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我都爱阅读一本小说的开场白。比如，“小男孩们早早地来看绞刑了”，这是我最喜爱的开头之一，出自作家肯·弗莱特的著作《圣殿春秋》。这样的开篇，怎么可能不想继续看下去？还有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的第一句：“我注定要记得一个破锣嗓子的男孩，倒不是因为他的声音，也并非因为他是我所认识个头最小的人，甚至不是因为他是造成我妈妈死亡的罪魁祸首，而是因为他是使我信仰上帝的原因。欧文·米尼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及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以“事情不妨从海伦给她姐姐的几封信说起”为开头。那个“事情不妨”轻而易举地将你带入闲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时，也给读者强烈的预感：接下来的故事一定精彩万分。
有些小说家在开头就交代了故事的主线；有些在开头就埋下了伏笔；还有一些两样都没有，只用简单的笔墨交代场景或者描述一个人物，让读者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不少作者用类似“她对面临的人生巨变一无所知”的口吻来试图制造悬念，而恰恰这是最没必要的，因为人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人生将以怎样的方式改变——这正是所谓的“难以预料”的本质。
所有人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2007年年初，母亲和父亲在佛罗里达的维洛海滩度过了几周，这个好地方是母亲晚年才发现的，她很喜欢这里。有个喜剧演员曾这么说过佛罗里达：“那是个老年人搬去等死又死不了的地方。”我对母亲转述了这句话，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难过。
家里人都计划好了到达维洛海滩的时间，当时每个人都兴冲冲地忙得不可开交。我的哥哥道格，刚刚制作完成了新版《灵犬莱西》。妹妹妮娜在TBAlliance（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工作，在为对抗结核病在全球的蔓延而斗争。大卫·哈伯斯塔姆要出版一本关于朝鲜战争方面的新书，我除了忙着相关的事宜，还在忙着推广我与朋友合写的一本有关邮件的书。父亲忙着代理他的指挥家、歌手和音乐家的音乐会艺术经纪工作。大家沉浸在焦虑、拌嘴和微不足道的病痛中（牙疼、头疼、失眠），还要记住家人的生日，安排庆生活动，讨论旅行计划以及行程安排。我们家总会收到人家拜托的源源不断的请求，比如要不要出席募捐大会，能不能做个开幕致词，能不能回忆起音乐会上那个穿红裙子的女士的名字，诸如此类，无穷无尽。我们家人之间还不断地狂轰滥炸一些建议，而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形式开头：你必须明白……你必须阅读……你必须看……当然，这些大部分都来自母亲。
如果我们家是个航空公司，母亲就是中心总调度，我们其他人都是机场上等待起航的飞机。我们不能直接飞向目标，一定要经过母亲的调度。她负责指挥我们，决定哪个人需要先飞，哪个人可以着陆。连父亲也无法幸免，尽管相对于我们来说，母亲对他的掌控已经非常留有余地了。
最让我们觉得困扰的是，必须小心翼翼地依计划行事。就像某架晚点的航班会导致机场大乱，调度备用机，航班滞后，乘客只能在走廊里休息等待结果一样，母亲也认为，超出计划的任何变化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分崩离析。其结果就是，我的哥哥、妹妹，还有我，只要跟母亲商量过的行程有变，哪怕是最为微小的变化，我们也会心生恐惧。
那年二月，我给在佛罗里达的母亲打电话，说我决定坐下午从纽约起飞的航班，而不是之前商量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只说：“哦。”但我可以明显听出她声音里隐含的不悦。她接着说：“我原本想，如果你早上到，我们还可以去邻居家吃午餐，他们晚上就要走了。如果你坐下午的飞机来，就跟他们见不到面了。虽然我们下午可以请他们喝杯咖啡，但我们就没法去租车公司帮你租车了，就得换我开车去奥兰多接你妹妹了。算了，没关系。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完成。”
母亲不仅仅安排我们的生活而已。她还帮助安排几百人的生活，几乎都是应教会、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她是理事长）、国际救援委员会（她曾经是董事会成员的联络人，也主持英国分会的创办事宜）以及其他她曾任职或担任理事会的大型机构的请求。在我成长期间，她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入学主任，接着是纽约一所大学的咨询顾问，然后又是另外一所高中的校长。她与成百上千的学生、同事、儿时的玩伴，飞机和公交车上认识的邻座，以及她在世界各地旅行中遇到的难民们保持联系。母亲永远在介绍人、排计划、参加活动、发表建议、提供帮助……有时她会抱怨太累了，但显然，她还是是乐在其中的。
花费母亲最多时间的，是一个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图书馆的基金会。1995年，她第一次去往阿富汗报道那里的收容所情况时，就立刻爱上了那里。她先后九次往返阿富汗，都是为了妇女委员会或者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事务，深入了解当地收容所的困境。回到美国后，她呼吁建立法规来帮助阿富汗的难民，尤其在协助妇女与儿童方面。母亲为了难民的事务东奔西走，不仅仅是首都喀布尔，甚至走遍整个阿富汗，曾在斯霍特一个破烂不堪的旅馆住了一晚，与她一起留宿的还有二十三位圣战士，而她是唯一的女性。母亲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包括东南亚以及西非的大多数国家。
这一年，母亲在佛罗里达度假期间，跟一位叫作约翰·迪科森的人经常联系。约翰对于阿富汗的情况相当了解，他正全力帮助一位比他更精通阿富汗事务的人——八十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杜普利长年住在喀布尔与白沙瓦。母亲和约翰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见过她很多次，他们想在美国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杜普利筹款，在喀布尔大学建立一个阿富汗国家图书馆（阿富汗境内还没有此类文化机构），在阿富汗全国各个村庄建立移动图书馆，提供达里语和普什图语书籍，帮助那些没看过用母语写的书，甚至连书都没摸过的人阅读。杜普利的丈夫在1988年去世，他们近三十年来募集到三万八千册阿富汗史上非常关键的图书与文件，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数字。书齐了，现在只缺资金和其他相关的支援了。
2007年春天，母亲有机会加入一个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救援组织。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在白沙瓦和喀布尔，她有更多的时间与杜普利一起筹备图书馆的计划。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母亲曾在那里遭遇过枪击（虽然她总说自己并非目标，对方只是在向轮胎射击），碰到过武装组织头目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之后被两个人体炸弹暗杀而死），当地多数地区被塔利班组织控制，那一年还不到年底就有超过两百位美国人与盟军战士在那里丧生。对于其他家庭，有人要去阿富汗是难以想象的，可对我们家来说，这是一件寻常事。我甚至记不清母亲都去过哪些地方，因为她去过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我们从未想过这次旅行跟以往有所不同，甚至她回来后生病，我们也没有在意。因为她从一个战火肆虐的国家回来之后都会这样，比如从利比亚、苏丹、东帝汶、加沙、老挝、科特迪瓦回来后，她都出现过咳嗽、乏力、头痛、发烧等状况。但她总会打起精神来继续忙碌，直到这些病症全部消失。
母亲也曾在回国后大病一场，不过比较少见。她曾经从波斯尼亚后来后久咳不愈，甚至我们都习以为常了，直到某一天她突然不咳嗽了，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咳嗽已经跟随母亲两年之久了。肿块、色斑、皮疹等皮肤病对母亲来说也很常见，但无论如何，她的病都从未恶化过。每次回家后她不舒服一阵子就会好，不然就病成常态，病到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忘记自己原来正常的样子。
我们总是建议母亲去看医生，她也确实去看了，从家庭医生到各种热带病专家，以及其他的病种专家。除了检查出患有乳腺癌的那次真把我们吓坏了，幸好发现得早，经过手术治愈了。除了对乳腺癌再次病发的担忧，以及切除过一个胆囊，她从未有过其他严重的疾病。我们一直认为母亲并没有什么无法治愈的疾病，她只是需要放慢脚步。
可是她慢不下来。
我们都相信，如果母亲能够依照医嘱把抗生素吃完，她就能摆脱旅途中感染的所有疾病。但不知道是出于节俭还是固执，又或者是对药物的不信任，她总是在吃完一半剂量的时候就停下来，把余下的药留着以后再吃。这点实在让我们抓狂。就算是吓唬她这么做会产生抗体也无济于事。
到了2007年的夏天，母亲的病还没好。每一个大夫、专家都确诊她得了肝炎。她的脸色开始变黄，眼白变成了带着血色的橘黄色。她日渐消瘦，没有食欲。她刚从阿富汗回来，很明显，她一定是在那里感染了肝炎。起初，医生无法确诊她感染的是哪种类型的肝炎，不是A型、B型、C型，甚至也不是D型。他们猜想可能是极为罕见的E型肝炎。尽管没有人能确诊纠缠母亲的到底是什么病，但情况似乎并不值得担忧。如果我们无法理解阿富汗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状况，又怎么指望能辨认出在那感染到的每一种奇怪的病菌和疾病呢？
不是母亲的医生们太大意了，而是因为他们仔细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且对排除的部分相当确信。他们为母亲提供了一些建议：休息和戒酒（虽然她习惯在晚餐时喝一杯葡萄酒，在庆祝时来点香槟酒，但戒酒对她来说并不太难），仅此而已。
夏天渐渐结束了，母亲的病情却在不断恶化。她很疲倦。肝炎的折磨让她痛苦不堪。她没有抱怨，只是会对亲近的人偶尔提起自己的病情。有时候，她会对父亲或我们家的其他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找不出我的病因。”或“我休息了又休息，可仍然感觉没休息够。”尽管如此，她还是逼自己去做她想要做的事。
她有真正休息过吗？这很难说。对她来说，“懒洋洋的”一天就是全神贯注地回复电邮，或者“攻击”书桌（她总这么形容自己打字的动作，仿佛在与一个喷吐纸张的怪物搏斗，如果不杀掉它，它就会把一切破坏殆尽似的）。只有在看书的时候她才会真正安静下来。
看着母亲辛苦地支撑着身体处理生活中需要她帮助的种种需求，家里其他人开始紧张起来。我们不能因为她拒绝休息，老是病怏怏的，就跟她生气，于是只能对彼此发怒——迟到、早到、忘记生日、挖苦，甚至买错了冰激凌的口味，都成了我们发泄的借口。我们尽量不让母亲听到这些拌嘴，但有时还是让她听见了。她总是有办法解决问题、消灭问题，让吵架的我们感到无比愧疚。
那是个忙碌的夏天，母亲和我没法像其他日子一样悠闲地看书。我指的是那种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日复一日地整天看书的日子。于是，我们只能找一些薄点的书来看。我看了伊恩·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即使阅读速度很慢的人也能一个下午看完。母亲的阅读书单里也有这本书，她问我看完感觉如何。
这些年，我们都看了好几本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他的早期作品充斥了各种残酷的情节，包括谋杀和恋尸癖。母亲说她在战争区域待得太久了，以至于对黑暗题材的书产生了兴趣。这些书能够帮助她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而我喜欢黑暗题材书籍的主要原因是——通过与书中故事的比较，我会觉得现在的生活还不错。伊恩·麦克尤恩的近期作品不那么极端了，甚至还有点欢愉的味道。《在切瑟尔海滩上》是他刚刚面世的新作。
从某种角度来说，与七十三岁的老母亲谈论《在切瑟尔海滩上》一书是很别扭的事。书中描写了一对1962年结婚的新婚夫妇的初次性经历。作者对这个过程中的种种狼狈做了详细的描述。我没跟母亲说起这个部分，只把焦点放在书中精彩而又悲怆的结尾上，讨论了两位主角最后的命运。我被《在切瑟尔海滩上》感动了很久，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我都不想碰其他的新书。
“我总在想事情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在告诉了母亲那对夫妇的命运后，我这么说道。我知道她总会先看结局，所以很放心地讲出来了，完全不担心让她有剧透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母亲回答，“应该不会，也许是主角们觉得事情应该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你才会这么想。”
我们又聊了会儿这本书。我仍然对书中的性爱内容避而不谈——倒不是因为母亲有多守旧，而是我不敢在父母面前谈论这类话题，这是为人子女的经典恐惧吧？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与父母一起看彼得·谢弗的话剧《五指练习曲》时的情景，当剧中的男女脱光衣服准备做爱的时候，我恨不得立刻变成椅子上的花纹。
七月的一天，我们的话题从麦克尤恩的书转到了家人的行程上——谁应该在何时到达何处。然后，母亲又出现了随时换话题的毛病。她会突然提起肝炎怎么总治不好，身体没办法恢复，食欲不振，人也不舒坦。但她确信自己会很快好起来，重新恢复食欲和健康，只是早晚的事。同时，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家人、朋友的，以及那个建在阿富汗的图书馆。一切都需要她的帮助，她也乐于帮助，只是希望她的病能快点好起来。
那年八月，全家人（哥哥和他的妻子；妹妹和她的爱人；我和我的爱人；五个孙辈的孩子），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缅因州旅行，庆祝父亲的八十大寿。母亲张罗了几乎所有的事：早餐聚会、游船、参观洛克菲勒公园。
父亲的身体很硬朗。他有着浓密的头发，健康的身体，虽然爬楼梯会有点喘，更不是大家说的运动健将型的男人，不过他喜欢园艺、远距离散步和待在室外。他不太挑剔，比起豪华餐厅，他更喜欢风格独特、历经沧桑、舒适宜人的老餐厅。他钟爱巴洛克音乐和动作电影，喜欢路边的小饭馆，以及看跟英国统治有关的书。他对学校和房地产毫无兴趣，而这两样却是母亲最为热衷的话题。在谈论他觉得有趣的话题时，父亲妙语如珠，但只要一发现某人在胡言乱语，他就会趁机修理。雾气昭昭的寒冷天气会让父亲极为亢奋。他还喜欢有龙虾和烤蛤蜊的海滨野餐，我们也是。所以，缅因州是庆祝父亲生日的最佳地点。
但是，在海滨晚餐、游船出海、手握一杯美酒享受落日美景的时候，所有的成年人，尤其是父亲，都注意到母亲在强颜欢笑。虽然她暗自决定在周末结束前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一点。
母亲的病容和倦怠越来越明显。她的皮肤没有变得更加蜡黄，但整个人却更加消瘦，两颊凹陷，皱纹更深了。这让她的招牌笑容看起来有点沉重。但是，当孩子们拥到她身边的时候，她马上又变得容光焕发。那次旅行的某天晚上，母亲告诉我，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此时此刻更幸福了。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里的一个人物曾说过，他们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从没同时拥有过耐心与爱。而我们两者皆有。
在缅因州的最后一个早晨，我下楼找母亲。四个孙子孙女在阳台上围绕着她，而她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我掏出手机，匆匆拍了几张照片。我发现母亲的长孙尼科没在，也是，他怎么会在场呢？他已经十六岁了，自然不会再听祖母讲故事了。
我跑去尼科的房间，叫他过来，于是他放下耳机和手中正在看的书，跟着我来到阳台。
尼科加入了大家，这样我就可以拍一张母亲跟所有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照片了。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从来不拍照的。也许是直觉告诉我，有些超出了爱、耐心和任何人控制范围的事要发生了，而那时是我能把握这机会的最后一刻。
九月中旬，那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周末，我的爱人大卫和我去了一个朋友那里共度周末。那栋房子距离曼哈顿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母亲知道我要去拜访这位朋友时很兴奋，因为那栋房子的原主人是作家约翰·奥哈拉，现在属于他的女儿威利。奥哈拉是母亲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那所房子建在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悬崖一角，俯视着沙滩和大海。房子里有一条完美的走廊，在那里可以躺着看书。毫不意外，屋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奥哈拉的作品。在这个周末，我决定背叛自己带过去的书，改看奥哈拉的。
首先，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作者本人。我从屋里的书中得知，奥哈拉1905年出生于波茨维尔。他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爱尔兰医生，因此家里有能力送奥哈拉去耶鲁大学读书。但在大学期间，奥哈拉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无力负担他的学费，所以他不得不从耶鲁辍学。中途辍学的经历让奥哈拉看重金钱、等级、社会排斥等话题，而这些都是1928年年初他崭露头角时的写作素材。在我祖父母的年代，他的作品曾刊登在《纽约客》上。1934年，二十九岁的奥哈拉创作了《相约萨马拉》，让他一举成名。母亲说，起初是别人向她推荐的奥哈拉的书，很快，她就成了奥哈拉的铁杆粉丝，总是期待他的新作。
在我返回家时，父亲正因为肘部的化脓性黏液囊炎住院。在母亲强迫他看急诊时，囊肿已经发展到一粒葡萄的大小了。我给母亲打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母亲说他除了痛恨医院外，没有什么大碍。
“我终于看完了《相约萨马拉》。”我说，“我还以为那本书是关于伊拉克的。”
然而故事既不是发生在萨马拉，也不在中东的任何地方，而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宾夕法尼亚的虚构小镇——吉布斯维尔。故事讲述了年轻的已婚汽车经销商朱利安，自恃出身高贵，人脉广泛。有一天，他一时冲动把酒泼在了一个比他更富裕、更有权势的男人脸上。他就是看不起这个男人，虽然没有什么确切的原因。三天后，他又完成了另外两件冲动之举，包括与黑道大哥的女人调情。朱利安这时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
“我真不敢相信你到现在才看这本书。这个故事解释了伊拉克的一切，尽管它根本不是在说伊拉克。这本书讲的是不要鲁莽行事、自恃过高、出于傲慢固执不愿道歉。提醒我们要反思，人如果一直被某种方式教育，就觉得自己可以胡作非为了。就像布什，不管怎样都要参战。”母亲并不喜欢当时的这位美国总统。当她知道布什利用基地组织以及“9·11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兵伊拉克时，她整个人被吓坏了。父亲有时会跟母亲的自由观点唱反调，但在这个问题上，父亲的立场和母亲差不多。他们还会分享阅读心得，解读美国的外交政策。
对于《相约萨马拉》，我们越聊越起劲，后来不约而同地聊到了书中的首引文。其实，那不过是由毛姆写的一个极短的寓言故事。毛姆也是一位带给我和母亲很大阅读享受的作家。
毛姆的寓言故事是一则经典的伊拉克传说。讲述者是死神：
“巴格达有一位商人让他的仆人到集市上买些食品回来。过了一会儿，仆人回来了。他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地说：‘主人，刚才我在市场时，有个女人推了我一下。我回身看时发现推我的女人是死神。她看着我并且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请您把马借给我，我要赶紧离开这里才能躲避死亡的命运。我会去萨马拉，在那里死神就找不到我了。’于是商人把马借给了仆人。仆人翻身上马，策马扬鞭疾驶而去。然后，商人来到了市场，看见我站在人群中，于是向我走来，问我：‘为什么今天早晨你看见我的仆人时对他做出威胁的手势？’‘那不是威胁。’我说，‘只是有点惊讶的手势而已。我很惊讶在巴格达看见他，因为我今晚跟他在萨马拉有个约会。’”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理由来谈论命运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扮演或者尚未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未来的事件中。但在九月与母亲的那次电话里，母亲和我很快就转移了话题。当对话似乎快要结束的时候，母亲提起了一件她想要告诉我的事情。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妹妹坚持让我看另一位医生，再多做一些检查。”新的医生打算再做一次扫描，想知道母亲的肝炎一直没有改善的原因。
“是个好主意啊，妈妈。”
然后话题转移到我身上。“你准备休息一下吗？”她问。
“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我有些回避地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完。”当时我是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正要奔赴德国参加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
“你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他的做不完也没有关系。”母亲总是这样劝我，但她自己却永远也做不到。“妈妈，如果你能做到，我就一定能做到，我们来打个赌。不过，无论如何，接下来这几天你还是会很辛苦，而且你现在身体还不舒服。”
母亲每天都会去医院陪父亲几个小时。她还要抽时间和几个伦敦来的朋友叙旧，也打算跟他们一起开几个小时的车去看望另外一位患了脑瘤，只剩下三个月到两年生命的朋友。周末时，她还得去看另一位新医生。
我意识到，在母亲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忙碌之中。聚餐、宴饮、拜访、义卖、开会、排期、接人、买票、做瑜伽、上班、去健身房……我们都害怕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感觉不对劲。各种各样狂热的活动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只有父亲慢了下来，虽然那也是在他被困在医院接受注射之后的事了。一切都会没事的，什么事都可以重来，从头避免，只要我们继续忙碌就好了。
一周后，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在我将要参加一场满是出版界人士的晚宴时，母亲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医生几乎已经确诊她得的是癌症。肝炎的症状不是病毒性引发的，而是她的胆管长了肿瘤。如果只有那里有癌细胞还算是个好消息，但是癌细胞很可能已经从胰腺扩散至胆管了。如果是这样可就有点不妙了。她的肝脏上也有些癌细胞。“别担心，没事的。”母亲说，“你不用提早回国来看我。”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母亲又回答了些什么。但她很快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对她说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觉疲惫，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领一样，太多的会议要开、太多的电子邮件和文件要处理。母亲让我辞职：“提前两周通知公司就可以了。走出大门，然后再决定以后做些什么。如果你足够幸运、有资格辞职，就要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幸运。”这并非由于得癌症而生的新想法，而是母亲一贯的观点。虽然她热衷于对日常生活精确到分钟的安排，但也理解偶尔服从冲动的重要性，只要那个冲动能够导向一个正确的决定。
挂了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出席晚宴。餐厅距离我的酒店大约一英里，我想走路过去，顺便理理头绪，可是我的整颗心都乱了。与我一起主持晚宴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我只告诉了他一个人关于母亲得了癌症的事情。我感到头昏，几乎要晕过去。面前这个喝着啤酒、吃着炸肉排、不时大笑的人是谁？我命令自己不要多想母亲的事，不要想她是否感到害怕、悲伤或愤怒。我记得她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她是个战士，她会与癌症抗争到底。我记得我说我知道她会的。我想我应该没在电话里说我爱她，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太煽情了，好像要永别了一样。
晚宴结束后我回到酒店，环顾着房间，然后望向窗外。美因河几乎消失在城市的繁灯下。下着雨的夜晚，湿润的道路闪闪发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车道的线条。酒店员工把我那蓬松洁白的羽绒被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边是一叠书和酒店的杂志。但这个夜晚，我看不进去任何文字。我醉得厉害，迷茫充斥了我的内心，我失去了方向感。那一刻，我心知我的生活将会永远地改变，而且永远也无法复原。我看不进去书，于是就做了些在酒店里该做的事情。我打开电视，不停地调换频道：从浮夸的酒店频道换到账单频道，再换到欧洲体育频道和各种德文频道，最后停在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以及拉里·金熟悉的面孔上。
后来我和母亲谈及那个晚上的时候，最让她不可思议的部分是我竟然看了电视，而不是书。母亲这一辈子，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不知所措，她就没办法专心看电视，但总能在书中找到庇护之地。书能让她集中精力，使她平静，带领她走出来，面对现实，而电视只会扰乱她的神经。
W.H.奥登有一首诗叫《美术馆》，创作于1938年12月，就是在反犹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诗中描述的是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画中伊卡罗斯从空中坠落，其他人不是在忙于他事就是视而不见。书展接下来的几天，无论谈论书籍、出席会谈还是吃法兰克福苏打饼，我常常想起这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深知苦难在人间的位置；
深知痛苦发生之时，别人总是在进食、开窗或者木然踱步。”
那段时间，我感觉这些“别人”就是我。母亲在承受痛苦，我却在继续我的生活。
我鼓起勇气跟我的哥哥、妹妹，他们的爱人、父亲（此时他已经彻底康复出院了），以及大卫谈了谈。我们替彼此打气，说这只不过是个警醒的信号，没必要陷入恐慌。电话打得没完没了，每一次的对话都会被另外一个人转述，然后引起另一个电话，如此循环，无休无止。我们都花大量的时间上网阅读相关信息，了解这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很多事都还不清楚，谁都不敢妄下定论。
“妈妈，你确定不要我现在回家吗？”在书展期间，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都这么问她。
“别傻了。”她说，“好好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电话中，她终于详细复述了她如何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也谈到了她的第一位肿瘤医生。在这位医生询问母亲是否在外工作的时候，母亲和妹妹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反感。母亲对我说：“你觉得医生会问一个男病人这样的问题吗？”她还大力夸赞妹妹的表现。妹妹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非常有条理，提出了所有该问的问题。她在苏联工作过几年，知道如何在必要的时候反击。
“所以，这一次的教训是……”母亲停下来。我等待着，想象不出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救援组织应该告诉人们，如果要前往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间或之后患的所有疾病都归结到这次旅行中。很可能只是巧合而已。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这一点。”母亲说。
这就是不幸中得来的教训？一条人道主义援助人员赴偏远国外的工作须知？
“我还得要你帮个忙。”母亲补充道，“从书展上替我带几本好书回来。你父亲可能要看。”
我想带的书太多，多到难以抉择究竟哪些该放进随身行李箱，哪些应该邮寄回家。但我脑中一直在想的却是，如果我们早些让母亲去看其他的医生，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还是说，母亲的萨马拉之约早已注定，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