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吉什与汤姆·吉什
这里是肯塔基州的怀茨堡。他是《山鹰》报的编辑和出版人。这份报纸在这个州的东部有庞大的读者群。她是他的同事。
“我认为许多报纸犯的错误是低估了读者的智慧。”
他赢得了为“促进出版自由”设立的约翰·彼得·曾格奖，以及为“新闻工作中的勇气”设立的伊莱贾·洛夫乔伊奖。
十一月的晚上，我们驱车经过煤矿谷和棚屋地区。那是靠近弗吉尼亚州边境的采煤区。“在肯塔基东部，一年有九个月季节分明，和其他地方一样美好。到了冬天，此地却是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浓雾弥漫，人们永远看不到太阳。现在煤矿的污染不像过去那么厉害了，但出现了洛杉矶那种汽车污染。”
从列克星敦的蓝草之乡出发，沿着帕克微山的清凉地带行进，穿过弥漫着秋日气息和色彩的丹尼尔·布恩公园，一路来到这个村子，真是绝妙的经历。
在低矮的山谷下方，我们能看到残留的人类生活遗迹。“这地方叫塞谷，是一座属于东南煤矿公司的小镇。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我父母在1917年从肯塔基州西部的穆伦堡县来到这里。约翰·普莱恩写过一首歌【219】，就是关于这个的。”
“父亲从最低等的矿工一直升到了公司的头头。”他指着一座只剩下框架结构的建筑，“我就是在那座房子里出生的。我父亲当矿工时住在那里（笑），当上工头后搬到了那边。”（笑）他指了指高一些的平原，“他变成矿上的指挥之后，我们从山里搬出来，住进了镇上最大的房子。”（笑）他指指更高的一片地方。
一家花店很突兀地出现在这片被遗弃的地区。它还营业吗？抑或仅为唤回早已消失不见的美感？
汤姆：我在塞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日子。你认识镇里每一个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我们有镇里唯一的汽车和电话。电话和汽车直到四十年代早期、二战结束后才普及起来。
帕特：当领导的总有汽车和电话。
汤姆：我父亲很大程度上站在工人这边，他非常支持工会，尽管工会从未真正了解这一点。我一生中只看见我父亲哭过两三次。其中一次就是煤矿企业工会解散的时候。一场斗争开始了。肯塔基州东部矿工联合会的解散只是前奏。他对煤矿主没有幻想。在六十年代，工会一解散，你就得为了两三美元下煤田。常常一星期要工作四十个小时，拿的还不是实得工资。
在塞谷，法律和秩序占上风。如果你或某个矿工不守规矩，就会变成社区的问题，后果是被驱逐出社区。（笑）捣乱的人被封杀出局。有个工会组织者是三K党成员，他出去到处打击坏女人。
工人斗争期间，我记得我曾让父亲藏在旧车库后面躲子弹。我们很确定自己就是射击目标，因为他是公司负责人。那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段骚乱时期，工会遭到破坏，国民警卫队被叫来了，军队接管了县政府。
我没想过成为报纸出版人。可事情就那么发生了。1947年，我从肯塔基大学毕业，为法兰克福的合众社工作。我在那里待了十年，回到家乡。我的家乡与其说是个地方，还不如说是个小地区，就像是这个州的私生子一样。它不大像一座煤矿，倒更像一座山。人们在向西跋涉时常在这里歇歇脚。这里正好位于荒野公路上。住在这儿的人多数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喜欢孤独，喜欢打猎和钓鱼。这些人都是来当仆役的英格兰异乡客。
我们本来可以办成一份公司官方报纸的。有时我们在想，如果公司吸收、接受我们，而不是反对我们，事情又会是怎样？我们本不想当挑战者。我们确信自己会成为公司的一部分。我仍然想不通，我们为什么不是公司真正的一部分。（笑）
帕特：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道政府发生的事情。这里的人并不知道公共机构理应对公众开放。财政法庭做的第一件事是就私下表决进行投票。（笑）
汤姆：我们被禁止参加财政法庭会议，禁止参加学校董事会会议，禁止参加一切公开集会。（笑）真该死，我觉得他们当真没发现政府是一个公共机构。
帕特：最近五年这几个小镇才归属到公司名下。过去一直是少数人管理的封闭社会。
汤姆：最初几年，我们一直在尝试重新推动车轮，恢复出版自由和我们生存的权利。战斗仍在继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失掉了大多数广告机会。
帕特：我们的报纸也承接一些印刷业务。他们威胁我们的首要方法是，如果我们报纸上写的东西他们不爱听，他们就要撤走这个县的印刷业务，而这是我们的主要业务。我们几乎要破产了。
汤姆：我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完全是靠我父亲的威望和财力。他出钱让我们吃饱肚子，给我们交电费，让我们勉强为生。
起初，我的父母不理解我们。让我个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去世前都已能理解并支持我们了。这对他们是很不容易的事。他们的终生好友常来找他们说：“你们能说服汤姆别干这个了吗？”
头几场战斗之一，是关于县图书馆的。我们有三千册破破烂烂的旧书储藏在棚屋里，那肯定是你见过的最可怜的所谓图书馆了。财政部决定让我们放弃所有这些，找了一套虚伪的托词。措辞极其愚蠢，我们在报上直接引用了过去。嘴上说是一回事，看到那些话登在报纸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另一件事是关于医院的。最终商界和政治家都对我们很恼火。1965年，矿工联合会连续建了十所医院。其中一所就建在这里——所以仍会保留一些公司的医生对吧？那些医生认为工会医院把医药事业社会化了。他们不仅在当地指责这一做法，还把事情闹到了州议会和肯塔基州医疗协会。他们坚持认为矿工联合会没有建立医院这一自由选择权。
汤姆和工会的几个年轻医生去法兰克福为医院问题进行游说。
汤姆：当地医生是反工会的。他们极尽所能想把工会医院关掉。所以他们对我们很反感。
矿工们用怀疑的态度对待我们，因为我是大名鼎鼎的煤矿公司领导的儿子。他们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取得他们信任的过程非常缓慢，差不多花了二十年。这个地区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了。1957年发了一场洪水，肯塔基州东部的一切毁于一旦。煤矿工业几乎面临着彻底崩溃的窘境。从前每星期开工三四天的煤矿变成了每星期只开工一次，甚至根本不开工。很多煤矿关闭了。1961年，我们差不多陷入了大饥荒，而且没有任何举措来改善局面。我们自己也处在崩溃的边缘。
人们在怀茨堡的街头要饭，乞求衣服和看病买药的钱。我不认为国家其他地方的人们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触动我的转折点是，我遇到一个全身散发着恶臭、死亡气息和烂肉味道的妇女，她拿着医生开的条子，上面写着如果她想活下去，就必须做手术。她有糖尿病，必须把双腿截掉。她在怀茨堡的大街上游荡，希望讨到足够的钱来做手术。
我们意识到必须做点什么。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必须知道肯塔基州东部的糟糕情况。后面的几年里，我们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带着十几个来访记者、作家和政府官员到处参观上了。这么做的感觉就像犯罪一样。过去此地人民的自尊心那么强烈，而展示这里的种种问题，简直是滔天大罪啊。
帕特：过去没冒犯过的人，后来都被我们冒犯遍了。（笑）
汤姆：任何人我们都没放过。（笑）
后来，大约四年前，我们的房子着火被烧毁了。我说不准我们是否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我们知道是谁纵的火。州里的警察告诉我们，他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全镇范围内的阴谋的受害者。他们在法庭和市政厅的所有谈话对象几乎都从纵火发生的那天起就知道是谁干的了。可他们却保守秘密，掩盖真相。调查的结果是逮捕了四个人，给一个人定了罪。
帕特：整个审讯过程中，怀茨堡市长都和那个定罪的城市警察坐在一起。（笑）
汤姆：我们在镇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人们都希望我们搬走。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很尴尬。让我和帕特特别伤心的是，镇里都没有人过来对我们说，他们为我们的房子被烧掉感到难过。他们完全不想帮我们。我们遭到指控说是我们自己烧掉了房子的那几个月，他们只是站得远远地冷眼旁观。那些人其实什么都知道。这真的很难让人原谅。
镇上的一千两百人中，有三四百人是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等。按受教育程度来说，他们不会是主张焚书的人。我认为他们恨我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已。可如果其他人对我们下手，他们绝不会反对。
帕特：我从小就相信上帝和天堂，相信世上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长大后，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受到的刺激不小。
汤姆：但我们活了下来。我认为我们和哈利·考迪尔【220】互相拯救了彼此。如果换一座山区小镇，大家的处境可能就会更艰难。
帕特：这座小镇的好处是，它足够小，你能对情况有所掌控。你知道哪一方的势力如何。
有段时间，我一回家就发火，踱来踱去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汤姆静静地听着，不说话，全是我在说。等我闭上嘴，他会说：“你愿意去费耶特县帮那儿的人弄弄新的下水道系统吗？还是你有别的地方想去？（笑）当然了，我们没有别的想做的事，所以我们还待在这里。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十字军。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我们理解中一份好的报纸应该做的事。
汤姆：我认为许多报纸犯的错误是低估了读者的智慧。结果他们写了很多废话放在报纸上。我倒是假设，如果一个内容让我感兴趣，别人也会感兴趣的。我们的儿子每到夏天就到煤矿和那帮老前辈一起干活，他告诉我，每星期至少有一天，他们会互相讨论在《山鹰》上读到的内容。（笑）我们知道，这份报纸可读性很强，值得探讨一番。
我快离开的时候，电话响了。汤姆去接，电话另一头是哈利·考迪尔。他们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交谈。
汤姆：哈利问我是否还记得，大约两年前我们写了一篇关于因露天煤矿滑坡遭掩埋的房屋的报道。他告诉我们，有些家庭提起了诉讼，他们得到了五万八千美元的赔偿，州最高法院至今维持原判。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还是有影响力的。（笑）我们知道，我们的文章和照片对案子有所帮助。镇子很小，消息很快就能传遍，因而能有所影响。
衡量事物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很多次我们走在镇里最主要的大街上去邮局取信，一路上和来来往往的人们碰面，他们脸上厌恶的表情让我很难承受。然后你会想：官司赢了，一些小小的胜利也随之而来。但一切又都互相抵消了。
和汤姆·吉什与帕特·吉什告别之后，我离开煤矿谷，抬头仰望天空，发现漫天繁星从未像现在这样明亮过。
鲍勃·布朗
他是美国陆军后备队中校，《幸运士兵》杂志编辑和出版人。
“民主不是免费的。你必须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血的代价。”
他的办公室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墙上挂着很多签名照片和勋章——有越南共和国的，也有特种部队的，还有一份是手写的越南文，一幅漫画海报，旁边的说明文字是：“巴拿马最好的朋友。”
另一面墙上挂着一把手枪。“这是市面上能见到的CAR-15型步枪，半自动的。我在越南用过这类武器。可以说我是因为行业原因才把它摆出来的。”
他靠在椅背上，脚跷到桌子上，吸了吸鼻烟。他的眼睛是蓝色的，身材精瘦结实，看上去与明尼苏达维京人队的四分卫弗朗·塔肯顿惊人的相似。
在我看来，美国梦就是要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威望。我对此感到很悲观。如果让我来解释约翰·F.肯尼迪的意思，他是在说：涉及国防问题时，不能有“是否”“但是”“怎样”之类的犹疑。如果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必须增加国防预算，那么就增加好了！
民主不是免费的。你必须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血的代价。有太多人想削弱我们的力量。为了维护民主，你不得不作出牺牲。
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不幸的是，大多数民众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出国看过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是怎么生活的。而普通的游客到了开罗就只在希尔顿酒店待着。
我的童年平静而无聊。我们常常搬家。我父亲是因兰德钢厂的工头，他是个善良、认真、任劳任怨的美国中产者。我母亲是教师，进取心强，出身中产阶级。她是个特别强势的女性。如果她年轻三十岁，准能当上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她是个伟大的女性。我们过去常常意见不合，不过现在好多了。
我当过装甲车警卫，当过私人调查员。有段时间我还当过柔道教练。如今我是个活跃的记者，哪里有情况就去哪里。我喜欢冒险，喜欢肾上腺素激增的感觉，或者说，我喜欢让自己身处危险边缘。
《幸运士兵》是目前市面上唯一货真价实的冒险故事杂志。《真实》杂志停刊了，《萨迦》杂志停刊了，《大商船》杂志也停刊了。我们却不一样。我们采取严格的编辑标准。我们大力支持民众的枪支所有权，坚决反对让民众缴械。我们把酒、税和武器局看成美国的盖世太保。也是同样的一批人渣在操纵麻醉品领域。他们用各种的非法手段提起诉讼。
我们非常支持军队力量，崇拜勇士形象。越南战争以来，勇士形象完全毁了。纵观历史，勇士是那些能冲到最前线的人，不管是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恺撒，还是色诺芬，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军队统帅。巴顿、麦克阿瑟、约克中士，他们脱颖而出，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的事迹。美国在这方面有悠久的传统。
由于我们的软弱无力，我们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同盟者。伊朗已经完全垮了。我们正在从朝鲜撤出。我们把台湾也甩掉了。当然，还有东南亚。再也看不到那些只会机械反应的自由派报纸质疑多米诺骨牌理论了。原因何在？因为事实证明这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越南和柬埔寨……
我在越南的十四个月里担任过三种职务。最初六个月我担任情报官员。后来我转去了“绿色贝雷帽”陆军特种部队。我管理A营。（他指着墙上一幅画说：“那是我和我手下两个人。”）我差不多管着一千号人。他们都是山区部落民。我们有五百六十七个外国雇用兵，他们是蒙塔格纳德人或柬埔寨人。一支很棒的部队，由美国政府提供经费。
最近的友军在二十二公里之外。我们就像古老的西部堡垒里的印第安人。我是国防部长、教育和福利部长，又是道路总监和婚姻顾问，怎么说都行。我对那里每个人的生命负责。尽管如此，我的官方身份只是顾问，虽然实际上事事都由我掌管。那儿就像个小小的公爵领地一般。
那地方的小日子过得真让人高兴啊。我自愿去那里的原因，除了我的哲学思想使然，还在于我想看看如果有人朝我开枪结果会怎么样。一旦搞清楚，我就要还击了。
审问时，我从来不使用残忍的手段。我只会问些有深度的问题。如果有人对你撒谎的话，除非他实在老谋深算，否则肯定会有疏漏的。我破过一个案子——你在《是的》杂志上读过我那段访问吗？我卷入了一场我并没参与的谋杀案。有个人在我的营内被杀了，我为此好好闹腾了一番。我通过让真实凶手讲述自己当时的经历而破了案。他说他从没带枪。过了一会儿，我说：“美国人靠近时，你怎么提醒你们队的人警觉起来？”他说：“我用卡宾枪朝天上开枪。”话一出口，那人就失控喊叫起来。他这才把实话说出来了。
有人曾经指控我招募雇用军去南非打仗。关于这个的胡说八道很多。有些狂热分子就喜欢这样指控。他们看看杂志，情绪激动地得出结论：我们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其实全是扯淡！你怎么说服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我们只好选择漠视。
我们登广告招人做某些风险很高的工作，去当外国雇佣兵、安全警卫、顾问等。我们的确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找到了工作。倒不一定是当雇佣兵——这是个口语说法，现在越来越广为接受了——而是去执行一些奇怪的任务，说成“使命”也行，要是你愿意的话。
当然了，有很多军人买我们的杂志。我们的故事是关于英雄的。办这本杂志的想法在我脑袋里转悠好多年了。故事关乎具体的个人，而非军队里发布的“什么团队做了什么事”。我们说的是人，出去做了大事的人。
信不信由你，我过去是校园里的激进分子之一。1957年，我在科罗拉多大学读研究生。我那年碰巧去了芝加哥，在北区一路买醉，收到综合学院【221】派发的一些小传单。我去了那里，见了那些古巴逃亡者。他们都反对巴蒂斯塔【222】，但也不支持卡斯特罗。我告诉他们我有个朋友是卖机枪的。我那时以为，他们需要枪，就像我需要钱一样。可我什么也没能卖给他们。他们根本没有钱。他们是典型的只会瞎扯淡的古巴艺术家。
我回到这里，开始在校园里组织一场反巴蒂斯塔的运动。我不喜欢独裁者，而这里也有些人是反对共产党的。那时，卡斯特罗被塑造成一个自由派民主人士。我们绞死了巴蒂斯塔的模拟像，还弄了个坟场，把所有的拉丁美洲独裁者都葬在里面。艾森豪威尔的顾问阿瑟·拉森来到那所大学时，我组织示威抗议，要他停止向巴蒂斯塔运送武器。
我心里发痒，想着如果能南下加入卡斯特罗的队伍，该有多么激动人心啊。我哥们儿和我到了墨西哥调查情况。我们失去了耐心。我们和“7·26”运动的人接触。我们作为特种人员在反情报部队待过。那是在1958年8月。卡斯特罗正要接管政权。我们在那个小旅馆走廊里，有两个在八月里戴帽子穿西装的家伙走了过来。他们说：“你们最好不要去那边，否则会有麻烦的。”而我们说：“不管怎样，我们肯定要去。”
我们没能联系上那边。革命结束了。我那时二十六岁，想等学期结束了再去，写一写权力交接的事。我当时是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我最后还是去了。哈瓦那变成了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处而来的革命者的朝圣地。我所知的一些美国人在那儿卷进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人们策划阴谋。我们四处游走。去哪儿能弄到钱？我那时为美联社写各种稿子赚点钱。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巴基洛将军。
他带着西班牙流亡者组成的随行团来到了哈瓦那。他们一直在进行反对佛朗哥【223】的斗争。他计划着侵入西班牙。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对游击战感兴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那老人脑袋里装满幻想。尽管他是共产党，却是个很有趣的人。我为《游击队员一百五十问》那本书写了序言。我还把书翻译了，花了四百美元自费出版。
1960年我在那里的时候，卡斯特罗政权的性质已经十分明显，所以我开始和反革命分子合作。我卷入了——我更愿意把自己称作一个外部观察者——进攻海地推翻杜瓦利埃的计划。他是个浑蛋纨绔子弟。事情发生在1966年11月。那真是一场错误的喜剧。一切形式的暴君我都反对。
我1974年回到了罗德西亚。我打电话给《萨迦》杂志说：“有个爆炸性故事，关于在非洲的美国雇用兵，有图片。”他们说：“我们早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了。”我说：“他娘的，你们算得上冒险杂志？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有冒险性的？”我总觉得这种东西会有市场。
第一期出版时，我们有四千四百个订阅者。那是1975年7月。如今我们的付费发行量大约有十万六千份。
我们有很多文章是有关武器评价的。我们有篇文章写一种糟糕的新型枪支。“快把这该死的破枪扔了吧，这玩意儿不好使。”我们有很多读者，因为我们爱说这样的大实话。大多数枪支杂志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他们会丢掉广告。
我们49%的读者是越南战争的老兵。没人做关于他们的杂志。他们感受着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恶意。而我们每期都有一篇关于越南的文章。很多人信任我们所做的工作。从来没人去倾听那些人的心声。他们是尼克松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满怀悲愤。
我们的读者中有28%是军人，16%是执法机关的人，还有——你也许会惊讶，22%是医生或律师之类的专业人士。买我们杂志的人几乎全是狂热的枪支爱好者。我们的杂志到处都在卖。
我很确信会有这么一种人。他从装配线上放工回家，邋遢的老婆朝他大喊大叫，孩子们也闹得天翻地覆。他倒一杯啤酒，拿起我们的杂志说：“我也想去什么地方当雇佣兵。”他哪儿也不会去的，但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想要逃离现实。
人们太关心自己的两辆汽车和足够的汽油了。如果问题是继续支持以色列还是拥有汽车，可能有大批的人会说，让以色列见鬼去吧。我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我钦佩这个民族。我钦佩他们的顽强，钦佩他们不计成败地为国家抗争的意愿。我钦佩他们快速反应的决断。袭击恩德培的行动是在一个星期内组织起来的。我们搞这样的袭击要策划一年。嘭！以色列人做到了。我钦佩他们的魄力、胆量和勇气。
民主不是为那些强大的人存在的。在民主社会，你得找出这样一个人，他投其所好，使迥然不同、利益冲突的多个群体都支持他。现在没有一个活着的领袖使我着迷。我喜欢西奥多·罗斯福：他温和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大棒。
我们在国外受到鄙视，因为我们想跟每个人做朋友。人们或许害怕苏俄，但不会看不起他们。苏俄人只要看到一种情况对他们有利，就说：去他娘的公共舆论。看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现在谁还会想到捷克斯洛伐克？我们见到谁的屁股都想亲两下。
美国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拥有完备而无可否认的力量却不加以利用的国家。我们从来都不利用。
我们本来应该做什么？
美国要用强权维护世界和平。俄国人封锁柏林时，我会说：“好好遵守协议，不然我们就要扔炸弹了。”我认为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们会赢吗？
哦，不会。
他们会赢吗？
哦，不会。
如果有这么一场战争，任何人都无法生存了，那战争的意义何在？
你总能找到一个目的。你我这样有理性的人考虑它是否合理是一方面，但关键在于按下红色小电钮的那个人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你小时候是不是头脑中总有一个高大人物的形象？
我个头很小。我去踢足球，尽管体重只有50公斤。我没坚持很久，因为我眼睛近视，手又小，反应慢，而且跑不快。我还参加田径赛和棒球赛，但没能进入过任何球队。这就是我后来去学拳击的原因。一切全得靠自己。第一场比赛的第一轮我就被人打倒了。所以我喜欢《洛奇》【224】系列电影，还有约翰·韦恩。哦，对了，还有塔肯顿【225】，对吗？我喜欢那项运动。我真想当一个职业橄榄球四分卫。或者像乔治·巴顿【226】一样。
詹恩·温纳
《滚石》杂志在纽约的办公室占据了第五大街一幢建筑的四个楼层。这里处处洋溢着轻松惬意的气氛，仿佛成功唾手可得。
杂志发行人办公室位于大厦二十三层，能观赏到壮观的城市天际线。他三十二岁，看上去却要更年轻。他坐在一张安乐椅上，露出一副游移不定的神情。
“一团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的生活都乱糟糟的。我们就处在这个操蛋的世界的中央。”
“我们的发行量有六十万。这意味着有三百万人读我们的杂志。所有音乐界名人都读。作家和文化人也读，而且喜欢。因为他们自己也写文章。这是美国仅存的几份优秀的报章杂志之一，可以与好莱坞电影媲美。”
后面走廊的墙上倚着几辆时髦而轻盈的变速自行车。墙上更起眼的地方挂着伍迪·艾伦和穆罕默德·阿里的照片。这让出名的人变得更加出名。员工们都年轻亲切，一副聪明有见识的神气。几个月前，这家杂志的所有人员和设施刚刚从旧金山搬到“大苹果”纽约来。
我们问起一位记者他们东迁的理由时，他说：“我们起步的那个地方糟糕透顶。过去硬新闻总是压制音乐和文化新闻。如今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了。文化新闻自己站住了脚跟。吉米·卡特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走进民主党大会会场前，现场不是奏起了格雷格·奥尔曼写的一首歌吗？这是个成功还是失败呢？”（笑）
我好奇美国梦是否如亨特·汤普生【227】说过的那样丑陋。我们了解这个国家长久以来贪婪的掠夺，以及它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的。历史上冷酷无情的贵族统治只为自己的利益操控世界，相比起来，现在的制度毕竟更好一些，不是吗？对我和其他很多人来说，现在的生活相当不错。愿意刻苦工作的人、天资卓越的人、愿意作出某些妥协的人都收获了大量回报和满足感。我宁愿生活在美国梦的中心，而不是去做什么英国梦。（笑）
我从不怀疑这个梦能否实现。我想做什么都能做到，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总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五六岁时就办过一份在邻里间流通的小报了。八个月之后，1956年或1955年吧，或者是1954年还是1953年？管它哪年，反正我们赚了十四美元。这些年来，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就像是我的第二天性。我总能获得成功。这就是我从来不对自己有太多怀疑的原因。
我是在旧金山以北、金门大桥另一边的马林县长大的。我家是中上阶级的完美典型。我们那里是第一批出现的郊区居民点，可以称作是西海岸的威彻斯特镇。
我过去常常在晚上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看书。上到五年级，我就把当时畅销书榜上的所有书读了个遍。我九岁时就读了《看不见的人》。开始办《滚石》杂志时我就不读书了。（笑）我总是班上最聪明的那个学生。
到了八年级，我不再去公立学校，开始上寄宿学校。所有电影明星的孩子都去这所学校。前三个星期我简直目瞪口呆，后来也就习惯了。那感觉就像是早早上了大学。十二岁，你就被扔进学校接受精英训练。
我第一次知道地位这回事是因为我家有一座泳池。有些人家里有泳池，有些人没有。我去念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没录取我，我难过了一整天。如今我和哈佛大学有些往来。我们有很多作者来自波士顿。我和尼曼学者【228】谈话时常想：天啊，如果我当年去了哈佛，一切就会大大不同了。几年前我在哈佛商学院演讲时也谈过这一点。
我进入新闻界，有了一份工作。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旧金山的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部工作。1964年，我为亨特利和布林克利这对搭档在共和党大会工作。那年我十八岁。那份工作是很有些特权的。我是部门经理的秘书。会议期间，我连续四天待在亨特利和布林克利的直播间里，喝他们的咖啡，抽他们的萨勒姆牌香烟。
有些人工作时带着很强的政治目的，为了地位总要操纵一番，动点手脚。我本来也有可能变成那种人，说不定得心应手。如果我作弊，再加上天生的聪明和魄力，我本来可以变得有权有势的，不过也可能彻底完蛋。我从来不是当两面派的材料。
大约1970年，《滚石》杂志出版的第三年，我遇到了真正的压力。公司实质上已经破产。我之前的野心太大了。我想：他妈的，我把一切都抛在脑后，顺其自然得了。我那时才二十四岁。
我记得有一天，我开车在街上乱转悠，专等出事。倒不是自杀。我马马虎虎地开着伤感小车，心里想：他妈的，可能有人会来撞我一下吧。我正面临着失败，真正的失败。我之前还从没遇到过真正的失败。我沮丧透顶。回头看看，二十四岁时经历一份小报的破产并不是最糟糕的事。真是荒谬。这种感觉没持续多久。那时候我的信心真的被击得粉碎，需要有人来帮我重拾信心，说：振奋点儿，不就是个烂摊子嘛！我开始振作起来，一点点收拾。
人们都不喜欢失败。那是真正的污点，尤其是在商界。但商界有太多傻瓜总想把自己的失败藏起来。（叹气）我不相信失败是一种耻辱。我们有好几个作者都是生活上一塌糊涂的人。我们两个最好的作者是被别的报纸开除才过来的。一团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的生活都乱糟糟的。
创办《滚石》杂志是我的直觉本能。我完全是在摇滚乐革命中长大的。还有高保真音响。我是个高保真音响专家。（笑）我写的真的全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我从没想过去做市场调查或者大规模读者问卷。我们就是要好好写摇滚乐而已。拉尔夫【229】和我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从来不会经过反复揣摩才做某件事。我们只知道这种音乐了不起，观众有一百万之多。
拉尔夫总想让人们以史为鉴。我有时听着某段音乐，说，这是史上最棒的吉他演奏。他会说：“哦，得了吧，你听过查理·克里斯蒂安【230】的演奏吗？”他确立了《滚石》杂志的理念，我把它写了出来。时间久了，我的经验超过了拉尔夫，学会了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事情。
人们总觉得我聪明伶俐、受宠过头、早熟、放肆。高中老师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诺克斯”，也就是“闹腾死”的谐音。我被逼无奈、待人刻薄的时候并不多。我这个人也非常残酷，但我不喜欢残酷。我喜欢开诚布公地和别人谈话，如果这样对那人有好处的话。年纪轻轻地去解雇别人，摆弄人家的生活，心里是很不好受的。可如果他们没法搞定工作，我就只好放他们走。
我们要小心翼翼地使用权力，因为我们的读者非常多疑，受教育程度很高。他们见过太多赤裸裸的权力互相拉扯同归于尽之事。我看如今再没有人能像赫斯特【231】从前那样侥幸成功了。那时的人比现在天真得多。
至于出点小名这件事，对我并没有影响。我做这行已经十来年了。一夜成名是很讨厌的，有时甚至会让某些人的小命都玩完。在娱乐圈，你遇到的那些人都是春风得意、赫赫有名。当你读了太多写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在纽约，读了所有那些闲言碎语的胡扯，你的脸皮就一点点厚起来了。从前我看到这些破烂文章，确实觉得很伤心。如今这些诋毁要更上一个台阶才能触动我。
我们的刊物不仅有关音乐，也关乎政治。我是在一个政治氛围浓郁的家庭长大的。我八岁就看了陆军和麦卡锡的听证会。我了解事态进展的情况，因为我母亲对这件事热切关注。和现在相比，尼克松当总统时人们的情绪更加容易被煽动起来，政治热情更高涨。如今的气氛沉闷多了，尽管权力部门还是阴险狡诈，势力强劲。也许他们更可怕了，因为他们以隐秘的方式操纵一切。但对着吉米·卡特总是没法发火啊！这是更可怕的情形。
有种扯淡的言论是，如今的年轻人不再关心政治了，校园里非常安静，学生们人人想当牙医，我可不信这些鬼话。我认为这是《时代》之类的杂志炮制的另一个谎言。他们蠢到家了，从来不去看看社会最前沿的情况，现在依然不会。他们以为年轻人都退回了消极阵营。太荒唐了。他们非要等时候到了有人给他们当头一棒才能明白过来。媒体都在热衷谈论生态学，可他们却看不到另一种暗涌。
严肃认真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他们都准备好行动了。人们正在更认真地生活，希望他们的生活与以往不同。另一方面，又有多少人三十岁当了领袖呢？六十年代不是鼓励领袖的年代，因为当年的时尚恰恰是反对领袖。
至于我本人，我的自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因为如今做事更容易了。你不是非要证明自己。你只要说“这就是我的感觉，这就是事情发展的方向”就行了。你得处理更麻烦的问题、经手更多的钱，指挥的队伍也更庞大了。我们就处在这个操蛋的世界的中央。
（他指指窗外的天际线）你看，那边有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你也能看到美国无线公司和洛克菲勒中心。可以说纽约在金融和传播业方面是全世界的首都，第五十七街和第五大街的交会处又是纽约的中心，而我们就身处第五十八街之上。真疯狂。我的意思是说，这美妙极了。
罗恩·麦克雷
他是《麦迪逊报业同人》日报的编辑，三十五岁。这份报纸是在反对《国会时报》的罢工中创办的，目前这场罢工仍在持续。
“所谓梦，就是要创造你自己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
把美国梦强加在别人身上是险恶的。过去十多年我一直没太把自己看成美国人。六十年代我经历了一段和美国逐渐疏远的时期。
“我在哈佛读研究生【232】时与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孩子住在一起。我开始发觉自己更像一个国际主义者，忽略我是美国人这一点。我确实觉得自己像美国中西部人，如果说我相信美国主义，那么也是有中西部特色的美国主义。”
“我在密歇根州的萨吉诺城长大。我祖父也是办报纸的。我祖父离开农场，开始沿街兜售报纸，最后成了马斯基根县一家报社的编辑。他算是那个社区的栋梁之才。我父亲是在他的阴影中长大的。他自己最终也进了报纸行业。他的兴趣就在于报道。”
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父亲抱着我走进《萨吉诺新闻》印刷间的情景。我听到老旧的印刷设备在轰鸣。那是一种连续而清脆的大声撞击，听上去挺吓人的，我尖叫起来。后来我讽刺地说，我本该从中吸取些教训。
我母亲时常发火，因为我父亲总是出差。我记得她曾对我说：“如果你要干新闻这行，就别结婚。”我真的干了这行，我也确实没结婚。（笑）我是个新闻人，我没结婚。我觉得自己和报纸结婚了，甚至比牧师献身于教堂还厉害。
记忆中我总是很喜欢报业人士。我过去常去父亲的办公室，从废纸篓里搜寻旧照片，听记者们站在那里交谈。他们似乎投身于真实的世界中，而且都极有幽默感。我花了九年时间读大学和研究生，而后必须在当大学老师和做记者之间作出选择。我最终作出了决断，因为我记得自己是多么喜欢那些报业人士。不知怎的，他们的张扬和自负让我觉得比那些学者更有魅力。
萨吉诺是个中等城镇。在那儿你找不到能上头版的多姿多彩的人物。不过跟我父亲和城里来的一些人去脏兮兮的小饭馆吃饭还是很开心的。他们争辩国家的对外政策，或是谁在市政厅又被人坑了。他们中很多人有酗酒问题，我父亲常去给他们调解家庭纠纷。我知道这当然没有什么田园诗情，但对我来说确实如此。
我还记得小学同学们来我家在电视上看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典礼。他当选了，我母亲多高兴啊！他是她的大英雄。我记得艾森豪威尔坐火车来我们镇上做竞选活动的情景。他是个极其文雅、友善的人，朝为他的到访放假一天的孩子们挥手。那是段美好的没什么争议的日子。我不记得五十年代有任何恼人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我的父母心神不宁地回到家。有人邀请他们去地下室看电影。其中一部是关于共产主义正在怎样接管世界的。让他们不安的是那种极端的表现手法。我父亲曾告诉我，在麦卡锡时代当社论主笔是很难的。当时很多人都吓坏了。我记得自己听过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但我真的什么都听不懂。我那时上四年级。
那时候，好多人都去上钢琴课，好多人都有大轿车，电视机也是新买的。人人都对电视着迷，什么都要看，连电视机的测试图也不放过。那时我父母对社会没什么质疑，基本上是随大流。
在艾尔比奥学院，我很卖力地为巴里·戈德华特工作。大学第一年我读了他的《一个保守派的良心》这本书。他对政治有精辟的见解，是我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我被深深吸引了，而如今我认识到那就是自由意志论。他针对个人主动性、国家不干预公民生活的讨论在我看来很有道理。我投入了青年保守派的政治活动中。
我记得我曾经作为校报编辑上电视说了些支持战争的话。北方的入侵必须制止。我只是装腔作势地嘴上说说而已。1965年我去西北大学的梅迪尔新闻学院念书，思想发生了重大觉醒。
在芝加哥，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的差异性究竟有多大。我记得有一次自己搭高架铁路从埃文斯顿到芝加哥大学。那真是对地球人口情况的一次取样。在埃文斯顿上车的女士们穿着毛皮大衣拿着手包，在靠近北方地区上车的是阿巴拉契亚山民，接下来是西班牙裔和大混居商业区，之后黑人就越来越多了。这和我之前想象的社会有很大不同。芝加哥是我的革命。它撼动了我那颗天真脑袋里的许多想法。
首先，我意识到越南是个问题，其次，我发觉保守哲学经常用来证明一些可怕的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合理性。新闻学院是现实的，要求以严峻的目光审视一切。我开始了批判性阅读，尤其针对越南战争和种族问题。我还为此给父亲写信，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
他没有立刻赞同我的观点。他保持沉默。尽管我一直把他视为一个极为明智之人，他却总把自己看得很低。我特别希望他能和我分享那些激动人心的思想。他越是读我推荐给他的东西，对萨吉诺城的看法就越严峻。
他早就知道我们这里的黑人人口数是州里第三多的。但在我看来，他们就像阿富汗人一样遥远而陌生。这座城市被河流一分为二，所有的黑人在一边，所有的白人在另一边。黑人居住的岸边长着奇怪的丛林。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不记得报纸上写过黑人的事情。我父亲长久以来对这些事视而不见，可现在他却关心市内的种族主义，开始写关于民权的文章了。他也写反对越南战争的文章。我们父子俩产生了一种真正的亲密，甚至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
有位编辑曾经是我父亲的盟友，他转去了另一家报社。替换他的新编辑开始大力删改我父亲的文章，对他文章中有关战争和种族问题的观点大加质疑。我父亲在各个方面得罪了他们，最后他们告诉他，他不能再代表报纸写社论专栏了，他可以去其他版面以自己的名义开专栏。这让他极其难受。他一直相信报纸与开化的公众一起努力，是可以改变社会局势的。他对民主体制抱有信心，但他不了解这座城市的权力架构，甚至连他这家报社的权力架构都不了解。
和我祖父一样，他一直为能代表报纸发声感到非常骄傲。他真的另开专栏，写了一篇针对漏洞百出的开放住房法令的文章。第二天那位编辑说：“我们办报纸不是为了取笑官员的。你去编辑部吧。”也就是说，他不能再为那家报纸写文章了。
他五十七岁了，已经在那家报纸工作了三十年。所以他拒绝汇报工作。就像是静坐罢工。他在家待了一个月。他最终是否辞职，我无从了解。他没拿到遣散费，没拿到退休金，什么都没有。他最后去了《托莱多刀锋报》当社论撰稿人之一。就算如此，那里还是让他失望了，因为那份报纸支持尼克松的政策，越来越保守了。现在他已经不写文章了，为自己的整个经历感到愤懑。
显然，他本可以服从上级的指令，写点轻松简单的专栏。但这不符合我们的家族传统。我家有一种强烈的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气质。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喜欢写社论，像个主教般自命不凡的原因所在。卫理公会没有主教，但他们也有很好的社论作家。而且我家还有一种我愿意称之为殉道者气质的东西存在。
我在尝试着保留我认为值得延续的家族传统，但我想摆脱那种致命的、殉道者式的个性。我从来不想像我父亲一样对权力那般天真。
1969年夏天，我加入了《国会时报》。我进入了行业工会，很快又当选了官员。在这一行里我唯一听到的议论工会的话就是：五点之后新闻不会停止，你不能打卡下班。真正的专业人士不考虑时间问题。
1970年到1977年我在那里工作。1972年，一些老员工退休后我当上了新闻编辑。在那段时间负责头版是很好玩的。我们经历了尼克松的时代和水门事件。那份报纸一直有着活跃、好斗的坏脾气，观点总是与众不同。那是全国第一份支持吉恩·麦卡锡【233】的报纸。当时在那里工作是很愉快的。从技术上看，我仍在为他们工作，只不过现在在罢工。
那份报纸仍归一个独立经营的家族所有，不过是作为一个联合大企业的弱小姊妹分支而存在。真正控制它的是艾奥瓦州达文波特的一家企业。他们试图大量解雇印刷工人、切断工资以击垮工会时，我们举行了所谓的罢工。
我们的罢工报纸《麦迪逊报业同人》是由职工所有、职工掌控的。我们相信，经营任何企业的最佳办法就是让人们自己掌握权力。人人都说这份报纸六星期内就得完蛋。一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做。我认为是我父亲和祖父身上的那种固执在坚持着。我唯一一次感到害怕是我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太固执了，而非收到搜查证的时候。我不在乎明年自己是否还是编辑，经历这一切就够好玩的了。我知道自己对权力的态度已经比我祖父和父亲现实得多。
我不能理解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国会时报》的年轻人。《华盛顿邮报》派人来审查这些人，看看他们支持工人运动的程度，以及他们是否会跨越罢工纠察线去工作。
这些年轻人开车越过纠察线时，我们有过正面交锋。我们对他们很好奇。他们是怎样一种人呢？我们曾经坐下来交谈过。他们说：“好吧，你看上去又讨人喜欢又聪明，我也是这种人。你有你的观点，我也有我的观点。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呢？”我说：“尽管我同意你讨人喜欢又聪明，但你别忘了，我希望你明天就丢掉这份工作，我希望你离开那家工厂。你改变了力量的平衡，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他们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不关乎政治，只是职业上的晋升。”我说，“如果你是煤矿上破坏罢工的人，你会对煤矿安全有什么影响？”他们看不出其中的联系。好吧，他们应该读读《麦迪逊报业同人》报。（笑）
他们只是野心勃勃的人而已。美国一直盛产野心勃勃之人。我从未真正当过他们中的一员。像我父亲一样，我相信善有善报。那些年轻人对此毫不在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工作。让我恼火的是，他们怎么能去一家自由派报纸工作，以进步记者自居？如果他们自己都参与了社会中不公正的事，又怎能看到社会的不公正呢？
为我们的罢工报纸工作的年轻人又如何呢？那些工贼都是一味追求名利的野心家。（笑）他们不是为钱来的。我们也没钱可给。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接触一下某种新闻理想。
如今我们可能拥有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众。我们拥有解决大量难题的技术能力，不仅是我们自己的难题，还包括世界性的难题。但我仍然担心，这几乎是个初期的法西斯时代。太多人的生活中没有争论，没有思想，没有信念。差不多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一种柔性暴政正在向我们逼近。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工人而战，我没机会去过我想要的那种生活：生活在巴赫变奏曲、钢琴、竖琴和拨弦古钢琴的世界中。我喜欢演奏这些。（叹息）但外面有广阔的世界……我想我们会再次看到直接的行动。我不确定究竟是谁去做。工厂和车间里的活动已经沉寂了太久。人们也许都被收买了。我不知道。这是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仍旧对做试验很感兴趣，只要哪里还有燃烧的火苗，我就愿意去把它搜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