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有一根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上都在院子里升旗，晚上再将旗降下来。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在黎明的晨曦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矗立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他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
走近看才发现，教学楼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房间里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房间里面还有一些残破的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一间房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了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等小家畜，这应该是兴哥养的，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我发现学校居然是整个村庄里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学校选址的时候，也许就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20世纪80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色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显得更加阴冷。两岁左右的孙子门里门外地跑着，脸呈黑红色，似乎是在冬天冻肿了。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有些害羞地不时望着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他有自己的看法，常常说出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1967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得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岁，1978年我初中毕业，上了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多个学生。1981年我结婚，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座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大家都不含糊。开春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得很，但都干得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1992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1992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学校倒闭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是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的，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人可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了，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10]，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接送。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小花钱儿[11]也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得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是一个已经离职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而是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
我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希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虽然它是无形的，但它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大家都各自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大人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长虽然还希望孩子上学，并且，人们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孩子缺失家长教育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然后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了地区的大学，三本，学行政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每年大概需要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秀清却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无疾而终。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结果在今年，他也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有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地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县城和镇上有许多这样的学习班，家长每学期交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学习班效果并不好。我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问他问题，他全以“不知道”回答我。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时，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就进城和父母一起打工了。
有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的小学里读书，学校没有食堂，中午短短的两个小时，家长还得去学校接回村里吃饭，吃完饭再回学校上课，晚上放学再回家。每天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和下午四五点时，梁庄的一群老太太、老头就会骑着三轮车，急匆匆地往镇上小学赶。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只有因为贫穷孩子才可能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让孩子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孩子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有一个表嫂在学校教初中，当年她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却整天沉浸于打麻将的游戏中。她说，只有极少孩子是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也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邻村有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是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乱成一片。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
[1] 鳖娃儿：北方农村骂人的话,只针对男子。长辈用这个词骂晚辈时，带着半埋怨和半慈爱的味道。
[2] 透墒：浇地完全浇透了，用来形容喝酒喝多了。
[3] 贵贱：怎么说，无论如何。
[4] 坑：北方村庄里的水塘。
[5] 啥门儿：没有办法。
[6] 年下：春节。
[7] 不美：生病。
[8] 猴头子日脑：非常调皮。
[9] 不表：不骗人。
[10] 够死了：很烦，烦得不得了。
[11] 小花钱儿：零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