。
安娜看到这个时，什么东西落到她的心坎上了。自从德国人发起进攻以来，即便在希塞尔先生身旁，她都设法彻底忘记有欢乐这种东西。可是，就在她眼前，这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世界上不是处处都燃烧着战火，事实上，有些地方在变得越来越好——燕子男冒险出去，不是为了寻找吃的东西，不是为了得到，不是为了安娜的利益，只是为了给她美丽的希塞尔先生以惊讶和喜悦。
希塞尔先生是对的。最好不要在他人的死亡中求生存。这里没有傻里傻气的哑谜，没有小调可唱。在这里他们不能为了寻开心四处乱跑嬉戏。在这里，他们只有认真地奔跑。
在这种地方，燕子男很快变成一只吃腐肉的乌鸦。战争打起来后，他们紧紧追随燕子男。当看不见的第二波死亡还没到来之前，先已完美地纵身一跃逃掉，躲到他都不知道也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他们三个谁都不熟悉那个地区——也许是白俄罗斯或者乌克兰——虽然他们倾向于穿越边境，可是战争期间在那样的地方，好像痛苦的感觉更为加剧了。波兰，他们相信，他们熟悉。波兰，他们相信，是属于他们的。边界也许不过是沙地上画出的一条线，可是，当你心里害怕的时候，在你自己家的院子漫步和在邻居家漫步感觉区别是很大的。
残酷的是，在他们漂泊的所有日子里，这段时间是他们三个最容易找到食物，也是吃得最多的时候。那要归功于闪电战：德国人的进军，尽其所能，越快越好，越烈越好。他们不给任何人——包括溃退的苏联人和自己人的部队——留余时间停下来检查死者，几乎每个倒下的人口袋或者背包里都带着份小小的配给口粮。
苏联人的口粮他们最熟悉——经常是些碎麦粒或者压缩饼干，不过往往还会碰到葵花籽，他们走路时就没完没了地吃，然后用小袋子把皮壳装起来，免得留下踪迹。还常能看到甜菜罐头、神秘的肉罐头，有时燕子男大声读出标签上的文字，都是猪肉、鸡肉或者牛肉之类，不过最可信的还是那些标明罐头里没有什么的标签。这些口粮如此丰盛，希塞尔先生甚至奢侈得拒吃那些标签上说是猪肉的，尽管他很清楚，自己可能吃了很多贴着别的名字的这东西。
很少发现德国人的配给口粮，可是经常却有某些意外惊喜：往往会有一两块水果味的糖块，还有过一整条巧克力。
安娜的那三分之一巧克力几乎瞬间就没了，当天在随后的行走中，希塞尔先生把自己的那份巧克力递给她，被她小口小口咬得越来越小。
“还是你全吃了吧。”他说。
安娜从来没有见燕子男吃过自己的那份巧克力。他很可能把巧克力收攒起来打算换东西用，可是为了换东西，他已经累积了那么多茶叶，安娜就是不理解他干吗不尝尝那鲜美的东西呢。
起先，希塞尔先生对为了自己的私利从死者身上掏取那些东西非常犹豫。他没有像之前那样争辩，而是没完没了地嘀咕，几乎从不参与收割这些战利品。他参与了，也是被逼迫，如果仔细听，会听见只要跟死者接触，他都会小声做祷告。
安娜很快就熟悉了苏联或者德国人军服上各种口袋的位置和深度以及腰袋的标准，她的小手也学会了熟练地在里面掏摸。她唯一的困难是解开扎东西的紧扣或者系带、挂扣等，随着以吃腐肉为生的日子继续下去，燕子男想出了共同协作的办法，他正面俯在死尸上方，用灵活、敏捷、有力的长手指解开他们的扣带，安娜跟在后面，把他们全部的战利品悉数收光。
有时她还会发现些有特别用途的小玩意儿，某个伙伴可能会用到，她就藏起来在恰当的时机拿出来。有回，她发现了双德国军官戴的漂亮的皮手套，这个军官的手形跟燕子男的很像，在右手小指关节里，她塞了一卷薄薄的绷带。乘希塞尔先生去森林里解手的时候，她把手套送给了燕子男。她什么话也没说，燕子男也什么都没说，不过报以微笑——在那种日子这样的微笑要更罕见，甚至更非同寻常——从那天后，安娜经常看见，那双手套不是在他的手上就是挂在他的腰带上。
有次，在苏联军官兵的大衣口袋里，她发现了一瓶用布包着的伏特加，她乘燕子男去前面探查一条想穿行的道路时，送给了希塞尔先生。对燕子男来说，给东西必须默默地给，而且不会得到赞赏，可是当她送给希塞尔先生伏特加时，她却咧嘴笑着说：“还是你全喝了吧。”然后，差不多一天半的时间里，希塞尔先生不停地给她唱赞歌。
从死者身上收割战利品不是件愉快的事——特别是刚死不久的人身上，他们的体温会阻挠安娜坚忍不拔的努力——但她很快就学会不要盯着死者的脸凝视，如果她只跟他们的衣服和装备打交道，就用不着对他们用过的名字好奇，或者不必想知道读出这些名字时听上去像什么。
另一方面，希塞尔先生好像极力让自己不要忽略这些问题。当他终于开始加入收割战利品的行动时，迅速把直视死者的脸作为一个惯例定下来，在用希伯来语迅速做祷告时，会礼貌地向他们致敬。
“你好，先生。”他会说。做完祷告后又会说声“谢谢你”或者“请原谅我”，最荒谬的是，可能还会说“祝安好”。
燕子男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可是不难看出他觉得这个举动荒唐迂腐。
有次，安娜问希塞尔先生搜查这些死尸时都说些什么。
“是个祷告，yidele，”他说，“呼唤El Malei Rachamin[23]。请求上帝把这些死者的灵魂收在他圣躯的翅膀下，像灿烂的光那样带着他们升向天空。”
安娜想到反方向落下的那些炸弹，烈焰滚滚的爆炸裹在不断旋转的人体大小的球体中，从松树林中反冲上来，涌向天空。安娜说不上自己是否觉得这种想法里的美丽与它的恐怖密不可分。
“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教给你，”希塞尔先生说，“或者，如果你想要说什么，你只要用‘Baruch atah,Adonai,mechaye hameytim’[24]。”
燕子男大声叹了口气。因为不想被当作傻瓜，安娜从不说希塞尔先生的那些小词短语。可是她也从没忘记过。
希塞尔先生和燕子男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又很奇特。他们彼此不是很喜欢对方，从不管对方称为朋友，或者换了不同环境后保持联络。无论在哪里，好像争执就在他们周围往任何方向只走数秒的行程上。
但同时，他们之间某种东西也开始成长发芽——某种互相配合的默契——而且这种时刻最明显的就是两人中的某个会放弃强烈坚持的作息方式，转而拥抱对方的主张，好像特意拿出自己的某段人生时刻向对手致敬。例如：希塞尔先生从来没有因为单簧管肩带而感谢过燕子男。第一个早上，安娜很担心，这是种公然冒犯，或许忽视了，但她很快就发现，情况不是这样。对希塞尔先生来说，不强烈地表达感激是很难的，而面对燕子男向来不可动摇的冷静，他的克制就是感谢的终极体现。那天早晨出发前，他们的目光无疑做了交流。也许对燕子男来说，回报这样谦卑敬重的时刻更不容易。他的很多作派僵化刻板，他的很多概念黑白分明——但是他会松懈对秩序感的狂热约束，借此来展示情义。他会安排出祈祷的时间，毫无保留，也不会找麻烦，以前会招致讥讽乃至让燕子男加快步伐的这样那样的评论或者嗡嗡的小调，现在都能够安然（虽然从来都不是很热情）忍受了。
正是闪电战期间，他们三个人紧跟在德军先头部队的后方，有两个或者两个半月的时间都没有碰到直接的威胁，此后，威胁才再次升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行走的那段时间很安逸。很少有哪天看不到战火，很少有哪天脚下看不到死亡的证据。而且，好像几乎已经成为惯例，每当安娜躺下正要睡觉的时候，野蛮、疯狂的爆炸就开始撼动空气，照亮天空——好像它知道安娜要睡觉了。
那几个月来，她没有睡过几次踏实觉。
他们开始感觉到反攻德军先头部队的威胁后又漫游到苏联腹地。他们离前线还足够远，到目前为止还感觉不到激战带来的可怕威胁，可是树叶开始变色，雨下个不停，德国人被迫几乎停止前进。燕子男不敢行动太迟缓，以免被第二波德国兵抓住，可是如果他们保持自己的行动节奏，几乎肯定又会跟第一波部队的尾巴遭遇。
现在他们经常听到距离很近的坦克剧烈的炮火声，感到非常不安。希塞尔先生没完没了地推测被坦克射出的弹片击中会有多疼痛，尽管这不是燕子男决心转而返回波兰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撑不起他所剩无几的意志力。
他们尽可能搜集到更多野战配给口粮，全装在一个阵亡战士的背包里，供回去的路上用。令人吃惊的是，希塞尔先生不怎么抱怨，一路上背着这件又大又沉的东西往回走。
起初安娜以为回家肯定要历尽千辛万苦，因为运送供给品的货车和部队的运输工具轰隆轰隆地从附近的大路上开过去，大量时间都在林地里安静地躺着浪费掉。当然，他们从不走那些大路，但既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迅速从前线逃离，他们也做不到按照自己的喜好彻底避开——再说部队的车辆是判断前线相对位置的指示器，比任何罗盘或者更客观的器具都可靠得多。
朝波兰方向往回走，感觉出奇地轻松，好像整个道路都是微微倾斜的下坡。他们顺利到达布格河，只遇到几次小小的意外。有次，差点意外被抓住，安娜和燕子男马上扑倒在地，屏住呼吸，看到一小队德国侦察兵后就装死，这伙人吐着舌头啧啧叹息，哀叹这个如此美丽、显然是雅利安人的小女孩这么小就死了，希塞尔先生则不声不响地蜷缩在他们之上的某棵树的顶端，紧紧地把食品搂在自己胸前。
等他们走了好久后，安娜和燕子男才从落在林地的树叶上站起来，她问燕子男“雅利安”是什么意思，燕子男说，那是狼语对“狼人”的称呼。起先，安娜感觉自己被这样描述好像受到了侮辱。可是燕子男挑起眉毛，告诉她，他们说的没错。她睡着的时候，的确像只小狼崽。这大概是战争爆发以来，安娜听到的最可怕的一件事了。
辛苦开始的事却以恐怖结束。
三个人开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默默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每走过一步，他们就越来越明白，但是，很快，他们就确信：死神已经住进世界的那个地区了。
安娜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地回想起事情的经过，忘记在他们认识希塞尔先生前的一年半那东西就在那里了，还是希塞尔先生已经到她身边时才看到的，但是，在某个冬日，在冬日的林间空地里，安娜记得偶尔碰到一大堆老旧的破东西。它们好像是从一个办公楼里搬出来的，或许是从某个政府部门搬出来的，经过仔细挑选分成好几堆：这儿是高高的一堆破胳臂烂腿的椅子，那儿又成排地摆着好多档案柜，上面的钥匙都不在了，别处又是好多卡得死死、拉不开的抽屉。林间空地正中还有一堆破烂的打字机，高得像座山丘。
地面上落过一层薄薄的雪，这堆废品上却没有积雪，靴子印依然湿漉漉的，刚刚留下不久。不知道是否会有人回来，如果回来，又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那些档案柜里也找不到什么有巨大价值的东西。他们没有逗留太长时间，但那堆东西的画面却顽固地扎进安娜的心里。
他们第一次看到万人坑墓群时，安娜能想到的就是这幅画面。也许是光线的角度，或者因为雪同样像粉末又很稀疏，让她联想到那堆遗弃的办公设备，但更有可能是那里弥漫的井井有条与混乱交织的独特氛围让她产生这样的联想。
那道深坑的边角都是直的，地里的洞绝对方方正正，虽然地表冻得坚硬，但尸体却好像是以很不人道的姿势栽进去的——双脚向后朝脑勺方向垂落，双臂以不自然的角度弯曲着，脸埋在陌生尸体堆中。
安娜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过如此众多的死人，这里的死亡感觉跟从倒卧在地的士兵身上掏东西时慢慢熟悉起来的那种微小又徘徊的魂灵不同。这里，死亡好像还没有散去。在这儿，感觉死神好像还在家里。
安娜不敢确定。毫无疑问这是种特殊的恐怖，但是，尽管不确定，安娜还是行动了。她做了自己已经习惯的那件事情：到死者中间收割战利品。
这场体验罕见又难忘：脚踩到长眠在另外二十个人之上的死者胸膛上的触感——在靴子的踩压下，胸膛微微下陷又反弹起来。
当安娜朝坟墓中间走去时，乌鸦都开始嫉妒地放弃了自己的餐食。等安娜走到中间时，几乎所有的乌鸦都转移到不同的树上，低头俯视着她，嘴巴和眼睛全都冲向她。
很快，燕子男发话了。
“安娜。”他喊道。自从他们在一起行走以来，燕子男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喊她那个秘密的名字。“别。”
这句“别”既没有责备，也没有发火的意思。这句话跟燕子男说过的其他话一样温柔。安娜从坟堆上过来时，他把那只长长的手温柔地放在安娜的后脑勺上。这是他对安娜做过的最接近拥抱的动作。“我想，我们应该把他们身上的东西留给他们。”
安娜没能鼓起勇气跟他说，她触摸到的每只口袋都已经空了。
“我们可以离开这地方吗？”希塞尔先生说，他一直安静地站在进入这片空地的树林边缘。
安娜很喜欢希塞尔先生的一点，就是他经常唱歌影响到说话的声音，无论大声挖苦还是和蔼温柔，他说出的每个词语几乎都带着轻盈明媚的味道。
几乎。不是全然。那句话——“我们可以离开这地方吗？”——听上去好像出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老人，疲惫得不可思议。那句话如同夜晚闭上眼睛般漆黑，里面没有片羽明亮。
希塞尔先生又接连两天没说活，那天晚上，他没有在躺下睡觉前做祷告。
他们穿过那座同样的桥，走进波兰地界，第一次过布格河的时候，就是从桥那里遭到射击的。那无疑是场冒险，在遇到希塞尔先生之前，燕子男绝不允许自己冒那种冒险。但是，眼前什么都没有，这让他们三个人都有种想一试的小小自豪感。好像他们走过的靴子印能够征服这座桥，让它变得神圣起来，可以抵御桥周围的一切毁灭。虽然，那时他们已经在波兰的地界有些时间了，但是只有当脚踏到对岸时，才感觉自己好像终于回到了波兰。
可是，在他们离开期间，波兰已经变了，他们不愿相信，波兰变得跟布格河对岸那四处战火弥漫、死亡遍布的大地没什么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