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快快慢，慢。两步后退之后是两个更小的快滑步，滑到一侧。并步，就像停一下呼吸，然后你再开始。
父亲教会我跳舞。母亲跨坐在一张厨房的椅子上，哼着曲调。她告诉我们，她块头太大了，跳不起来；她会打碎东西的。我一直不理解那句话，因为她和父亲初见时，一定跳过舞。在记忆里，我跳舞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剥豆子，尽管我的整个童年期间她不可能都在剥豆子。父亲把我的小脚放在他的大靴子上，让我掌握步法的要领。在舞池里，他说，一切都有美感。别笑，奎妮。你问你母亲。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他是个木工。我说过吗？他做木头椅子。公园座椅。他把整个成年时代都用来给人们创造坐的地方，而自己到死之前也没能好好休息一下。
父亲喜欢玩一个游戏。或许因为母亲太实际，而且语言也是个障碍，他就经常和我玩。他最喜欢的游戏都是他自己发明的。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会穿着一身工装裤站在客厅里，明显看不到我的样子。我个头比父母小，这是当然，但我也不是拇指姑娘。
“那丫头在哪儿啊？”他会说，并从桌上掀起塑料垫子，从沙发上拉起沙发罩。
“我在这儿啊！这里！这里！”
他好像从来不担心，也不生气，只是极度肯定自己能找到我。我则完全相反。我把胳膊抡起来，拉扯他的工装裤，黏在他的身上，拼命地尖叫又大笑，以至于五脏六腑都搅作一团。
“那个丫头呢？”
这游戏太欢乐了，因为它很安全。我在那儿，父亲在那儿，尽管他看似失去了视力——还是我？是我获得了隐身的能力吗？——我知道只有等父亲一个俯视与我四目相对时，游戏才会结束，他惊叹一声：“啊，你在那儿啊。”然后把我举到肩上。
“你们俩啊。”母亲会说，就好像父亲和我是打她从没去过的地方来的陌生人。她会继续剥她的豆子或者打碎东西。
等我长大一点，父亲发明了一个新游戏。它以“我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开头。这变成了母亲起身离开的暗示，不过父亲是个脾气温和的男人，他从不因此动怒。他会描述一段飞机上的旅程。突然你被告知，飞机就要坠毁。你这一生最后悔没做的事是什么？（这时我会答道：“我真希望自己能弹钢琴。”“我真希望我有温蒂·蒂勒那样的胸。”诸如此类的。母亲的回答——除非是圣诞节或者我的生日，否则她不会玩游戏的——更加务实。她会翻个白眼，开始摞盘子。当啷，当啷。我们的脸都在抽搐。“我真希望有个人能去泡杯茶。”）
“好消息！”父亲会说，“你的飞机获救了！”他看起来美滋滋的，就好像这事由他直接负责，“但你要怎么做呢，奎妮，想学弹钢琴的那件事？”
这都是一个从没坐过飞机（更别提演奏乐器了）的男人发明出来的。这个游戏每次都能感动他。
等再长大一些，我变得更没有耐性。我对此后悔了，但我开始走母亲的路线。
你的飞机就要坠毁了。你最后悔的是什么，奎妮？
我最后悔什么？后悔去度假。
我最后悔什么？后悔没订火车票。
母亲觉得这些回答异乎寻常地滑稽。事实上，它们让她扑哧一笑。
等我离家去读牛津后，父亲就放弃了他的游戏，就好像它们太蠢。节假日我回到家，但屋里有阵寒意。父亲在他的工作间里把坏了的物件摆成一排。母亲丢掉它们，把它们扔在屋里。我没说这是不幸福的婚姻，只不过它已经磨损，就像一件你不再保养的旧外套。那段时间里有过破洞。有过薄补丁。母亲会把它扔掉了事，父亲则希望有一天能抽出时间来修补它。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们只是一直穿着它。当我回家时，我的在场似乎把这段婚姻又钉在了一起。母亲会去取来所剩无几的最好的杯子。她会用煎肝来诱惑我。（“你看起来太苍白，”她会说，“太苍白。”）父亲会两眼迷离地看着我。我想我的父母一直不太相信他们有个女儿在牛津。他们把我当成大奖对待，一个高于他们的东西，反过来，我的行为举止也像个稍有距离感的人。我写信，但不定期写。我极少打电话。从牛津毕业后，我找了很多理由——全部都是好的理由——不回家看望。
我现在后悔自己没有时常看望父母。但我被生活缠住了。我自己犯下的错误。最后一次见父亲时，他在修剪一棵老苹果树。他说想让它见到来年春天，但从他野蛮对待它的样子看来，如果能熬到下一周我都会很惊讶。我取来梯子帮他修剪，尽管那时我对树木一无所知。周末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大多在晒太阳。父亲聊起他的退休。他说想带母亲去奥地利度个假，她拉住他的手。那是快乐的时光，我记得自己好奇过，为什么我要保持距离那么久。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显然和解了彼此的差异——或者至少他们已逐渐开始珍惜曾经有过的那种爱。父亲去世时六十二岁。母亲几个月后也过世了。租来的那栋房子呢？它当然也陪着他们走了。他们一直没能去成奥地利。
但打造椅子，这是一份尊贵的职业。我真希望给父母表演过我的舞蹈。这毕竟是他们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