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伦斯·里斯
她看上去像电视里那种典型的祖母：银灰色头发、慈祥的脸庞、戴着眼镜。她七十九岁了。
先生，你能忍受吗？哦，告诉我，你怎能忍受
你要当带枪的打手，还是当真正的男人？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来吧，穷苦的工人，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做好事的工会怎样来到这里扎根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我出生在田纳西州联合市。那是一个农业区。刚开始写歌时我还很小，不管脑海中出现什么，我都会写下来。长大后，我开始写工人的生活。我想写出比花哨的歌曲和小调更棒的作品，于是我开始写更重大的主题，直到我写出《你站在哪一边？》这首歌。
我父亲是一名矿工。他死于1914年的一次矿难。他装一吨煤，还要在木头轨道上推四十五米，才赚十五美分。煤矿主不管埋葬他的事儿，也没给我母亲一分钱。经常有矿工惨死。差不多每星期你都能看到有人被抬出来，不是死了，就是砸伤了。
我常看到那些矿工——我有时候早上四点钟就出门了，他们帽子上带着一盏小煤油灯，里面有一根灯芯，像是漫山飞舞着一群萤火虫，他们就这样下到矿井里去了。他们下去了，可能再也上不来了。他们没有任何安全措施。那时的生活真艰难啊，工会还没组建起来。到了1917年，我们有了工会，矿工们团结在一起了。工资也提高了一些。
有了工会之后——啊，在1922年——他们又开始罢工了。警卫和打手开始追赶矿工，矿工们不得不躲到树林里去，聚在一起，组织活动。后来他们派了国民警卫把矿工赶出来，矿工的家具和其他东西也一并扔出来了。
哦，我丈夫也是矿工。他得了黑肺病，组织过工会活动。搜查队挨个儿搜查煤矿，把人们弄出来。打手过来问他是否复工，他说，有合同就干，没合同就不干。然后他们就开始拿我丈夫当靶子了。他们想除掉他，于是实行逮捕，把他送到监狱。到了那里，他们反而管得很松。他们想，要是我丈夫企图逃跑，他们就能开枪毙了他。他们需要一个借口。我丈夫偏偏不逃。他待在那里，直到有人把他带走。他们把他扔进水泥牢房，和其他五个人关在一起。有个人过来想给他戴上手铐，但另外几个人不同意。所以第二天，他们把他带去了派恩维尔监狱。
之后，他被放回家了。可仍受他们监视。有个叫约翰·亨利·布莱尔的家伙，和煤矿主是一伙的，他是治安官，手下雇用着一班所谓的治安副手，其实就是带枪的打手，真的带着枪。他们会搜查矿工的家，一旦发现枪支就带走，还会把矿工扔进监狱。
他们也来到我家，足足来了四五车人。他们带着两把手枪、子弹带，还有强力来复枪。他们闯进来，搜查我们的房子，上上下下地翻箱倒柜，旅行箱、床垫下、炉子、五斗橱全翻遍了。过了几天，他们回来了，说：“哼，我们又来了！”我说：“你们想找什么？”他们说：“找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文件！”我不懂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是什么，就去问邻居知不知道。他们也说不懂。我说：“好，是时候弄明白了，这东西没准能帮我们对付带枪的打手。”但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所以日子还是照旧。
1930年至1931年发生了罢工。我对打手们说我跟罢工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一大伙人全在我家屋子里。山姆走了，其他多数男人也走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我想：好啊，也许我可以写点什么。也许我能把想法写出来。我们的食物不够吃，孩子们年纪虽小，胃口却大。他们弄到什么就吃什么。至于那些矿工，他们饿得走路直摇晃。
他们把一个叫乔治·泰勒的矿工关进了监狱。他妻子得了糙皮症。她要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有人问我：“弗洛伦斯，你不怕被传染吗？”我说：“不怕，那女人得糙皮症是因为吃不上饭。”有一次她带着双胞胎女儿去监狱探望丈夫，正巧遇到了约翰·布莱尔。他可能觉得良心愧疚，看到这位母亲所处的状况，给两个小女孩一人一枚一角银币。他对那父亲说：“要是你肯离开这个州，我就放了你。”他回答：“我不同意。我要留下来组织工会活动。”可他们让这家人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他还是走了。情况越来越糟糕。我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我家有本旧日历，我把它从墙上扯了下来。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纸。我开始写《你站在哪一边？》这首歌。我越往下写就越顺手。那些词对我来说，就像是别人写出来的，而不是我自己写的，特别顺畅地写了出来。我觉得伤心、担忧又害怕。后来我又给这词配上一首旧的赞美诗曲调。我以前是浸礼会教派的。我还记得歌词是（唱）：
我将到达彼岸
我将到达彼岸
我将到达彼岸
永远得拯救
于是我借用了这个，改写成“你站在哪一边？”（她唱道）：
我们开始了正义的战斗，我们确定自己会赢
因为我们遇到的带枪打手瘦弱无比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我只读到初中二年级。那时的矿工营并没有高中，所以我只好读到哪儿算哪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作家。可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当不了作家。我知道的东西不够多。我想：唉，要是我去上了大学，说不定我就能当上作家。但我后来忘记了这件事。有些人说：“我挺高兴你没去上大学，要是你去了，可能就不会写现在你写的这些东西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思考了。你会往更高处去，写点不一样的东西。”但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许多矿工有我这样的子女。他们想更有出息，但又做不到。
我只有四五岁大时，其他兄弟姐妹要是弄到一些小猫小狗就说要给它们办葬礼，然后对我说：“你来唱个歌。”我本来不会唱什么歌，但我会编。就是从那时起，他们开始管我叫牧师。（笑）
我外祖父是一名浸礼会牧师。我母亲是教师。可我父亲没怎么上过学。他仅仅靠单词的读法来拼写。我母亲总为这一点难过。他是个好人，干活很卖力。有段时间，他让我们搬到乡下住，要想回家他得翻过两座山才行。有时每隔两星期，有时每隔一个月，我们会收到他的一封来信。母亲一边给我们这些孩子读信，一边说：“可怜的吉姆，可怜的吉姆。”她想让他有更多知识，可惜太晚了。
我自己也嫁给了一名矿工。我生了十个孩子，现在有七个在世。我有三十一个孙子孙女，还有八个曾孙。而且让我很高兴的是，他们没有一个跑到罢工纠察队的对立面去。（笑）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
有一次在布鲁克赛德举行了一场罢工，法官要抓男人，于是女人们想把他们替下来，但男人们不同意她们这么做。我到了那里，告诉他们赶快同意。工贼一进来，女人们就把他们赶回去，还用鞭子打、用手抓，她们不光用棍子打，还把他们的脸都抓花了。有些工贼闯了过来，跑上山去。他们是收了治安官和高速路巡警的好处才来的。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些女人还等着他们呢。她们不让这些人回家。工贼们说：“我们要回家。”一个女人说：“既然你们上了山，现在就得好好在这里待着。”有个女人曾经进过监狱，我问她：“你用鞭子打过工贼吗？”她说：“看到我的指甲了吗？我狠狠挠过一个工贼的脸。我把他的脸毁得不成样子。”她确实做过这种事。希特勒说女人的职责就是去教堂、看孩子、下厨房。完全是一派胡言。
去商店时，我看到那么多食品和服装。可我仍能看到那么多缺吃少穿的人。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们这些矿工必须去干各种活，却赚不到什么钱。有些人能赚很多钱，矿工却只能干很多活。他们创造了很多东西，却什么也得不到。
我父亲去世前，我们一直没订过报纸。你记得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吗？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泰坦尼克号的事的。也许是有人跟他说过吧。他说：“他们让穷人住最底层，穷人是最先被淹的。”我父亲平时会读他那本《圣经》。每次他从矿井出来，总是到炉子那边，从咖啡锅里给自己倒一杯咖啡，然后到前廊去。我记得他有次走进来说：“又有几个狗娘养的有钱人见鬼去了。”我母亲说：“吉姆，别在孩子面前说这种话。”他把我吓到了，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们为什么让穷人先淹死？他们肯定逃不掉，要是有人能逃出来，也会是富人。我百思不得其解，想要跟母亲谈谈这事，可她不想谈。我开始思考，这世上应该有些好事情，工人的生活应该更好一点。但没人解释给我听。我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
是啊，我见过人们祈祷，希望求得工作，求得他们没有的东西。他们说：“《圣经》上说，好人的祈祷能成真，坏人的祈祷成不了真。”但是那些坏人的祈祷常常应验。我不明白。我说：“为什么那些坏人有好生活，我们却要过穷日子？”我觉得穷人应该拿更高的工资，有个像样的家，生病了能得到好的治疗。可我们只是干啊、干啊。要是所有工人联合起来，我们会有一个大的工会，所有人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美国很美，很了不起。他们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是最正派的国家。我才不相信这一套。美国也许很有钱，但我们不是最正派的国家。不然情况也不会如此糟糕，抢劫、偷盗、杀戮和强奸随时都在发生。人们不想这么做，而是被强迫的。他们被丢进监狱，变成了更糟糕的人。要是我因为肚子饿偷了一条面包，就会被丢进监狱。但如果是个百万富翁用手里那支笔偷了什么，反而会青云直上，并不会进监狱。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
他们不干活，工人们才干活，工人们也希望有个温馨的家，带孩子去海边、去爬山，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要是我爸爸有这种权利，他本可以受更多教育的。我也一样。然后我们也能写出更像样的东西。
美国是个美丽的国家，可以为人们造福。但人人只为自己，就和煤矿工人一样。要是他们搞垮了矿工联合会，就会像大坝决口一样。钢铁工人、橡胶工人和纺织工人协会也将解散，工人们鸟兽散，又回到从前一天赚十五美分的生活。我对他们说：“别光看着你的同伴推着运货车上山，你自己跳上去歇着。你去帮他一把，两个人一起推，快一点。”（她唱了起来）
要是你到哈伦县，这里没有中立派
你要么是工会会员，要么是J.H.布莱尔手下的工贼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他们教育子女要提防我们
他们的孩子生活奢华，我们的孩子是野孩子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先生，你能忍受吗？哦，告诉我，你怎能忍受
你要当带枪的打手，还是当真正的男人？
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
乔·贝格利
我们坐在一家百货店的前廊，店主是乔·贝格利和盖内尔·贝格利。
“我们希望一切继续发展、发展、发展。我希望活到很老、很老、很老，看这一切发生。”
地点在肯塔基州的布莱基，布莱基位于这个州的东部。坎伯兰地区虽然雾气迷漫——也可能是烟雾？景色却十分优美。这里离弗吉尼亚州边境不远了。
沿着七号公路的土路一直开下去，我们进入了一座破败萧条的“鬼镇”。我们向一位行动迟缓、骨瘦如柴、长得很像林肯的老人打听乔·贝格利的情况。“你们正和他说话呢。”他回答。
他六十四岁。
“四十五年前，布莱基是一座由几家公司组成的小镇。这里有七座煤矿，都进行了深度挖掘。每天有六班火车经过。我们有一家银行、一家药店、一家制冰厂、一座旅馆，还有两三家饭店。1919年和1927年，两场大洪水来了，把这里的一切都毁了。之后立刻又赶上了大萧条，这下更是彻底垮台了。此后的生活就成了一场战斗。”
对我来说，这里的大山是远离尘嚣的地方。我觉得人们不了解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历史。他们也不了解这个国家迄今为止的历史。学校系统早就破产了，一百年前就完蛋了。
我花了五十年才站稳脚跟，彻底转变了观点，想明白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事情。在学校里人们教给我的净是米老鼠那套东西，一个虚假的幻想世界。直到十五年前，我才知道什么是土地契约。“血泪之路”【138】我也没听说过。学校里不教这个。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所以我只能从别的渠道来了解这些。
我祖母是切洛罗族印第安人，她家没走过“血泪之路”。她还记得家里人告诉她，联邦士兵押解一万五到两万名切洛罗族印第安人到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把他们分散在各处。教科书上是不提这些的，不会提到大屠杀。她是拒绝离开这里的那些人之一。我觉得自己欠祖母一些东西，也欠这环境一些东西。我不赞成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139】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过去五十年里工业支配此地人民的方式。
我祖母告诉我一回事，我父亲却告诉我另一回事。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印第安人不受欢迎，黑人不受欢迎，穷人不受欢迎。我花了五十年才承认自己错了，转向了另一条道路。
我父亲曾说：“要想在这个社会上存活下去，我们必须把嘴巴闭严。你祖母太老了，她说的都是她自己以为发生了的事。”我父亲的顾虑太多，他需要一份工作，他要养家。这恰恰是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我们都带着恐惧生活。
我父亲是在社会上颇受喜爱的那种人。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就看到他和其他五个男人特别与众不同，就像麦田里的玫瑰似的。他们帮助穷人，教他们怎么打官司，帮他们请律师，还给他们送豆子、土豆一类吃的。他们把食品装上大车，送到吃不饱肚子的人们那里。教会并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这些人有时会喝点威士忌。事实上，他们是被教会逐出来的人，却是我们的社会里真正做实事的人。我父亲有一种——怎么说来着？分裂的人格。
小时候，环境对我而言特别重要。我辍学也是因为我想去附近的山里游荡。我观看狩猎，我跳到河流和小溪里去。我没时间去上学，因为我能在十分钟内读一本书，而老师的讲话就像牧师一样乏味。我听过一百位牧师讲话，他们总是保持一个声调。我没时间忍受这个。我想再活三十年，而且每年我都想再活三十年。生命就是如此短暂。我真希望每个人都能活一百五十岁。我的梦想是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有故事要讲。我想知道他们想去哪儿、我自己想去哪儿。
我参加过海军，是个鱼雷兵。那时我觉得轰炸日本舰船、杀死日本兵是件好事，而且我们能因此得到嘉奖。但三十五年后，我却夜不能寐，常做噩梦。我把家庭料理得不错，家人都过上了不错的日子，经济上没什么好担心的。孩子们都成了家，有了好工作。可还有些人在无助地呼号着，他们没有钱，在天寒地冻的冬夜没有栖身之所。我醒过来，全身发热，眼泪流进了嘴巴，然后我回想起在海军用鱼雷炸人的日子，内心十分慌张。
事实上，我很愿意当一名律师。我想了解关于土地的法律，因为我一生总看到人们没有任何权利。这想法如今仍萦绕在我心间。有些人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猜自己也有些想做的事情。我想加入那些帮助别人的人，不管是以这样还是那样的方式。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就有这种想法了。
有时候，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用一些我听不懂的该死的大词儿把我驳倒，技巧高超，我便真切地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知识。这就是我想受教育的原因，我想把他驳倒。
这里的人坐拥世界上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大约一百年前，北边的工业主把土地顾问和高明的律师送到这里，用每亩两毛五的价格买下土地。人们签下了叫作土地契约的协议。这东西在后来的五十到九十年里让他们失去了一切。这里的人从没受过教育，不会读写，签字时只会用笔打个叉。工业主买下他们所谓的天然气和木材资源，但对剥离器和推土机却只字不提。当地人完全不懂开采煤矿、天然气、石油、云母矿、石灰岩的现代技术。这些矿藏里都有。这里有那些大企业想弄到手的十二种贵金属。“宝石岭”“蓝钻石”，你以为这些企业的名字怎么来的？那些土地契约接受方的孙辈和曾孙辈以为自己拥有这片土地。你知道那首歌吗？《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但有法律方面的东西证明这不是你的土地。只要这东西继续存在，这里迟早会有麻烦。我还是个小孩时我父亲就教我怎样用合法、诚实的手段买东西。他说：“要是你买一亩土地，不管下到地狱上到天堂，它都是你的。”土地契约可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进行露天开采、钻洞开采、表面开采，完全毁了这些山。露天开采的方法就是把整个山头炸掉，粉尘最后都跑到溪流和空气里去了，野生动物全遭了殃，家园被毁，人们只好搬走。这是一种丑陋、下流的采煤方法。我把这些露天开矿的人叫作响尾蛇。他们在毁掉阿巴拉契亚山脉。要是我们杀死一条响尾蛇，是受法律支持的。可这些开煤的响尾蛇却受到法律保护。
啊，这是一种快速的采煤方法。当然了。内华达州的雷诺有一座赌场，那里有一块广告牌，由白炽灯和霓虹灯照亮牌子上的一只银色舞鞋。这块牌子的耗电量足够三千四百个穷人家庭为每家的五个房间照明使用了。不久之前，北汉普顿的铁路调度场上有五十六节载重量六百七十吨的车皮，准备送往日本。就是这些东西埋葬了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人民。
这时，坐在门廊上的一位朋友奥斯汀·米勒插话道：“在我住的地方，他们修了一条通往山顶的长约两百米的大路，把山周围的大树都砍了。树根周围的烂泥还能待一阵子，等根烂掉，雨水一来，这些东西全都会顺着山坡冲下来，足够把我家埋起来。
“那些公司留下个烂摊子走了。他们顶着不同的名字在运作，要是你想起诉他们，都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人们啊，一下雨就不敢在自己家里住了。艾美特·塞克斯顿已经搬出来了。他跟我说，他已经三个星期没在家里睡觉了。滑坡随时可能发生，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埋住了。
经营者一般避开高速路这类地方，这样人们就看不见他们在做什么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亏心事。不过现在市场上对煤矿的需求量这么大，他们就更他妈的不在乎谁看到了。
我们和邻居几家人想开自助洗衣店和洗车店，找点活干。我们买合格的肥皂来用，可以不污染小河。但是我们这里的卫生官员立刻指责了我们。但他们却让露天煤矿和深井矿的经营者把大量酸性污水排到小河里去。
有几个邻居家的小男孩没有许可证就钓鱼，被环保官员抓住了。这些男孩太穷了，交不起罚金。我跑到渔猎法监督官那里说：“你给那些大采矿主发过传票吗？”他垂下脑袋，苦笑了一下，说：“我把传票撕掉算了，咱们忘掉这件事吧。”
有个小伙子刚从越南回来。他的土地已经因为露天采矿毁得不成样子。他的律师说：“你毫无胜算，那些法庭官员全和煤矿业有瓜葛。”他收到了各种传票，有些指控他杀了他根本不认识的人。他受到了新的教育，是以非常艰难的方式学到的。我们很多年轻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这些靠阿巴拉契亚山而居的人已经受了130年穷。四个县共有九万人每年收入少于3600美元。我说的是那些赤贫的人啊。他们中很多人靠救济金过活，得了黑肺病或者肺气肿。有些人耳聋了。他们是好人，诚实的人，一辈子都干着可怕的重体力劳动。
人们跑来说：“我们多少次被打翻在地，现在他妈的站起来反击晚了吗？我们得赢几场。”我们组织了一个“保护地面权利公民组织”。现在全国都有我们这样的小组织进行类似的抗议。我们赢得了几次小小的胜利。
我不知道阿巴拉契亚的争端能否不使用暴力。我希望可以。我被教育认同美国国旗，发誓效忠国家，而且加入了海军，为国家尽我的一份力。可现在有了这些推土机，我不相信穷人们还能坐视不管、默默忍受。一个人不能被恐惧压倒，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现在立刻了结自己。
我们希望以合法、客气的方式解决问题。可如果这样不能获得正义，还有其他方法。我不想使用暴力。但这里的人们却有充分的理由使用暴力。我看到鹿不见了，河狸不见了，鱼不见了，野兽不见了，溪流不见了。如今我发现连居民也要不见了。既然这一切在我活着的这六十年中发生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这一切会真的终结。
“我们知道在越南发生了什么。我们和不甚了解的人打仗。三十五年前在海军的时候，我们到过东京湾，那时胡志明和他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日本人才是我们的仇敌。我儿子在越南和曾经是我朋友的人打仗，反对的是别的东西。而在山里，真的要把我们毁掉的人却受到政府的支持。真把我搞糊涂了。我想分清是非好坏。”
我相信法律和秩序。我当过四年警官。我还当过二十九年治安官副手。我曾把很多人送进监狱。前段时间我还帮忙抓住了几个逃犯。他们叫住我说：“我们不想被杀死，希望你把我们送进去，知道你不会打我们，也不会虐待我们。”我把他们送进了监狱。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我亲手送到监狱里去的那些人。我不相信棍棒鞭打，我不相信用手枪柄打人那一套。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们，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是错的。对人友善是很重要的。
我是个百事通，铲煤、铺铁轨、拉千斤顶，会挖也会铲，可这都不是我想做的。我想修理发动机，了解它出了什么问题。要是这在内燃机上奏效，在人身上也会奏效。可问题在于，我们都他娘的不在乎它是怎么运转的。我们知道它运转，但不知道为什么运转。我们是从米老鼠世界那种简单教育中走出来的，学校根本没教过我们事物怎么运转，政府怎么运转，是谁在经营。
人们知道他们正在失去某些东西。在一生中人们总要经历所有这些灾难。我希望他们能记住其中的大部分。人们总想返回过去。可我不认为人们能返回过去，在我们面前只有未来，而不是过去。让死去的死去吧，我们要继续前进。但这个国家发展得太快了，人们来不及意识到大自然的美好，首先是意识不到我们到底为何生活于此的奇妙之处。
对我而言，那些大山是上帝在造物之初就放在这里的，我猜已经存在四百万年了。这里溪水清亮，树木苍翠，生活着各种野生动物。上帝把它们放到这里，不是为了让推土机和贪婪的人摧残的。
我们不该放弃希望，因为仍有少数人会在这个国家取胜。一开始就是少数人拯救了这个国家。他们奋起抗争，而另外四分之三的人只是看客。我们需要一部分决意取胜的人。我不想把他们全争取过来，失去他们中一部分让我挺高兴的。要是把他们全争取过来了，就没什么好抗争的了。如果你修建的大厦已经竣工，就再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们不想让大厦竣工，我们不想让这片土地上的事情一了百了。我们希望一切继续发展、发展、发展。我希望活到很老、很老、很老，看这一切发生。我现在六十岁了，我还要再活六十年，并像前面六十年一样享受生活。我生命最后的火星也要用在反对某件事上面，而不是去支持某件事。我要永不止息地去挑战。
盖内尔·贝格利
乔的妻子。
她是站在柜台后面的售货员。顾客总是络绎不绝：有小孩、老人，也有刚修路回来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出售可乐、薯片、牛奶、面包，等等。就算是劳斯莱斯轿车的营业员也不会比她更热切地招呼自己的主顾了。她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买卖总是在轻松有趣的气氛中完成。“这不完全是经济活动，更是一种友谊和社交。对我而言，这就和赚二十五美分一样重要。”
如今的美国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尽管许多人还没有真的意识到。我觉得这很恐怖。我一点也不悲观，但我痛恨看到一些东西绝迹。我收到住在埃迪威尔的姐姐寄来的信，上面却盖着帕迪尤卡的邮戳。这是件小事，但让我相当抓狂。这是典型的大政府思想。埃迪威尔或布莱基的邮戳，对他们来讲又有什么区别呢？
人口状况相比我小时候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家都有父亲、母亲和一大帮孩子。现在每三家就有一个寡妇，孩子去俄亥俄州或密歇根州打工去了。要是在这里能谋生，他们多数愿意回来。我们在布莱基的小学有八个年级。一百二十名学生中有70%符合享受免费午餐的条件。这着实能说明镇里的一些情况。说起来真让人心碎。
我们这里有许多病人。那些男人在矿井下干了太长时间，得了黑肺病，或者——刚才来买东西的那个人失去了双手。他的手是在一次雷管爆炸事故中炸掉的。镇里没有往日那种精气神了。是啊，当然了，我自己的精气神也不大一样。我父母从前经营餐馆，那时是二十年代，大萧条还没开始。我母亲会做各种馅饼，天啊，那些馅饼棒极了。餐馆生意十分红火。煤矿也发展得顺利。还有就是，人们对未来有种期许。人们想象着未来会有好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如今看来只是些回忆罢了。
想到当年的愿望，我就觉得羞愧，因为如今我知道了许多当年不懂的事情。我尊敬的老人们给我的建议是：赶快，去读书，走出去。我完全没有深入思考过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能做什么。我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回东肯塔基。我把这个从单子上划掉了。（笑）
我去了贝立安大学念书，然后到新英格兰工作。我没想到自己会当山民，来到阿巴拉契亚山当乡巴佬，这显然没什么好骄傲的。我觉得很丢脸，所以离开这里时没让任何人知道。1939年和1940年在康涅狄格州，我努力用和其他人一样的方法讲话，借此告诉人们我的水平已经比乡巴佬高了。我现在已经克服了这种想法。乔帮我改过来的。（笑）
啊，我特别为自己的家族感到骄傲。但我从前总想：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要在这种地方待着呢？他们可以去蓝草之乡啊。我真的不想当山民。后来我遇到了乔，好家伙，他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难为情的地方。这很了不起。
我父亲的姓“考迪尔”是此地最常见的姓。因为他们是最早期的定居者，时间上能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乔治·华盛顿在一些士兵退伍时给他们土地而不是金钱。其中一个年轻士兵是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士·考迪尔。作为酬劳，他得到了几百亩土地。这片地在那时被称为弗吉尼亚。十八世纪末，他来到这里，在大概两里外定居下来。他就是我祖父的祖父，要是我没漏掉一辈的话。（笑）哦，是的，我家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了。
十六七岁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地方不再归我们所有了。我发疯似的想去上大学，但根本付不起学费。那条街住着一个女孩，就要去上大学了，衣服多得要用卡车装。她父母是煤矿主。可这明明是我祖父的土地啊。我琢磨着这地方有什么东西不大对劲。你没法相信我花了多少年才搞清事情的本质：土地契约。那位住在外地的业主就和拥有美国的少数人一样，就是这么回事。
真正让我们无比气愤的是他们谈论穷人时的样子。其实我不太确定他们到底在谈论谁。在我看来，来到这里的人只是碰巧极度贫穷而已。但他们是斯特拉、沃什大叔、鲍勃这些活生生的人啊。贫穷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已。我希望他们并不穷。可他们确实不只是纸上的一个名字，或者我们中间的某个百分数。
我爸爸是个特别爱国的人。他坚定地相信政府是好的，政府会保护我们。我也相信过，可后来不相信了。我和爸爸的爱国方式并不一样。我丝毫没有那种可怕的民族主义感情。我觉得把世界分割成那么多国家十分荒唐。不是说我希望各种东西混杂在一起，可我喜欢多样性：不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言语、不一样的人种。我就是喜欢世界主义。（笑）
教育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对此怎么理解。我想，如果你受过教育，就能很现实地看待事物和自己，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而社会又是世界的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内心有种东西驱使着自己。要是一个人能回答关于自己的问题，他就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我母亲给我买过一套系列图书：《中国孪生儿》，还有《英格兰孪生儿》《苏格兰孪生儿》等等。我那时觉得这些书里讲的都是真事。这些孩子生活在世界各地，却和我没什么大的不同呀。这是我关于人们各有差别，但都属于世界大家庭这个想法的最初的记忆。
我特别热爱诗歌，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140】十八岁时写过一首诗。诗中写道：
站在那里，我极目远眺
只见三座连绵的山脉和一片森林；
我转过头，望向另一边，
看见海湾中的三座小岛。
然后她继续写道——哦，真见鬼（笑）。
一个男人正在卡普里岛【141】忍饥挨饿；
他抬起眼皮，望着我。
你知道吗，她的目光跨过那座山，看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被这首诗打动了，它让我意识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