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西百货公司的大门正对面，曼哈顿的中心区域，有一栋名为“哥谭大厅”的宴会大楼，那里曾经是一座银行。哥谭大厅的建筑规模极其宏大，主厅成洞穴状，富丽堂皇得令人咋舌。当初的银行可以说是一座吸金的神庙，为了让到访者感到可以把钱放心地交到银行手里，所以银行家极尽所能地花钱打造了这座恢宏的建筑。
2009年的这一天，哥谭大厅聚集了一千多位客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他们济济一堂，来此庆祝妇女委员会之难民妇女儿童委员会（现更名为“妇女难民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大厅里有些许凉意，我看着母亲，她似乎不觉得冷。她戴着珍珠项链，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围巾，穿着一件草绿色立领丝质衬衫，外面披着一件大衣。她的身边围满了人，有她在纽约办公室里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曾经一起旅行世界的朋友。
母亲的化疗已经持续十八个月了，这段时间以来，她不断出现口腔疼、脚肿、呕吐、头痛、体重减轻、虚弱、腹泻、痉挛、高烧等症状，有时会在医生办公室、急诊室和医院里待上很长时间，母亲一直忍耐着。她自己已经花费了几万美元了，医疗保险也花了不下数十万。但此刻看见她站在这里，与所有的朋友、同事一起庆祝他们为世界各地的妇孺援助满二十周年，并愿意用自己余下的生命继续付出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
母亲与她的老朋友们共进午餐、与孙子一起玩乐。亲自探望她的有六个好姐妹，从六十岁到九十岁不等，她们每年都会聚在一起，已经超过三十年了。母亲和父亲有两个共同的好友，一位是哈佛有名的学者（现已退休），一位是母亲在董事会认识的大学校长，他们每天通电话，经常出去吃饭、看电影、逛街。这些，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母亲会花上很长时间听音乐会、看书、欣赏陶瓷，虽然是这么简单的事，但能用数字来定价吗？
但母亲真的在计算费用。她也对我们所有人清楚地表示过，时间到了，她就会喊停。
大厅内人山人海，服务生很难穿过人群清理桌子上的餐具。母亲认为这种午餐只要一个盘子就好，不需要中途清理，在桌子上放几块饼干当甜点就可以了，这些事情稍后她会提醒妇女难民委员会的朋友。
丽芙·乌尔曼是妇女难民委员会的创办人之一，她在现场做了发言，并在发言中向母亲致敬，她说玛丽·安·施瓦尔贝不仅让她身为妇女难民委员会的一员而自豪，也让她身为女性而骄傲。委员会的现任会长卡罗林·梅金森在之前的讲话中也用幽默的语言讲述了母亲第一次向她筹款的情景，后来她们成了朋友，最后母亲竟然说服她来管理这个机构。我想，当人们仍在世的时候肯定他们的贡献，这一切是多么美好。
在致谢之后，委员会播放了一段历史影片，是关于母亲早年在委员会时的事。然后是午餐，大家随便聊了聊，最后是“勇气之声”颁奖典礼。沙迈尔·阿齐米是塔利班倒台后第一个重返阿富汗的女医生，她从巴基斯坦带去了一队女医生，为阿富汗的孕妇和儿童提供医疗照顾，这些，是任何男性医生无法提供的。我想起了我与母亲关于勇气和服务的话。
接下来的“勇气之声”奖颁给了玛利亚涂·卡马拉，这位年轻的女子是《芒果的滋味》的作者。母亲为我们的读书会选了这本书，我们前一晚刚刚看完。
所有人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玛利亚涂·卡马拉没有双手。大家看着她用残肢自豪地接过奖杯，并把它轻轻地放在了身后的桌子上。她很美，长长的头发被盘起，犹如戴着一顶皇冠，身穿金黄色的非洲印花长袍，肩上披着橘色的围巾，她的声音清晰洪亮，带有明显的非洲语调和加拿大母音。
玛利亚涂出生于塞拉利昂，反叛军抓住她的时候，她才十二岁。反叛军里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起初，她被逼着目睹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恐怖景象——亲眼看着熟识的人被虐待和杀害。在书中，她描述了几个反叛军男孩如何把有二十人避难的屋子用木板钉起来，然后将屋子付之一炬，把人活活烧死的情形。
被劫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玛利亚涂以为反叛军会让她完好无损地离开。但就在她要走的时候，被拦了下来，他们让她必须选择剁掉哪只手才能走，他们问她：“想好是哪只手了吗？你想先没了哪只？”
“三个男孩拖着我的手臂，把我拉起来，我不断乱踢着、尖叫着，试图挣脱。尽管他们只是小男孩，但我又疲倦又虚弱，只能任他们摆布。他们把我拖到屋外，扔在一块大岩石前。”她恳求他们不要伤害她，告诉男孩们她跟他们一样大，跟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她问为什么要伤害一个愿意喜欢他们的人。
男孩们说只有砍下她的双手，她才无法投票。他们告诉她不会杀死她，只要她去找总统，给他看看他们对她做了些什么。他们说：“现在你没有办法为他投票了，让总统送你一双新的手吧！”
他们砍了两次才砍断她的右手。“第一刀下去的时候没有砍断骨头，手骨只是裂开，凹凸不平的。”她这样写道。而左手，砍了三次才被砍断。
书中继续写着：“我的双眼半合着，在余光里，看见叛军男孩互相击掌，我能听见他们的大笑。在我晕过去之前，我问自己：‘总统是什么？’”
如果参加午餐的人对于他们为何出席或者对他们捐的钱是否被合理使用怀有疑问的话，阿齐米医生和玛利亚涂的出现会为他们消除所有顾虑。玛利亚涂与加拿大的记者苏珊·麦克利兰合写了这本书，书名之所以叫《芒果的滋味》，是因为当玛利亚涂恢复意识之后，想办法用双脚把伤口用衣服包上，她在毒蛇出没的小路上连夜行走，最后终于遇到一个愿意帮助她的男人。男人有一个芒果，便把芒果递到她的嘴边，但她摇了摇头，“我不能靠他的手吃东西，像婴儿一样被人喂是不对的。”她努力用伤残的双臂举起芒果，吃了几口。她必须要做到靠自己吃东西，只有这样她才有活下去的动力。
《芒果的滋味》写得优美而简洁有力。故事还讲述了作者如何在性侵后努力活下去；如何联系上同样惨遭断臂的幼时好友；如何在塞拉利昂的受害者中组建了一个家庭；如何因为加入了一个戏剧团而获得救赎，通过巡回演出向人们讲述战乱与艾滋病，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声音；如何移民到加拿大，在展开新生活的时候还不忘与塞拉利昂保持联系，并帮助当地的受害妇女和儿童重建家园。
玛利亚涂的故事中最为感人的地方是她如何学会了宽恕。她住的难民营里来了一个剧团，她与团员一起参演了一部戏剧，戏剧中有个场景，讲述的是反叛军首领给男孩们分发毒品，“让他们变得更有胆量”，有人不从，便遭到毒打。
在倒数第二幕戏中，反叛军男孩们挤在一起痛哭流涕。他们对彼此承认罪行，希望能够回家，回到各自从前的生活中，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不必奢望就能得到的梦想。
我坐在地上，看着这一幕，意识到那些伤害过我的反叛军男孩们一定也有自己的亲人。我回想起那个希望我跟他们一起加入游击队的叛军男孩，“他也会叫我去杀人吗？”我不禁这么想。
在书的结尾，有人让作者见见伊斯梅尔·比阿，塞拉利昂反叛军的前童军，《长路漫漫》的作者。起初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见他，也不知能不能面对，最后，她决定不再多想，答应下来。比阿激动地为她的书撰写了前言，并出席了这次妇女难民委员会的午餐会。
当发言结束的时候，我向母亲挥手道别，母亲还不准备回家。她被朋友和同事们团团围住，他们想要告诉母亲他们有多么爱她，多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她。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母亲能来参加这次午餐会，也让自己亲眼目睹这一切，并把这个画面永远地保存在脑海里：这个瘦小的、白发苍苍的女士，被那些对她又爱又敬的人层层围绕。
午餐会后的几天，母亲的病情逐步恶化。尽管她常常把精力存起来备用，但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个星期后，我去家里看她时，发现母亲紧咬着下唇，她看起来非常难受，但她还是有几件事想要告诉我。
“我生病不久就做了第一次核磁共振，他们提醒我检查过程中会出现可怕的噪音，那是机器发出来的，很多人都会非常不适应。但说真的，事后我告诉他们说，这比我以前从西非难民营回来时坐过的俄罗斯直升机好受多了。这让我想动动笔，写点东西，关于我们享受着医疗保险的人多么幸运，却不懂珍惜，认为一切理所当然，还有那个在午餐会上发言的、写下《芒果的滋味》的年轻女人，她很令人佩服。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帮我想一想。”
母亲的桌前放着一本打开的《芒果的滋味》。她标记出了其中一段，是作者在加拿大政府工作的朋友对作者说的：“在北美洲，许多孩子都不把上学当一回事，认为受到教育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度，你才会明白教育能带来多大的好处。教育能够为你打开许多门。你也许没有双手，但你仍有大脑。我认为你非常聪明。要善用你的聪明才智，你会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路。”
“我也想写写难民营和勇气。”母亲说，“让人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得不立刻逃命，抛下所有熟悉和喜爱的一切，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想要写写全世界的年轻人，以他们为主题，写下他们经历过的感人的故事，以及为何没有人信任他们，或他们对自己抱有怀疑。还有难民营的男孩子们，我们应该让他们有些事可做。还有战时的教育问题，这太重要了，因为只有教育才能够给孩子们稳定感与希望。哪怕外面枪林弹雨，你也要找到方法让孩子们学习。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写下这些。”
“我来帮你写。”
“你可没时间做这个。”
“我可以抽出时间，而且我很愿意。”
“我也一直在想。”母亲继续说，“关于那些我们看过的书。你肯定还有其他一些想看的书，不只是我给你看的那些。”
“没有。好吧，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想，但我很喜欢我们一起看过的书，包括《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
“我也是。但你没把那本书全部看完吧？”
“还没有，不过一定会看完的。”
“你真的不必这样。”母亲说，这句话感觉真的很怪异。我知道她喜爱约瑟夫系列，尽管起初她觉得这本书很可怕。然后她补充说：“你做得已经够多了，你们都做得够多了。”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再交谈。我能听见母亲的呼吸比平时更为沉重。她闭上眼睛，这一次她没有睡觉，好像在努力回想什么事情，又或者她觉得身体有些痛。
“你没事吧，妈妈？”我说。我想要说好多话，关于读书会、关于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关于我对此是多么感激，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似乎永远都不是时候。我也知道我一定会流泪，但我并不想那样，尤其不要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想让母亲来安慰我，或许，我担心一旦开始流泪就再也无法停止。
“没事，我离开一下，马上回来。”母亲说，然后突然起身离开房间。十分钟过去了，我在犹豫是否需要过去看看她，这时母亲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个茶盘。茶盘上放着茶壶、滤网、两个茶杯、牛奶、砂糖，甚至还有茶壶保温罩。我连忙站起来从她手中接过茶盘，放在桌上。母亲为我们倒了茶：“我觉得喝点茶会好些。”
喝了茶确实感觉好些了。“有时候，只要做点事就会让情绪稳定下来，哪怕是泡茶这种小事。”她说。
“你说过还有别的事情想要告诉我，是什么？”我问。
“我的讣告。我已经把我的经历都整理好了，包括去过的地方和一些其他的事。我知道这会花很多时间，但也想请你帮我写。我也写好了一些信，孩子们每人一封，等他们长大一点再给他们看。我希望他们知道祖母多么爱他们，把每一个人都视为珍宝。我相信你能妥善保管这些信，以后会送给他们每一个人手中。”
这时，我哥哥来了。
“太好了，你哥哥也来了，你们俩一起再看一下我的假发。我觉得它好看点了，现在颜色也不那么深了，尺寸也改小了。对了，道格，我还要再跟你聊一下葬礼的问题，看看要唱哪首赞美诗，念哪一段经文。”母亲和道格谈过好几次这个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真的要对所有人说清楚，如果他们打算一直哭哭啼啼的话，就别来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我还没死呢。”
2009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大卫和我去拜访了我们的朋友汤姆和安迪。在母亲确诊出癌症的第一年，我们在他们家度过了感恩节，那里的风景非常美。大卫和我把自己当成那里的常客，不停地去骚扰他们，但汤姆和安迪似乎并不介意。到达那里一个小时之后，电话响了，是拉里·克莱默打来的。拉里是母亲在50年代伦敦戏剧团的好友，我也在大学的时候跟他熟悉起来，我们俩还与另一位朋友合写了一部电视剧。
我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一定是个坏消息，他说：“威尔，我是拉里。”
“拉里，怎么了？”
“罗杰自杀了。他从丹佛开车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时，开枪自杀了。”拉里沮丧极了，他曾是罗杰最好的朋友。
挂掉电话后，我打给母亲，跟她说了这件事。十八个月前，罗杰与母亲的谈话曾让她恐慌不已，我们最近一次跟他通电话时他还抱怨背痛越来越严重了，之前做的手术根本没效果。他也跟母亲说过做同性恋运动很孤单，一起办活动的人都彼此恶语相向。母亲还建议他改做帮助难民的工作，因为不管条件多么恶劣，不管来自哪里，聚在一起帮助难民的人都会对彼此友好，互相照料。然而，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罗杰的抑郁症。
拉里说，罗杰总说有天会杀了自己，还表示要是这天真的来了，他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真的不想活了。“是的。”母亲说，“人们可能会有自杀的念头，但没有人想要陷入抑郁、疼痛、孤独或者伤害之中。当这一切都超过承受范围，总有一天会选择解脱自己。我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罗杰是个多么好的人啊，为别人做了那么多事情。威尔，我打算明天去教堂，我要为罗杰祷祷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问母亲下一次去医院就诊的时间。
“星期五。星期三要做扫描，我要好好想想是否进行实验疗法，如果有名额的话。我已经把所有的文件都寄给你妹妹了，我也许不做了。他们现在是第一期实验计划，还不确定用多少剂量，效果也不知道好不好。而且还得住院，做许多许多的检查。这总得有人去做实验品，这样以后才能帮其他的人。但我真的不想把剩下的时间都耗在医院里。看看医生和你妹妹怎么说吧，然后我再做决定。”
“在那之前，我打算去看马克·莫里斯舞蹈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三个小时呢，我知道自己可能撑不了那么久，但哪怕感觉很糟，但眼睛还是在享受优美的舞台表演，这可比待在客厅瞪着墙壁来得强。再说，这可是有趣的普罗科菲耶夫版，你知道他的版本吗？”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样的？”
“会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修士告诉罗密欧，朱丽叶并没有死，只是吃了药，所以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活了下来。我想现在应该去看一场欢乐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让自己高兴高兴，我们都该高兴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