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我第一次陪母亲做化疗。这让我有机会和她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谈论家人和每一件事。
几天前，母亲给我发来看病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约在东五十三街区纪念医院的门诊中心见面。街对面有一家书店，如果我到得早可以去那里打发时间。莱辛顿大道有很多小吃店，如果想买零食也可以去逛逛。母亲觉得没必要，还告诉我门诊中心有椒盐卷饼和全麦饼干。我坐电梯到四楼，想要在母亲到之前就占下座位。她喜欢椅子，不喜欢候诊室后边的长沙发。
医院像是专门制造干扰的车间，总有人突然让你去干这个或者那个，叮嘱、询问、检查、提醒……第一次陪母亲来医院，我们都得拿出足够耐性面对这些。母亲抽完血后，我们来到治疗室，那地方让我想起学校宿舍那几乎够得着天花板的小房间。隔几周，医生会帮她看诊，其他的时间只需要抽血和化疗。母亲在小房间的时候，有一名护士会来问些治疗方面的问题，也会尽量让她舒服一些（比如问她需要在手臂下放个枕头吗？需要毯子吗？再来点果汁吗？）。接着她会问母亲在医院登记的基本资料，比如姓名、出生年月等。在找血管扎针的酷刑之后，会有第二名护士确认病人的身份以及使用的药品。
还不止这些。尤其在最开始的时候，不但有社会工作者、研究人员，连负责收集参与研究同意表的工作人员也都会不时过来问东问西。母亲不喜欢被烦扰。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已经习惯在早上八点打电话给母亲。虽然不是每天都打，但是大多数日子都是如此。她和父亲习惯保留通话，然后再接第三个人的来电。即使这样，她也会觉得很烦躁。有时候我跟她讲到一半，之前保留的通话突然断掉，她会很苦恼地说：“哎呀，我都忘了我还有另一个通话呢。”
我也不喜欢被打扰，但我会打扰别人。我经常会忽视其他人说的话，抢着说自己的事。因为我觉得我的故事更为有趣、更为精彩、更重要，常常忘记他人的故事也可以让我从中获益，值得不断推敲品味。母亲则恰恰相反，她很少打断别人，更不会贬低别人的故事。她更愿意倾听，然后提问，不是提那些敷衍的问题（比如：你在凤凰城待了几天？）。她的问题总是能够让人们说出自己的很多感受，并从中得到的收获、遇到印象深刻的人，以及感觉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我陪母亲到门诊中心的第一次，已经是母亲来的第三次，她已经熟到能跟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点头打招呼了。有一个她特别喜欢的护士，一下子就能找到血管，另外两名护士就没辙。还有，她似乎有些不太在意那些干扰。
那天早上，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感觉极度烦躁。我努力不去想那些事。身处与癌症奋战的一群人中，还抱怨工作显得很奇怪。于是我和母亲沉默地坐着。
“你真的不必陪着我，威尔。你还有太多事要忙。”
“但我想陪你。”我说，“除非你想一个人待着。”
就在那时，母亲说她在看华莱士·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那本陪着我飞越世界各地，至今却还原封未动的书。我说这次我一定会看。
“如果我们总在差不多的时间看同样的书，就跟一个读书会很像啊。”我补充道。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传统读书会，不过母亲从未参加过。
“你没有时间总去参加读书会！”母亲说。
“我有时间读书，而且我们总在谈论书。所以如果我们读同样的书，又一起讨论，这不就是个读书会吗？”
“读书会不是都要带东西吃吗？”母亲问。
我大笑：“那我们就组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不吃东西的读书会吧。”
通常在第一次读书会时，大家都会讲述彼此的童年经历。
我对母亲提到这点的时候，她半信半疑地笑了，然后我要她把童年故事讲一次给我听。我从未直呼过父母的名字，所以很难写出“玛丽·安出生于1934年”（而不是“母亲出生于1934年”）这样的句子。当然，那时她还不是母亲，只是玛丽·安。
玛丽·安和弟弟有一位美丽但忧郁的母亲，在美国出生，巴黎长大。他们的父亲是位英俊的男子，经营着家族纺织生意。他在年轻时把生意卖了个好价钱。人人都说，那是一桩非常不幸的婚姻。苦苦维持了三十年后，他们以离婚悲惨收场。母亲很少开口谈及她的童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母亲透露她的父母对彼此的怨恨很深，这也让她下定决心，如果她有幸拥有自己的家庭，绝对不会抱怨任何事。玛丽·安早先就读于公立小学，接着在纽约上东区的著名女子学校念中学。在那里，母亲结识了她的毕生好友，也受到了米尔德丽德·唐娜珂的启蒙。
唐娜珂喜欢大家叫她的小名——米莉。她是一位戏剧教师，受到学生的无比爱戴，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舞台剧和电影演员。后来，她还在百老汇演出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角色是威利的妻子琳达·洛曼，接着在1951年的同名电影中出演同一角色，并得到奥斯卡提名。玛丽·安热衷于舞台剧。她看过米莉的那次表演，说那是她看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演出。于是，在米莉的指导下，她决心做一名演员。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校对她们的教育是她们之前闻所未闻的。女校长告诉玛丽·安和她的同学们：除了结婚生子之外，人生还可以更美好，女人可以做任何她们想做的事。这些话是她们之前闻所未闻的。
当时的年代，大部分人和教育机构都不会这么说。玛丽·安在上哈佛女校期间，去哈佛纪念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必须戴着白手套待在楼上的座位区里，不允许跟男人们一起坐在教堂的长椅上。难怪我们住在剑桥的时候，母亲总是坚持坐在楼下的长椅上，而且一定要在最前排。
这些我差不多都听过了。当母亲和我坐在治疗室等待下一个干扰到来时，我想让她再多说一些。
“好吧，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嗯，说说你那时候最喜欢的书吧。”
“什么时候？”
“在你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
“《少女妙探》。我看了一堆那个系列的书。我特别喜欢女侦探这个想法。”
“除了这个呢？”
母亲毫不犹豫地说：“《飘》。”这可是个新鲜事，我从来不知道母亲喜欢《飘》。“我爱死这本书了，现在还是那么喜欢。”母亲补充道。
“还有其他的吗？”
“赫尔曼·沃克的《初恋》。”
直到母亲去世之后，我才开始读《初恋》，所以不知道书里写的是一个想要当演员的犹太姑娘，如何在一个夏季剧场邂逅了一位作曲指挥家，并与他坠入爱河。赫尔曼·沃克1915年生于纽约，写了好几本受到大众关注的畅销书，包括获得普利策奖的《哗变》，以及《战争风云》等。《初恋》像《飘》一样营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故事世界，让读者沉浸其间。书中的女主角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甜美到让每个人都期望她找到真爱、事业成功、生活美满幸福。老实说，《初恋》里的玛乔丽在故事开端比《飘》里的思嘉丽可爱多了。她起初的名字是玛乔丽·摩根施特恩，后来自己改名为玛乔丽·莫宁斯坦，因为这样更像个艺名，也不那么犹太味儿。
我可以理解母亲那代人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那是外祖母生活的年代，不仅仅是美国，也是整个世界即将发生巨变的前期。沃克把玛乔丽的生活从纽约的犹太家庭转移到更为颓废的戏剧营地，然后又转向巴黎和瑞士。在瑞士，玛乔丽认识了一个协助受迫害的犹太人逃离欧洲的男人，并爱上了他。这个人物似乎是以真实人物瓦瑞安·福莱为原型创造出来的。瓦瑞安曾是国际救援组织早期的核心人物之一，后来母亲也为这个组织工作过。
沃克和《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的作者胡塞尼一样，都是极受欢迎的当代作家。他总能写出那些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让读者在看故事的同时，不自觉地融入书中。这两位作家都非常擅长记叙文体，聚焦于现代题材。两人讲故事的手法同样非常老派，即便背景不同、年龄迥异的读者们也都喜爱他们，因为人人都爱听故事。《初恋》是一本关于同化、反犹太主义以及女权的书。故事以玛乔丽令人失望的苦涩结局告终，让众多读者为之扼腕，但我相信这个结局正是沃克对玛乔丽成长环境批判的重要部分。书中的结尾，玛乔丽终究无法实现众人对她的期望，这比她成为大明星带给读者的冲击要大得多。
我看得出，玛丽·安在年轻的玛乔丽身上看到了自己。大学期间的暑假，玛丽·安与几个朋友去了马萨诸塞一个叫作“高地”的夏季剧场。一双活泼的棕色眼睛，总是面带微笑，这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姑娘很快成为众人的焦点。她人生中最深厚的几段友谊就是在那时结下并巩固的。在我小的时候，母亲每次提到高地的时光，总会说出一些深奥的话，脸上的微笑既顽皮又有些忧伤。我十五岁时也去了夏日轮演剧场当学徒，母亲还亲自开车送我去宿舍，我得和另外四个人一起合住。路上母亲说希望我像她一样在剧场尽情享受快乐，然后她又用不太有说服力的口吻说：“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让别人产生误解。”我总觉得这句警语背后一定有故事，但无论怎么追问，母亲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说到学校就不同了，母亲讲了许多关于大学的故事。她说得最多的是她如何疯狂地爱上了一位叫作鲍勃·查普曼的教授。他英俊非凡、充满魅力。鲍勃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于伯克利大学，二战时曾担任驻摩洛哥以及巴黎的海军军官，并与菲茨杰拉德夫妇的女儿斯科蒂交往过。他还曾是一位剧作家，与一位朋友一起为百老汇改编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比利·巴德》，并为1962年的同名电影改编了剧本。
母亲对鲍勃的迷恋虽然得到了回应，却只能维持柏拉图式的关系，因为鲍勃是单身主义者。鲍勃把母亲介绍给他的朋友们，这些人也成了母亲的朋友。母亲在订婚后把父亲介绍给鲍勃，而父亲与鲍勃一起工作了十多年。他们一起经营哈佛剧场，交流彼此对于马丁尼酒和明信片的看法。鲍勃也是我姐姐的教父，几乎算得上我们的家庭成员（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鲍勃在场时，我们从来不敢互相争吵或者恶语相向）。鲍勃是我们所有认识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他博览群书但从不炫耀，总是对他人抱有强烈的好奇，让身边的每个人觉得自己挺聪明，看过挺多的书。他隔几天就会来我们家吃个晚饭。我们也与他一起去北非和亚洲旅行过。2001年，鲍勃八十一岁，突发严重的中风。在他弥留之际，母亲和我飞去佛罗里达陪伴他。
家里没有一个人真正面对鲍勃已经过世的事实。我们每天都在谈论他，回忆过去的事情，想象他对某一本新书、某一个事件的反应。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会永远留在深爱他的人的生命中。就像你钟爱的书，无论距离上一次读完它已经过了多少时日，它都会陪你到永远。当我与母亲谈论鲍勃的时候，我也在想，当母亲不久于人世后，我是否能够同样谈起她。
趁着休息的间隙，我试着把话题从鲍勃和沃克转移到她的夏季剧场上。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母亲说。她不打算告诉我更多。她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是绝不会透露任何口风的。
也许高地没有什么稀奇的秘密，那只是母亲想独自珍藏的一段时光。
母亲喜欢《初恋》，我就知道这么多。至于她与玛乔丽如何相似或如何不同，那是她的秘密。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听着四周的声响。有人拽着输液架去洗手间，路过我们的小治疗室时，碰到隔间的窗帘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母亲的点滴在继续着，还需要两到四个小时才能输完。我想起了水刑，这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受刑者会因苦等每一滴落在额头上的水滴而发疯。我们这里的点滴应该可以让人舒服一些。母亲听到我这个想法之后面露不悦。这个表情，在父亲和哥哥三杯马丁尼下肚后吵吵嚷嚷时会出现；跟妹妹一起去买鞋时会出现，因为母亲讨厌购物，而妹妹每次买东西时都会犹豫不决。母亲会赏我这个表情，是在我说了奇怪的话或讲话挑错了场合的时候。
所以我立刻把话题重新转到书本上，开始谈论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最寒冷的冬天》以及接受他访谈的退伍老兵们。“妈妈，你知道吗？几乎没有一位老兵与自己的家人谈论过朝鲜战争。这是我听他们说的。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也说这是第一次听到父亲和祖父提起战争。我还听说有人把这本书拿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看，因为他们还是说不出口。”
“这也是书的功能之一。书能帮助我们诉说，让我们在不愿谈及自身的时候，有话题可以聊聊。”
我们坐在那里时，母亲说她真的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纯属私人领域。她认为秘密在现实生活中解决不了什么，也没有什么值得好奇的。人们说得太多，而不是太少。她认为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保密，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她甚至认为政客也该有自己的隐私，只要他们不是伪君子。如果对如果对别人的过去刨根问底，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一些足够正直有趣的好人来做事了。
母亲也相信好秘密是存在的。也许你为别人做了件好事，可你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不想让他觉得难为情或感觉亏欠于你。我想起了母亲在哈佛的一位学生。他曾是一位有抱负的剧作家，以为得到了畅游欧洲的奖金，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奖金，这笔钱是母亲匿名给他的，让他有足够的资金奔赴这个可能会改变他一生的旅行。我把这件事写出来，是因为几年之后，有人告诉我，这个学生去查都有谁曾赢得这个数目可观的旅行奖金时，发现除了他没有别人，才知道了真相。
就在我和母亲聊天的时候，一个社工带着问卷走了过来，说：“玛丽（母亲的名字是玛丽·安，可他们一直叫她玛丽。我觉得很奇怪，更奇怪的是母亲从来不请他们更正），有时间做这个问卷吗？”他们正在做一项研究，想知道母亲的情况是否合适作为研究对象。
“当然。”母亲说。现在离化疗至少还有一个小时。
“太好了。”问话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女人。她穿着干练的裙子以及一件V领毛衣。她的脸清瘦热诚，看起来很友好。
“好，那我们开始吧。”她开始了熟练的解读，“我们在做的这项研究，对象是那些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其他器官或全身，也就是第四期癌症，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其心灵健康与支持系统的调查……”
当这个年轻的女人解释说参加调查的病人会被分为两组时，我开始走神。一组病人接受心理咨询，另一组没有。调查会在治疗的开始和结束进行评估。他们还希望能与病人的家属进行交流。母亲需要把表格带回家，阅读后签字，父亲也得签字，其他愿意参加调查的家庭成员也得签字。接着她又问了几个问题：我母亲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她祷告的频率（每天）；是否觉得幸福（是的，尽管她不喜欢身患癌症这件事）……母亲的回答让她情不自禁地笑了，但还是有点紧张。
“好吧。”母亲在她离开后说，“这可真惊讶，我猜你爸爸肯定也会觉得惊讶的。”
“关于调查？”
“不。我的癌症已经是第四期，我之前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