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1日，母亲坐公共汽车时，接到朋友安迪的电话，得知了一个奇迹般的消息。他现在也开始为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董事会工作。“你听说这个消息了吗？”他问。他们的伙伴，董事会的成员大卫·罗德，母亲为之祈祷的被塔利班劫持的《纽约时报》的记者，与同时被劫持的另一位阿富汗记者成功逃脱了。在被劫持了七个月之后，他们安全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他们设法逃离了劫持者的手心，生命没有了威胁。母亲告诉我，她在公共汽车上一直又哭又笑地往家走。一回到家，母亲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她的牧师打电话，“祈祷有效了！”她说，“现在把大卫从祈祷名单里去掉吧。”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除了这件事，让她快乐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奥巴马当选总统。
几个星期后，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了很远的地方，参加了老朋友孩子的婚礼。他们不知道其中一位伴娘正是大卫的妻子克里斯汀·马尔维希尔。在大卫被劫持之前，他们刚刚结婚几个月。母亲在婚礼现场看见了大卫，他说大卫看起来显得苍白憔悴，正如想象的一样，但总的来说精神很好，整体状况看起来还不错。“我们就只是坐在那里，握住对方的双手。”她告诉我，“我还是无法相信他没事了。”
我回想起与母亲谈论迪第恩的不可思议。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早晨，我曾确信，如果看见海牛，那么母亲那天就会过得很好。我还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母亲想要按照她的希望离开人世，那么一定需要某些事情的发生。其中一件事是奥巴马赢得大选；另外一件事是大卫·罗德必须安全回家。大卫对于她来说，除了私人情感之外，我想她还把大卫看作命运的护身符了。如果大卫·罗德注定丧生，那么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无论何时，如果在危险区域从事人道主义工作、难民工作或新闻报道工作的人被杀害或者伤害，母亲觉得这将使世界的平衡混乱。但如果大卫·罗德能够从死亡边缘返回，意味着那个区域，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未来还有希望可言。如果是这样，她就能在离开的时候为我们留下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如果她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那么离开的时候也会安心一些。母亲和大卫在婚礼现场的重逢，不只是奇迹，还是一个预兆。
在接下来的一次医生门诊中，我们得知了更糟的消息，我们已经猜到了。病情在恶化，母亲的高烧和缺乏体力明显是癌症的征兆。停止了化疗之后，母亲终于摆脱了困难肠菌以及其他感染。母亲的体力日益衰弱，为了帮助她恢复一点点，医生尝试为她输血，但因为突发高烧而被迫中止。他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把精神集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母亲那时会跟妮娜、萨莉还有孩子们在一起，在纽约的郊区波林度假。道格和南茜、尼科、艾德里安、露西也会去那里住几天。父亲会把时间分开，在城市和乡村来回。大卫和我也会去看望母亲。波林的房子属于父亲的两个姐妹，老式的隔板房，有大片的绿树、田野，还有一个游泳池。姑妈告诉母亲，想在那里待多久都行，让孩子们都来陪她也没有问题。另一位姑姑也很体贴，经常来看望我们，带来食物，还做了许多让人觉得感动的事情。
是时候选一本书来读了。母亲和我都还没有看过斯蒂格·拉赫松的《龙文身的女孩》。每一个人都在称赞这本书多么让人上瘾。这是一个发生在瑞典的悬念小说，描绘了一个深受诽谤打击的记者与一个年轻电脑女黑客之间的交集故事。作者拉赫松是一位致力改革、反对极端的瑞典记者，于2004年时死于心脏病，享年五十岁。他为世界留下了三部（或四部）未被出版的小说，《龙文身的女孩》是第一部。写书显然是他在工作之余让自己放松的方法。
母亲一看到这本小说，立刻就被吸引了。她说，丽丝贝斯·萨兰德让她想起了一些自己教过的古怪却有趣的高中女生，后来她们都被母亲推荐上大学了。她们有着孤独凄惨的童年，但最终通过自己的头脑和决心为自己开创了新的生活。丽丝贝斯与母亲认识的难民营的女人一样，不但拥有过人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必须承受社会的质疑、腐败、变态以及残忍。这本书蕴涵着强烈的女权主义精神，并对世界上种种虐待、折磨以及侮辱女性的恶行表示强烈的憎恶。母亲说，这本书还让她想到了那些在难民营里遇到的了不起的女性，即使揭发别人的罪行会使她们陷入随之而来的危险以及社会的歧视，她们还是选择对救援人员以及其他人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性侵犯或其他性暴力。
我们下一次的读书会（由于母亲每月一次的医生门诊，她必须回到城市里）还是谈论这本书。奥赖利医生罕见地迟到了，所以即使母亲没有做化疗，我们却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看书、聊天。为了帮助母亲保存精力，我们现在经常会一块看书，同时讨论。
“你知道的，威尔。在这本书里，斯蒂格·拉赫松提到的主题都是我感兴趣的，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来没遇见一个像他做得这么全面的作家。看完这本书，你就知道妇女委员这么多年来在为什么工作。如果不是有那么多朋友向我推荐这本书，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看它。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看过它，那将是我多大的遗憾。”
（我有个奇怪的念头：如果丽丝贝斯是母亲的学生，那么会发生些什么？我相当确定，母亲肯定会让她的电脑才能有用武之地，让她来帮助那些“无人同行的未成年人”回到家人身边，或者是重做一个喀布尔图书馆的内容管理系统程序。）
我们都注意到，阅读在这本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布隆维斯特需要查阅几千页的文件来试图找到悬念的答案，而当他需要放松的时候，他会去找一本书看。在小说里，他阅读了苏·格拉夫顿、薇尔·麦克维尔、萨拉·帕瑞蒂斯基以及其他悬疑作家的书。当丽丝贝斯·萨兰德在电脑中发现了所需信息时，布隆维斯特从书中，从宗谱里、照片里（还有老派的面谈里）找到线索。这个两个人物互相补充，用各自的方式来获取信息。
那天，我们坐在一起，我开始思考真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之间的比对。母亲把书放在膝盖上读，而我在看电子版本。她在翻动书页，我在敲击书页。我把电子阅读器拿给母亲看，她跟从前一样毫无兴趣。
“我无法放弃实体书。”她说，“我也喜欢在看完书后把书送给别人。你看，我送给了尼科《魔山》。那本书是跟托马斯·曼拿到的书是同时出版的。那本书是有历史感的。”
“但电子书方便携带。”我说。
“是，我明白这个。但你不想带的书可以不带啊。”
然后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知道吗，关于我们的读书会，其实在我们整个生命中都在开读书会。”
母亲同意这一点，她说她跟其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情，与妹妹、哥哥，还有母亲的朋友们一起谈论书。“我觉得我们都在同一个读书会里。”她说。我为这个说法想到另外一个词而止不住地微笑。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所有人都在这个“最后的读书会”中，因为我们看过的每一本书，都可能是最后一本，每一段对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我还在等待着最后一场重要的谈话。在那场谈话中，我会告诉母亲，我有多么爱她，我为她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自豪，她对我的意义多大，她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而她也将会告诉我，她为我骄傲，但她肯定会说出对于一些事情的内疚，也会告诉我感到内疚的原因，而我会机智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有很多次进行这种重大谈话的机会，但都没有做成。
在这个下午，我陪着母亲看完医生后回家，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突然，我听见自己脱口而出刚刚跃入大脑里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要写本书，关于我们看过的那些书，我们做过的那些讨论，还有我们的读书会。”
“哦，宝贝，你不会想要花时间写这个的。你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要写。”
“我有这个想法，也想要去写。”然后我的声音破碎了，“因为我为你骄傲。”
我想我原本是想要说“因为我爱你”，但我说出来的却是“为你骄傲”。然后我想，我爱她，她一定知道，但我为她感到骄傲，就不确定她是否知道了。所以，可能我那么说也是有原因的。
母亲看着地板。我就要走了，在我还没有意识到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很快地亲吻了她的脸颊，轻柔地吻，因为担心弄伤她的皮肤。我站在公寓门外，下楼的电梯按钮按不下去，究竟是我不愿意还是电梯不能，我也不知道。我盯着家里的门，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不久之后，她就不会在那扇门后了，我无法再与她谈论书籍以及其他事情。那一刻，我感到尖锐的疼痛，像是心脏病突发一样的疼痛，但那只是出于惊恐。最终，我按了下楼的电梯按钮，坐地铁回家。
第二天，我收到母亲的电邮。她列了一个单子，上面是我们看过的所有书籍，还有笔记，说是为我写书准备的资料。母亲不断地为我发来其他的书名，写电邮告诉我她的想法。那个以来自塞拉利昂的，名字叫玛利亚涂·卡马拉的女人为主角的专栏文章，她很想写却没有机会写，让我写进书里去。医疗保险改革的一些内容也应该写。她说还有个最为重要的建议告诉大家：每一天，你都应该告诉你的家人，你爱他们，并让他们知道你为他们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