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欧汉其人及其学术经历
在当今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两位堪称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牛耳的学者，一位是西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教授，他以《人、国家与战争》和《国际政治理论》两本书奠定了在整个国际关系学中的大师地位；而另一位，就是美国东部杜克大学的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前任主席[1]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后者以《霸权之后》一书而蜚声学坛。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论著作被征引的频率，最高的除了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外，当数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了。二十多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影响最大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也是与基欧汉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罗伯特·基欧汉生于1941年，年仅25岁即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基欧汉的导师是著名的欧洲问题研究专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学生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从哈佛毕业时，他放弃了在哈佛工作的机会，来到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在那里，他曾与华尔兹共事过一段时间。1973年，基欧汉开始任职于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在斯坦福大学，他与当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智囊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建立起成功的合作关系，同时成为著名的《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的编辑之一。1981年到1996年，基欧汉先后任教于伯兰德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1996年，基欧汉受聘于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并任教至今。基欧汉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曾经两度当选为美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席，1999年，他还被一致推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基欧汉的学术专著不多，除了与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以外，《霸权之后》一书是其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另外，他还发表了三十多篇极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中一部分被收集在他的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一书中。[2]1979年，他与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被公认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相互依赖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3]在这本书中，两人对国际相互依赖关系中所存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特征，以及国际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政治过程作了精彩的阐述；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基欧汉和奈开始提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政治现实中，各个议题领域中的机制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所具有的独特的意义。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一书，这本书为基欧汉赢来卓著的声誉，该书不仅对当时流行的霸权稳定论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和修正，更重要的是，它对推动此后的国际制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并使国际制度研究占据了基欧汉后来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基欧汉还独立或合作编辑了许多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论文集，这些文集，如《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1），《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1986），《新的欧洲共同体：决策与制度变迁》（1991），《观念与外交政策》（1993），《冷战之后：欧洲的国家战略与国际制度（1989—1991）》（1993），《国际化与国内政治》（1996），以及最近将出的《合法化与世界政治》等，都领导着不同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趋势，其所撰写的序言、结论以及设计的编书方案，对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4]例如他与奈在1971年编辑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一书，试图解释跨国互动与跨国组织对国家间关系和国家内部政治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5]这本书所发展出来的跨国关系的研究范式（transnational relations paradigm），对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
综观基欧汉的论文、专著及其编辑的书籍，不难发现基欧汉30年来的学术理论进程。基欧汉学术生涯是从跨国关系研究起步的，这与他博士论文研究联合国大会中的政治斗争问题是分不开的。在博士论文中，就如基欧汉后来承认的，他试图搞清楚的问题是，联合国大会中的制度背景是否影响着联合国中各国之间关系的结果？权力与利益是世界政治的全部内容，抑或制度也在起作用呢？[7]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学者对过去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研究范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一方面，因为国际相互依赖加强而引起的国家间关系的调控与管理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伴随着跨国交往的进步，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这些新的世界政治现象导致传统的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透视世界政治的研究方法在现实中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基欧汉敏锐地捕捉住这些问题，并力图对这些新的世界政治问题在理论上给予回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基欧汉30年来所有的学术抱负，就在于回答：国际相互依赖的加强对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在一个日趋密切的相互依赖世界中，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维持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秩序？从方法论上来说，基欧汉的研究基本遵循的是“颠倒的第二种设想”（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8]的研究途径。众所周知，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三种设想中的第二种设想，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即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而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强调的就是国际力量是如何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变迁产生影响的。在基欧汉绝大部分著述中，无论是探讨跨国关系和国际制度，还是国际化和意识形态等问题，集中关注的实际上不仅仅是跨国力量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而且同时还阐述跨国力量是如何以及怎样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作用的。这种研究途径并不是说基欧汉不重视国内因素对国际关系的作用能力。实际上，基欧汉一直承认这种作用因素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然而，在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研究范式中，国内关系即使不从属于国际关系，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力量愈来愈多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作出恰当的评估，无疑是我们时代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重大职责之一。[9]
在基欧汉身上，有许多可贵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学术研究议题敏锐的捕捉能力。在基欧汉至今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世界政治研究特别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世界政治研究议程，无论是跨政府组织问题，还是国际相互依赖的管理问题，以及霸权后合作与国际制度问题，或者国际化与国内政治问题，总是能够贴近并抓住世界政治发展的脉搏，而基欧汉又能通过高超的综合和平衡能力，通过国际制度这个关键概念将这些看似孤立无关的问题整合在一个框架中。所以，在我看来，基欧汉作为第一流的学者，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在于他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这种对时代议题敏锐的“嗅觉”能力，不是每一位学者都能具备的。
其次，基欧汉的学术成就还告诉我们，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时时关注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以开放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研究，而不应该使自己的观念囿于人为的学科边界之中，也不应该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只限定在国家边界的框架之内。本质上，各门社会科学尽管名称不同，但是探讨的问题——诸如秩序、冲突、分配、公正等等——常常是相同的，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某门社会科学所能单独垄断的，更何况这些问题也不是某个人为设定的国家边界之内的问题，它们实际上是所有政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应该说，各门社会科学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某门学科中百思不解的问题，可能在其他学科中早已经是有答案的问题了。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以谦虚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博采各门学科之长。我们平常一直强调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方面，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提供了开放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如果没有及时捕捉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会有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发展出来的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模式。基欧汉至今仍然认为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是他对世界政治研究的最大贡献。[10]
最后，一名成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注意并能够发现研究议题中不为人注意的隐秘的地方（research corner），这些地方最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并能促使许多学者产生浓厚的兴趣，利用大量的经验研究去检验和证伪这种研究范式。一个学者要是做到这一点，他的研究就能够占据学科发展的中心位置。[11]学科研究中这些隐秘的地方，就我个人的理解，类似于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大厦中的“裂缝”问题，这些可能撼动既有理论大厦或者框架的“裂缝”，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是迫切的问题而不是无关痛痒的问题，是实在的问题而不是臆想的根本不构成问题的问题。[12]这些“裂缝”问题的寻找及其解决，对我们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完善非常必要，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太多了，而是正在研究的真问题太少了。
解读《霸权之后》
在基欧汉的所有著述中，《霸权之后》是最重要的一本书。《霸权之后》一书共分为4个部分计11章，其理论论证的核心集中在“问题与概念”的第一部分和“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经验研究，考察了战后美国霸权在实践中的运作，第四部分是结论。各章内容在此不作赘述。在本书中，基欧汉提出的一个中心命题是：霸权后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显然，这既是个极具理论挑战性的命题，也是关系美国霸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合作的一个政策课题。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具有理论挑战性的命题呢？众所周知，在正统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流行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13]看来，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或者霸主的存在。霸权稳定论假设，国际体系中的秩序、合作、安全、汇率稳定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类似经济学上所谓的公共物品。[14]我们知道，大凡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联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即我对这种物品一定量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这种物品同量的消费；同样，由于物品“公共”的特性，我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排除其他人同时对这种物品进行消费。换句话说，公共物品具有极强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那些没有承担供应公共物品责任的个体可以“免费搭车”（free-rider），自动享受别人提供公共物品所能带来的好处；退一步讲，当各个个体之间存在共同的类似公共物品的利益需求时，这些个体可能不会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实现这些共同利益，这就是奥尔森揭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5]。公共物品这种独有的特性，决定其经常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它所具有的外部性效果会导致国内政治经济市场出现“失灵”的恶果（market failure）。一般来说，为了克服这种困境，强制性的中央权威是重要的途径之一，[16]这就是在国内社会中为什么需要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理由之一。推及到国际关系中，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但是如果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这个霸权国家能够并愿意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必要的如安全、经济稳定之类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国际体系就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反之，如果没有霸权国家，或者存在霸权国家而这个霸权国家却处于衰落之中，那么国际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或者发生霸权战争的后果。
霸权稳定论的逻辑提供了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观，即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合作就能够维持，而如果没有霸权国家，那么各国之间就会处于纷争的状态。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明确地对这种正统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17]为了解释霸权后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基欧汉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即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鲁杰（John G. Ruggie）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此后逐步占据国际关系话语系统的中心。但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前，对于国际机制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描述的阶段。只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后，由于基欧汉引入大量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这个概念才具有更多的分析性意义。
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所谓国际机制，按照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给出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就是指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18]。基欧汉承认，在一个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其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或者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难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去维护和实现这类共同利益，这种利己决策行为的总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理性的总和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问题。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的推演，为了克服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危机，由霸权国家来主动承担并领导其他个体共同实现这些共同利益，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那么，霸权国家借以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是什么呢？在基欧汉看来，就是承担并领导国际机制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积极参与战后的机制建设（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看出来。所以，国际机制的创设，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完成的。各种国际机制的功能在于，可以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机制的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霸权主导下国际体系中各国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以及霸权体系的“护持”具有重要的价值。[19]由此可以看出，基欧汉发展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对正统霸权稳定论所进行的修正：与其说是霸权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
这种被修正或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理解基欧汉接下来的论证是至关重要的。既然国际机制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而且这些机制对维持霸权状态下的和平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是不是说一旦霸权国家衰落以后，原先在霸权国家主导下所创设的机制也会相应地瓦解呢？而如果这些机制因为霸权的衰落而成为变革的对象，世界政治经济不就因此会陷入纷争与不和之中了吗？正统的（或者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回答，但是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认为未必如此。在基欧汉看来，霸权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一个“时滞”，[20]也就是说，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既有的在霸权国家领导下创设的机制也会相应地发生衰落，机制维持的惯性，使它们对确保霸权之后世界中的合作与和平仍然起着独立的作用。因此，机制的维持和建设就成为霸权之后合作与和平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
这样看来，基欧汉这本书的理论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对正统的霸权稳定论进行修正和提炼，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对国际机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的功能价值的分析，说明国际机制对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对减少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纷争与不和是有价值的，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是有意义的。
《霸权之后》一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对我们理解美国为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霸权衰落的挑战而进行的外交实践，是不无帮助的。《霸权之后》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发达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机制的维持和建设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避免纷争。用政策的语言讲，就是西方联盟怎样维持牢靠和稳固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陷入诸多困境，难有战后初期那种一统天下君临一切的气势和抱负，美国霸权的衰落成为朝野上下挥之不去的阴影，西方联盟的前景也令人忧虑不堪。美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面临的不是20世纪前半期如何“与崛起打交道”（coping with rising）的问题，而是如何“与衰落打交道”（coping with declining）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霸权衰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基欧汉这本书隐含的政策意义在于，在霸权后时代，积极参与旧制度的修补和新制度的建设对确保美国的国际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基欧汉对国际机制功能的强调，一定就对美国今天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基本的世界政治政策，不难发现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越来越强调国际制度建设在维持美国全球利益和管理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中的意义，无论这些制度建设是以美国利益的名义还是以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名义。进一步说，美国及其西方联盟在今天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参与制定的国际制度来确定和维护的；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和解释，已经成为美国外交“软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霸权之后》一书在政策上的价值在于，它为美国应对霸权衰落和如何与衰落打交道开出了一张很好的处方。
当然，从理论的论证上讲，《霸权之后》一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对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容易陷入“因为需要国际机制所以才有国际机制”[21]的循环论证的错误中。尽管基欧汉在本书中一再注意避免功能解释途径可能出现的因果论证缺陷，[22]但是通读全书的理论论证部分，发现这种缺陷并未能够完全克服。另外一个不足之处是，功能的解释途径可以说明霸权和世界政治经济中日趋加强的相互依赖有助于国际制度的产生，也的确需要更多的国际制度来组织和管理密切联系的世界；但是对为什么国际制度在产生过程中会出现形式多样的特点，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带有强迫性的特点而有些国际制度却带有自我执行的能力，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形式反映国际体系中权力配置的现实而有些国际制度却没有，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比较稳固而有些国际制度却非常脆弱，功能主义的解释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对国际机制的类型和变迁，涉及得不多。因此，机制的功能解释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关于国际机制的静态的理论（static theory），而不是机制变迁的动态的理论（dynamic theory）。[23]
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
自由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可以说，自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冷战结束以来，对世界政治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非自由主义莫属。在冷战后西方世界的外交政策中，无论是贸易自由化的推广，还是民主制度的扩展，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都在其中占据中心的位置。
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与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有着典型的区别。按照基欧汉的看法，首先，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强调国家，同时也强调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和公司的作用；其次，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并不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意义，它试图寻找的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各个独立的个体，如何组织起来以促进经济效率和避免毁灭性的物质破坏；最后，自由主义相信通过积累实现进步的可能性，而现实主义则假设历史不是进步的，是在权力政治的游戏中循环的。[24]
世界政治中的自由主义理论不是铁板一块的，一般认为，它由各种不同的思潮所组成。在政治领域，由多伊尔（Michael Doyle）和罗塞特（Bruce Russett）提倡的“民主和平论”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在经济领域，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等人主张的自由贸易和相互依赖和平论，是经济（商业）自由主义的代表；也有强调公平和国际正义对各个民族和社会重要性的社会自由主义；而由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发展出来的国际制度理论（也是主流的国际制度理论），则被一些学者冠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者“新自由制度主义”。[25]
那么，以基欧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制度理论何以被称为是“新”的“自由主义”呢？
从分析的意义上讲，世界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并不是一般政治哲学上宣讲的关于自由的教义，而是作为分析社会现实的一种“途径”（ap-proach）。前文提到，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发展出来的国际制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深受经济学界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中的新制度学派着重研究在资源稀缺和交易费用高昂的条件下，（产权）制度以及制度安排是如何对人类的行为产生诸种不同影响的。[26]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法和经济学研究，对主流国际制度理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今天主流的国际制度研究，所借助的最有力的分析工具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或者公共选择理论。因此，作为一种分析途径的“自由主义”国际理论，打上了自由经济学派的许多烙印：第一，它把相关的角色视为个体，作为全部分析的起点，个体被假定是理性的，即行为过程是有选择的，旨在根据个人的效用功能实现最大的纯收益；第二，试图理解个体的集合是怎样作出集体决策的，以及由个体构成的组织是怎样进行互动的；第三，强调个体的权利，以及人类事务中的进步是可能的。[27]
主流的国际制度理论所以带有“自由主义”的痕迹，或者所以被称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还在于它从理论上糅合了商业自由主义的许多内容。在基欧汉看来，国际自由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范畴，而是由不同的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构成的。基欧汉自认为属于“成熟的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28]，这种自由主义介于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和管制的自由主义（regulatory liberalism）之间，是对这两者的综合和超越。“成熟的自由主义”并不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自由贸易的扩大会自动导致国际和平，但是它接受商业自由主义这种看法，即经济的开放会产生有利于和平而不是有利于扩张征服的激励因素。所以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和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不能产生和平，最终取决于国际制度的效用。[29]而管制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管理各国关系的规则对维持和平的重要意义，没有这些制度与规则的管制效用，国际和平就会非常脆弱，国际秩序也就是不牢靠的。所以，成熟的自由主义认为贸易扩展导致的国际相互依赖对国际和平是重要的，但仅由此并不必然带来和平，还应该通过国际制度的力量，使相互依赖关系处于一种制度化的模式中；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拒绝和反对“干预主义”，相反，为了管理国际相互依赖，需要必不可少的国际制度干预力量，只不过这种制度干预力量应该受到各国之间共同协议和规则的限制。[30]这样，我们不妨把基欧汉这种和平观点称为“制度和平论”（institutional peace theory），以与商业（相互依赖）和平论、民主和平论和霸权和平论区别开来。[31]
由此看来，在对世界政治的哲学认识上，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或者成熟的自由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是一门“沉闷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它把世界政治简单地视为权力游戏的战场，是在不断循环的战争和冲突中进行的，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世界政治中存在进步和演化的力量，它秉承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认为在贸易的扩张和交往的加强中，通过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制度安排，世界政治可以朝着进步的方向演化，人类和平与福利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因此提出“国际合作”的命题，它接受商业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认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个体是以绝对收益的提高为依归的，对绝对收益（我们都能获益吗？）而不是相对收益（我们能得到多少收益？）的关注，使个体之间的合作与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成为可能；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承认无政府状态是世界政治的一种基本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是缺少秩序的，更不意味着国际合作就是不可能的和不可靠的，相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无政府状态是一块“可培育的园地”[32]（a cultivable garden），无论是共和自由主义看重的通过民主制度的扩展达到的“分割的和平区”，商业自由主义强调的通过贸易发展而产生的贸易国家之间的“和平贸易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寄希望的通过国际制度安排这种契约途径实现的国际和平，总之，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走得出的一个困境。
应该说，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正确地看到在一个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际制度建设和安排的重要意义；其关于“制度起作用”这个命题也是经得起证伪的。但是，“制度起作用”只是一个实证的命题，忽略了制度的规范意义，未能充分考虑国际制度的分配和正义问题。这也正是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结尾部分所提出的制度的价值和道德问题。实际上，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政治含义，正因为如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强烈攻击，因为如果制度是起作用的话，那么人们不免要问：谁的制度？[33]毕竟，国际制度往往决定了“谁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什么，如何得到”这样的问题。正如秦亚青教授在批判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时所指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关键概念国际制度，“是为了维护和延续某种国际社会体系服务的”[34]，本质上是带有深刻的阶级性烙印的。我们不难发现，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大部分制度设计和安排，是由一种被称为“深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35]理念所主导的，或者说主要是由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心地带的西方国家主宰完成的。这些既定的国际制度，界定了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财产权，是弱势国家处于被强制和压制的边缘地带的一个重要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制度主义从正的方面告诉我们“建制”问题在世界政治中的意义，同样，它也从反的方面提醒我们注意“改制”问题在世界政治中的迫切性。如果国际制度建设不能考虑弱势国家和团体的立场和利益，那么既有的制度可能会不断地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和失望情绪，国际制度也许就不是合作与和平的推动因素，而是斗争与冲突的焦点，自由主义者所竭力强调的进步，可能变得更为脆弱。人们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具有重要分配含义的国际制度的不满，可能预示着一场全球范围内深刻危机的到来。
苏长和2000年10月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注 释
[1]2000年，在华盛顿结束的美国政治学会千年会议上，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的资深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接替基欧汉，成为新一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2]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3]两人后来又撰文对1979年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见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ed,”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Autumn 1987，pp.725—753。
[4]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基欧汉教授的著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迈克尔·苏赫（Michael Suhe）为基欧汉撰写的学术评传后面所附的“基欧汉著述一览”，见Michael Suhe, “Robert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 in the Making，London: Routledge, 1997。
[5]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这可从里斯-卡彭最近编辑的《跨国关系研究的回归》一书中看出来，见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25.
[8]“颠倒的第二种设想”是由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这种“设想”强调研究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见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tion，Vol.32，No.4，Autumn 1978，pp.881—912。
[9]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00年第1期。
[10]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28.
[11]见迈克尔·苏赫前引文第114—115页。
[12]感谢刘建军博士最先提请我注意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裂缝”问题的意义。
[13]“霸权稳定论”这个词是由基欧汉最早在《霸权稳定论和国际经济机制的变迁（1967—1977）》一文中使用的，这篇文章收在基欧汉《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论文集中。
[14]或者说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曾经撰文论述国际公共物品问题，见Charles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86，pp.1—13。
[15]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可以说，当代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两本理论著作——《霸权之后》和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观点，都受到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影响。
[16]注意，强制性力量只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方法，有时也不是最有效的方法，见Michael Laver, “The Political Solutions to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in Political Studies，June 1980，pp.195—209；也见Michael Taylor,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应该承认，基欧汉对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并无太大的异议，在基欧汉看来，霸权稳定论是一种“粗糙的有待加工和提炼的理论”（a crude theory），需要进行修正，见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pp.32—41。
[18]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
[19]基欧汉对国际机制功能及效用的分析，主要见《霸权之后》第五章。秦亚青教授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对国际制度与霸权体系的护持，也有精彩的阐述，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5页。
[20]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101.
[21]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Summer 1987, p.506.
[22]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81.
[23]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见“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章。
[24]见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in John Dunn, ed., The Economic Limits to Modern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174。关于国际关系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详细区别，最精彩的分析见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6。近二十年来关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文章，收在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5]“新自由制度主义”是格里科（Joseph Grieco）在批判制度主义理论时首先使用的。关于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的论著很多，在此不便一一列举，要了解这一理论，可参阅Michael Doyle, Bruce Russett, Anne-Marie Burley（Slaughter），Richard Rosecrance, Andrew Moravcsic等人的相关论著。
[26]对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较全面的概述，可参考思拉恩·埃格特森的《新制度经济学》（吴经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一书。
[27]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p.174.
[28]Ibid, pp.165—194.
[29]Ibid, p.183．基欧汉的这种看法，与我在《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是类似的，见苏长和：《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载《欧洲》杂志1998年第5期。
[30]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p.184.
[31]实际上，“制度和平论”与早期“有组织的和平主义”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著名英籍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Beacon Books, 1957）一书，可能是系统阐述这一理论的最早著作。
[32]见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p.19。
[33]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中“在无政府与秩序之间：国际制度与国际社会的未来”一章。
[34]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载《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5页。
[35]“深嵌的自由主义”对战后国际机制设计的影响，是由鲁杰最早提出的，见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Stephan D. Krasner, ed., ibid, pp.195—231；也见John G.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tion，London: Routledge, 1998, p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