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
我们行走在地狱的屋顶
凝视繁花
——小林一茶
1
中村天智的嗓子沙哑几个星期了，为了他在代理的账目部副经理职位，他接受了一次长时间面谈，之后，他摩挲僵硬的脖子，摸到一个不正常的肿块，嗓子自此就沙哑了。他没在意，他确实没有时间精力去在意，他在人事部门的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忙，他又很可能要升到高级主管的职位，让自己记挂病痛不可能不对升职产生负面影响。
但嗓子更疼了。开始时，他觉得吞咽很痛，他把食量减到最低，主要靠喝酱汤维持。直到开始咳血，他才改变想法去看医生。诊断结果板上钉钉：中村得了喉癌。
肿瘤被割除，手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嗓音，但中村毫无怨悔地承受了这个打击。他已经把自己看作幸存者，微弱尖细的嗓音成了他随身佩戴的荣誉标记。他觉得蒙受恩宠超乎他相信他所应得的。可是三个月后，把手指沿脖子摸过，他摸到一个小突起，紧致又不寻常。他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但突起在变大，他经历更多手术，伴随化疗，化疗导致他虚弱衰老得远超过他的年纪。唾液腺被毁，现在只能吞流食，甚至连这都很困难。通过这次磨难，他认识到郁子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女人。她全身心投入对他的护理中，无论多困难，永远明媚悦人，她似乎不在意他身体干巴巴的，还有气味。在对身体的损伤中恢复的过程里，他强烈地意识到她闻着总那么清新甜美，皮肤总那么光洁亮丽，好像她的身体是全部美好东西的总和。有时他被她散发的健康圆满深深打动，她没完没了、懒洋洋的微笑好像把这种健康圆满体现到了极致。
每天早晨离家上班前，她都会早起两小时——为了把他需要的东西全安顿好。他钦佩她讲求实际的天性，但只有她的身影和触摸让他觉得自己离不开。过了一段时间，为了让她挨着他坐，为了让她把手指背面轻轻滑过他的侧脸，他愿意使出千方百计，不计任何代价。虽然她觉得这样坐着什么也不做——她是这么说——纯粹是浪费时间，但这种无所事事却是中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候，他感觉不到害怕，疼痛在短时间内又可以忍受，他很纳闷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对妻子的好品行视若无睹。
还有更多：妻子的好品行带出那么多他身上的好品行。他不哼不哈地忍受病痛，还有幽默感。他找时间去看望其他病得比他重的人，竟然还替一个为老人送饭的慈善机构做事。他更好心，更体谅别人：家人，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从自身发掘出这样的善良品行，中村天智很吃惊。我是好人，他考虑后得出结论。这给予他无比的安慰和面对癌症的处变不惊，后者让认识他的人全都惊叹不已。
2
正当虚弱的中村天智在恢复体力期间，正当他认识到他在生活中蒙受了多少恩宠时，一封来自友川亚纪的信找到了他，在铁道上，这个人是他分队中的一员。这个他原先手下的下士找他的指挥官找了很多年，信中写道，他希望这封信或许终于把他找到了。
友川狭隘谄媚，过去总让中村恼火，但现在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他原先手下的下士，他把他看作一个和他共过甘苦的高尚好人。中村也被他的忠诚感动了，在他看来，这忠诚跟妻子的良善似乎同类，跟每晚都坐下同他讲话的女儿的良善似乎也同类，它要求他必须用行动来回报其好意。自从那天在新宿区罗生门从疑犯名单上读到他的名字，中村就定下准则，避免跟原先的同伴有任何接触；除了最后为幸田工作这件鬼使神差似的事，他迄今为止一直坚守这一准则。
但眼下，他觉得这种态度非常自私，非常荒谬。盟军施行报复的时期早过去了。几经迁移，现住北海道北岛的友川好像找到了他们原先同事中的很多人，好像还了解到他们彼此各异、被改变的命运。而且，他们原先团里的铁路工程师甚至组团回过泰国，这个以前被称作暹罗的地方，找到了一九四四年驶完暹罗到缅甸全程的第一列火车头正生锈的壳子。他们在对它进行修复，最终目的是把它运回日本。
得知这一惊人之举，中村天智意识到，在他随年龄渐长而累积的福祉中，也包括他不再需要害怕了。随着畏惧的消失，他希望对自己感到骄傲，希望分享其他人的骄傲。友川的来信标志了他心路历程中的一个时刻，他终于从畏惧的羁勒中逃脱了，从在新宿区罗生门的那一天起，他一直都生活在这羁勒之下。中村决定，尽管生病，他也要到遥远北方严冷的札幌，去再见一次他原先的弟兄。
到达时正值隆冬，为札幌年度冰雪节要做的准备正如火如荼地在进行。中村从电视上知道一九六六年冰雪节主题是变得非常受欢迎的日本电影和电视中的怪兽。从札幌机场坐出租车前往友川公寓，他看到日本自卫队的士兵在帮着制作奇大无比的冰雕。
司机一定要在开过时点出它们的名字：加美拉，吐火的海龟；哥斯拉，机器巨兽；生着庞大额头、上齿凸出的红眼镜蛇；魔斯拉，奇大无比的毛毛虫；长着大头和触须的断头台皇帝。这些名字没有一个对中村有哪怕一丁点儿意义，然而他欣赏这精湛的日本工艺。
友川住在一所政府高层住宅楼里，中村在楼区中迷了路。等找到那个单元，寻找的过程和天气的寒冷已经使他筋疲力尽。友川！再见他有多好！他胖些、秃些，甚至还矮些了，中村想，但还是那个脑袋像白萝卜的友川，即便这白萝卜也沾上一些他脸上斑驳的黄褐斑，让中村觉得类似爬行类动物。就算他仍然有些让人不舒服，友川见到过去的长官那么高兴，那么坦诚，那么毫不做作，中村当下决心要把友川身上他原先认为令人恼火的东西看作是可亲爱的，甚至还讨人喜欢。
友川太太比友川还矮，而且很遗憾，她下齿咬合在上齿前面，这使她有时给人印象在把正说的话吃下去，而不是在讲话。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她信心十足，就中村的喜好而言，她在这方面表现得有些过分，但他宁愿把她冒昧地跟他套近乎看作是证明她热情、善良，看作是突显了友川太太作为一个独特的女人的为人品质。
“您真是一个多才的人，指挥官。”友川太太说，一边领他走进会客室，会客室装修成西洋风格，其点睛之笔是两张非常大的软乎乎的扶手椅。“您不仅是一个军人，商人，还是咱们自己的北斋！”
中村天智用一个微笑来掩饰他的困惑，他不能肯定她是把他跟那位不朽的画家弄混了，还是只不过把半个词吃下去了。但她弄混了。
“您还画画儿吗，指挥官？”
她拿着一张部队明信片，把它递给中村，上面画着友川一九四三年在铁路上时的小像。很显然，友川太太认为小像是中村画的，因为在卡片背面，中村写了问候语和很短的留言，说友川身体棒得不能再棒。
外面，雪云堆积，天色暗黑。
“对不起，但我必须休息一会儿。”中村说。
他说要坐下。他发现西式扶手椅在精神层面上很粗陋，在实用层面上很不适，坐在里面好像被什么怪物搂得喘不过气。旅行比他所能预期的更让他疲惫，还有吗啡，为了这次旅行，他试着把剂量减到最低，这样他就不会看着神智昏然，它好像比平常对他的影响还大。
他体验到一种奇怪的漂移和分离的感觉，并不全然让他不舒服，他变得对室内每个声音、每种气味，甚至空气流动都有强烈意识。家具陈设成了活物，连糟糕的扶手椅都是活的，他觉得对一切洞彻无遗，但每次他想把这感觉诉诸言辞，它都离他而去。他突然想回家，但他知道，不等造访友川夫妇的虚文浮礼全部完成，他不可能回家。他继续闭着眼睛，意识到环绕周遭，人世间活着，那感觉就像他从没意识到它活过似的，当他终于把自己向这喜乐开放时，他意识到他要死了。
3
多里戈·埃文斯中年发胖，看上去变得体型阔大，任情善变，好像在各种意义上都过分夸张、过度紧张了，好像“收音机音量被上调到十一”，艾拉喜欢这么说，近在眼前让人感到威胁，但又保持一种古怪的距离，眼神奇怪，充满疑问。对他的崇拜者来说，这表现了魅力，甚至高雅。对想把他从尊荣的高位拉下来的人来说，这又表现了他令人气愤的与众不同。他男人气质的坚定没变。他知道，配上身高和人到中年的上体前倾，这坚定经常被误解为不苟言笑，他对误解带来的掩蔽不是不心怀感激。
战后几十年，他感觉他的灵魂在睡觉，尽管他尽力想唤醒它，通过不间断、有时同时并进的婚外遇的惊情冒险，通过感情爆发，通过没头没脑地同情别人，也通过胆大妄为的外科手术，但这些都不起作用。它继续沉睡。他尊崇现实，作为医生，他宣讲现实，努力把它付诸实践。他实际上不信任灵魂的存在。法老式奴隶制拥有一位神圣的太阳王的巅峰时期，他曾经是那体制中的一员，这使他把非现实看作生存中最强大的力量。他感觉目前生活是一个不朽的非现实，使他感到惊悚，感到困惑；在其中，每样不要紧的东西，职业野心、对地位的个人追求、墙纸的颜色、办公室的大小，或者有关专人专用停车位的问题，都被赋予最重大的意义；不知为什么，每样要紧的东西：快感、喜乐、友谊、爱情，都被看作不相关或不重要。在多数情况下，这让他感到无聊，一般说来，这让他觉得怪异。
他发现自己不再害怕封闭的空间、人群、街车、火车，所有把他向内心挤压、把光屏蔽在外的东西，但他把许多别的看作对那光的避讳。他已经见过太多，不会再被余下的填充物吓到，它们填充夜晚、白天、岁月，有时还有生命中最好的部分，但他确实觉得这填充物很无聊。尽管如此，他依然能对付，也对付了——数不清的纪念宴会，筹款早餐，慈善活动，雪莉酒会，以及应酬晚宴令人眩晕的恐怖，后来，在医院和大学理事会的会议上，在争取到他做赞助人的慈善机构、俱乐部和协会的会议上。
所有的人和事都让他感到无聊。艾拉让他感到无聊。艾拉的朋友让他感到无聊。家带来一阵令人疲倦的头疼。他让自己感到无聊。常规手术越来越无聊，他知道特例手术应该尽量向常规手术转化，非常规病例才发生并发症，才出错，生命被毁或陡然终结，有时又被救过来。婚外情的性让他感到无聊，他猜想这是为什么他越来越热切地追逐它们，幻想在某个地方肯定有某个人能打破这使他心如槁木死灰的咒语，打破他难以解释的灵魂的睡眠。时不时地，一个女人会误会他，幻想与他共度未来生活。他会马上从她脑中驱除这个不健康的浪漫理想。从那以后，她们认为他只对肉体快感有兴趣，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觉得乏味。
他越向前冲，风车就向后退得越远。他想起希腊人对惩罚的构想，在你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上，你不断受挫。西西弗斯把岩石成功地推到悬崖顶上，只是为了它再次落下，回到原处，他不得不返回山脚下，第二天重复做同样的工作。永远又渴又饿的坦塔罗斯把诸神的食物带给人类，因此受到诅咒：他站在湖边，每次俯身喝水，水都退走；头顶压满果实的枝干，每次伸手取食，果实都升到他够不着的高处。多里戈得出结论，或许地狱就这样，相同的失败被重复无数遍，或许他已经在地狱里。苏格拉底在喝下毒堇汁死去时发现灵魂不死，像他一样，多里戈在真爱缺席的情境下发现真爱：当他跟不是艾米的其他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当热情开始离开他，他转向感官享受的剧场，他发现比起不加装饰的性，它更让人沮丧。荒诞可笑，令人难以置信，也肯定不属于墨尔本社交活动中可谈的话题——这些活动是他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他宁愿在别人面前他嘲笑过自己，但这不可能。
他知道，在他内心里，有一种沉睡的、威力巨大的躁动不安藏得很深很远，他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触到，它也是一种空虚，一种未完成之事。他喝酒，他怎么会不喝？午饭喝一点儿葡萄酒，有时喝早茶加一杯威士忌，晚饭前一两杯内克罗尼鸡尾酒（在大阪跟占领军一起，他从一位美国少校那儿学到这个习惯），吃晚饭喝葡萄酒，晚饭后白兰地和威士忌，之后，更多点儿威士忌，再后来，又更多点儿威士忌。他的阴沉脾气更加无法预测，无法控制，有时很恶毒。像冬天里的狮子，用他的言语，他的漠然，他的盛怒伤害艾拉，这盛怒针对的是她的爱情和勤谨。她父亲的葬礼结束后，他无缘无故或者甚至出于恶意地向她吼叫。他想要爱她，他希望他能爱她，他害怕他真的爱她，但不是以一个男人该爱他妻子的方式在爱；他想伤害她，直到她跟他达成共识，承认他跟她不合适；他想得到一个回应，这回应或许能把他从睡眠中劫取出来。他等待一个根本不会到来的结局。她的受伤，她的痛苦，她的眼泪，她的悲伤，没有结束他灵魂的休眠，反而加深了它。
4
艾拉不能理解没有爱的生活。她曾经被父母爱着，她回报他们以深爱。爱是她的全部，她一直寻找可倾注爱的对象。她倾听多里戈谈在医院碰到的问题，他失去一个病人时，她同他一起悲悼。她分担他跟蠢官僚作对所受的罪，他说这些官僚不仅会要他的命，还会毁掉澳大利亚医疗事业，他跟那些不赞同他的外科医生做斗争，她分担他在斗争中受的罪。
她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年事稍长的女人，漆黑的头发染过后更加出众，皮肤黝黑，其他女人钦佩她高雅的平和气质和着装风格，钦佩她对人的同情心，钦佩她随和的天性。不知是因为体态丰满还是肤色光洁，她的外表充满活力，这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男人们喜欢她看起来的样子，她活动时的样子，夏天里她黝黑的腿，以及她用心听这些男人谈他们自己时微笑的样子。她唯一的瑕疵是鼻尖微微上翘，不知为什么，这使她的脸从某些角度看几乎像漫画。大多数人根本没注意到，但随着年月逝去，多里戈越来越经常地看到它，直到有时候，比如早上刚睁眼，或下班后刚回家，除了这鼻子，他几乎看不到她别的。
她那么相信多里戈和多里戈生命中好的东西，以至于她重复着他的看法，好像这些是她自己的看法，她这么做总让他感觉受挫。“该死的官僚活见鬼，他们不只会要病人的命。”她会说。要么她会开始絮叨蠢大夫在医疗方面如何孤陋寡闻，还会提供一些细节。
他听着，他只能看见她稍微上翘的鼻子，还有鼻子怎样使她的脸看上去令人发笑，这张脸曾经看着非常美丽，他想她其实根本没那么美，正相反，她长得很怪。每次听她重复一个月前或一星期前他说过的话，他都会对这话的平庸无奇感到吃惊，又对她重复这些话表现出的忠诚深感诧异。然而，如果她当时大胆暗示他说的话平庸愚蠢，他会怒不可遏。他想要她跟他意见一致，但像这样无条件得到他想要的，他又鄙视它。
有关孩子的事她也会跟他意见一致，这让多里戈很恼火。
“父母的责任是养育，他们的责任是生活。”他会对她说。
说完了，他会尽力藏起他的不满，为了不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她的鼻尖上，不得不把视线从她脸上移开——
“但我跟你想法一样，”她会说，“真的一模一样。如果父母不养育孩子，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多里戈，孩子们，她的朋友，以及她非直系的亲属，他们是她凭直觉了解世界的途径。这世界有他们比没他们是广大得多、神奇得多的地方。尽管她希望从多里戈那儿得到爱的回报，尽管在希望中她失望了，她并不觉得没有他的爱是不去爱他的理由。问题在于她爱他。她的爱没理由，也永远不会被理性说服而放弃。尽管渴望得到相应的回馈，在终极意义上，她的爱对此并不强求。
但当他夜不归宿时，她会醒着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她会想着他跟她，感到排山倒海的悲哀。她也许是一个依赖型的女人，但绝不愚蠢。她重复他的话，模拟他的看法，不是因为她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她希望按他人的意愿来生活，这是她的天性。如果没有爱，世界是什么？只有目的、手段、光亮、黑暗。
该死的官僚见鬼去。蠢大夫。噢，那个差劲得不能再差劲的男人，她会说。一说再说。然后，难以解释地，她会哭起来，直哭到再也哭不出来。
5
中村天智有几分钟一言不发。他努力想记起那个参战前他对之充满信心的日本，他曾经为之服务。然而，想起战俘在暹罗给他和他的手下画肖像，他被困扰了，但为什么这回忆困扰了他？他根本不知道。因为回忆很费力，或者由于吗啡的药效，无论他刚才在想什么，他紧接着就把它们置诸脑后。他能想起的事都在视线之外，被冻结的怪兽在隐约中掌控着这座城市，在来友川家的路上途经的怪兽，在返回机场的途中会再次经过机场下面的怪兽。他意识到友川在对他讲话，他想集中注意力，但目前怪兽好像在房间里。
“您知道，”友川说，但友川看着像怪兽加美拉，“刚开始我吓死了，怕他们会点我当战犯。过去我常想，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他们只在乎我们对盟军俘虏干的事。”
中村听见那声音是友川，但看见的是巨龟嘴里在喷火。
“我想到了我们在伪满洲国对中国人干的事。”海龟在说，带着地狱硫黄火的呼吸。
中村立刻全醒了，不安地四下望，但他意识到友川太太在厨房里，听不到这些话。
“啊，您全记得，我肯定。”巨龟继续说，中村必须提醒自己眼里的巨龟事实上是友川。“所以，我认为战俘过得挺舒服的，他们靠铁路和我们取得那么大成就，他们应该骄傲。但为了战俘把我们吊死，而不是为我们对中国人干的事，真的，再怎样也说不通，反正我这么想。”
友川太太端着吃的回到屋里，友川突然间看着又像人了，他换了话题。但中村不能不想友川的话，还有包含其中的常识性智慧。他们用十五个月建成一条铁路，英国人说用五倍于它的时间都不能建成。他揉着脖子，在那儿，新长出的肿块甚至在当天又变大了一些，或者说在中村看来是这样，他坚信他能感觉肿块在他体内越长越大，在吞噬他，在每天的每小时，在每小时的每分钟。当然，他尽力不去感觉它。经过努力，他能够不去想它，而把心思转而集中在越来越令他揪心的题目上：战争，因为它在他身心里也正愈演愈烈。
他们曾经与疾病、饥饿、盟军空袭对抗。让病人做工不容易，但如果单纯依赖少到几乎不存在的几个健康人，铁路怎么可能建成？他明白，先前他有可能被控杀害也许成百的“劳务者”和战俘。多少人？他压根儿不知道。
但在没有尽头的丛林里，交通困难，每一天都伴随着疾病死亡，他坚信靠着献身精神和荣誉感，他怀着尊敬无私地履行了他的职责。铁路是大和魂的捷报。他们取得了大和魂能够在技术高强的欧洲人连试都没敢试的事情上取得胜利。没能力造出修路所需的铁料，他们战略性地拆卸了全帝国境内那些不重要的铁路线——在爪哇、新加坡和马来亚——把它们运到暹罗。缺乏大型建设所需的机械设备，他们求诸于精神作用于肉体所能产生的奇迹。要让不再死人不是他力所能及的，因为为了天皇，铁路必须建成，采取任何其他途径，铁路都不可能建成。怀着一种让他觉得自己很高尚的哀伤之情，他忆起他和友川的弟兄，包括在丛林里死于疾病的，也包括后来被美国人吊死的兄弟们。
他的思绪迅速跑开，迅疾奔向童年时代，他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依照不言而喻的自然秩序和谐地生活。但他知道他不再是那个孩子——不知为何，他在某个地方与那孩子对世界的理解断裂了。他再次听到郁子的声音，看到那傻得让人生气的笑容，一种羞耻感充溢了他整个人，那也是恐惧。他先前觉得正确、真实的全是错的、假的，跟它们一道，他也成了错的、假的。但怎么可能这样？一个人的一生怎么可能到了如此境地？他开始害怕就要来临的死亡，害怕不是因为他会死，而是因为他感觉到他从没真正像他所愿望的那样活过。中村天智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妻子、女儿爱他内心的善良，为蚊子保命的善良。这种善良不像郁子的耐心护理——上班前早起两小时，还用手指触摸他的脸颊。为了他，中村狂暴地杀过人，也会心甘情愿地自杀。他告诉自己，通过服务于这种至大无极的善，他发现他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很多人，他会做出最骇人听闻的、在其他情况下他或许看作邪恶的事。他爱诗胜过一切。
然而，这首诗变成了恐怖、怪兽和尸体，怎么会这样？他尽力不想去细究。他知道他曾经在自己身上发掘出几乎无穷尽的扼杀怜悯的能力，用他觉得直白爽快的方式从残酷中取乐。有一刻，友川家闷热的扶手椅正把他吃进去，他想：如果这是给最可怕的邪恶配备的面具，那怎么办？
这想法太恐怖，他不能多想。在一个越来越少的神智清醒的时刻，中村意识到，在他体内将要进行的不是一场生死之间的较量，而是另一种较量，一方是他有关自己是一个好人的梦想，另一方是由冰制怪兽和缓慢爬行的尸体组成的噩梦。他铁一般的意志力曾经在暹罗丛林、在新宿区罗生门、在日本血液银行帮了他那么大的忙，以同样的意志力，他决心从现在起必须把他一生的事业理解为做好人的事业。
他的头脑突然平静了。他过去出力总是为了帝国和天皇的利益。他希望告诉孩子们，他将要安静地到死者的王国里去，带着善良愿望，在那儿，他的父母和弟兄们在等他。然而，要继续认为他自己是善良的正变得越来越难。这想法就要全面崩溃——当郁子抚摸他，当看到她的皮肤在她的年纪还依然美丽，她稍显傻气的微笑。他本能地懂得了，从本质上说，他并不拥有她的善良。他尽量回想生命中的好事那些与天皇意志无关，与军令和权威无关的好事，用这些来建构另类的关于善的看法，这看法也许能提供证据证明一种美好生活。他记得自己曾向一位澳大利亚大夫提供奎宁。他对一次殴打表现的暴力感到绝望。但这些记忆被一种普遍的绝望的感觉取代了，混溶着骨瘦如柴的生物在雨里、泥里爬行的意象；除了怪兽，他开始看到友川公寓里也到处爬行着尸首——在无休止的雨中，在地狱的烈火中。中村天智懂得了，当迎接死亡的时候，那些栖身于糟糕的身体里的人不比将很快要迎接自己死亡的他更想死。
“您记得那个画画儿的俘虏吧？”友川问，“我告诉过她，画画儿的不是您，但她根本听不进去。画画儿的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他过去跟那个中士打得火热。那个中士总唱一首关于夜晚的歌。关于我们，他们讲的故事多吓人！但俘虏还唱歌——情况没那么糟吧。”
我们是怎么活的，中村想。
“那是我生活中最快活的日子。”友川说。
在中村思想的界域之外，白雪成阵，无边无际横扫世界，正抹除所有存在。很快他会死去，所有好的，所有坏的，全归于虚无。怪兽会融化，流入黑色大洋。有一刻，他想他闻到滴滴涕，看到很多：佐藤从棋盘上抬起头要说什么，虱子逃离死了的男孩的身体，一个根本不像人的人猛地瘫倒在丛林空地的淤泥里。他有一种实现感，好像他的生命逃脱了其命定的轨迹。身体猛地抽动一下，他醒了。他完全不知道他睡了多久。
“来一些鲤鱼寿司吧，指挥官？”友川太太用奇怪的方式法问他——半像是说话，半像是咀嚼。
中村觉得感情完全麻木，但身体在颤抖，他想象美国人心脏被放在上面，医院的称重仪曾经一度这样颤抖。
“我从市场上买的。有点儿咸味，但我们喜欢稍微带点儿咸味的鲤鱼寿司。”
中村摇摇头。
第二年春天，友川夫妇收到中村太太寄来的卡片，说她丈夫去世了。她没对他们提到他的临终谵语，他为细枝末节就发作的坏脾气，还有他对看护他的她和她女儿的恶毒攻击，连抚摸他的脸颊或只是微笑这样最单纯的事，他都会攻击她们。她反而写道，在他去世的前一晚，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业余诗人，也是要遵从传统，急切地写下他的辞世诗。
“到死都是一个谦卑的人，”中村太太继续写道，“他冥思苦想几个小时，但病痛让他很虚弱了，他得出结论说，辞世诗要写得超过百花非他所能，百花把他要表达的情感已经都表达了，但表达得要美得多，他无论多努力都达不到。”中村太太又说，她觉得中村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受了年前访问冬天札幌的启发，因此，她随信寄给他们一份。中村太太最后说，他死的时候，家人都在身边，他们知道他是好人，看到动物受苦都于心不忍。他确信他受神庇佑，很幸运，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友川太太拿起那张抄录了辞世诗的分页，向她丈夫大声念出来：
冬冰
融入清水——
清澈的是我的心。
6
“有时我想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男人。”有一天，在招待外科医师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晚宴上，艾拉·埃文斯公开这么说。所有人都笑了。亲爱的老伙计多瑞？她想他们在想。所有男人最好的朋友，所有女人私密欲望的对象？
但他坚信她知道。在婚姻里，他是孤独的；跟孩子在一起，他是孤独的；在外科手术室，他是孤独的；在他加入的医学、休闲、慈善和退伍军人组织里，他是孤独的；在千名战俘集会上发表讲话，他是孤独的。环抱他的是内容被抽干的空洞，他人无法进入的真空罩住了这个对同事友善尊重出了名的人，好像他已经生活在一个跟此地不同的地方，他永远不愿从中逃离——一个永远在解开又卷折起来的无边际的梦想，或者说，一个总也做不完的噩梦，很难知道两者之间到底是哪一个。他是一座灯塔，灯塔的灯不能重新点燃。在梦里，他听见妈妈从厨房里叫他：“孩子，到这儿来，孩子。”但他走进去，里面又黑又冷，烧焦的屋梁和灰，闻到煤气味，没人在家。
然而，多里戈·埃文斯不把他的婚姻看作荒原。远非如此。原因之一是他强烈感觉到把他的婚姻看作失败或想着他没爱过艾拉都于事无补。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致力养成爱情，以一种包办婚姻讲求实际的态度——这婚姻诚然是由他们自己包办的。他刚认识艾拉时，每个人都想着他们会结婚，他就只把她看作一个很可能会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他年轻，缺乏历练，认为爱情或多或少就是婚姻织锦一样绣上诗句。给一个显然会成为成功人士的男人做妻子，艾拉似乎无可挑剔：充满爱心，耽溺于情，甚至比他还铁了心要看到他发达。艾拉遵从习俗，又跟文学铆在一起。他假定这些就是爱情；虽然婚后这些很快显得不够，但他相信婚姻必须维持下去。
接下来，在生孩子期间，艾拉的身体变成了光彩焕发的循环往复，丰满的乳房和黑色乳头令人惊叹，想法出人意料，散发的灵气不易解释，但绝不乏味，他那时非常爱她。当他外遇频繁到她不再能忍受跟他做爱时，他会紧靠她的背，闻着她的气息，体验一种他在其他情形下体会不到的内心宁静。他没有费工夫向她解释——对他来说，跟人发生性关系不是对她不忠，跟别人一同入睡才是对她不忠。他永远不会跟别人一同入睡。
三个孩子——杰西卡、玛丽、斯图尔特——朝着异域或远方航行得越远，他就越深沉地爱他们。他的态度是一种温存、善意的漠视，他没料到他们会在彼此间戏剧化地重现他跟艾拉的关系。他觉得他们对彼此的敌意和冷漠难以忍受，这使他心碎，他希望这不会长久，看到他们重演他对艾拉表现的残酷狠心，他恳求他们不要这样。他承认自己不适合做父亲，但他坚持到底，因为在所有事情上他都坚持到底。他不知道这是否是臣服于他自己从不示人的内心恐惧。
跟他人共处时，他和艾拉状态最好，他们都觉得彼此令人钦敬——甚至“可爱极了，可爱极了！”——在一次晚宴上，他听到艾拉这么说。为了她跟他在一起，他钦佩她，可怜她。他听到她满心真诚地对朋友说战争和战俘营不放过他。她似乎想把他解释成一个悲剧，他目睹过很多悲剧，看到她竟然如此天真，如此自我夸饰，不惜把她丈夫变成加诸其上的又一个悲剧，他感到气愤。他希望她干脆咒骂他，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混蛋。但艾拉会觉得这么做太直截了当，再说，她以自己的方式在爱他，那就是说，尽管他早已自暴自弃，她还是拒绝放弃对他的期望。她开始把头发剪成像弗朗索瓦斯·哈代38，还抽起紫色寿百年香烟，想造就一种时髦有品位的距离感，指望它也许对他有魅惑力——这距离感证明对别的男人有魅惑力。她的脆弱一直最让他好奇，这脆弱一如既往——尽管越来越多地包裹在香气四溢的烟雾中，这烟雾令他嫌恶。
“你想要什么？”艾拉会问，一边从唇上取下寿百年——这个问题确实没答案。如果他撒谎说什么也不要，或者撒谎说要宁静，或者撒谎说要你，或者撒谎说要我们，她会说：“但你到底要什么，阿尔文？告诉我，什么？什么？”
确实，要什么？他想知道。
“只是身体，性，是吗？”她说，她的平静远比愤怒伤他伤得厉害。“就是要弄湿你下面？”她说，“是吗？”
她的平静，她恶毒的开放坦诚，她不可估量的悲哀，她变成这样是因为他吗？
“你想要的就这些？”艾拉会说，一边喷出更多寿百年，“就这些？”
就这些？他恨死那烟雾了。他担心他使她变粗糙了，她过去绝不这样。他想着世界这样安排，结果人类文明每天犯下罪行——一个人犯下这些罪行会被终生监禁。他想人们对这现象见怪不怪，要么不理不睬，把它称为时事或政治或战争，要么辟出一个跟人类文明无涉的空间，把它叫做私人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们越是跟人类文明分割开来，这种生活就越成了一种内心生活，他们就越感到自由。但事情不是这样。你从来不能摆脱这个世界的影响，分享生活就是分担罪责。没有什么能消解他的感受。他抬头看着艾拉。
“就这些？”艾拉说。
“不是这样。”他说。
他回答的用词听起来做作僵硬，令人难以相信，两个人都这么觉得，更糟的是它听起来缺乏说服力，她只是摇摇头。虽然她那么说，她总宁愿听到令人信服的谎言，也不要听缺乏说服力的真理。
除了新近养成的开放坦诚，人到中年的艾拉开始习惯用味道浓烈的香水，那味道跟寿百年烟气形成的滞闷绞缠起来，赋予她周身一种氛围，他发觉这氛围偶尔让他兴奋，甚至很色情，但大部分时候，而且越来越经常，让他感觉不新鲜，让他像被幽闭似的透不过气来，像塞满要专赠给慈善机构旧衣服的衣橱。他真希望她不要用那香水，不要抽寿百年，不要把头发做成像弗朗索瓦斯·哈代。因为他体会到这些是伪装，一个用她的勇气、她的骄傲、她巨大的哀伤拼接而成的伪装，那么令人痛苦，在家中四处震颤。他多么希望他没有使她变得心如铁石。
7
跟艾拉在一起的最初几年，他经常想着艾米。他想知道他跟艾米经历的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它似乎是一种超乎于爱情之上的力量。他回想他们第一次见面，觉得很平常。他注意到她嘴唇上方的痣被尘粒遮蔽得模糊了，不是因为她漂亮，而是因为透过飘满尘粒的光柱，她给他很深的印象。他想着他们奇怪的对话，不是因为它让他意乱神迷，而是因为它让他隐约觉得开心好玩。他记得第二天回店里去买卡图卢斯诗集，他记忆最深的是书，而不是她。跟戴红茶花女孩的偶遇是新奇有趣的邂逅，他认为他会很快忘掉。
如果说战后最初几年他没忘记她是千真万确的，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有一段时间，艾米曾是他生存的全部理由，那么，现在她开始在他脑中隐去也千真万确。记忆会导致灾难，他想从中逃脱，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追寻过往不可避免地只会导致更大损失，他感到极度悲哀。在脑中存留一个姿态、一种气息、一个微笑就是把它浇铸成不能变化的东西，一个石膏制的死亡面具，一碰它就会在指间碎掉，再变成尘屑。在过去这些年里，他对艾米的记忆在雾化，艾拉成了他最坚不可摧的盟友和最信赖的顾问。被激怒时，她安抚他，遇到阻碍时，她鼓励他，就这样，一点儿又一点儿，一件事又一件事，在生命的翻腾和泥石流中，他对艾米的记忆被缓缓掩埋，直到他根本很难想起关于她的事情。整整几星期过去，然后，他意识到他没想过她，接着变成月份，再接着，连着几个月过去，他都没特别想到过她。在自己身上，他开始闻到那种古怪的复合气味，来自共享的琐屑物事——食物、毛巾、餐具和杯子，一种由共同奉行的生活样态结合而成的目的性——在基思·马尔瓦尼身上闻到这气味，他曾经觉得很倒胃口。
在他和艾拉之间生成了一种经验上的协作关系，好像抚育孩子，致力通过实用温情的方式支持彼此，后来变成几十年的私下谈话，以及屑小的私人细节，对方醒来时的体味，孩子不舒服时对方呼吸颤抖的声音，很多次生病，很多哀怨关怀，柔情，无法预测，不请自来，好像这些都比爱情——无论它是什么——更有约束力，更意义重大，更毋庸置疑。他跟艾拉绑在一起了。然而，在多里戈·埃文斯身上，这一切生成了一种最绝对彻底、最牢不可破的孤独感，如此喧嚣，如此坚执，以至于他一次又一次跟不同的女人发生婚外情，想打破它那使人耳鸣的静止无声。甚至当活力像被沥滤过一样渐渐流失，在不计现实考虑的艳遇中，他依然非常努力。要说这其中没有真情实意，要说这么做很危险，这反而加强了他想要得到的效果。但这么做根本没使他的孤独发出的尖叫停下来，这么做使这尖叫被放大了。
很久以前的陨石撞击将目前的大湖解释，艾米的不在场也同样决定性地影响了一切，甚至当他没想她，有时尤其在这样的时候。他拒绝造访阿德莱德，不做任何解释，甚至当重大的职业活动或退伍军人活动在那儿举行，他也不去。他对园艺表现的唯一兴趣是把一株非常硕大美丽的红茶花连根拔出——当他们搬进图拉克的新房时——这让艾拉非常生气。除此之外，他都把花园交由艾拉和园丁照管。他经年累月在性方面不忠实，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实践了他对有关艾米记忆的忠诚，好像通过不断背叛艾拉，他在尊重艾米。他不是有意这么想，如果有人把这想法讲出来，他会觉得骇人听闻，但这些年他遇见的女人没有一个对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在这种情形下，女人来了又离开，她们愤怒、感到费解和震惊；婚姻持续下来，工作继续进行，声望、地位在增长。他负责主持很多部门，很多考核，很多全国性健康调查，他发现人们的善意常常跟他们的地位成逆反关系；在一次晚宴上，他听到一个发言人把他自己的生活不惜笔墨地描写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事业”，他感觉被彻底挫败了。这种感觉过去了，微妙地变成了一种无所针对的失望感。情势迫使他经常旅行，在长时间的枯燥和等待的中间插进不必要的会见——会见那些跟他一样饱受成就导致的眩晕之苦的人。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度过无眠之夜——房里隐约着驱之不去、令人不快的化学品的气味——他纳闷为什么让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难以理解的是，他的声誉持续攀升。报纸上的生平介绍，电视采访，专题研讨，委员会，他必须出席的社会活动枯燥乏味，没有第二个人能感同身受，这些活动都千篇一律，没完没了，他唯恐如果看得太专注，他会看到地球弧形的外缘。世界是怎样就怎样，他会想。它就这样。
有天晚上，他很晚被叫回医院做一个紧急阑尾切除手术。年轻病人名叫艾米·盖斯科依格尼。
“艾米，爱蜜，爱慕。”他仔细擦洗手和胳膊，喃喃自语。
站在旁边水池前的护士长听惯了这个外科医生的背诵，笑着问这一句是从哪首诗来的。他们正走进外科手术室，多里戈·埃文斯意识到，这是几年来他第一次有意识地想起艾米。
“我忘了。”他说。
他从太阳那儿偷取到光，落到地球上。有一刻，他不得不从手术桌前离开，让自己镇定一下，这样，组里的其他人就不会看到他的手术刀在颤抖。
8
就是在这些年，多里戈·埃文斯恢复了跟他哥哥汤姆的联系。他从中找到了针对他孤独的某种安慰，在其他情形下，他总感到这种孤独，即使跟艾拉和孩子们在一起，特别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跟汤姆一起度过的时间里，他发现了有时兄弟姐妹间那种很特殊的亲密无间，他们先是一个月通一次电话，过了一段时间，变成每年隆冬之际到悉尼看望，接下来，随着声望日长，他去悉尼更经常了。这是一种彼此相伴的宽舒自在，大部分事都能不诉诸言表，尴尬和口误可以忽略不计——一个神奇难解、彼此共有的灵魂，对这灵魂奇怪的感应能通过最琐屑的闲谈表达出来。除了血缘关系，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点，但跟汤姆在一起，多里戈·埃文斯越来越觉得他只是一个更宏大整体的一个方面，他哥哥是这整体中某个跟他不同但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的会面不是对自我的肯定，更是自我在彼此间的消解，这让他们感到惬意。
他们的父亲比母亲只多活了几年，一九三六年死于心肌梗塞，作为七个孩子中最小的，多里戈跟哥哥姐姐几乎没来往，他们在大萧条到来前的那几年四散到澳大利亚各地找工作。四个姐姐去了维多利亚省西部地区的毛纺厂，他从没真的了解过她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们被生活压垮，相继去世，他出席了葬礼。他把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看作陌生人，但他们来找他，他还是每个人都帮。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马西，他一个人供养了他十多年，而他一九六二年在墨尔本死于未确诊的癌症。他最大的哥哥阿尔伯特在昆斯兰顶北部找到砍甘蔗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死在那儿制糖厂的爆炸事故中。汤姆几经周折在悉尼落脚，结了婚，但没孩子，在雷德范火车场的众多庞大车间里当工人，退休后把时间用在照看他在巴尔梅恩区房子后院里的蔬菜和在当地酒吧玩投镖。
一九六七年二月，艾拉规划了一个长达一周的假期，要带孩子到塔斯马尼亚去，住在最近跟丈夫一起搬到那儿的她姐姐家。这些被设计好的假期全没有多里戈的参与，在作为他们共同生活中幸福时刻的幌子下，这其实是他们作为家庭的最后遗迹。艾拉把它们制定出来，他表示赞同，他们都把假期看作一种纠错的惩治形式，对它们感到厌憎，这被称为“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就在他们要飞往霍巴特的那个星期六，他接到电话说他哥哥汤姆突发心肌梗塞，这引起他混杂的感情。一方面令他不安，另一方面又让他有充分理由躲开在塔斯马尼亚的最初一两天。他设法当晚飞到悉尼，但周日汤姆用了太大量的镇定剂，讲话含混不清。直到星期一，多里戈才能较长时间同他谈话。
汤姆告诉他怎样在肯特酒店突发心肌梗塞，一头栽倒，刚好在要甩出一支正中靶心投镖的时候。
“正中靶心？”
“把它带在包里呢，”汤姆说，“这么离开酒店怪不好意思，真是。躺在地上一汪尿里头，还戴手套拿一支投镖。我情愿在没那么多人的地方，比方在西红柿垄里。”
他哥哥好像跟往常不同，很想说话，多里戈很快发觉自己沉浸在对他们在塔斯马尼亚度过孩童时代的回忆中。那时，汤姆把克利夫兰的故事轮唱一遍，再从头来，一个没头尾的循坏，其中有些多里戈知道，很多他从没听过。道非·叶芝的名字被提起，汤姆想起道非经常自夸能比火车跑得快。有人不信，要他证明，他就脱到只穿白色长内裤，跟从朗塞斯顿开往霍巴特的火车赛跑，穿越薄荷桉和克里夫兰灌木形成的银白色篱墙。火车鸣着笛，绕过通往科那拉关口的拐弯处，从视线中消失，道非向地上一倒，浑身擦伤，筋疲力尽，不得不承认比输了。
“他对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试试，道非。”多里戈说。
“八十五岁还一个人跳舞，”汤姆说，“最后收集到利兰P76型轿车。你放不了手的一辆车。他叫人把他肚子朝下埋在墓地，这样，从今往后，每个人都必须亲他的屁股。但我老想他穿着白色长内裤跑过灌木丛。跟生活很像，是吧？你想你能跑过它，你比它强，但每次它都把你给耍了。它把你打垮，然后，鸣着笛，喷着蒸汽开走，快活得像一个自鸣得意的家伙。”
他们笑起来。
“你知道道非是杰基·马圭尔的表亲吗？”汤姆说。
多里戈不知道。他温情地谈起他给汤姆和杰基·马圭尔读诗歌和罗斯姨妈建议专栏的往事。
“杰基老伙计，”汤姆说，“一个好人。伙伴中最好的。对野地的活儿门儿清。他太太是土著，你知道吗？”
有一两秒钟，多里戈·埃文斯根本想不起杰基·马圭尔太太是谁。接着，一个蛰伏很久的记忆用力推挤向前，出现在他意识最显要的位置，这记忆曾以某种方式困扰他，塑造他，远超过他有意识知道的。尽管他听到过模糊的传闻，说她有西班牙贵族血统，这是塔斯马尼亚由来已久的不在场证词之一，但多里戈不知道她是原住民，这使他问起他总想问的问题。
“那时候，那么多年前。在她消失前，我看见你跟她在一起。”
“杰基·马圭尔太太？”
“你在吻她。”
“吻她？在哪儿？”
“圣安德鲁客栈后面的旧鸡棚里。”
“我没吻她。”
“你们两个我都看见了，她搂着你。”
“我去射兔子回来。她把洗好的衣服挂起来。我没别的事做，就帮她一把。现在回头看，我能想明白她肯定正难受。但那时没怎么觉得。我们就是说说话。讲家里的事。周围人的事。我开始讲我还没真的跟谁讲过的事。我见过的事。关于战争。然后，我承受不住了。这我记得。我开始喘不过气，没法儿好好讲话。垮了。她像搂小孩儿一样搂着我。事情是这样，差不多吧。”
“你把脸埋在她脖子里。”
“我在哭，多瑞。哭啊，看基督的分儿上。”
“她怎么样了，汤姆？为什么她不见了？我一直想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
“老伙计杰基，他时不时揍她。他爱她，但她比他年轻二十岁，她不快活，他知道。但你能怎么办？罗斯姨妈也帮不了你。一个好伙计，杰基，但也会喝起酒就停不下，然后给她一顿揍。我就知道这些。但她去了哪儿，我根本不知道。很多年都不知道。后来，从她那儿来了一封信，把我在悉尼这儿找着了。她去了墨尔本，后来去了新西兰。在那儿，在奥塔古，跟一个砌砖的结婚了。关于他，她什么别的也没说。这信其实没说什么。信里有她在那儿的女儿写的一张条子，说她妈妈让她在她死后把信寄给我。事情就这样。我猜是因为那儿的人会读这信，所以信里没提老伙计杰基，也没提在塔斯马尼亚这边她自己家里的人。”
谈话转到克利夫兰的足球赛，又转到乔依·派克的运货马车，又转到上校卡梅伦的人带枪追赶汤姆的狗，进到他们家厨房，说狗一直在杀死上校的绵羊，汤姆拿着枪，从卧室出来，说杀死我的狗，我就杀死你。
现在汤姆累了。多里戈起身道别，把他哥哥安置舒服，告诉他有最好的看护在看护他，然后走出病房。到了走廊，他听到身后一个苍老的嗓音嘶哑地说。
“露丝！”
多里戈·埃文斯停下脚步，转过身。在病房砷绿色的光晕里，他哥哥在努力把自己支起来，靠回到叠放的枕头形成的很陡的斜面上，突然间，他看着一点儿不像汤姆，而是一个非常苍老、病得很重的人——直到此刻，在他弟弟的脑子里，汤姆一直定格为青春的生机和力量最合适的形象代言人。
“她的名字叫露丝。”
多里戈·埃文斯站在那儿，盯着这个是他哥哥的陌生人，他拿不准汤姆的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想要什么。他走回病房，在汤姆床边坐下。汤姆吮着嘴唇，准备再说话。多里戈等着。汤姆把身体从松垮垮的一堆拽起到坐着的姿势，接下来，他讲话了，不看他弟弟，而是看远处的墙。
“杰基·马圭尔太太。她的名字叫露丝，多瑞。露丝。露丝有一个小婴儿。”
他停下来。多里戈一言不发。汤姆把自己又扯起来，靠到枕头上，喉间咕噜响，咳嗽着。
“是，一个小婴儿。一九二〇年七月份。她的第三个孩子。她用什么法子把它藏起来，我不知道。但她藏起来了。杰基不在家，想在大陆上找一份工作，我想他在迪亚曼蒂纳河上游找到一些活儿，他在那儿有一个同伙。杰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克里夫兰没人知道。她浑身上下穿得像一个袋子，就跟，怎么说呢，你记得那儿是什么情形，不是巴黎，是该死的中世纪，不管你干了什么，你总能摆脱麻烦。就这样，她藏得很好，我想。她在朗塞斯顿生下孩子。一个男孩。他们把他送到霍巴特。那天我讲到战争，嗯，可以这么说吧，她哭起来，我跟你说她抱着我。她把婴儿的事告诉我。她刚晓得婴儿出啥事儿了。”
“但为什么，汤姆？”
汤姆水汪汪的眼睛变得目光尖锐，羸弱的身体紧绷起来，多里戈觉得这个在孩提时代他那么崇拜的男人又有些什么在眼前重现辉光了。
“我是那个该死的父亲，这就是为什么。”
汤姆终于转过头，看着他弟弟。他的眼睛直盯着多里戈，瞳孔小得出奇，空空如也，像用火柴在旧报纸上烧出的洞。
“一家姓伽迪纳的在抚养这孩子。家境很好。这让她生气。让我生气。但有什么法子？不是为了有人照看孩子生气，是为我们没照看而生气。没人会去追着找回孩子，把孩子领回来，把每个人的日子弄得一团糟——他的、他们的、她的、我的、杰基的。不，没有哪个家伙会这么干。这件事你必须忍下来。后来，去年，我碰到住在霍巴特的一个伙计，认识这家人。他们管男孩就叫弗兰克。他在战争中死了。我唯一的儿子，我根本连见都没见过。在一个该死的战俘营，在泰国，你在里面待过。”
9
悉尼到处是从越南来休假的美国普通步兵。下午三点过后，市里热气蒸腾。为了躲避炎热和那些美国兵，为了找办法消化汤姆刚告诉他的事，多里戈·埃文斯决定采纳他向病人提出的走路是最佳治病良方的建议。
他从医院出发，向环形码头走，然后，他发觉自己起步从让他极受逼迫的人群走开，正穿过悉尼港口大桥，想去造访一个住在基里比利的医生朋友。混杂在闲散漫步的观光客中很愉快，桥上人行道很宽，从桥上看，悉尼景致开阔，让人又信心十足。
他在桥的中段停下。一阵从东而至的轻微气流把清爽的海风吹过来，他盯着桥下很深处的海水吐着白色和蓝色的浪花。在很近的位置，赭红色塔形起重机像站岗的步哨，围绕着新建歌剧院巨大裸露的帆棚形顶部，歌剧院构架错综繁复，让多里戈想起干桉树叶上细致精巧、蕾丝样的筋络。天边，傍晚的太阳正把这座城市叠进坚致而耀眼、由光影对照形成的条带中。正当他把自己恋恋不舍地从栏杆边拉回到人行道上，又开始抬步走时，他最先远远地瞥见了她——她正从一个倾斜的长条形的暗处踏步进入光亮中。
过了一会儿，他又看见她，她正走向他，砂岩建成的庞大桥塔支撑着大桥北端，桥塔的拱顶把她框在下面，周围的行人是一层翻滚的浪，她的头在上面一起一伏，像沉船后被弃置的货物。在很宽的人行道上，他在靠边的位置，置身于大桥庞大的铁制架构投射的阴影里。他全身心都投入在这个陌生人身上，她在人行道内侧走，离他越来越近，一个行走在阳光里的幽灵，接着，她又从他视线中消失了。
他从人丛里第三次找到她，这次更近了。她戴着入时的遮阳镜，穿着无袖深蓝色裙装，裙装的臀部带一圈白色条纹。她带着两个孩子，小女孩，每人拉着她的一只手。车辆行驶的噪声在大桥用铆钉固定的腔骨似的铁制构架中回响，他能看见两个孩子，笑着，喋喋不休，她回答她们。虽然听不见，他还是确定不疑：她绝不是魅影。
他想过她死了，但她就在这儿，朝他走来，看得出老一些了，但在他眼里，时间没有消减她的美，反而使她更美了。好像年岁没有减损，反而彰显出她到底是谁。
艾米。
岁月的深渊——创造历史的战争，著名的发明，难以数计的恐怖，非凡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些都近于电光泡影。原子弹、冷战、古巴和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对她傲然的步态、她不圆熟的行事方式、她渴望解放的乳房，以及她妥帖藏起的眼睛根本无法施加影响。她用过脱色剂的头发颜色稍浅，比天然发色更加悦目，要说稍瘦了一些的她的身体，使她更加神秘莫测，因为刻画其轮廓的皱纹，她的脸略显憔悴，洋溢着一种得之不易的平静自若。
在阿德莱德的书店，透过漂浮尘粒的光柱，他第一次看到她，从那时起，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对他而言，她的变化，其重要性如此微乎其微，他感到震惊。那么多他认为永远失落的情感当下回归了——带着跟他最初体验时同样强烈的震撼。
他应该停下来，还是接着走，从她身边走过？他应该痛苦地大声喊，还是什么也不说？他必须做决定。只有这么少的几个瞬间用来评估、对比已知和未知的生活，他现在的生活，他们那时的生活，他构想不出她眼下的生活。他能看到两个孩子，看得够清楚，他识别出她们身上的属于她的特征。她们有些什么不是她的，这让他痛苦，其程度远超过他认为可能的范围。也许在她的婚姻中她很幸福。他感觉呼吸费力。他不停步地走向她，脑子里飞速闪过一千个令他发疯的愚蠢念头。他告诉自己他不能粗暴地闯进她的生活，引起大混乱，他对自己说他必须这么做——如果什么都没丢失，如果他们能重新开始。
她更近了。他的思绪加速，变得越来越快，他试着放慢脚步。他的胃部翻搅，平衡感不稳定了。他离她很近了，能看见那颗突显她上唇形状的小痦子。他想的不是她一如既往，如此美丽，或者说他根本不想她很美这回事。他只想他渴望得到她。她戴着一条项链，启动了记忆的一次暴动，其势头之猛使他无法控制。她看到他了吗？他要向她痛苦地大声喊。他要！这时，在她身后饱满阳光的衬托下，他看见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裙装，把它向上拽，拽到乳沟上端。有那么一瞬间，也许吧，他信心十足地期待——在那超越的光里，她终于要把他接纳到她的怀抱和她的生活里去了。
然而，只在万物之始才有光。
他开始要说什么，他意识到他们擦肩而过，没说一句话。他在阴影里不停步地走，继续直视前方。他把事情搞错了。她，他，他们，爱情——特别是爱情——如此彻底地搞错了。他把时间搞错了。他觉得难以置信，但他不得不信。她的死，他的生命，他们和每件事，每件事都搞错了。他无意中犯下错误，后果如此严重，如此势不可挡，他不能跟它对抗，不能转过身，大声喊，跑过去。直到走到桥的另一端，他才终于找到力量，转过身。
哪儿都看不到艾米。
站在人行道中间，周围人流汹涌，好像他不过是城市空间中又一个障碍物。一个路障，一个垃圾桶，一具尸体。他想到罗得的妻子39，他想这故事真是个谎言。你不转身、不回头看才会变成盐柱。他意识到他应该拦住她，他意识到他再也不能了。他从来就不该不停步地走，然而，他这么做了。
他做过选择吗？她呢？那儿有过什么可供选择吗？或者说生活就这样，毫不留情地驱策人们，先是一道儿，再各奔东西。
在他四周，在他身后，在他伸手不及的地方，全是人，向所有可能的方向移动。光里混乱无序飞扬的颗粒很久前就不见了，就像他知道现在什么都不见了，消失在铁料中，消失在石头里，消失在海洋、太阳、无云的蓝天中，沉浮的热气里，消失在赭色塔形起重机里，和轰鸣的高速路上。
又过了一会儿，他还站在那儿，在高耸的铁质半环形的群组中和咆哮的车声里，在蓝色白昼和潋滟海水中，一个渺小的身形。他想：失去了你爱的人，世界多么空虚。
他又转回身，开始不停步地走，所有道路都没有人迹。他曾经认为她死了。但他终于懂得了：那时活着的是她，死了的是他。
10
等过了桥，艾米在环形码头上给两个外甥女买了冰激凌，赶上开回在曼利姐姐家的渡船。很多年，她认为他死了。只在最近一个时期，当他声誉鹊起，她才知道战时他没死。为什么，为什么，看着波光闪闪的海水退去，坐在渡船的后甲板上，她又一次想，为什么他没回来找她，既然他一直都活着？为什么？回到姐姐家，她想。为什么？在床上躺下，她想，怎么这么累。她不能原谅他违背诺言。
她根本没想过他或许以为她在爆炸中丧生了，而不是跟她一样，第二天早上才得知爆炸，当她开着那辆篷式轿车从他们最先去过的海滩回来，基思对她说他死了，她悲痛欲绝，开车到那儿去思念多里戈，结果那天晚上睡在了那儿。
最近几年，她时常有去找多里戈的虚幻念头，几次要跃跃欲试，甚至找到他的号码，把它写下来，但她还没真的把什么付诸实施过。每次考虑跟他联系，她都觉得感情上承受不起。她想要他什么？他会想要她什么，如果她有什么是他想要的？有时她怀疑他是否真的会牢牢记住她。再说，不管情形如何，她见面说什么？说她以为他死了？
怎么同他谈起很丰裕的遗产，基思死后她继承的遗产；她的第二次婚姻，战争结束很久了，很愉快，很搞笑，跟一个比起挣钱更会赔钱的出版人，因为糊涂，他把钱弄得精光就不见了，据说去了美国。这次婚姻大概就这些。跟一两个别人，过眼烟云，或多或少。总得说来是少。怎么同他讲这都不是爱情，连跟那编书的也不是？某种轻松一些的东西，一顶帽子，一件裙装，或者一片云。但谁会对一片云念念不忘？
只要想提笔写信，想给他打电话，她眼前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他对她的拒绝——他从没尽力要找到她，战后没回到她这儿来，他这样许诺过。现在，他们的地位全变了：他是家喻户晓的多里戈·埃文斯，永远在上升，她什么都不是，在沉陷。接着，诊断出来了。怎么把这件事告诉他？
她姐姐第二次在叫她。
“就来了，”她说，“再过一会儿。”
她这么疲倦。关于他，她遗忘了那么多。但那是他。他没死，她也还没死。这足够了。她把项链摘下来，把珠子在指间滚动。她被很多事触动。接着，她把它放下。他成了一个重要人物，或者说超乎于一个重要人物，她看得出他正在隐去，变成没有鲜活个人特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