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我今天早晨来晚了，”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给朋友送植物去了。把它搬上搬下巴士真够困难的。”她拉开防风衣的拉链，把衣服挂在椅背上。
我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但她又插话。“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你可以想象。一个修女坐巴士，还带着一盆桃金娘灌木。”玛丽·安贡努修女打开她皮包的锁，把打字机搁在腿上。“我们今天写些什么？”她说。
我想着自己躺在这里被人看护的时间里，她做完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窗口的光是一片清澈的蓝冰。外面会有一场晚霜，或许是今年的最后一场。我想象着我的人像，戴的亮片闪烁不定。我想起挂霜的草叶。悬崖和下方的海湾一样泛着蓝光。我被悲伤吞没。我永远都写不到信的结尾了，我想。在我面前是庞大的故事，而真相又那么复杂。什么东西一旦坏掉，就把它扔掉。
我不想待在这里，我潦草地写下。我想待在我的海上花园里。玛丽·安贡努修女读了我的牢骚，坐着没动。她昂起头来，就好像在聆听着稍微超出我音域的什么声音。然后她说：“我发现啊，每一天开始时，规律性地做一件小事会有所帮助。我以前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每天早晨出门收集引火棍。他说，这有助于他避开这一天里的各种矛盾。我有另一个朋友，他带狗去海边散步。我了解，现在捡棍子和带狗散步都不可能，但你可以背诵一首诗，或者做些脊柱运动。每天例行这些小小的仪式会有好处。你的仪式会是什么呢，奎妮？”玛丽·安贡努修女扫了一眼房间四周。
没有什么东西给人启发。轮椅。一个洗手池。一幅镶框印刷画，上面有两只蓝鸟。黄色的窗帘。一扇窗户。外面的树枝，只披挂着最脆弱的树叶。有一台电视机，但我过了二十年没有电视的日子。我无助地举起手。
“哦，很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们就做手指伸展练习。”
于是我们伸展手指。她把手像轮子一样旋转，然后轻轻地掌心相对，我也模仿她的样子照做。我学她先绷直拇指，然后是食指，依次下去。我记起人们过去怎样摇下车窗，打手势做警示信号。我听到疗养院外的海鸥在空中鸣叫，听到风穿树间。我听到修女们在走廊里与医疗小组说话。但都是轻声细语，如潮起潮落。我听到它们，又任它们散去。只剩下你坐在车里驾驶座上的画面留在我的心间。我笑了。
“这样好多了，”玛丽·安贡努修女说，“现在你准备好写信了吗？一个词一个词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