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乔姆·巴赫季亚罗夫，二等兵
奥列格·列昂季耶维奇·维洛比，清理人
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古希诺维奇，司机兼侦察员
根纳季·维克托罗维奇·德门耶夫，警官
维塔利·鲍里索维奇·卡博维奇，清理人
瓦连京·古考夫，司机兼二等兵
爱德华·鲍里索维奇·科罗特科夫，直升机飞行员
伊戈尔·利特温，清理人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卢卡舒克，二等兵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米哈列维奇，盖格计数器操作员
奥列格·列昂诺维奇·帕夫洛夫少校，直升机飞行员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雷巴克，警卫团指挥官
维克托·桑科，二等兵
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清理人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申克维奇，警官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施韦德，上尉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亚新斯基，警官
我们的军团收到紧急通知。可是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他们才告诉我们目的地。其中一个家伙——好像是列宁格勒来的——出声抗议，他们说要把他拖去军事法庭。指挥官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枪毙。”
我的反应和那个家伙完全相反，我想成为英雄。也许这样很孩子气，但我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来自苏联各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不知道为什么，我既觉得害怕，又觉得有趣。
他们直接把我们带到核电厂，给我们白袍、帽子和纱布口罩。我们负责清理，一天清下面，一天清上面，最后是反应炉的屋顶。我们拿铁锹工作，我们都说到屋顶清理的家伙是“鹳”4。机器人无法运作，都出故障了，但我们还可以工作，这点让我们很自豪。
***
我们开车进去，看到一面写着“隔离区”的牌子。我从来没打过仗，但是我觉得很熟悉，不知道在哪里看过……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那让我联想到死亡。
我们在路上看到发狂的狗和猫，它们的行为怪异，看到我们就跑走，好像认不出我们是人类。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那样，直到他们命令我们射杀它们……所有房屋都被查封，农业机械四处弃置。那是很奇妙的景象，没有别人，只剩我们和负责巡逻的警察。你走进屋子，看到墙上挂着照片，但是一个人也没有，共青团的证件、身份证、奖状四处散落。我们“暂时借用”了一台电视，但是我没看到有人把东西带回家，因为你总觉得这些人随时会回来，而且这里和死亡有某种联结。
有些人开车到反应炉附近，想照相给家人朋友看。他们既害怕又好奇，想知道反应炉究竟是什么。我没去，我的妻子还很年轻，我不想冒这个险，但是有人喝了几杯就去了，所以……（沉默）
***
乡间小路、田地、公路都空无一人，还有废弃的公路，电线杆上也挂着废弃的电线。起初还有几间房子的灯亮着，后来都熄灭了。我们开车到处逛，看到野猪和兔子跳出校舍，到处都是动物，住宅、学校和党部会所都看不到人。墙壁上贴着海报——“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之幸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终将胜利”“列宁的思想永垂不朽”，感觉好像回到过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有红旗，全新的头巾，还有排列整齐的横幅介绍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墙上挂着领导人的画像，办公桌上是他们的半身像。战争纪念馆，教堂旁的墓园，匆忙时关上门的屋子，水泥砌成的灰色牛棚，牵引机修理厂，公墓和烈士。仿佛交战中的部落仓促离开营地，藏匿起来。
我们互问：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我们第一次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觉得很震撼，好像脑袋被重重敲了一下……有一个笑话很好笑：基辅蛋糕的半衰期是三十六小时，所以……那我呢？我是三年，三年后我交出党证，我的小红书。我在隔离区获得自由，切尔诺贝利撼动了我，也释放了我。
***
我看到一栋废弃的房子，门关着，一只猫坐在窗台上。我心想，一定是黏土猫，走近一看才发现是真猫。它吃掉屋里所有的天竺葵。那只猫是怎么进去的？或许它被单独留在屋里？
门上的一张纸条上写着：“亲爱的好心人，请不要在这里寻找贵重物品，我们没有贵重的东西，想用什么尽管用，但是请不要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会回来。”
其他房屋也挂着五颜六色的牌子，比如：“亲爱的房子，原谅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家道别，就像和人说再见。不然就是“我们白天离开”或“我们晚上离开”，上面有日期，甚至时间。
也有写在学校作业本上的纸条：“不要打猫咪，不然老鼠会吃掉所有东西。”还有童稚的笔迹：“不要杀我们的祖卡，她是好猫咪。”（闭上眼睛）我什么事都忘了，只记得我去过那里，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全部忘了。我没办法数钱，记忆力变得很差，医生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去过好几家医院。不过有一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你看到一间房子，以为里面是空的，打开门，却看到一只猫和小孩写的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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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征召，任务是不让居民回疏散的村子。我们架路障，盖观察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们“游击队”。那段时期很和平，我们却穿着军服站在那里，农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例如：他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院子拿水桶、陶罐、锯子、斧头？为什么不能收作物？
你该怎么跟他们解释？真实的情况是——士兵站在道路的一边，阻止居民进入，另一边却可以看到牛在吃草，收割机嗡嗡作响，卡车运载作物。老妇人哭着说：“年轻人，让我们进去，这是我们的土地和房子。”她们给我们鸡蛋、培根和自制的伏特加，为她们被污染的土地、家具和财产哭泣。
那个地方会颠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条理都被打乱。女人挤牛奶，旁边站着一个士兵，确保她挤完后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妇人拿着一篮鸡蛋，旁边一名士兵陪着她走，看着她把蛋埋起来。农民悉心呵护他们宝贵的马铃薯，偷偷摸摸收割，其实他们应该把马铃薯埋起来。最糟糕也最令人费解的是，一切都那么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疯狂，包括我们的在内，我再也不会看到那种表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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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军人，军人应该奉命行事，不过我也想展示英勇，那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政治人物发表演说，广播、电视都播送相关新闻。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有些人接受采访，是因为想在电视上露脸，有些人只把它当成工作，然后还有第三种人——我遇到的几乎都是这种，我们想英勇助人。我们的待遇还算优渥，但是钱对我们来说好像完全不重要。我平常的薪水是四百卢布，在那里可以领到一千卢布，后来有人说：“他们领了一大堆钱，现在回来可以买他们的第一辆车和添购家具了。”听到那种话你当然难过，因为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
出发之前我很害怕，不过一到那里就不怕了。我们奉命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执行任务。我想坐在直升机上观察反应炉，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禁止我们这么做。我的医疗卡上注明我接受到的辐射剂量是二十一伦琴，不过我不确定那是真的。程序很简单：你飞到省会切尔诺贝利——对了，那座城市很小，和我当初想象的不一样。一个人拿辐射探测仪在离核电厂十到十五公里外的地方测量背景辐射，然后把测量结果乘上我们每天飞行的时数。但是我要从那里飞到反应炉附近，有些地方是八十伦琴，有些是一百二十伦琴。有几天晚上，我得绕着反应炉飞两小时。我们用红外线拍摄，照片里的石墨碎片看起来就像辐射，不过你白天看不到。
我跟一些科学家聊，一个科学家说：“你用舌头舔直升机也不会怎样。”另一个说：“你飞行时没有保护措施，不想活啦？你要把自己包起来！”
我们把铅衬在直升机的座位下方，还自己制作铅背心，后来才知道这样能防止一种射线，另一种却不行。我们从早飞到晚，那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努力工作罢了。我们晚上看电视里转播的世界杯，所以聊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事。
大概三年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这件事。其中一个家伙生病了，然后又有一个，有人死了，另一个发疯自杀。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回想这件事的，但是还要等二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于我来说，阿富汗——我在那里待了两年，还有切尔诺贝利——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都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我的弟弟在《消息报》上看到我的照片，拿去给妈妈看。“你看，”他说，“他是英雄！”我的母亲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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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愿过去。刚开始，你不会看到漠不关心的人，只有到后来，大家都习惯了，你会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奖牌？想得到好处？狗屁！我什么都不需要。公寓、汽车，还有什么？没错，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里服务有一种魅力，那是男子汉才会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里。有些人的妻子怀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伤，大家都咒骂自己，可是他们还是去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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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阿富汗回来，正打算好好享受生活，马上结婚。可是红色的“特别召集令”不到一小时就送到我家，我的妈妈当场就哭了，她以为我又被征召去前线打仗。
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去？我们一点讯息也没有。他们叫我们到斯卢次克车站换衣服和领取装备，说我们要去霍伊尼基中心。我们到了霍伊尼基，发现当地居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把我们带去一座村子，我们看到有人在举办婚礼，年轻人跳舞，听音乐，喝伏特加，那是很平常的婚礼。他们下达的指令是：挖掉表土，挖到大约一个铲子深。
五月九日，胜利纪念日，来了一个将军。他们叫我们列队，说要祝我们节日快乐。其中一个家伙鼓起勇气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里有多少辐射？我们到底接收了多少剂量？”
将军离开后，旅长把他叫去痛骂一顿：“那是挑衅！你危言耸听！”几天后，他们发防毒面具给我们，不过没有人戴，他们给我们看了几次辐射探测仪，但是从来没交给我们。每三个月他们让我们回家几天，我们的目标是买伏特加。我抬回两大包装满酒瓶的背包，大家都把我举起来。
回家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找我们约谈。他很明确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状况。我从阿富汗回来时，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后才把你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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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什么？什么事让我印象最深刻？
我们开车到不同村庄测量辐射，没有一个女人请我吃苹果；男人不太怕，他们会走过来，请我们喝伏特加或吃猪油。拒绝他们虽然尴尬，但是我们当然不想吃有铯的食物。所以我喝酒，但不吃东西。
不过在某个村子，他们请我们坐下来吃烤羊肉。主人微醺后，向我们承认那是刚出生的小羊，他说：“我不得不宰了它，我没办法再多看它一眼，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丑到我几乎不想吃。”听到这种事……我马上灌了一整杯伏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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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感觉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要不是生病，我早就忘了。
你要报效祖国！那很重要。领到内衣、靴子、帽子、裤子、皮带、衣袋之后，我就动身。他们给我一台卡车，叫我运水泥。讲起来很简单，但又没那么简单。我们很年轻，都还没结婚。我们没戴防毒面具，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戴，但是我们没有，指挥交通的人也没戴。我们坐在驾驶座里，指挥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时暴露在放射性尘埃下。大家都领到很多钱，是平常工资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贴。我们都花掉了。伏特加对消除压力很有帮助，难怪战争时他们发给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然后就像在老家一样——醉酒的交通警察开罚单给喝醉酒的司机。
不要描写苏联的英雄主义有多神奇，虽然那种英雄的确存在，而且真的很神奇……他们派我们飞到那里，就像把沙子丢进反应炉，他们每天宣布“最新行动讯息”——“人们勇敢无私地工作”，“我们熬得过去，我们会胜利”。
我得到一枚奖章和一千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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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我们还半信半疑，但那是真正的战争——原子战争。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不危险，我们应该提防或忽略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种疏散是真正的疏散，居民直接到火车站，离开家园。车站的状况像什么样？我们帮忙把小孩从窗户推进车厢、维持售票窗和药房排队买碘的队伍秩序。排队时很多人争执或打架，不然就是打破商店或售货亭的门，弄坏窗户的金属条。
还有一些人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他们住在党部会所、学校、幼儿园。大家饿着肚子走来走去，每个人的钱都花得很快，商店所有货品都被一扫而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洗衣服的妇人，没有人带洗衣机，只好用手洗。那些洗衣妇都很老，双手结痂、长满疖子，衣服不只脏，还有几十伦琴的辐射。“年轻人，来吃东西。”“年轻人，去睡一下。”“你们还年轻，要小心。”她们觉得我们很可怜，替我们感到难过。
她们还活着吗？
每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一群待过那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我们只记得自己是军人，而上战场是军人的天职。我们忘记不好的部分，只记得这一点，记得他们不能没有我们。像我们这种以军事体系为主的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很管用。你在那里终于获得自由，这点很重要，自由！在那种时候，俄罗斯展现了它有多伟大，有多独特，我们永远不是荷兰或德国，不会有平整的柏油路或整齐的草坪，但是我们永远不缺牺牲奉献的英雄。
***
他们征召，我就去了。我一定要去！我是共产党员，前进！当时就是这样。我的头衔是高级陆军中尉，他们答应再给我一颗“星星”，当时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原本应该先做身体检查，但是他们没检查就派我过去了。本来是另一个人要去的，但是他拿了一张医生证明，说他有溃疡，我就代替他去了，那是紧急任务！（笑）我听过一个笑话：男人下班回家告诉妻子：“他们说我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就是交出党证。”“可是你不是党员。”“对啊，所以我在想怎么在明早之前弄到一张党证。”
我们是军人，不过刚开始他们把我们分派到建筑队，要我们盖一间药房。我马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我告诉医生我没事，只是太热的关系。食堂供应集体农场的肉、牛奶、酸奶油，我们照单全收，医生也没意见。他们把食物烹调好，医生就拿书对照一下，说食物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从来没有采样化验。当时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后来出现了很多草莓，到处都是蜜蜂。
有人趁乱打劫，我们把木板钉在门窗上。商店被洗劫一空，窗户的铁条被破坏，面粉、糖、糖果和罐头散落一地。一座村子疏散了，五或十公里外的另一座村子却没有疏散，村民都跑去搬已经疏散的村子里的东西。当时就是这样。我们看守那里，集体农场的前任主席带着已经被重新安置的民众回来收割、播种，载走成捆麦草，我们在里面发现缝纫机和摩托车。他们给你一瓶自制伏特加，你就准许他们运出电视机，一瓶或十瓶酒可以交换牵引机和播种机，没人对钱感兴趣。（笑）就像共产主义，所有东西都要课税：一罐瓦斯——半升伏特加；一件羔羊毛皮草——两升伏特加；摩托车——数量不定。我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替换的人才出现。事实上我们多待了一阵子，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军队拒绝前来。当时就是这样。人们把所有拿得走、抬得动的东西都偷光了，隔离区的物品都被运回这里，你可以在市场、当铺或一般人的度假小屋看到。留在铁丝网里的只有土地和坟墓，还有我们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
***
我们到那里领取装备，队长告诉我们：“只是一起意外，很久以前发生的，已经过了三个月，不会有危险。”“很好，”士官长说，“只要记得饭前洗手。”
我负责测量辐射。天一黑就有人开车来，停在我们的小岗哨旁，给我们钱、香烟、伏特加，要我们让他们进去翻找被没收的物品。他们把背包塞满，带去哪里？也许是基辅或明斯克的二手市场。我们把剩下的东西埋到沟渠里，连同衣裙、靴子、椅子、口琴、缝纫机，埋到我们称为“公墓”的地方。
回家后我去跳舞，遇到喜欢的女孩，我说：“我们交往吧。”
“有什么用？你是切尔诺贝利人了，我不敢和你生小孩。”
***
我有我自己的回忆。在那里，我的正式职务是驻卫警察队指挥官——世界末日指挥官（笑），没错，就这样写下来。
我记得我拦过一辆从普利彼特开来的汽车，那座城市已经疏散完毕，空无一人。我说：“请出示文件。”他们没有文件。后座盖了一张帆布，我们拉起来看，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藏了二十组茶具、一个壁橱、一把扶手椅、一台电视、几张地毯和几辆自行车。
所以我开了一张单子。
我记得发狂的猪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跑来跑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和党部会所贴着褪色的海报：“我们提供祖国面包！”“苏联工人万岁！”“人民的成就永垂不朽。”
我记得荒芜的公墓有裂开的墓碑，上面刻着：博洛金队长，高级陆军中尉。另外还有长柱上刻着二等兵的姓名，排列起来像诗一样，周围长满牛蒡、刺荨麻和藜草。
我记得一座被精心照顾的菜园，主人走出房子，看到我们。
“年轻人，不要嚷嚷，我们的表格已经交出去了——春天就离开。”
“那你为什么翻菜园的土？”
“可是那是秋天的工作。”
我了解，但是我得开一张单子……
***
我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那个贱人！不过我不会像万尼亚·科托夫一样上吊自杀，也不会从七楼窗户跳出去。那个贱人！我从那里带回装满钱的皮箱时，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买了一辆车，那个贱人跟我住得很高兴，她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唱起歌来）
“一千伽马辐射线，阻挡不了俄国男人的小弟弟快乐一天……”
很棒的歌，从那里听来的。想不想听一个笑话？一个人去过反应炉之后回家，他的妻子问医生：“我该怎么做？”“你要把他洗干净，拥抱他一下，然后停止使用他。”
那个贱人！她怕我，她把孩子带走了。（突然变得严肃）我负责开车接送在反应炉附近工作的军人，我和其他人一样，脖子上都挂了一具辐射探测仪。值勤结束后，我把他们载到第一部门，也就是机密部门。他们在那里检视探测仪上的数字，在我们的卡片上写一些东西，但我们接收到多少剂量是军事机密，那些混账！
一段时间过后，他们突然说：“好了，你不能再接收更多辐射。”他们只告诉你这么点医疗信息，连离开时他们都不说我一共接收了多少辐射。混账！现在他们在争权夺利，搞内阁组合，办选举。你想听另一个笑话吗？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你什么都可以吃，不过你得用铅把自己的排泄物埋起来。
我们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医生如何诊断？他们到现在还在藏着，不然就是老早就销毁了，因为那些文件太机密。我们如何帮助医生？如果我有证书，证明在那里接收到多少剂量，我就可以拿给那个贱人看，让她知道我们什么都熬得过去，我们可以结婚生子。切尔诺贝利清理人祷告：“上帝啊，既然你让我不行，能不能也让我不想要？”妈的，你们都去死好了！
***
他们叫我们签保密合约，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退伍后我马上成了二级伤残人士。我当时二十二岁，接收到不少辐射。我们从反应炉搬出一桶桶石墨，那里的辐射是一万伦琴。我们用普通的铲子挖，值勤一个班次要换三十个面罩——我们称那是“嘴套”。我们也负责灌石棺，那是资深操作员瓦列里·格旦霍克的大坟墓，爆炸时他当场就被困在残骸里，好像二十世纪的金字塔。我们还剩三个月。每天工作结束，他们甚至没给我们更换的衣物，就让我们穿着在反应炉穿的裤子和靴子走来走去，直到我们被送回家。
即使他们准许我讲话，我要跟什么人讲？我在工厂工作，老板说：“不许再生病，不然我们要裁掉你。”
后来他们真的把我裁掉了。我去找厂长说：“你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我救了你们，保护你们！”
他说：“我们又没派你去。”
我半夜醒来，听到妈妈说：“儿子，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你没睡觉，只是睁着眼躺在那里，连灯都没关。”
我不说话，因为没有人用我可以回答的方式或用我的语言跟我说话，没有人明白我从什么样的地方回来，而且我什么也不能讲。
***
我现在不怕死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我的一个朋友临终前肿得像水桶。我的邻居去那里开起重机，他变得像黑炭一样黑，整个人缩水，只好穿童装。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死，只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想在死亡来临时感受它，就像脑袋挨一颗子弹。我也去过阿富汗，那里比较简单，他们直接开枪把你射死。
我从报纸上剪了一篇关于当晚在核电厂值班的操作员列昂尼德·塔普托诺夫的报道。爆炸前几分钟，他按下红色紧急按钮，可是无济于事。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的医院，医生说：“我们需要另一个身体才能治疗他。”他全身上下只有背上一个小点没有辐射。他们把他埋在迈汀斯卡亚的公墓，和其他人一样，先用金属薄片把棺材隔绝起来，再倒半米混凝土，加上铅盖。他的父亲站在那里哭，走过他身旁的人说：“都是你的王八蛋儿子害它爆炸的！”
我们很孤单，我们在这里像陌生人，他们甚至把我们分开埋葬，好像我们是外星人。老实说，我觉得死在阿富汗还比较好，在阿富汗死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
***
我驾驶直升机飞到反应炉附近，可以看到獐和野猪，它们很瘦，昏昏欲睡，像用慢动作前进。它们吃在那里生长的草，它们不明白，不明白它们应该和人一起离开。
我该不该去，该不该飞？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不去？
两个伞兵拒绝去，他们的妻子很年轻，还没生小孩。他们遭到羞辱和惩罚，不会有前途了。去那里也关乎男子气概和荣誉！那是吸引我去的一个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现在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经过九次手术，两度心脏病发作，我不会批评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还很年轻。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去，这点我很肯定。他不能去，我去，那才算男子汉。
当时的空中装备相当惊人，包括重型直升机、中型直升机和雌鹿战斗直升机。米格二十四或米二直升机在切尔诺贝利能做什么？很多年轻飞行员刚从阿富汗回来，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够了，却还得坐在反应炉附近的森林吸收辐射。那是命令！他们没必要把所有人送到那里吸收辐射，有什么意义？他们需要的是专家，不是大批人力。
我从空中看到损毁的建筑，一地残瓦碎片，还有很多小小的人形。他们运来一架东德起重机，但是无法正常运作，起重机一开到反应炉附近就发生故障了。卢卡契夫学院为了探索火星设计的机器人和日本的机器人也坏了，所有线路都被辐射摧毁，但是穿橡胶服、戴橡胶手套的军人还在那里跑来跑去……
回去之前他们警告我们，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好不要到处告诉别人我们看到的情况。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什么都不懂，可是我们什么都看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