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人都一个德行，无非是出生、活着和死亡，这是我们的人生标配。年轻的时候做的许多梦也都在岁月蹉跎里消磨了。或不甘平凡或安于现状，到底我们都会归顺日常。
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也讲不出写作的初衷，只说说三辆公交车。
这头一辆是我们县城的公交。我坐公交车去上学。售票员对每个人都喊：“买票了啊，买票了啊。”她是从后头向前“收割”的。轮到我前面的两个人时，无论售票员喊多大声，这俩人都无动于衷。售票员说：“我的娘哎，不会聋了吧。”他们端坐如松。售票员越过他们收票钱之后，他们才掏钱买了票。为此，他们还积极讨论。我听不见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真的是聋哑人。他们打着手势的无声交谈轰平了所有人的说话。这时候我才发现每个人都在说话，即使是一个靠窗而坐的人也在说话，而且每个人说的话都那么强烈，并具有强烈渴望认同的腔调。在我发现“聋哑人”之前我竟然对如此辉煌的说话充耳不闻，漠然视之。这还只是开始，当我开始仔细辨认他们说话的内容时，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在试图表达自己，并让对方认同自己，而从来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如此想来，我们所有的对话都不是对话，而是在向对方插刀子。
这第二个公交车则是我上大学以后，我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回家。半路上来一张脸。我只能说上来一张脸，因为我看见的不是一具身体，甚至不是一个人，真的只是一张脸。只见这张脸飘进公交车，并飘浮在车厢里。这是一张被火烧毁的脸，鼻子没了，嘴巴像是被刀子捅漏的一块肉。真是触目惊心呐。看到这张脸以后我没敢再看第二次。我无意深究这张脸背后的故事。这张脸最终的后果是我因此记住了车厢里的每张脸甚至每个表情。我坐车不下百千，看到的脸也不下千万，从没记住谁的脸。我记住它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对那张烧坏的脸熟视无睹，而是因为这张坏了的脸迫使我仔细去看每一张完好的、正常的脸，先前我竟然对他们熟视无睹。他们这些日常的脸呢。
我们常常会忘记身边的一切，无论是脸，还是说话。因为我们能记住的只有特色。我爸常这么教导我，“你要写人，不要直接写。比如我碰见过这么一个人，很漂亮，只一个缺点，就是眼角有个痦子，看上去非常硌人，到底有多硌人呢，就是即使那是一张漂亮至极的脸，但你一眼看上去看到的不是一张脸而是一个痦子，这个痦子不但‘抢劫’了这张脸，还构成了你之后对这个人的全部记忆。”我无意讨论写作的技巧，我只想说说太阳的背阴。
面对通篇的平平无奇，我们常常忽视。对生活视而不见，也因此生活贫乏，这是日常的报复。日常是我们的天性，而报复是日常的技艺。
一旦失去强烈事物的映照，平日的内部机理和机器运转很难被捕捉。诸如一个挎着篮子卖鸡蛋的妇女、鸡鸣狗吠、打酱油的小男孩。我们看不见、找不到。这时候我一把拽住挎篮子的妇女，我问，“鸡蛋怎么卖？”令我惊讶的是她的回答。“不是鸡蛋，”她难过地说，“是小鸡崽。”
后来，我屡屡被这两辆车“推倒”“轧中”，我得慢慢寻求日常，这也是我写作的由来。因为写作更不可避免去读书，也读过相当一部分书籍，常常引以为傲，也真以为自己掌握真理，可以写作了。但第三辆公交车的出现，我才知道我正背道而驰。它让我知道不应该太过信奉书本，更需要压榨生活，学会日常，积攒平日的美德和恶习。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上班，手里也掂着书。下一站上来一位大妈，大妈坐在我旁边，她是个顶普通的大妈，头发花白，皮肤皲裂。为了对抗坐车的无聊，她把手里的一张广告纸反复阅读并试图从干瘪、统一、宣传，甚至传销性质的广告词里压榨出哪怕是一点趣味性或故事性。她读的文字比我读过的任何长篇小说都好，都激情澎湃、热浪滔天。
最后我要非常感谢在写作路上给过我很大帮助的各位老师：阿丁、阿乙、笛安、王二若雅、王小山、欧宁、黄振伟、Nicky Harman和Dave Haysom等等很多人，写不完了。还有孙海山和崔秀荣。
孙一圣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