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麦凯恩是如何掩藏华盛顿抛弃美国囚犯的信息的
作者手记：我从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写一些关于失踪美国战俘的文章，当时约翰·麦凯恩与约翰·克里和迪克·切尼联合掩藏了关于遗弃在印度支那数百名战俘的大量信息。克里当时是参议员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主席，本应负责调查找出相关的真实信息。麦凯恩是特别委员会中最有权势的人。切尼是国防部部长。
我在此选取的这一长篇调查文章是我所做的大量战俘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篇之一。文中的详细证据还没有人驳倒过。随着巴拉克·奥巴马被选为总统，这场丑闻已经经历了八任总统。这个国家的媒体仍然不敢触碰这个棘手的问题。
2008年9月18日，国家学会网站（nationinsituteorg）
约翰·麦凯恩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源起于越南战俘战争英雄的形象，但很难让人理解的是，他却竭尽全力地向公众隐藏在越南的美国囚犯信息。这些囚犯和他不同，都没能返回家乡。在他的参议员生涯中，麦凯恩秘密地支持并推动了几项联邦法令，保证关于这些战俘的真实消息作为机密文件隐藏起来。因此，这位战争英雄，人们按照逻辑想象应该是坚定保护战俘及其家人权利的先锋，却奇怪地成为隐藏证据的支持者，成为要给整个事件画上句号的人。
同样令人震惊是主流媒体的态度，他们一直都回避报道战俘的故事以及麦凯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即使后来共和党将麦凯恩服过兵役的背景作为总统竞选的关注点，媒体仍对此事件闭口不谈。报道过越南战争的记者调转笔头，开始写一些其他方向的文章。麦凯恩没有谈起过失踪的人，而媒体也从未问起过他。
麦凯恩试图掩盖的秘密颇具规模，有大量显示真情的信息：其中有官方文件、电台窃听、目击证据、飞行员使用的标注营救符号的卫星照片、由地面指挥部发出的包含了空军个人编码的电子信息以及一项由特别部队执行的营救计划（直到后来被华盛顿终止两次），甚至还有两位国防部部长的宣誓证词“有军人被落下了。”这些显著的证据表明，1973年1月和平协议签署时，河内释放了五百九十一名美国士兵，其中就包括海军战斗飞行员约翰S麦凯恩，但还有一大批越南抓到的美国战俘没能返回本国，文件显示可能有数百人。
大量的证据
多年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向战俘家庭隐瞒着大量信息。而五角大楼针对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的行动，在内部的告密者和战俘家庭的宣传下，已经受到了公开的羞辱，因他们在信息明显非常可信的情况下，仍然隐藏文件，坚持“否认”战俘情报。
来自战俘家庭和越南老兵的压力，最终迫使政府于1991年底成立了参议院战俘及战争失踪人员事务委员会。主席是约翰·克里。曾经成为战俘的麦凯恩本人，是这个委员会中最为重要的成员。最终，这个委员会也成为否认机器的一部分。
对五角大楼行动最为尖锐的批判来自于一位内部人士——空军准将尤金·泰伊，在70年代曾任国防情报局领导。他公开挑战五角大楼关于没有任何存活的囚犯存在的观点，认为证据显示的情况恰恰相反。麦凯恩是尤金的激烈反对者，而尤金最终被迫退休。
麦凯恩和他在政府里的同盟压制或试图诋毁战俘情报的证据中，有一份是北越一位高级将军向河内中央政治局做简要汇报时的底稿，这份稿件于1993年由一名美国学者在苏联的档案文件中发现。那次汇报是在1973年和平协议签署前四个月召开的。北越将军陈文光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报告说河内方面手中有一千两百零五名美国战俘，但他们决定在战争结束后继续控制大批战俘，以确保从华盛顿方面获得战争赔偿。
在巴黎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北越一直将战俘问题与战争赔偿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坚决反对分开处理这两个问题。最终，1973年2月2日，在致河内总理范文同的一封正式函件中，尼克松提出美国将提供三十二点五亿美元，用于“战后重建”，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但他在信的后面另加了一个附件，称援助将“根据双方各自的宪法条款”来实施，即国会需要批准此项拨款才可，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很清楚国会根本没有闲情来做这种事情。不管怎样，北越方面立刻明白了信中的含糊其辞，对赔偿的承诺也心存疑问——而赔偿确实也从未到位。因此河内方面仍把持着战俘，就像1954年法国人在奠边府被打败后从越南撤退时他们的做法一样。那一次，法国为战俘付了赎金，把他们带回了国。
1992年的一次秘密发布会中，CIA（中央情报局）官员告诉我，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但赎金从未支付，对双方政府来说要承认从一开始就隐藏着的战俘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战俘不仅不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还成为河内政府寻求国际社会认可的一个威胁。中情局官员称，他们的情报人员强烈建议对仍在世的战俘——那些未因疾病、苦役或酷刑而死的人——执行死刑。
我所做的研究（下文将详述）发现，今天可能只有很少的战俘仍活在世上，而且可能全都已经过世。（位于弗吉尼亚兰利）中情局总部举行的这次发布会是“非官方的”，但通过我自己所做报道的证据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感觉没有必要再详细记录这次会议的内容。）
有一些原因的存在——包括除了战俘家人和一些老兵团体，没有其他任何政治选民关注失踪人员的问题——使得很少有美国人关注战俘的故事，也很少有人注意过麦凯恩在否认遗弃战俘事件并使其远离公众视野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究其原因是因为麦凯恩并非独自一人在实施这项隐瞒丑闻的活动。
跳伞后被俘的美国空军
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现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事实上从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就一直遵从白宫的领导，因此也听从了中情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指示，更不用说服从时任乔治HW布什政府国防部长的迪克·切尼了。他们最大的同谋就是软弱无力的媒体，特别是华盛顿的媒体。
麦凯恩的角色
麦凯恩早期实施的一项很关键的秘密行动牵涉到众议院启动的1990年立法。一份名为《实情法案》的简单文件将使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的问题完全公诸于世。其中的关键句子如下：“各部门或机构，但凡持有或接收过任何与二战、朝鲜冲突和越南冲突中美国战俘或战争失踪人员有关的报告和信息，包括目击报告，都应保证公众可通过各信息持有或接收的部门或机构获取相关记录。”
在五角大楼的强烈反对下（当然也有麦凯恩的反对），这项法案最终不知所踪。之后的几年再次被提出，但又再次消失。几个月之后，一项被称作《麦凯恩法案》的措施突然浮出水面。新法案造出一种重重的官僚迷宫，使得只有少数文件公诸于众——只有不包含战俘秘密的记录可以公布——将《实情法案》的内容完全颠覆了。《麦凯恩法案》于1991年成为一项法律，并一直沿用至今。这项法案的条款完全破坏了信息透明，使五角大楼和其他机构有了隐瞒信息（甚至包括已经发现生还的囚犯）的基础根据和辩解之词。那一年年末，参议员情报委员会成立，在那里克里和麦凯恩终于开始合作，共同掩藏证据。
麦凯恩还促使修订了《失踪服役人员法案》。这项法案在战俘宣传者的推动下，于1995年得到很大的加强，新增了刑事处罚的条款，称：“任何政府官员，故意和执意在文件中隐瞒任何失踪人员或与失踪人员的失踪、下落或现有状态相关信息者，都将根据18款处以罚款或处于最高不超过1年的监禁，或二者并用。”一年之后，参议院内部讨论另一项毫不相关的军事法案的内部会议中，麦凯恩在五角大楼的命令下，在这项法案之后加入了一条重大的削弱条款，剥掉了这项法案中唯一具有威慑力的条款——刑事处罚，将之改为，“战地指挥官有责任迅速搜找失踪人员，并将事故通报五角大楼。”
关于减轻战地指挥官对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的责任，麦凯恩的一份公开备忘录中说：“这使其中牵涉的工作从战场转移到华盛顿。”他写道，如果原来的法律保持原封不动，“只能为律师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将军事指挥官变成书记员，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效果。”
麦凯恩争辩称，如果保留原法案中的刑事处罚条款，会使五角大楼找不到愿意处理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问题的员工。这种争论真是很古怪。难道只有允许工作人员隐藏战俘记录，他们才“愿意工作”吗？通过阉割法律，麦凯恩使掩藏在生战俘的政府策略得以实施。
麦凯恩反复坚持称，所有证据——文件、目击证人、卫星照片、两位国防部长的宣誓证词、撤销的营救任务以及从未支付的赎金，都是被用心险恶的阴谋家编织在一起的，企图制造一场险恶的谣言。他把这称作“战争失踪人员沉迷者的诡异怒吼。”他经常指责那些企图探取归档文件的人为“骗子”、“恐怖阴谋家”和“蹩脚兰博”。
曾与麦凯恩一起关在河内华卢监禁所的战友们对未逃出战友们的看法却与他大不相同。退休上校泰德·盖伊是一名广受尊敬的前战俘，也一直是反抗阵营中最顽固的一位。在1999年因白血病去世之前，他在战争失踪人员实时通讯中给这位参议员写了一封饱含愤怒的公开信——作为麦凯恩连续侮辱战争失踪人员活动的回应。盖伊写到：“约翰，你所做的这些侮辱中包括鲍勃·史密斯参议员（新罕布什尔共和党人，在战俘问题上非常积极）和其他相关的选举官员吗？这些侮辱中包括那些丢了亲人，但有大量证据显示他们的爱人仍然活着的家庭吗？这其中包括曾经与你一起坐牢的战俘战友吗？”
有一盘麦凯恩战俘时期因害怕虐待加重而向越南人做的供述磁带，暂时还不明了是否是因为这盘磁带麦凯恩才会在战后参议院中有如此行为。那一份供述曾在河内华卢监禁所的大喇叭里不断地重复，并在河内全国电台广播，试图以此来摧垮其他战俘的精神。据报道，他供认自己作为一名战争罪犯曾轰炸了平民目标。五角大楼有一份供述的副本，但拒绝公布。另外我认识的所有局外人都未曾见过麦凯恩从战俘营返回后的未经删节版的事后报告，这份报告现在是保密文件，但麦凯恩本人可以将其公布于众。
所有人都有其脆弱的一点。很多经受不起折磨的人会做出供述，他们经常会说出滔天谎言，以使自己被同志和国家所理解。很少有人会指责他们。但很显然的是，麦凯恩自己觉得有损自己和军事家庭的荣誉。他的父亲，约翰S麦凯恩二世是一名声誉极高的海军少将，当时是美国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他的祖父也是海军少将。
在他1999年的畅销自传《父辈的信念》中，麦凯恩说，他在被捕期间感觉糟糕极了，因为他知道由于父亲的高级军衔和他的宣传价值，他受的待遇要比战俘战友们优厚。其余华卢监禁所中的囚犯说，越南人把他看作是逮到的一条大鱼，并称呼他“太子”，这一点麦凯恩在自传中也承认了。
另外在他的回忆录中，麦凯恩对自己在折磨中未能挺住并给出供述的过去表示了内疚。他写道：“我感觉自己丢弃了信仰，无法控制内心的绝望”，并透露，自己做过两次“无力”的自杀尝试。（此后几年里，他说自己曾试图用衬衫上吊自杀，但遭到警卫的阻挠。）他说自己生活在“恐惧”中，害怕父亲发现自己做的供述。他写道：“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当时担忧着父亲是否听闻我的耻辱行为时，我还是会有些畏缩。”
他说回到家后，对父亲讲了自己的供述，但“从未仔细讨论”——而那位海军少将，在1981年逝世之前，从未表示自己以前听说过任何相关内容。但他确实听说过。1999年，在参议员的回忆录中写到：“我最近才了解到，这盘磁带……在监狱以外广播过，并且吸引了我父亲的注意力。”
麦凯恩是否因这些记忆而感到困扰呢？他对战俘信息进行压抑，是不是因为这些信息浮上水面会重新燃起他内在的羞愧感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仅仅是做一些猜疑。
有很多关于麦克恩脾气火爆的故事。他的脾气经常一触即发，因此同事都不愿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一位曾是老兵的议会议员多年来一直观察着麦凯恩，他做了简短的评论，并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这个人内心不够平和。”
他在参议院战俘委员会上的表现显然很不平静。他恫吓带来未回国战俘信息的专家目击证人。与麦凯恩面对面对质并要求他结束信息保密的战俘家人也曾见识过他的暴躁。麦凯恩曾朝他们大喊大叫，侮辱他们，还把女人训哭了。多数时候他对这些人的反应是这样的：你怎么敢质疑我的爱国感情？1996年，一批战俘家人在审讯室外等待着向他申诉，其中还有一名坐着轮椅的母亲，但他却把他们晾在那里不管不问。
不管麦凯恩脑海深处藏着什么，关于战俘的故事中有一点却是很明确的：如果这些战俘被国家抛弃了，留在国外等死，那美国公众就应该了解这些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