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活动某个非凡的阶段结束后，在转型期的末尾，旧的路标已经消失，新的路标尚未被识别，如何明智地导航，穿越忽然变得疏远陌生的人类社会图景，让每个人都异乎寻常地迷惑。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
对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1921年乘坐普通客车从纽约到芝加哥的经历是简单的，也是兴奋的。尽管他不似体面的英国男管家拉格斯【2】那般，头脑中塞满了西部的狂野景象，以及同样狂野、带着多种羽毛制成的羽冠的印第安人形象，那个男孩也把中西部想象成了边疆之地。
那是一次二十四小时的旅程，火车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穿越广阔的乡野和宾夕法尼亚州中等大小的城市，穿越俄亥俄小镇的主要街道，在那些不期而遇的小径上，商贩们大声叫卖着自己的货物，还有冒着热气的咖啡、自制三明治，以及叫作《环球》的地方小报，还有《太阳报》《星报》《地球报》。是的，也有《先驱报》，因为总有些特别激动人心的消息在上面宣布。那是一种重大冒险，非常具有美国特色。上面还有更多的信息：一片尚未开发能源的储藏地，以及其他令人惊讶的新事物。
我的早期记忆之一，是跟我祖父【3】一起横跨全国旅行。我们坐在“大北号”的火车驾驶室里，跟列车一起翻山越岭。前面是很大的蒸汽火车头，我记得自己惊异于这个国家是多么广阔，蒸汽机的动能又是怎样强劲。而且我是和祖父这样自信又有权势的人一起旅行。这也许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如此喜爱托马斯·沃尔夫【4】的作品。那大约是1940年，我七岁，整天无忧无虑。
沿途一座座芝加哥牲畜围场在夏夜散发的味道，伴随着猛烈的风，征服了这个男孩。他完全没觉得不愉快，因为他有种感觉，事情正在发生，后面会是如意的好时光。十五年前，厄普顿·辛克莱【5】在《屠场》中揭示出屠宰场工人的生存状况，从而引发骚动，可在那时，由于善意的忽视和社论的沉寂，公众的愤怒已经消融。
沃伦·迦玛列·哈丁【6】，相貌英俊，一头银发，性格温和，这就是我们的总统。就连好莱坞也创造不出比这更好的形象了。他是弗朗西斯·X.巴斯曼【7】和泰德·邦迪【8】之间的一种过渡。眼下一切安宁，恶灵已经远去。1923年，这个男孩的回忆中出现了第一桩政治丑闻：茶壶山丑闻案【9】。他的老师说，这是一种精神迷乱。腐败的情节在美国并不常见。每个桶里都有坏苹果。而我们的桶呢，赞美上帝，里面果实满满。
那个男孩在他母亲开的旅馆的门廊里听说的，却是另外一回事。那里的住客包括流动消防员、短工木匠、前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成员，以及各式各样的“剪嘴鸥”【10】和忠心耿耿的公司职员。在一轮轮单人纸牌、红心牌局和克里奇牌局间，有人作弊，有人抱怨上家。要是你不喜欢，去俄罗斯吧，去反击别人。不可避免地，粗野的政治争论变得高度个人化，并且似乎大多是由私货威士忌激起的。
“本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一段激动人心的时期。”九十五岁的经济学家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几乎每个团体都有发声渠道：城市俱乐部、商会、中央机构、公共论坛、古柏联合学校等。发言者从一个州跑到另一个州，一个镇跑到另一个镇，这里得十美元，那里得五十美元，跑到纽约，跑到加州，一直以做这种事为生。愿意来听吉恩·德布斯、我自己和克拉伦斯·达罗演说的人有成千上万，放眼望去，麦迪逊广场公园挤满了人。”
艾德·斯普雷格和“大老”是其中最为雄辩、脾气也最火爆的两位门廊表演家。其他人平时总是精力旺盛，在这两个人发言时却都罕见地服帖。艾德话很多，对食物倒不怎么上心。他在墓地的炉子旁吃饭，把掰碎的面包浸在热牛奶里。他没有牙——1919年西雅图总罢工期间，警戒会成员打掉了他的牙齿。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的辩论、从他被烟熏变色的齿间发出的怒吼。这是他与恶魔之间的殊死搏斗：这是大事。这个男孩想起了比利·桑戴【11】，他驱除恶魔时说：“我要重重踩他，用力击打他。我要咬他，上帝为证，就算我的牙齿全没了，我也要用牙床把他咬回地狱去！”
大老是艾德的眼中钉，是离他最近的对手。他拥护约翰·D.洛克菲勒【12】、J.P.摩根【13】、亨利·福特【14】，并为泰迪·罗斯福【15】作为信条的温和话语和大棒政策感到自豪。他和艾德在分贝上旗鼓相当。他们的角力并不以对方的想法和观点为靶子，纯粹是想让对方下地狱。他们以美国式风格大声吵嚷。每个人都是国王，每个人都是狄摩西尼【16】。这是一种沉积、开凿，是没有禁招的比赛——仿佛哈肯施密特【17】与弗兰克·高齐【18】的对抗。和其他人一样，这个男孩被迷住了，因为在狂野的咒骂和奔溢的比喻背后，他们正在“讨论”权力。事关有影响力的少数人与没有影响力的多数人。
“如果你听听美国任何一位总统的讲话，”尼古拉斯·范·霍夫曼说，“‘权力’是他们从来不会谈论的一个词。参议员也从来不用这个词。这个词会让人们思考。谁知道思考会把你带往何处呢？如果你不谈论权力，就好像不拉起汽车的发动机罩一样。你不知道那鬼东西是怎么运转的。”
艾德·斯普雷格和大老有三个共同点。他俩都掌握了非凡的技艺，是手艺人。他俩都在星期天早上拜访了格拉迪斯。她在奥尔良街经营着一家下流场所。如某个自作聪明的人所说，那是艾德藐视上帝之举，也是大老的恭顺演出。格拉迪斯两个人都喜欢；她喜欢活跃的男人，安静的也喜欢。格拉迪斯是个平等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他俩都给编辑写过信，频率就像铁路时刻表一样规律。在种种人类活动的进程中，他俩的名字会出现在社论版上，那便是庆祝的时刻。让记录显示奥勒·汉森【19】的名字出现得比艾德·斯普雷格更频繁吧！
旅馆里一位更清醒的学者住客让那个男孩转向了E.霍尔德曼·朱利叶斯【20】的“蓝书系列”。那些书小小的平装封面下包裹着这个世界上最聪慧的男人的文字——偶尔也有聪慧女人的文字——时间上能追溯到很久之前。这些在吉拉德出版的书籍只需一美元加一份邮资就能来到你身边。特别厚的一本要花十美分。亚里士多德和伏尔泰的著作、法布尔写石蜂的书，每本只需五美分。莎士比亚所有的悲剧作品都是十美分。真是不错的交易。这些图书手册都整齐地待在他的屁股兜里，对他而言，就像艾略特先生主编的那套五尺丛书【21】一样。
那是他第一次遇到汤姆·潘恩【22】的作品。在学校里，他学过这个惹是生非者的文字：时代能考验人性，而不是他的文字能挑战人的思想。“由于美国是政治世界中唯一一个能启用人类改革种种准则的地方，所以它也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地方。这个国家呈现给观者的景象可以产生及扩展伟大的思想。他看待他的同类，不是用自然天敌冷酷无情的眼睛，而是将其看作自己的亲属……”
在俄勒冈森林中，四面楚歌的伐木工没有在意女侍者放在他面前的早餐。他的思绪停留在别的地方，他的热情也在那里。“在我看来，森林是个可畏而又美丽的地方。年轻的伐木工人没来过，不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样子。如果你没见识过有些什么，就难以欣赏已经失去了的东西。那些威严的大树遭遇了什么？我相信，只有留住美，还有我们周围那些伟大的事物，人类才能最终摆脱想要彼此杀戮的该死的仇恨。美景正在消逝。”
一位来自爱达荷州的流浪歌手称，她已不再能感到她的故乡有祖先传承下来的那份魅力。“博伊西对我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一切能唤起我愉快回忆的地方都被拆掉了，重新盖上了丑陋恶心的建筑……博伊西商业区已经被覆盖得严严实实，就像为消费人群准备的那种类似牲口通道一样。这里过去仿佛一个盛满了树木的小茶杯。只有树木和河流。这里曾经有古旧的房子和友好的社区气氛。如今它们都不复存在了，一去不返。”
六十年代中期，我到各个州的农田里寻觅萧条时期的故事讲述者的旅途中，沿着南达科他州边境偶然来到了艾奥瓦州的马库斯，那里的人口数是1263人。我在超级市场里遇到的三个人都不认识我要找的人——此人的父亲建起了这个村镇。收银员看上去比较了解情况，她表示“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但我说不出他住在哪儿”。对她而言，这也是一片陌生之地。
过了些日子，在勒马斯镇，我朝一个汉堡摊走过去。当时是晚上。那大约是镇子的郊外，我记得那里是没有人行道的。一辆巡逻警车在我旁边慢慢停了下来。两个警察只是十分好奇。周围完全没有其他行人。
“我们在美国的起步相当不赖，是不是？”杰西·宾福德【23】煞有介事地说，她是简·亚当斯【24】的老同事。1963年她回到了家乡马歇尔城。她的父亲创建了那个地方。“每当想到关于这个国家的所有承诺……我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承诺，或者说更伟大的起步。不过，我在这个城镇发现的最普遍的东西，却是对未知和陌生的恐惧。我们应该有才智和勇气面对已经或将要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诸多变化。但是，什么才是我们不该放弃的本质性的价值取向呢？这是我们所有人面对的巨大挑战。”
二十年代，那个男孩坐着火车驰骋的年代，既非最好的年代也非最坏的年代，尽管纵饮狂欢一样的天真带来的是天亮后的宿醉感。男孩感觉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就要到来。怎么会不来呢？有太多尚未开发的地区。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不平等存在，有那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鲍勃·拉福利特和乔治·诺里斯两位具有独立思想的参议员，一起在夜晚摇响铃铛——警告人们权力已落入越来越少的人手里——美国人意识到尖锐的现实，甚至更尖锐的危险，也许会有所回应。带着十二岁孩子特有的确信无疑，以及旅馆客人喧嚣的雄辩，那个男孩有种从未有过的确定。他不太理解的是，越来越少的人获得了毫无限度的过多关注，花费了打印机越来越多的墨水。在之后的一些年，人们效仿柯立芝，进行熟练的自动化生产，并借助媒体炒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而且至今依然表现优异。艾德·斯普雷格的威吓仍然在男孩耳边翻滚：“谁拥有这些东西？谁扰乱了我们的头脑？在他们的豪华大宅里，他们抢走了我们平静的心绪。”
汉娜·阿伦特【25】的“恶之平庸”可以转换为“平庸之恶”吗？在1792年，潘恩观察到：“他所见的自然外物非凡而壮丽，扩展了他的头脑，对他产生影响，他本身也参与到了他所思考的这份伟大之中。”1972年，我们的两位少了些奸诈的总统候选人，在赢得加州初选之后，笑容满面地对着美国的三张电视网表示：“我不能相信我赢得了所有这些。”所以说，一条消食泡腾片广告确实扩大了我们的政治词汇量。
人民的心声都是关于美国梦的吗？每天在所有频道以成千上万条六十秒、三十秒、十秒广告插播？只是一种品质恶劣的商业化的语言，此外无他？不再有其他语言，也没有其他梦想了吗？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太幼稚了，一个贫穷的白人，对我的人民抱有深切的热望和信念。”一位来自南方的妇女说，“他们很像墨西哥来的人。如果一个人在人群中被认为是诗人，或者能绘画、能演奏乐器，这个人就会有声望。”（还记得科尼拿起吉他唱歌，约德爸涌起的骄傲吗？“那是我的女婿。”【26】）
真是棒极了，就算是在亚拉巴马州的蛮荒林区也是如此，经典的作品被塞进那些乡村学校的课堂里。很好笑的是，诗歌有一套塑造人的方法。那里有一种被埋葬的美——加里的《挽歌》改变了我的人生。谁知道谁被埋葬了，谁本来可以成为什么？掌权者应该把所有诗歌都从学校中驱逐出去，任何能够接触到真实美好的东西都不能留下。那是危险的。”
这个九十岁的波兰人1896年来到这里，他一辈子都在钢厂工作，仍在渴求着什么。“我过去常去赫尔馆听讲座。让我烦恼的是，很多东西我都听不懂。有位大学教授曾经开讲座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最糟糕的是，他用的词我连一半都听不懂。我从没弄懂过相对论。我猜是因为我太老了、累坏了。”
“Kuume”在芬兰语中是“发热”的意思。那是一种“美国狂热症”。他们在世纪之交早早来到了这个国家。人们都来到这片土地，靠自然和工业赐福。为了取得成功，当然也是为了逃避刀锋，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在躲避故国的征兵。他们的母亲把儿子养大不是为了当兵的。他们来这里的方式因地理和环境而不同，但对所有人而言都是艰难的旅程。
穿越北海的一条木船，“海面上卷起甜面包圈一样的波浪，在船舱里会感到剧烈的颠簸，要进铺位得靠爬”，到利物浦，换上卢卡尼亚号，然后去美国。还有一个人，从意大利出发，取道马赛，“独自一人”搭乘撒丁岛号，来到理想中的黄金国，也就是后来到达的马萨诸塞州的纺织厂。第三个人，从二战前东欧的犹太人小村出发，“我们有十个人”，坐马车到华沙，坐火车到汉堡，坐火车再到利物浦，再坐五个星期货船到那个流着奶和蜜的安乐乡。对他们多数人来说，一路都在晕船。对所有人来说，一路都在发着“美国狂热症”。
1903年，或者是1904年？我的父母从故国来到了美国，他们的梦想并不独特——稳定的工作，之后十年生下的儿子们有学可上，诸如此类。父亲是个裁缝，一个安静的男人。母亲也是个裁缝，手指和头脑都十分灵巧。他为人随和，安守本分。她很狂热，总在寻求更多。她精于手艺活，却也具有创业者的精神。在外面，在某个地方，肯定有发财的机会。说到底，这就是美国。
在我父亲生病不能继续工作之后，母亲做出了一个大动作。去西部，去芝加哥。她看到一页告示，有个男人的旅馆正在出售。这是份苦差事，但她熬了过来。她成了旅馆老板，为她自己经营。她就像梅·罗伯森【27】扮演的苹果·安妮，正在发迹。可她不是在卖苹果，她是个有产业的女人。但1929年出了点问题，她预料不到的事发生了。她敬仰的那个强大男人，那个巨头（她把自己想象成尚未发迹的海蒂·格林【28】）搞砸了。轰的一声，她的美国梦破灭了。
她省吃俭用存下的积蓄都在萨缪尔·英萨尔【29】帝国的崩塌中付之东流。这对她是格外苦涩的一击。他是她最敬仰的企业家，她眼中的芝加哥巨人。此前，我母亲曾战胜过当地的一个银行家——R.L.奇泽姆，他坚信体制的稳固性，以上帝的名义信赖国家银行，略显讽刺。虽然他以自己母亲墓碑的名义起誓，并对我母亲的节俭大加赞赏，但我母亲还是从他的银行里取回了她的数千美元。第二天，这家银行就垮掉了。可她没有逃出公共事业巨头之手，因为这件事，她永远无法原谅英萨尔，也无法原谅自己。【30】
经过反复考量后去拜访R.L.奇泽姆的那天值得铭记。在我母亲的坚持下，我陪她去了银行。往常我经常走到那里的存款柜台。而那时，大额取款的时刻到来了。那个酷似爱德华·阿诺德【31】的银行职员惊呆了，深受打击。他曾是我母亲的朋友、她的顾问、她信任的人。她不再相信他了吗？她当然信。可是她的谨慎胜过了她的信任。对我而言，那是个顿悟的瞬间，我尴尬地观察着他们两人。会面从紧紧的握手、轻松的谈话、一些玩笑和表面的优雅开始，却在不太友好的气氛下结束。这两个人，银行职员和我的母亲，都遭到了贬损。某个鞭长莫及的东西把他俩都打败了。他们都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一文不值的生活。
我母亲的上帝让她失望了——此前一直相信能获得成功的她，也开始隐隐地感到自己失败了。虽然后来的年月待她并不算太冷酷，但她的激情被封存了。她的梦想变得晦暗了。她去世前是个愤愤不平、爱抱怨的坏脾气老妇人，一个几乎从未真正发过财的人。
那时候失败是不可原谅的，现在也是一样。也许这就是为何如此多的年轻人从未听人说起过大萧条的原因；正如一个愤慨的女孩所说，这是“否认我们自己的历史”。
年轻的机械师一边开车载我驶过肯塔基州的蓝草之乡，一边给我讲述了他的家族概况。他的父亲，一位花言巧语的推销员，是威利·洛曼式【32】的人物。“我总把自己视为威利·洛曼的儿子比夫。我父亲现在跟我和我老婆住在一起。我的嫂子们都不想管他。他们就过来直接这么说的。我想他代表着一种失败的恐怖。我大哥和我父亲百分之百沉浸在崇拜力量、至高地位、男子气概和功成名就的思想中。”
轰炸北越的那个圣诞节期间，圣路易斯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在车流中穿行，发表着“晚间六点钟评论”。
“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别无选择。”
“为什么？”
“我们不能当可怜的、无助的巨人。我们得给他们看看我们才是老大。”
“你是老大？”
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啥也不是。”他列举了一连串个人麻烦、委屈和疾病。他的老婆离开了他；女儿是个浪荡女人；儿子吸食海洛因上瘾；他厌恶自己的工作。如此这般，他对自己的事不怎么感兴趣。这个谈话的转折让他厌烦，他看了一眼后视镜，说：“你听了昨晚鲍勃·霍普【33】的演讲吗？他说……”
在自己的生活经历、天生的才智、个人的尊严被剥夺后，他们只好更多地让那些虽然著名但想象力可能更为匮乏的代言人来为他们思考、说话，以更崇高的名义来代表他们。习惯于作为“小人物”的他们，期待着向“大人物”寻求答案。而这并不是美国市民大会【34】的要义。
不过，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但还没被社会测震仪记录下来。显然，针对个人错误和公共权利的愤愤不平之声正在惊人地增加，先驱者来自各个领域：有家室的农民、蓝领工人的妻子、揭发公司内幕的管理人员。在所有意想不到的角落，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那群人，正在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一项已经湮没许久的美国传统复苏了。在一个变化如此惊人、陌生事物越来越多的社会和时代，最终的公报尚未出现。与七十年代相比，八十年代将因为巨大的跃进而变得不同。
变化的容量将超越任何数字和民意调查的量度。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的那些人，他们之中有赢得了所在州公共事务奖的前三K党领袖；有曾在街区里最爱惹事、而后成为杰出社区工作者的姑娘；有未受过教育却成为她所在社区的诗意之声的阿巴拉契亚山妇女；还有蓝领家庭主妇，在生了九个孩子之后她说：“我不喜欢‘梦’这个词。我甚至不想明确地把它和美国联系起来。我开始搞清楚的是，人类的潜能很大。所有值得兴奋之处都在于此。如果你能加入其中的一部分，就会有所觉悟，充满活力。这不是一个梦想，而是一种可能性。是人们每天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在邻里间、乡野中，你可以看见那些最初的激情和梦想，它们来自一群最平凡的人，但这群人讲出了一个时代的心声。这非常吸引人。但不走运的是，这些上不了晚间六点档的新闻。
在《过去的用途》一书中，赫伯特·穆勒【35】写道：“在平庸之辈、卑鄙之人、商业欺诈持续不断的喧哗中，我们倾向于忘记那种最朴素的理想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每个人都在说，现代社会极富革命性。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论调是如此矛盾且极端，人们过度地把问题单纯化了。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个世界，就必须让头脑保持清醒。”
这本书中有一百个美国人的声音，是靠直觉、某些细节和粗陋的想法筛选的。这里没有毫无事实根据的、经过矫饰的“真相”，也没有试图达成某种共识。仅仅是想以一种爵士乐般的方式，在主题和创作方面做一点尝试，用以描述那些失去的和寻得的梦想，以及对希望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