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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告白》4 “无宗教”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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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学校,这里没什么好选择,特别是对基兰这个年纪的孩子而言。最后我们选了圣公会国际学校(Angl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这是现阶段对他来说最显而易见的选择,我们认为以他在伦敦读小学的背景,在这所学校会比较容易融入。他抗拒学习希伯来语。他不解为何他父亲自己激烈反对以色列政策,却又坚持要他学习以色列的语言。只要我开口提议“你难道不想学你现在住的这片土地的语言吗”,他就会与我争论数小时不休。

“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说希伯来语。”

“但是你住在这里,你总得学着跟街上的人沟通!”

“有必要吗?反正这条街上每个人都说英语。”

“嗯,这个借口很糟糕,难怪英国人都不肯好好学第二语言。”

“我可以学法语。”

“法语在这里不管用。”

“以后总用得上。”

“但你现在住在这里。”

“那我学阿拉伯语。”

“希伯来语到底有什么问题?”

“它不实用。如果我以后想在阿拉伯地区旅行,阿拉伯语实用多了。你不是说我应该学一种实用的语言吗?”

“但如果你学希伯来语,你爸爸会很开心,因为这样一来你就能在犹太成年礼上读懂经文了。”

“我不想要什么成年礼,我又不是犹太人。”

“你是半个犹太人啊。”

“我才不是。犹太身份是从母方传承而来的,才没有什么半个犹太人这种说法。”

“但生理上你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啊。”

“妈妈!宗教又不会通过生物学遗传!反正就我所知,我不是犹太人。”

“别瞎说了!你不要一直给我找麻烦,像个青少年一样跟我唱反调。犹太教也是一种文化身份,所以你是半个犹太人没错。”

“就算这样,我还是没必要学希伯来语。”

只要谈起身份认同的话题,他的反应总是比我机智。他很早就声称,根据犹太律法,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从哪里学会用这般强硬的言语捍卫自己的立场的?想必有一部分是从他父亲身上学来的,除了他对希伯来语的态度以外。他见识过他父亲不厌其烦地在公交车、出租车与机场安检柜台测试以色列人的仇外情结;基兰常看见他父亲故意在以色列公交车上打开阿拉伯语报纸,好激怒那些自寻烦恼的乘客;他见过他父亲在周六夜晚趁那些旅居此地的犹太教徒聚集在我们房子隔壁的犹太教堂进行安息日结束后的仪式时,放送喧哗的阿拉伯音乐;每回我们开车行驶在路上,基兰总会听见他父亲怒气冲冲地叫嚷着3路牌上头往往没有阿拉伯语,就算偶尔标示了阿拉伯语,也会被喷上各式种族歧视的涂鸦。

关于多数以色列人对待阿拉伯语的态度,我其实无法真正反驳这个十一岁孩子的观察结果。这片土地上将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说阿拉伯语,不只是巴勒斯坦人,还有大部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也是如此,这些阿拉伯犹太人占以色列总犹太人口约达半数之多。但阿拉伯语不只在日常生活中缺席,甚至连像“Galgalatz”这样的流行乐广播电台都甚少听见阿拉伯音乐。

里欧觉得这样孤立阿拉伯语的态度令人哀伤,因为其实在伊拉克犹太人家里,更常听见的是来自埃及的阿拉伯乐天后乌姆·库勒苏姆的歌曲,而非希伯来语流行乐。当坚贞的犹太教徒把阿拉伯语从路牌上抹去,同时也抹去了一大段自己的历史3犹太人的中东史。生于十二世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区的迈蒙尼德是史上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之一,他的多数作品正是以阿拉伯语出版。以色列几乎是以举国之力,近乎偏执地想将阿拉伯语抹除得一干二净,就连后天皈依的犹太教徒对此也同样狂热。就像巴基斯坦的教科书,故意略而不提印度两大史诗作品《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这么做是在改写历史,以除去印度文化对其人民的影响。打开以色列的电台,听不见阿拉伯音乐,反倒是英语流行乐以压倒性优势充斥于无线电波之中,这一切一再显示出,即使欧洲犹太复国主义已于六十年前获得胜利,创建了以色列,但至今以色列仍深陷迷思之中。尽管现实世界里,它的地理位置在中东,但它有一颗不规律跳动的欧洲心。

尽管基兰百般不愿,里欧与我还是决定他应该继续学习希伯来语作为第二语言。他对希伯来语的抗拒始终令我感到困扰。经过为期一年、每周三小时的希伯来语课程之后,他仍无法说出像“我饿了”之类简单的句子。玛亚却成了完美的“以色列”儿童,说着一口完美的德系犹太腔,算是弥补了她哥哥对希伯来语缺少的热情。

尽管里欧坚持让孩子们学习希伯来语,但并无意把女儿养育成以色列人。我们选择送她到耶路撒冷唯一的一所兼容阿拉伯人、以色列人的幼儿园。这家和平幼儿园位于西耶路撒冷优雅的基督教青年会综合大楼一楼。这栋有着状似阳具的钟塔的建筑位于高级的大卫王街,是耶路撒冷的地标之一,许多协助巴以小区互动交流的机构皆设于其中。然而无论这里怎么开放,终究有其局限,毕竟这里由以色列人管理,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才是。果不其然,当我填写幼儿园入学表格时就碰上了麻烦,上头有一格要求填入申请人的宗教信仰,而我一如过去填写各种申请表格的做法,在该处留白。

“你得填你家的宗教信仰。”

“我们家没有信仰特定的宗教。”

“可是你总得写点什么。我们招收新生有固定名额,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各半。”

“那这两种之外的人该怎么办?”

“你还是得写点东西,她父亲信仰什么宗教?”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真的不想毁了我女儿进入这家非常特别的幼儿园就读的机会。此外,里欧的确对他的宗教相当虔诚,因此若说他没有信仰,那就是在撒谎。

“犹太教。”

“你呢?”

“我没有。”

“你生下来是什么宗教?”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生下来就有宗教信仰的。”

“我是说你父母信什么教。”

“一言难尽。”

这位负责入学申请的秘书显然被我神秘兮兮的回答惹火了。但没过多久,她开口说道:“好吧,我就把你女儿分到犹太区。因为你说你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也没有‘无宗教信仰’这个选项,所以她应该算是犹太人。”

“我想你说得没错。”

我内心蠢蠢欲动,想说出玛亚的外祖父信奉伊斯兰教,而她的母系祖先则信奉印度教。但这样说未免过于鲁莽,可能会害我女儿被学校视为家庭历史混乱的学生。所以为了她,也为了配合这家幼儿园的配额制度,我被迫有了一个纯犹太女儿,但她身上留着一半“无宗教信仰”的血液。如果犹太身份可借由母方传承,那么我不禁要想,“无宗教信仰”这项特质是否也能传承给下一代呢?

这家标榜“和平”的幼儿园,却很快就唤起了玛亚对于阿以冲突的强烈兴趣。有一天当我们在吃早餐时,她说:“妈妈,你在伦敦BBC工作时,在电台里谈过黎巴嫩吗?”

“有啊。那时候发生了一场战争,我们节目几乎每天都会谈论它。你对黎巴嫩知道多少?”

“我知道黎巴嫩跟以色列打过仗。”

我听了有些惊讶。“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追问道。

“我就是知道,有人跟我说的……”

“谁告诉你的?”

“我想应该是爸爸跟我说过。”

“爸爸说了什么?”

“他说,以前发生过战争,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19],你不想跟我们去的那一次。爸爸开车带我们去一个叫作黎巴嫩边界的地方,军人不让我们在那边待很久,爸爸还跟他们吵架。”

“爸爸还跟你说了什么?”

“黎巴嫩有阿拉伯人吗?”

“他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我重复问道。我觉得好奇,但看着她大谈战争又令我忧心忡忡。然而她没理会我的问题,只是自顾自地说:“妈妈,你没跟我说黎巴嫩人是不是阿拉伯人。”

“是,他们是。”我心不在焉地回答她。

“就跟‘巴勒斯坦坦人’一样吗?”

“没错。”我再度注意到那多出来的“坦”字,我女儿每次念“巴勒斯坦人”都会自动多加一个“坦”字,我觉得听起来很可爱。“坦坦人,谈谈人”,我不自觉碎念起文字游戏,直到她说了一句话把我拉回现实:“以色列人比阿拉伯人强。”

“到底是……”我对她吼叫,“听好,到底是谁跟你说这些的?”

“我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吉莉说的。”她看着我,对我突如其来的愤怒感到不解。

“我以为拉雅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吉莉是我最好的犹太朋友,拉雅是我最好的阿拉伯朋友。”她用希伯来语说,“你知道吗,以色列独立纪念日那天,拉雅没来学校。我的老师艾瑞尔拉说:“Hayom ze Hayom bishvil ha Yehudim, lo bishvil ha Muslemim. ”我女儿的幼儿园老师说的那句希伯来语意思是:“独立日是犹太人的节日,不是穆斯林的。”

我经常在想,一所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共存的双语“和平”学校会如何处理像以色列独立日这样的日子,它是纪念一九四八年犹太人建国的日子,在巴勒斯坦人眼里,这一天被视为“灾难日”,有超过七十万名巴勒斯坦人迁离,或者该说是逃离家园,就此成为难民。基督教青年会幼儿园同时接受支持自由主义的犹太人与思想开明的巴勒斯坦人(至少开明到能接受在这所学校里与犹太人来往)入学,是家声名显赫、政治方向正确的教育机构,却显然没能妥善处理独立日这个问题。导致碰上这样的节日,就算是开明的阿拉伯人也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直到节庆结束。看着我女儿以宗教替她的朋友们分类,我不禁担忧起她对于宗教差异的理解是否有所偏差。

我试着回想在孟加拉国的学校情况是怎样的。我还记得某些同学的名字,班尼、图夏尔、莱拉、毕席、艾沙、卡蜜莉亚……这些人在我眼里从未被标上任何宗教身份。如今这些名字被刻在一只彩蝶半透明的双翅上,从我眼前振翅而过,却唤起了许多有关宗教身份的回忆: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徒。身为孩童,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杜尔迦节[20]、开斋节[21]、佛诞节[22]、拉姆赞(斋月)、圣诞节这些来自不同宗教的节日,都是我们生命与文化的一部分,会令我们更为了解日常生活里各种丰富的传统习俗。

然而,我很好奇我女儿对巴以政治形势有何认知,于是进一步探问。我问她:“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人?你是站在以色列还是阿拉伯那一边?”

“你跟我说啊。”

“不要,由你来告诉我。”

“我爸爸是犹太人,所以我应该要站在以色列人那边,对吗?我觉得以色列比较强。”

“但是你爸爸也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我觉得他恐怕不会同意你这样想。”

“但是在学校我都说希伯来语。就连我的巴勒斯坦坦朋友拉雅,她希伯来语说得都比阿拉伯语好。”

希伯来语作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兼占领者使用的语言,很快就会取得优势。而玛亚回家时,会一边挥舞着以色列国旗,一边唱着街头流传的激进的爱国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我的以色列大地,

美丽盛开,

谁建造的?谁赐予的?

是我们齐心协力。

我在以色列大地建造我的家。

我们拥有土地,

我们拥有一栋房,

我们有一棵树、一条路、一座桥,

就在这片以色列大地。

这种国家主义式的民族自尊是如此单纯,单纯到多数以色列儿童都能感同身受,起先我还觉得挺有趣的,因此没阻止玛亚继续用蓝白色的以色列国旗装饰我们的房子,也没阻止她在我们惊恐的联合国宾客面前唱着歌颂以色列土地荣耀的爱国歌曲。里欧向来大力主张犹太人应至少为夺走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向他们致歉,同时他也认为巴以冲突唯有通过推广一国方案(one-state solution)[23]才能解决,因此在把以色列视为占领势力的国际组织代表面前,里欧认为玛亚的行为令他难堪。

我们多数旅居此地的朋友皆来自联合国、各种援助机构或西方媒体,他们不学希伯来语,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占领者的语言,但也有些人是因为觉得学了也派不上用场。然而和平阵营的新人们总会急着去东耶路撒冷各个语言学校报名学习阿拉伯语口语。相比之下,除了少数记者以外,没有人踏入“Ulpan”一步。所谓“Ulpan”,是专为新犹太移民设计的希伯来语课程密集班学校,只要在那里上半年课,理应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流畅使用希伯来语。

学习希伯来语是种政治观念不正确的行为。我们许多记者朋友在西耶路撒冷待了四年之后,仍然连用希伯来语要杯水或买份报纸都办不到,他们认为抵制学习希伯来语能带来一种莫名的骄傲,同时也代表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些国际组织成员甚少与当地原生以色列人互动。他们多数住在阿拉伯人居住的东耶路撒冷,许多人不大情愿或甚至拒绝前往位于犹太人占据的西耶路撒冷的餐厅。不过,某些较年轻的成员有时会反叛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借由他们停靠在外的车辆的白色车牌,就能看出哪几家酒吧是联合国或欧盟的最爱。国际组织的成员可以随意停车,甚至连人行道都可以。凡是负责和平谈判、粮食分发、难民遣返等任务的成员都能享此特权,借以答谢他们的辛劳。但看见WFP(世界粮食计划署)或ICRC(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车辆停在西耶路撒冷的酒吧、餐厅、夜店外头的人行道上挡住通路,还是会令人眉头一皱。你可以看见这些车主一边啜饮着玛格丽塔鸡尾酒,一边讨论组织内部最新形势,不过最热门的话题当然还是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酒吧与餐厅里所洋溢的舒适感与欧洲氛围,让这些驻外人员有回家的感觉。许多人发现在此能暂时免于谈论巴以冲突,使得这些住在“阿拉伯”区的驻外人员暂且逃离该区过度政治化所带来的压力。这些致力于人道援助与解决巴以冲突的机构,平日实地考察的地区就在距离市中心酒吧与俱乐部仅仅几百米之处,从阿拉伯人占据的东耶路撒冷一路延伸到约旦河西岸。每当看见这些“西方人”冷静地坐在酒吧椅凳上,倒着以色列品牌“Maccabee”啤酒或烈酒,一坐就坐到深夜,我都能察觉且理解他们心中的绝望。从某方面来说,他们从事的是项没人感谢的任务,最终成果将不会被清楚地看见,也没有人会有深刻的感觉。过去这些年来,和平协商始终僵持在是该追求有正义的和平抑或缺乏正义的和平。毕竟这场冲突起因于两方民族争夺同一片土地,能让双方满意又符合正义的解决方案根本不存在。过去六十年来,许多局外人签了两年或四年的合约来此地工作,等到期满离开之际也未能完成当初的任务,因为这些国际组织3或者根据那些犬儒派学者的说法,那叫作和平工业3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工作总无法持续。每当一个项目接近尾声之际,另一场暴动或动荡就会跟着爆发。要不就是在一场筹备数月甚至数年、前景看好的双边对谈即将展开之际,一辆巴士就在西耶路撒冷爆炸,于是国际调停会被暂缓,好让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

而正是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境内人民施以各种形式的报复,让希伯来语对国际组织成员来说毫无吸引力,在他们心中,希伯来语成了压迫的同义词。我可以理解这个观点。过去我从未碰到过像这样,访客拒绝学习当地语言以表达“政治正确”的状况。

我过去几度尝试学习阿拉伯语。而当我学习被称为“Fus-ha”的现代古典阿拉伯语时,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印度语言皆从阿拉伯语中借用了大量词汇。虽然我可以轻易从北印度的语言与文化中认出许多阿拉伯词汇、措辞与烹饪传统,但我发现阿拉伯语是种学起来极度困难的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中“h”和“gh”两种发音实在难以掌握,再加上我们造访的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方言,而且差异极大,这使人非常容易混淆,让我紧张到不敢在巴勒斯坦练习我在摩洛哥所学的阿拉伯语。甚至连数字和一些简单的词组,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说法。在学习超过六个月的巴勒斯坦方言之后,虽然要开口交谈仍显勉强,但我已能读懂不少词汇,我想这主要得归功于我习惯在阿拉伯语之中寻找其与印地语以及乌尔都语的联系。

当我们刚搬来耶路撒冷时,我觉得喜欢希伯来语胜于阿拉伯语并没有什么不妥。对我来说,希伯来语听来很熟悉,因为自从我认识里欧之后,每周五晚上用餐前都会听见安息日祷告。我们决定住在西耶路撒冷这个说希伯来语的地区,而不是说阿拉伯语的东耶路撒冷;既然我们要去中东唯一一个除了阿拉伯语以外,还讲另一种闪语族[24]语言的国家,我们就想要试试看。再加上因为我那犹太丈夫以及我们的半犹太子女的关系,我感觉自己与以色列有某种联系,我很好奇犹太国是如何以欧洲价值立国,而这种作风又该如何在中东运作。许多简单的事情都令我好奇不已,例如总是身穿黑外套、头戴黑帽的东欧正统派犹太教徒该如何面对炎热的沙漠,又或者鹰嘴豆泥这道经典的阿拉伯开胃菜怎么会被德系犹太人当成“以色列食物”,进而成为他们的家常料理。此外,看见一种已死去近两千年的语言再度复活,并且进一步成为这个新国家文学、科学、诗歌以及天文学的主要承载工具,也相当有趣。我常好奇如果梵语再度流通会是什么状况,要如何用梵语来描述一台电脑、一支温度计以及一个插座?我在希伯来语密集班里,惊讶地学到这三个词语都可以用《圣经》中的希伯来语表达(“计算机”被翻译成“makhshev”,意思是“思考机器”)。这种语言的创造力和进化力令我着迷不已。这种语言于当代以口语流通的历史还未足百年,就已有人以此语言创作出优秀的小说作品,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条约、歌曲、诗歌,甚至黄色书刊。

但有一天我儿子从学校回家,严重打击了我对希伯来语的热情。他对我说:“妈妈,我听说爸爸在帮我找希伯来语密集班学校,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距离你的成年礼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想你应该要办一场成年礼。虽然你现在可能不喜欢,但等你大一点之后,回想起来你可能会懂得欣赏这种文化体验。”

“不要,我才不会欣赏。不要让我在朋友面前丢脸。爸爸自己都不想要他朋友或同事知道他是犹太人,为什么我就例外?我学校的好朋友都是巴勒斯坦人,我要是学希伯来语,他们会以为我站在以色列那一边。他们已经发现我有个犹太家庭,情况已经够糟了。”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我问他,我心里有些担忧儿子抗拒自己的出身。我理解里欧为何在公开场合总避免泄露自己的犹太身份,因为他觉得无论是之前担任中东记者,还是目前在以色列占领区担任巴以冲突调停者,他的犹太身份都会让他失去公信力。

尽管我明白他的苦衷,但我有些沮丧,因为这让我跟孩子们陷入窘境。我对里欧与孩子们的犹太家系向来觉得兴奋,我喜欢向耶路撒冷熟识的友人们说,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因为我的家庭与这座城市有所联系。

看着基兰为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尴尬,我有些难过。他所持的原因与他父亲的多少有些雷同,他害怕他的阿拉伯朋友一旦发现他跟犹太教的关联,不知会如何揣想他对巴以冲突的立场。

“你知道,在计算机教室里我们本来只是闹着玩……”基兰继续说着,而我还在思考这整个情况有多荒谬。虽然我能理解里欧为何需要隐藏犹太身份,也能理解基兰何以步他父亲后尘,但心中仍有一部分认为,以此态度对待阿拉伯人不免有些偏执。根据我的经验,多数阿拉伯人虽可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他们很少反犹太人。

“那么……”我问基兰,“你同学是怎么发现你的犹太身份的?”

“他们‘Google’我,结果我的中间名阿奇瓦[25]出现在一份族谱里,想象一下那有多丢脸。”

“什么族谱?”

“你的名字也在里面。那是一份犹太族谱,显然我的祖先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立陶宛(Lithuania)移民此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不发一语,试着想象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跟他的巴勒斯坦朋友们分享这些讯息时,内心是何感受。

“现在他们全都知道我的中间名,他们开始在学校嘲笑我,叫我阿奇瓦。”

“你最好的朋友耶申也跟着笑你吗?”

“没有,不包括耶申。但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他可能不会按照计划跟我一起去英国找爷爷奶奶过暑假了。”

“我相信他会的。巴尔古提家想法很开明的,他们可能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是不会反犹太人。”

巴尔古提家族成员包括极富魅力的巴勒斯坦领袖兼政治活动家马尔万·巴尔古提,他被以色列法庭指控谋杀平民,判了五个无期徒刑,现正在服刑中。他是耶申的远房伯父。依据传统,巴尔古提家族属于巴勒斯坦高级知识分子。耶申的父母分别在英、法求学,如今他们把孩子送进圣公会国际学校,这里的学费跟任何一家英国公立学校一样高昂。他们住在东耶路撒冷的豪宅里。各国高官与巴勒斯坦部会首长都会定期参与他们举办的社交宴会,宴会上主人会亲自招待宾客享用美酒与美味的小点心。里欧对于他们的儿子要跟我们一起去英国过暑假,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妈妈,我的祖先是这个国家第一批移民过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至少网络上的族谱是这样说的。他们把巴勒斯坦从耶申手中夺走了!”我心烦意乱的儿子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