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明信片。
我料想你是回家了。
“哦，够了，”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们回到写信上来。”
又来了一个病人。一个男的。大概三十五岁左右。他穿缎面睡衣，怪兽大脚一样的蓝色大拖鞋，头上还包着一圈绷带。从头顶绷带下陷的情形来看，你可以把他的头颅想象成一只水煮蛋，顶端被削掉了。
家人和他一起来的。两个小女孩，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年轻妻子，他的母亲和父亲，还有另一个看上去像他姐姐的女人；她和他有着一样的深色眼睛。那个男人看起来是这么多生命的中心。他们都在他旁边坐成一排，后背挺直，很拘谨的样子，坐在娱乐室软木布告栏下方的一排椅子上。你能看到他们瞥一眼他，又瞥一眼我们，同时紧抓着他们手里的那杯茶和华夫饼干，就好像死亡能传染，而只有日常事物才能拯救他们。
“我爸爸有新的拖鞋。”其中一个小女孩说。
“很好看。”珠母纽王说。
“还有新睡衣。”
“也好看。”
那个母亲警告性地瞪了她女儿一眼。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别跟有保质期的人说话。祖母从她的手提包里默默地取出一本填色书。“过来，爱丽丝。”她唤道。
“那位太太是怎么回事？”小女孩说。年轻母亲噘起嘴，示意她自己正在忙着思考重要的事情，没听到她说话。于是女孩又说了一遍。但这一次她站起来了。她用手指着。“为什么那个老太太看起来那样？”
“哦，那是芭芭拉，”芬缇说，“她没有眼睛。国民健康保险出钱给她做了两次修复手术，但有一只眼球老是蹦出来。不是吗，小芭？”
芭芭拉哈哈大笑。名叫爱丽丝的小女孩也笑了。
那家人没笑。
“你要是想的话，可以给我的书填色。”爱丽丝说。
“好呀，”芬缇说，“我最爱填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