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顶假发在2008年8月再次现身。母亲之前完全没有戴过它，因为她的头发还剩不少，外出时不会觉得难为情。但随着化疗次数越来越多，她觉得还是改改那顶假发吧。母亲和她的瑜伽老师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她带着母亲做整体疗法，比如生物反馈和冥想。这位老师知道有人能把假发弄得好看一些，把颜色改得更适合母亲本身的发色，尺寸也改小一点。
我们在初夏阅读了好几本与当下时事、即将开始的总统大选，以及和奥巴马有关的书。母亲对奥巴马的喜爱与敬重也日益加深。但在我们的八月读书会，母亲想要做点改变，于是我们决定讨论卡巴金一系列关于正念与冥想的书。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多舛的生命之旅》，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禅修，以及在生活中发现抗压之道，都有助于疗愈。卡巴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博士，也是该校医学院减压诊所的发起人。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90年，描述了他自己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提供以心性疗愈身体的方式。我们现在看的是他1994年出版的《正念》，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正念与禅修，讲述活在当下，不仅是靠减压强化疗愈的效果，而是让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过得踏实。“正念是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不做判断。”卡巴金这样写道，“这种专注力可以培养人们的感知、清明以及接受当下现实的能力。”
“你该试试瑜伽，甚至试试禅修。我觉得真的有帮助。”我们坐在一起时母亲对我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我没时间。”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我的回答听起来多么荒谬，跟母亲比起来，我的时间太多了。“不过看看这类书我觉得也会有帮助。”我抱有希望地补充，“也许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禅修了。”
“可能吧。”母亲说，“但肯定跟真正地做瑜伽不同。”
卡巴金的近作《恢复理智》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标记出来给母亲看。很遗憾，我不记得我标记在哪一段，又为何标记，甚至连书放哪儿了都想不起来。这本书我还帮助编辑过，所以找不到这本书尤其让我生气。我很确定，最后一定能在我公寓的某个乱纸堆里找到它，只是现在我太过激动，根本找不到，这可能验证了母亲的话。
“你看起来累坏了。”每次母亲看见我都会这么说。我的确很累，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开设一个烹饪网站。于是我满城乱跑，到处开会，酷暑加上神经紧绷让我大汗淋漓，我要跟合作伙伴谈网站设计、投资架构，要在跟朋友租来的四层楼的办公室里跑上跑下，还要在他们的葡萄酒店里稍作停留，简短聊聊，然后带一瓶葡萄酒回家或是去吃晚餐。我对我的哥哥妹妹说起过我们忙碌的生活。我们希望自己这么忙，因为如果我们突然慢了下来，与母亲突然多了许多共处的时间，这可能会让她觉得，我们认为她很快就会去世了。此外，母亲并不希望我们盘旋在她四周。当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她还有自己要见的人、要做的事。
初秋过去了，母亲那段时间总体来说感觉挺好，当然也少不了难过的日子。自从她被确诊以来，至今差不多有一年了。几次高烧让她数度进出医院，有时甚至还需要留院治疗。2008年9月的一次住院治疗中，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母亲的痛苦，她自己也说出了难过的话。那一幕让人目不忍视：她咬着下唇，紧闭双眼，痛到全身弓起。当疼痛有所缓解后，母亲立即要了一片止痛药。在那之前，母亲从未要求吃过任何药效强过雅维的止痛药。那天，医生给了她一片扑热息痛片后她才好了一些。
“我感觉自己像个爱发牢骚和抱怨的人。”吃药时母亲这样说。
我跟父亲站在那里，我们知道不该笑，但我们都笑了出来。母亲生气地看着我们。
“妈妈，你有癌症。你可以要求吃止痛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知道。”母亲说，音调有点上扬，“可是我并不需要止痛片。”母亲停了一下，“我在想罗杰第一次跟我说的话，他告诉我，我将会痛不欲生。”她和罗杰后来又聊了很多次，罗杰来纽约的那次，他们还见了面。几年前，罗杰照顾完患了艾滋病的兄长和胰腺癌病人，离开了纽约的朋友和忙碌的生活，搬去了丹佛，从事一项更富挑战性的同性恋权益基金会的工作。我和母亲从未告诉过罗杰，那第一次谈话曾经如何刺激了母亲，我和母亲与他的友谊也丝毫未减。“我想，那次可怕的谈话其实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他故意那么做的。无论现在我有多么难受，我总是想着，好吧，这还没有罗杰说得那么糟糕。这个方法真有效。我有些担心罗杰，他的背痛很严重，人们理解不了他随时随地忍受背痛之苦，他不像我这样，好日子和坏日子交替着，他只有不断的疼痛。”
当我和母亲再次去找奥赖利医生做检查时，拿到了母亲上一次住院的完整报告。上次母亲痛不欲生的症状并不是癌症引起的，而是她的结肠发炎了，几乎可以确定是可复发的细菌感染，那是一种很难治疗的病菌，母亲在之前的一次住院中染上的。母亲的化疗要暂停一阵子，休息一下再开始新的化疗，最近的化疗药物副作用太大，让病患难以忍受，而且效果也不如预期。
至于肿瘤，仍然比一年前母亲第一次检查时要小——现在大概占到她肝脏的8％。奥赖利医生讲话时，我就边记边发问。每次我都会这样做，如果我没有一一记下，我就什么也记不住。
奥赖利医生有些话要对母亲说，她坐了下来，问母亲使用那么多针头的感觉。母亲看起来像个注射毒品者，手臂上遍布着针眼。那是无休止地抽血检查和化疗的结果。奥赖利医生说她想要在母亲胸骨上方皮下植入一个人工血管，这能让打针简单一些，也能在新一轮的治疗中用得上，在新的治疗中母亲要接上一个装化疗药品的小瓶子，挂几天药水，直到药物滴完才能取下来，医院会教我们如何挂上小瓶，如何拆下来，母亲也可以随时去诊所请工作人员帮忙。
奥赖利医生认为母亲最好选择尝试药品5-FU，并与亚叶酸一起使用，可以加强抗癌效果。奥赖利医生又提醒了我们，这种治疗会带来口腔疼痛、腹泻、手脚敏感疼痛等副作用，不过跟之前疼痛的程度相比，这次会轻一些。
如果我们需要的话，还可以看看说明书。
我很喜欢“书”这个字眼。所以我们的读书会现在也纳入了制药公司的伙计们写的药品说明书。母亲接过了说明书，像往常一样一再地谢过奥赖利医生，然后准备离开。
我提醒母亲，她还有一个想问的问题。
“没关系的，威尔。”母亲说。
奥赖利医生想知道母亲的问题。
“不必麻烦医生了。”母亲一边说，一边对我不理会她的暗示感到恼怒。
“我妈妈在11月12日有个很重要的晚宴。”我说。
“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晚餐。”母亲补充道。
“她真的很想参加，也想让自己看起来有精神些。”我接着说，“我听说利他林可能有效，是真的吗？”
我在高中时吃过不少这种药，至今有相当多的朋友仍在使用，所以我知道这些。利他林是一种速效药，它能让婴儿稳定下来，也能让成年人提神。
“对，这是个好建议。”奥赖利医生说，“许多病人都觉得它有效果。我给你开个单子。”她对母亲说：“你哪天没有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片，看看反应如何。”
母亲对利他林很满意，她还发现这种药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作用——它能帮助母亲更好地看书了。母亲第一次尝试使用利他林的那天，又累又疲倦，无法集中精神。服下了利他林后，她就拿起托马斯·曼的《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开始阅读，那是一本一千五百页的长篇。朋友送给她那天她就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看着，从1926年看到1942年，至今也没有看完。在此期间，托马斯·曼还写了《威尼斯之死》、《托尼奥·克律格》、《魔山》和《马里奥与魔术师》。靠着利他林，母亲发现自己沉浸在书中的世界，根本无暇站起来走出去换口气，而与此同时，我还在公寓里苦苦寻找那本失踪的卡巴金的书。母亲看完《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后，她就把那本书给了我，这是我们下一次读书会要讨论的书，但她却忘了给我利他林。
我尝试了数次去阅读这本书但总是中途放弃，最终我只能向母亲承认了这一点。
“看完这本书很不容易。”她说，“但它非常精彩，而且也相当有趣。”
“真的？”我问，声音里充满质疑。
“你看前言了吗？连译者也不建议从开头看起。他说你最好从一百页开始看，看完之后再回头来看开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应该一切安好，因为化疗将停止一段时间，母亲可以趁这时候去度假，把身体养好一点，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治疗。但她仍然不时高烧，每次都得去医院。有一次，母亲又被葡萄状球菌感染了，父亲那个晚上跑遍了附近的药房为了找能治疗这种症状的、价值六百美元的抗生素。隔了几天，父亲才告诉了我们这件事。几个小时后母亲体温再次飙升，那时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早就关门了。
母亲努力与所有的朋友保持联系，他们通过电邮问候彼此，有时还会见面。她很喜欢去见朋友，也会根据约会的时间调整生活作息。如果有朋友到访，母亲会调整用药的时间，好让自己有精力陪客人。她会坐在最喜欢的沙发一角，在桌上放点零食，白天就准备一些冰激凌、咖啡或茶，晚上则喝苏打水或葡萄酒。当访客与母亲聊半个小时后就会发现，她的精力正在逐渐流失，脸部紧绷，因为她在努力集中精力与客人谈话。
到了十月底，母亲才开始感觉有所好转。新的抗生素药终于奏效了。父亲陪母亲去医院，让医生帮她装入人造血管。在母亲第一次挂上药瓶的时候，我陪了她一整天。医生们给我演示如何在药水滴完后取下药瓶，我很不喜欢操纵机械，但我用心学了，并成功做到了。
那天仿佛特别漫长，伴随着无尽的等待。我在将近八个小时的等待中喝了许多杯摩卡，我和母亲也聊了很久。我们都刚看过《吉利德》的作者玛莉莲·罗宾逊的新作《家园》。托马斯·曼需要再往后等等了，因为我还没看完他那一千五百页的巨著。《家园》是一本当代小说，重新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读者来说颇有挑战。这个故事具有圣经版的原型，也有罗宾逊的创新，令那些想对父母开诚布公的子女感到不安。
“浪子的故事总是让我觉得难以接受。”我告诉母亲，“那个不孝子的归来受到那么满腔热情的欢迎，是因为他制造了太多的麻烦，而不是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是衣锦还乡，而不是贫困潦倒地回来，人们还会宰杀肥牛来庆祝他归来吗？我看不会。”
“我认为会的。”母亲说，“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浪子回头，讲的是救赎，而不是饥饿。”
“我觉得不是。”我说，我不同意母亲的观点。
我哥哥可不是什么浪子，他一直都在工作，也养出了三个优秀的孩子。但他还是比我有大的野心，更崇尚自由，或许也更直率。他的浓密黑发让他看起来有点像《飘》里的雷特，我更像阿什莉（好吧，他不是克拉克·盖博，我也不是莱斯利·霍华德，但主要的意思是指我们迥然不同）。有时他会离家出走，比我走得还要远。他偶尔也会跟父母起争执、意见不合，其激烈程度是我望尘莫及的。离家出走之后，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他就会回家，只要他恢复以往的热情，变成当初的好儿子，全家人就会松一口气，然后大家又其乐融融了，甚至让我异常嫉妒。母亲和我讨论《家园》之后，我跟哥哥开玩笑说，如果我再坏一点就好了。道格向我保证那些都是夸大其辞的赞美。他还告诉我一件我忽略了的事情：母亲终于成功地让我阅读宗教和信仰方面的书籍了，甚至是《圣经》的故事，而这是母亲多年来一直希望做到的事情。
现在母亲的胸口装入了人造血管，这意味着她不必每隔几周就到医院做好几个小时的化疗了，只要每隔两周挂几天的药瓶，她就可以在家和城市里自由行动了。她开玩笑地对大家说她感觉自己像是个人体炸弹，但马上又说：“这可不是抱怨哦！”
我也从未见到母亲这么神经质过。这并非是因为新的治疗方法，而是几周后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她整个人异常焦虑。母亲的一个朋友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在民主党内非常活跃，她的儿子也在为奥巴马助选，她总是花上几个钟头与母亲分析选票的变化，还一再告诉她形势不佳。如果没有安眠药，我觉得母亲肯定根本无法入睡。她告诉我们所有人，如果奥巴马没有获选，她就离开美国，不管有没有癌症。
“你看过奥巴马的自传没有？”在某天早晨的电话中她这样问我。
我没有看过。
“你必须得看看。”她说。
我发誓说我一定会看。
“我说真的，威尔。我真不敢相信你还没有看过，你一定会爱上这本书的。”
大选前夕，一直到选举结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必须承认奥巴马能否获选总统与母亲的病情能否好转存在着很大的关系。这不是迷信，如果奥巴马落选，我担心母亲的情绪会极度低落。我特别看了卡巴金的研究，以及抑郁与健康之间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
得知奥巴马竞选胜利的一刻，我充满了希望。我知道母亲不会痊愈，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母亲的情况会有所好转。也许这不是迷信。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没有利他林的帮助，母亲也有的是精神头，连去医院都没有影响她的好心情。她有些脱水，这是她服用的药物产生的副作用。现在距离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晚宴只有几天了，她非常确定那天她的精神会很好。
晚宴的前一天，我终于发现了藏在床下的那本找寻已久的卡巴金的《恢复理智》，这也是一本大部头。
我做过标记想要给母亲看的那页，是关于打扰的。卡巴金在那个部分指出我们都知道打断别人是不对的，但我们却不断地打断自己。我们通过不停查阅邮件来检查来信，即使手边在做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也要停下来接电话，就是不肯把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或者我们不愿意把一件事彻底想清楚，却让自己被临时出现的事情或欲望干扰。
我意识到，不管我还剩下多少时间跟母亲在一起，我都需要更专心，更小心，不要让其他的事情来打断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注意到每一家医院都是一家干扰制造厂，有一堆人会来打扰你、催促你、问你问题。但现代生活本身就存在着干扰：电话、电邮、短信、新闻、电视，以及我们永无宁日的大脑。你能给予别人的最佳礼物，就是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我总是不停地走神，没有人能得到我的全神贯注，哪怕是我自己。
国际救援委员会晚宴举办的当天，我一早给母亲打电话，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到场。她说：“上菜之前。这样我才能保存体力。我没办法在之前的鸡尾酒会一直站着。”晚宴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金碧辉煌的大厅举行，晚宴和颁奖仪式一如既往地感人肺腑。整个晚上，我看着母亲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要如何做到这点？你怎么样才能与五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交谈，不打扰别人也不会被打断？我突然明白了卡巴金说的正念，这不是什么把戏也不是花招，而是活在此时此刻。当我与你在一起，此时，我的眼中就只有你。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甜点之前，大会播放了一个名为《从伤害中返回家园》的影片，影片以难民重新团聚后互相拥抱的镜头结尾，片中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孩子们。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大厅一千名在场的人都流出了眼泪，我们这桌的朋友也在啜泣着。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夜晚。卡巴金这样写道：“你无法阻止波涛汹涌，但你可以学会踏浪而行。”
奥巴马成功当选总统，自由奖的颁奖晚宴也很成功，母亲非常开心。葡萄状球菌感染似乎奇迹般地消失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忙，我的网站合作伙伴（一个我大学时认识的电子专家和一位在出版业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和我真的将烹饪网站完成上线了，完美无缺。这时，我最喜欢的节日，感恩节也快要来了。
我和兄妹们从网上得到的信息说，患有胰腺癌的人活不过六个月，而母亲已经撑过了一年。周五我会陪母亲去看医生，给她装入另一个“自杀炸弹”药瓶，我们的读书会也将在那天开始。母亲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医生她的使用心得，她知道奥赖利医生听了会很高兴的。也得感谢利他林的帮忙，有了它，才能让母亲得以享受整个晚宴。
母亲的看诊时间是十一点十五分。我在十点四十五分就到了医院，如果医生许可的话，我们就能提前看诊。当我来到等候室的时候，母亲坐在她通常坐着的椅子上。但她看起来非常糟糕，有点不太对劲。
“你听说大卫的事了吗？”她问我。我认识很多叫大卫的人，我不得不问母亲是哪一个。“大卫·罗德，那个年轻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她说，“他是我的朋友，也是阿富汗项目的董事成员。”
“没有，怎么了？”
“他在阿富汗被绑架了。他原本在那里做研究，这太可怕了，所有人都快急疯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他们需要完全保密，也许这样才能把大卫救出来。”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另外一个董事成员从杜普利那里听说的。”母亲指的是南茜·哈奇·杜普利，她还在阿富汗，为阿富汗图书馆的计划工作。“大卫和杜普利几天前在喀布尔一起吃过晚饭。她说她提醒过大卫，有些地方不安全，最好不要去。但是大卫说他需要更多的资料写书，而且他非常信任那些帮助他的人。该死！”她说。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该死”这个咒骂的字眼。
我们静静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她咬着下嘴唇。
“对不起。”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今天真的很想跟你聊聊奥巴马和托马斯·曼的书。但我现在恐怕无法再讲别的事情了。你知道吗？大卫几个月前才刚刚结婚，克里斯蒂现在一定很伤心。我回家后要尽快写信给她，还要问杜普利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做完这些后，我会为他祷告。”
母亲可以祷告，我只能尝试正念。除了这些，我们帮不上大卫的忙，但母亲并不这样想。
“阿富汗情况越糟糕，我们盖图书馆的信念就越要坚定。
这可能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母亲接着说。
我终于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能够集中注意力，而我无法做到的原因，也是她可以把心思放在我和其他每一个人身上的秘诀。她甚至会用情绪来激励自己，帮助自己专注。母亲的重点永远放在那些需要去完成的事情上。我一定要趁她还在这里，还能教我的时候，好好学习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