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帕尔默
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两个男孩分别十岁和八岁，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她二十七岁，没有结婚。
“小女孩应该这样或那样。可谁也没告诉我要怎样做一个女人，或一个人——或者说怎么成才。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怎么做自己。”
她坐在汽车后排座位上，说话如连珠炮一般。我们正在离开她坐落在明尼苏达州东北部、人口约两千五百人的故乡，前往埃维列斯机场，然后去德卢斯。
“我祖父是从爱尔兰来的，我祖母家则是挪威人。她十六岁就嫁给他了，他是个木工。他们在大草原上生下一对双胞胎，都死掉了。方圆几里都没有医疗设施。”
我继父是矿工，在铁矿干活。他和我母亲生了两个孩子。我出生在我母亲的两次婚姻之间。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是她第二任丈夫带过来的。我还有两个姐姐，是她第一任丈夫带来的。我们这八个孩子有四个父亲。
我们到处受排挤，因为我母亲是个酒鬼。在学校我们烦恼不断。你和一个孩子在她家院子里玩得好好的，那孩子的母亲就跑出来大吵大闹，让你滚出去，因为你一无是处，因为你是帕尔默家的孩子。我一直就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十四岁开始和朋友们鬼混，居无定所。后来就搬到我第一个儿子的父亲比尔和他父母家去了。怀上乔伊后，我搬到明尼阿波利斯我姐姐那里。我没嫁给比尔，因为不是我想要的。他父母倒是完全接受我。我照顾他们的孙子，他们跑来看看，喝点酒，挺好的。
比尔的父亲在西宾矿上干活，他母亲是酒馆女招待。我继父在矿上干活，我母亲也是酒馆女招待。挺可怕的吧？我现在就在她做过的同一家酒馆工作。
我在学校里常常跳级，因为我脑袋好使。我天生聪明。这是遗传。我祖母十六岁就当老师了。我母亲十五岁就中学毕业了。天啊，她过去可真聪明。或者说现在也聪明。不过她如今老了。
我总是找个地方待下来，直到那儿的人赶我走。我会悄悄溜进别人家的地下室，直到人家的父母抓住我说“滚出去！”。我太小了，没法装作已满十八岁，所以找不到工作。十四岁那年夏天，我给一个女人看了三个月孩子。那是1964年。信不信由你，我那时对大麻了解不多。我们觉得菲佛啤酒就够了不起的了。（笑）
我十六岁时，带着乔伊住在明尼阿波利斯，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在“白城堡”路边餐厅当服务员。我当过餐厅女招待，当过厨师，当过酒吧伙计。我还在办公室里帮过忙，差点儿就疯了。
这些年来，我只想着把孩子养大、教育他们。我希望给他们一切所需的安定感和教养，让他们好好成长，这样我们才不会走上邪路。如果一个人受不到持续的关心和抚慰，心理就会扭曲。我怀了老大之后的最大目标就是当个好母亲。我希望孩子们就像我自己小时候所盼望的那样长大。
哦，我本希望每天早上起床都有干净衣服穿，饭桌上有吃的。有个为我准备饭的妈妈。我想穿着漂亮的小裙子和鞋子，头发编成小辫子或扎个马尾辫去上学。放学回到家，妈妈正坐在那儿等着我吃午饭，说几句贴心的话。那就是我的美国梦。我以为一般的家庭都像是《反斗小宝贝》【238】电视剧里那样。
小宝贝早上起床，妈妈在家，爸爸上班，家人互相吻别。小宝贝上学，午饭回家吃。妈妈坐着，熬好了汤，还准备了一杯牛奶。爸爸晚上回家，大家都洗得干干净净，一起坐着吃晚饭。每个人都很风趣，关心彼此。我从八岁到十二岁一直在看《反斗小宝贝》。
我希望做心目中的普通妈妈。所以每天打扫房子好多遍，然后找个靠得住的男人，虽然我不想，但似乎应该这么做。我希望组建一个“家庭”。（笑）渐渐地，我发觉一个家庭不是非得像《反斗小宝贝》里那样才算真实。事实上，不像节目里那样才真实呢。
我家不像《反斗小宝贝》。博比和珍妮爱在沙发上乱蹦，要是你经过，有时他们会撞你身上。乔伊爱把自行车、电视机、立体声设备都拆开。有时却不知道怎么装回去。不过，天啊，他知道它们是怎么工作的。博比呢，大家在学校叫他博比·巴巴里诺，因为他挺酷的。这个典故是《欢迎归来，科特先生》里的。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文尼·巴巴里诺。于是现在博比是酷先生了。（笑）
珍妮呢，她有双棕色大眼睛，长长的棕色头发，小脸蛋就像爱神丘比特一样，特别懂怎么招人喜爱。什么事她都知道一点，真的。她六岁了，快满七岁了。她是个爱卖弄风情的小女人。
她常看《查理的天使》【239】这个节目。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其中的人物。我觉得我让她有点不自在，因为我表现得不那么女性化。我觉得珍妮长大了不太想像我一样。她爸爸来看她时说：“你想要件漂亮的小裙子吗？咱们去奶奶家时，她会给你卷头发的。”她也常对她爸爸撒娇。小女孩都爱这样。她在他面前把眼睛往上一翻，他就乖乖带她去买蛋卷冰淇淋了。她从房间里走过去，回过头来扭扭捏捏地看他一眼，他就恨不得把她走过的地板都亲吻一遍。她真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今年夏天孩子们没看成《查理的天使》。我不准他们在家里玩那套操纵人心的把戏。
自从我独立生活以来，我发现我只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别人的事都与我无关。我的孩子们除外，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能为自己负责为止。所以，如果有人再走过来对我说“你妈是个酒鬼”，我得看看他们说话的方式，要么回答“说的对，她就是”，要么走上去给他几个耳光，告诉他少管闲事。
我遇到过很多像我这样没结婚的姑娘。我找到了自我，而且要坚持下去。大约一年前，我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我的大多数朋友都出卖了自己，或是躲了起来。只为了经济上的安全感就找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因为不想有孩子的负担就去堕胎。这样嫁一个人就和卖淫没什么区别啊。因为不想有个孩子在旁边捣乱就做掉这个孩子，完全是不人道的。
我很受不了这一点，因为我自己就是个没人要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自己的位置。我知道如果我再生一个孩子，在家里和我的心中，总会有他的位置的。我会热烈期待并且欢迎那个孩子。
我们领救济金，一个月424美元，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人们常想让我出丑，不管是换食品券时遇到的职员，还是酒吧里的醉鬼。晚上孩子们睡着之后，有时我会出去。我的朋友帮忙照看孩子，我上楼去喝一杯，然后一个醉鬼就过来说：“你们这些领救济金的当妈的都是一路货色，永远喝得醉醺醺的。”我没有隐瞒自己是领救济金的母亲。我什么也不藏起来。我不需要这么做。我领救济金，因为我的孩子需要吃饭，我也要吃饭，就这么简单。领救济金的懒蛋？他们在我背后这么议论，但不敢当面说。
我想尽可能快地摆脱依赖救济金的生活。我对福利制度没什么感激之情，因为他们不是出于内心的善意做这件事的。他们只是被迫才这么做。这是一方面。你走进办公室，他们把你当成个物件似的打量，而不把你看成是人。他们让你坐下。让你坐多久你就得坐多久。他们出去喝咖啡休息了。回来时是那么冷漠和高傲。他们就待在那座陵墓一样的巨大老建筑里。你坐在那儿，听着回音。人们在走廊里经过的脚步声产生了回音。这倒也没什么。
我在学校里学过——霍雷肖·阿尔杰写的东西，对吧？叫人不能懈怠，要刻苦工作。还是小女孩时，老师就教我：“别把泥点弄到身上，脏兮兮的。”我母亲也这么说。（笑）小女孩应该这样或那样。可谁也没告诉我要怎样做一个女人，或一个人——或者说怎么成才。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怎么做自己。我没有需要克服的神经官能症，灵魂深处也没有抹不掉的污点。（笑）
你知道我从五岁起就有的梦想是什么吗？当作家。好笑吧？有时我崩溃了就写诗。我给老师念我写的故事，他们要用录音带录下来，因为我的口齿太伶俐了。八年级时我拿到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我十九岁时拿到了奖学金，在明尼阿波利斯大学念了一年。上大学是因为我拿了奖学金，为什么不去呢？我以为拿到普通教育发展证书的人都有奖学金呢。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成绩好。
我为自己现在的处境和孩子们的成长情况感到满意。我过上了某种稳定的生活，并准备继续向上攀登。哦，我很坚强的，而且聪明。这是真的，我没法否认。
我现在依赖救济金，但我的人格独立。我不需要一个男人来依靠。我的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爸爸。我不想结婚，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向我求过婚。我不觉得他们是我想嫁的人。乔伊的爸爸想娶我，但我们那时都太年轻了，再说我也不喜欢他了。博比的爸爸本来想让我堕胎的，我不同意。然后他又说服我离开这地方，把孩子生下来送人，回来后我们再结婚。我说：“不行，我要按自己的想法办。我要生下孩子，你从我的生活里滚蛋吧。”我告诉珍妮的父亲我怀孕了，他说：“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办，反正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他想让我去纽约或什么地方把这孩子做掉。我叫他走。语气可没这么客气。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但我担心孩子们，我小时候因为我妈而受到的歧视，我怕他们也会经历。但我现在知道我是对的。如果一个孩子有家可归，那么他在街头的遭遇就不会有太大影响了。因为如果他回到家，妈妈说“晚上你想吃蛋糕吗？”，他就知道自己是有家的，会获得力量。妈妈还会说：“别碰我的孩子！”现在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孩子们怎样躲避伤害。
现在我的孩子们都全天上学了，所以我希望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来成长和提高。当然了，我的人生还没达到顶点呢。谁也不会达到顶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