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棒棒”社会的特征透过都市感知的内容和方式已基本得到了整体性呈现。可以看到，“棒棒”们的都市感知中处处体现着乡土性的延续，换言之，“棒棒”社会的独特性突出地表现为乡土性弥散在都市感知和城市融入过程之中，这不仅构成“棒棒”社会结合的独特方式，而且对于研究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层群体研究意义重大。本研究在前面的章节中按照都市感知的线索铺陈了经验的叙述和分析，但还需概括“棒棒”社会的本质特点，并透过具体经验，对导言中提出来的问题予以必要的理论答复。
在结论部分，将首先概括性地总结乡土性在都市感知和城市融入中的表现，揭示中国农民乡土性的延续在都市适应和城市融入中发挥的作用；其次，对“棒棒”都市感知的内容和方式做一归纳，总结都市感知的内在本质特点与都市适应的关系；再次，将讨论保持乡土性的群体如何可以成为反思高度流动的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层社会研究的典型个案，及其对底层社会研究的启发性；最后，尝试将“棒棒”群体研究置于城市区域文化特质研究的视域中来理解。
一、“土气”：乡土性在都市中的延续
重庆“棒棒”是处于从农村到都市的流动过程中的迁徙群体，城乡社会空间转换所带来的新的感知对象，必然引发该群体对都市产生新的认知。通过对“棒棒”面对这些新的感知对象时的感受、理解、评价和选择的考察，研究发现“棒棒”社会乡土性的延续表现在都市感知和都市适应的历时性过程之中，而且在诸如生计方式、社会结合方式、身份归属和情感表达等不同面向的感知形式和适应过程中得到展现。
（一）乡土性的延续之于城市融入
乡土性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乡土性是影响入城动机的重要因素。研究对象进入都市之前获取都市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为亲属和乡邻，获取信息的渠道与乡土社会的人际传媒的可信度有关；传统乡土社会的家庭责任、道德伦常、生育观念等文化观念共同构成了以生存目的为主的入城动机；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和自身条件的制约，他们对于都市的想象主要集中在对谋生挣钱条件的关注上，并未对现代都市的其他吸引力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并没有表现出像其他农民工群体，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那样对身份转化的渴求。
其次，乡土性是造成他们初入都市的不适应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是消解不适应感的有效途径。在“棒棒”入城初期，他们对都市感知刺激物的不自觉选择和反应强度都明显受到乡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影响；城乡景观、社会氛围上的差异是“棒棒”产生都市直感的基础；农村人与都市人在外貌、言谈、行为举止等方面的差异成为他们进行“我群”与“他群”划分的标准；在这一时期，“两头兼顾”的生计方式、对家的责任、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恋在缓解其都市不适应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围绕生计而展开的都市适应过程中，乡土性的延续是该群体都市适应的具体表现，并主要体现在生计方式和社会结合等方面。
“棒棒”生计方式与传统生计的关联主要表现如下：“棒棒”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在生计方式上与传统农业劳作有着相似性；一部分报道人至今坚持“两头兼顾”的生计方式，与土地的联系从未中断；虽然“棒棒”从事体力劳动，但这一行业高度依靠与人“打交道”的能力。“面对面”的服务和现金报酬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使“下力挣钱”得到了保证，而这正满足了农民规避经济风险的诉求；“棒棒”“自由”的生活方式，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无明显区分的特点，使该行业成为最容易与乡村传统劳作和生活方式习性一致的行业；他们对现代制度化管理表现出了抗拒态度，即使忍受羞辱，他们也坚持从事“棒棒”行业的选择。这不但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选择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的因素，这体现了他们对“无为政治”的崇尚，也反映了他们以乡土性应对现代性的努力。
乡土性在社会结合方式上的延续主要表现在以乡土社会中原有关系为纽带方面。他们“一个带一个”的入行方式、生存空间合法性获得的过程、非正式权力的实际运用以及合作的原则，都与血缘和地缘发生着密切联系；这种以“亲戚”间的血缘和“同乡”间的地缘纽带为主的社会结合方式构成了“棒棒”社会内部关系实践的基础；按照以“己”为中心的人伦差序格局形成的“坨”，成为“棒棒”社会的基本单元。这个以关系为纽带，兼具人伦和理性色彩，极具伸缩性的社会关系体，是中国强关系、弱组织社会的典型表现。它虽然也与“棒棒”职业场域紧密相关，但以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为基础，并突出地表现为这些传统资源不仅是一种情感表达，也作为流动过程和生存实践的一种策略而被工具化。
在生计过程中，乡土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平均分配原则、对“无讼”的诉求、类似于熟人社会的信任等都体现了早期传统乡村社会研究中发现的乡土特质。此外，传统乡土社会的长老统治在都市虽发生了变化，但非正式权力的实际运用对于生存空间的获得和对行业内部的秩序维护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棒棒”体现在择业、合作、生存空间的合法性获得，揽活和讨价还价等生计环节中的策略是他们都市生存经验的积累，在都市适应过程中，乡土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为提升都市适应能力的关键。
第四，乡土性在都市适应过程中通过身份意识和身份归宿有力地表达出来，这构成了乡土性在都市适应过程中延续的根源。
“下力”（体力）的劳动方式既增强了“棒棒”的谋生能力，又成为他们都市感知中负面情绪（羞和受辱）的直接来源，并影响着社会对于“棒棒”的身份建构和“棒棒”对身份的自我建构。“棒棒”面对都市的排斥和社会的不平等，其作为农民的身份意识成为产生负面情绪的重要因素。但是，最终帮助他们寻求到心理平衡的却是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其身份归属、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对“棒棒”都市适应发挥着正面促进的作用。他们大多只是将都市视为谋生挣钱的地方，在都市面临羞辱也被认为是“暂时的”，“忍忍就好了”。他们的“根”依然在农村，虽历经困惑，“衣锦荣归”才是目的。
最后，乡土性是都市适应过程中获得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乡土性充分体现在“棒棒”对家、亲情和乡土的依恋上。具体而言，一方面表现在“棒棒”对家的理解、对子女的信念、对健全家庭的珍视、对父母的孝道、对亲情的守护等方面。比如他们延续了传统农民的情感表达方式，这在夫妻情感的表达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与农村的密切联系，充分体现了浓郁的亲情。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对待土地的情感和态度上。“棒棒”既有对土地的“不离不弃”，也有将其视为“退路”的基本态度。亲情、土地、乡村在他们的心中始终是最宁静和终极的情感寄托，构成他们都市生存过程中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撑。入城打工收获的物质基础，成为亲情、乡情、友情得以实现的保证，这是乡土性特质在都市以一种新的方式得到延续的体现。
以上都市适应过程中乡土性的体现，凸现出中国农民的伦常观念、价值取向等文化观念的延续。从入城动机看，在进入城市之前，他们为摆脱无后为大的困境选择入城，反映了传统的生育观念的延续；在打工潮流的驱动下入城，他们身处熟人社会，更在乎乡邻的评价；在对未来的想象和规划中，与家庭观念相关的责任感始终是一条有力的主线；在有关择业的理性考虑中，农民求稳怕变的心态得到体现；在谋生策略方面，“人情”、“面子”、“回报”的意识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延续；“棒棒”社会的结合方式和关系纽带，则体现了人伦差序以一种更为工具化的策略在都市中得到延续；在具体生计过程中，“棒棒”吃苦耐劳的本性在身体的经验中得到表述；在都市交往过程中，他们与市民之间信任感是熟人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延续。以上这些文化观念层面的乡土性与“棒棒”的“骨气”、“忍”的韧性和“根”的意识构成了乡土性在都市得以延续的基础。
本研究揭示了都市底层“棒棒”群体社会结合和行为方式中的乡土性，讨论了其深层次文化观念中农民“根性”的表现。此外，在借助都市感知这一工具考察“棒棒”社会特质的过程中发现，“棒棒”认知都市世界的方式也呈现出与乡土性相关的特征：在入城初期，他们对城乡差异的直觉、对“我群”与“他群”的直觉分类，不仅受到“棒棒”的城市体验和合作的直接刺激，而且受到其入城前在社会关系实践、乡土生活经验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在合作过程中对人与人亲疏差异的直觉，则基于他们在熟人社会中的感悟能力。特别是“棒棒”体现在合作与冲突过程中的直觉判断，进一步证实了伦常和道德观念对“棒棒”社会结合和秩序维护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棒棒”社会乡土性在都市适应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的研究，可以认为“棒棒”社会是带有明显乡土性延续的群体。无论是对“棒棒”社会的生计方式、社会结合方式、身份归属和情感表达，还是内隐的文化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分析，都可见农民的乡土性在都市中得到了延续。乡土性不仅影响着都市感知的方式和内容，伴随都市适应过程，而且直接作用于“棒棒”社会的构成和成员间的关系。因此，乡土性延续的特点，正可以合理解释“棒棒”社会所具有的独特形态。
（二）乡土性的延续之于城乡关系
从“棒棒”社会看，乡土社会的特质在都市得到了延续，并在都市适应的过程中得到了保持。有理由认为，“棒棒”是在接受或排斥都市性的过程中保持或坚守其乡土性的。因此，“棒棒”群体乡土性的延续之表现，并非意味着“棒棒”社会只承载了乡土性，而是反映了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之间的连续状态，或者说是乡土性与都市性共生的状态。由于主题所限，本研究侧重于对乡土性在都市中延续的表现形式的考察，这是容易被城市化研究忽视的一个领域。而对于都市适应研究都会关注到的都市性，本研究没有将其列为重点。根据“棒棒”目前的职业方式，他们能否有机地融入都市，能不能具备都市性，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都市性，这些问题本文都只是浅尝辄止，还需要以后深入讨论。但在都市适应的过程中，“棒棒”作为流动群体，一头是农村，一头是都市，他们在城乡的关系中处于何种状态，是我们思考城乡关系时可以尝试的一个视角。
欧美学者对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城乡关系史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他用西方的标准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了城乡间的密切联系。[2]事实上，城乡二分法主要是基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并不适用以乡土性为整个基层社会特质的中国。在都市社会与俗民社会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雷德菲尔德主张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可以排成一个连续谱。他认为在各种区域社会都混合着城市性要素和农村性要素，按照其中程度的差异，一极是有着许多农村要素的社会，另一极则是具有大量城市要素、城市性很强的城市社会，各种区域社会分别处于这个“城乡连续体”的不同的位置之上。[3]虽然测定农村要素和城市要素的标准还存在局限，但它所提供的文化间的延续关系对本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路易斯·沃斯（Louis Worth）在界定和讨论都市性这一理想模式时，特别指出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个性类型之间发生的并非是“突变、断裂的变化”[4]，而且还强调“都市生活，或构成都市独特生活方式的综合特征……并不仅限于实体和人口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地区”[5]。因此，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精神或生活方式的都市性和乡土性之间的关系绝非断裂的，都市性与乡土性只不过是两种理想化的类型而已，中间还存在一系列的相互关联。
在本研究中，笔者指出像“棒棒”这样的群体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延续了乡土性，“棒棒”社会具有对于乡土文化特质的延续，体现了乡土性与都市性共存的关系。不过，笔者强调的乡土性与都市性共生状态不是空间（农村与都市）意义上的，而是更接近于文化意义上的连续体。由此，乡土性和都市性都不应局限为地理空间或社会空间的范畴，而应被视为一种生活逻辑、文化性格或生活方式。
尽管本研究也发现城乡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城市对待“棒棒”甚至有严重的排斥和歧视现象，但该群体在都市适应过程中的确保持着乡土性这一本质特点，这至少可以说明在中国社会中，乡土性并不会因为都市化的进程而断裂，也确证了乡土性并非总是作为都市性的对立面出现，二者完全可能共生。而“棒棒”群体正好处于乡土性与都市性的连续状态之中。作为传统文化（乡土性）和现代文化（都市性）的沟通者，该群体长期游移于城乡之间，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保持一种非二元的状态，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可以为反思城乡关系的相关理论提供实证。此外，该群体城市融入的特点提醒我们，在推进城乡统筹的过程中，除了考虑户籍、土地等制度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外，还要重视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作用。
二、都市感知：能动性的体验
重庆“棒棒”在城乡置换后的都市空间背景下，必然面对新的感知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棒棒”的都市感知是都市适应过程中的感知，它是都市适应的体验过程，也决定着都市适应中的态度和行为表现，是都市适应在心理和认知上的准备。
（一）都市感知的表现形式与本质特点
本研究提供的经验材料确证了重庆“棒棒”在城乡置换后的都市空间背景下，其都市感知经历了从想象、直感、对生计和行业的感知、身份感知等不断融入都市的不间断过程。
从都市感知的表现方式来看，“棒棒”在都市感知过程中的感受、理解、决策和情感的表述，看似很随意，但却很精彩。精彩，是因为他用感性、直观的话语说出了深刻的道理。“棒棒”群体普遍文化程度很低，他们对城市的认识并非一开始就找到了理性的、逻辑的表现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感知是肤浅的。事实上，他们往往能依靠一种敏锐、一种直观来把握世界的本质。看似直观感受的认识，当它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观念的时候，所表述出来的话语既精彩又准确，这其实就是理性的认识。因此，“棒棒”的都市感知主要是以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本质是理性的。可以说，农民工认知都市的独特性就在于在理性之中渗透着感性，感性中有着深刻的认知。
从对都市感知的过程分析中，我们可以理解都市感知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都市想象是对作为“他者”的都市的空间想象，这个阶段的感受虽然以感性为主，但为理性做了准备，是都市感知的预期和铺垫（第二章）；都市直感是指个体在经历从乡村到都市的空间置换后，凭直觉和经验所获得的感知。不过，当“棒棒”以直觉方式感知都市时，并非只停留在对陌生都市的感性认识上，他们对都市想“介入”，但还未“介入”的状态，为后面的决策做了感性的调查，是整个都市感知的基础（第三章）；紧扣“挣钱”为主的行业感知，“棒棒”有对生计方式的认识、理解和评判，有对社会内部结构如“坨”这样的特定社会空间的感知，而且在择业和生计策略上还表现出鲜明的能动性，这些都是都市感知的重要表现形式（第四、五、六章）；特别是他们表现在身份感知上的心态，回到了“棒棒”对身份、地位的反思这一命题上。在社会观念的影响下（第一章），“棒棒”的身份感知构成了该群体都市感知中最为突出的特殊性（第七章）；在都市感知过程中的情感表述同样是基于“棒棒”对身份的感知而不自觉地寻求寄托和依恋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有关身份认同、身份归属和身份向往的情感表述上（第八章）。
显然，都市想象与直感、生计感知、身份感知等构成了都市感知的表现形式。需要说明的是，都市想象有广义和狭义的用法。狭义的用法特指“未入城”、受到了吸引“想入城”的阶段，关注的是想象如何产生，侧重于考察信息源。把都市想象放在“棒棒”都市感知的历时性过程的最前面，是为了突出入城前农民工的主体感受和想象，是一种有距离的感知，有别于都市适应过程实践中的感受和认知。通过都市想象的感知性表述来考察“棒棒”入城的动机，但这并不意味着都市想象只囿于入城前的地理空间所限，它其实弥散在农民工融入（身份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等）城市之前的整个过程之中。同时，我们无法排除农民有过多次入城或入城打工的经历的可能性，此处的界定只是为了明晰想象在整个都市实践和感知过程中的位置，突出都市作为“他者”的典型性。事实上，都市想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绝不只发生在入城之前，只要这个“他者”还存在，想象就不会停息。对都市“他者化”的程度越高，想象就越模糊、越感性；都市融入程度越高，对都市的想象就越清晰、越理性。与都市想象一样，感知的其他表现形式也并非局限于时间或阶段性的限制，而是在整体上体现了从都市直感、都市觉知到都市认知的三个层次。
从都市感知的层次来看，都市感知的这三个层次体现了从感性到理性认识逐步深入的认知过程。虽然为了分析方便，本研究从理论上对都市感知进行了分层，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不可割裂的，只是侧重不同。比如都市直感层次的感性成分较多，理性成分较弱；都市认知层次理性成分较多，但也有感性成分。本文虽以“棒棒”表述所构造的历时性过程为主线，但“棒棒”研究的经验资料表明，都市直感、都市觉知、都市认知并不是彼此代替的关系。比如都市直感虽以直感为主，但并非没有觉知和认知的成分。“棒棒”都市生活的每一环节都产生都市感知，隐含着都市适应的每一步都有感性和理性认知，在整体上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入的过程。
如此看来，“棒棒”进入都市虽然是在感受一个陌生的社会空间，而且表现认识和情感的方式也极为感性，但“棒棒”入城决策、从业选择、生计策略、身份归属等决策和判断都具有高度的理性。即使是通过美好的想象、温存的感情来抚慰心灵，决定最终判断和选择的还是理性的支撑。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感和觉知为认知作铺垫，二是认知有赖于直感和觉知的支撑。因此，“棒棒”都市感知的关键是理性决策。
本研究反复强调的理性主要指反思性的评价，是与感受、感觉等感性认识方式相对应。此处的理性不是经济学以个体“最大利益化”为目的的动机，而与人类学的“有用性”相关。[6]在一定意义上，反思性评价的标准即是根据“有用性”而判断的。有学者认为：“需要和利益总是被文化界定的，因此要将这样的概念应用于一个独特的社会，我们必须参与解释学的研究，以此来揭示地方的需求标准是什么。”[7]按此理解，理性包括了经济、政治、传统、伦理、道德和情感等成分。在这背后是人类广义的价值（经济的、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有用性）及其价值体系，人类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对目的本身进行判断和取舍。这个价值取向不一定是个人主义的，也不一定是经济的，可能是社会的、精神的。因此，“人并不是完全由因果关系决定的系统，而是基于需要、愿望、信念、规范、价值观和世界观而采用行动的。”[8]而对需要、愿望、信念、规范、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理解、判决和决策就可以理解为理性的认知。由此可见，感知的过程负载着文化价值观，而以价值、信念为核心的观念文化又在塑造感知、判断和抉择的过程。在本研究中，乡土性对都市感知的塑造过程也确证了以上分析。
（二）理性与城市融入的能动性
“棒棒”并不是因为向往都市的生活、寻求在都市的归属而入城，他们在入城前和入城初期，适应都市、融入都市的意识并不明显。但即使只为多挣点钱回农村，也不可避免地对他们提升在都市的谋生能力提出了要求。事实上，他们理性地认识到要在都市生存，就需要增强谋生能力，适应“棒棒”行业所需要劳动力的需求，成为受欢迎的都市底层劳动力提供者。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与都市人接触，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采取适应性的策略以增强谋生能力。
在入城初期，“棒棒”有意识地规避麻烦和寻求心灵抚慰是能动性的表现；“棒棒”对该职业特点的理性认知、在入行时借助血缘地缘等传统资源的流动策略、谋生合作过程中的工具理性的体现以及生计过程中的增收策略和技巧，都是“棒棒”有策略的选择性行为，体现的是基于对都市的理性认识和评价上的能动性；特别是在身份感知上表现出来的心理平衡机制和情感依托凸显了都市认知的理性认知和适应过程中的能动性。
在从直感到觉知到认知的模式中，都市感知中的理性支撑作用与都市适应中“棒棒”高度的能动性相关。以理性为支撑的都市认知是都市感知的关键，同样也是都市适应的关键。因此，都市感知在认知过程中所经历的从直感、到觉知、到认知的过程，可以与入城动机、逐步适应、适应性策略的都市适应过程密切关联，而在这个适应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是“棒棒”作为“他者”在融入都市化过程中的都市感知的特点。
从都市感知的不同面向来看都市适应，可见都市与“棒棒”一直彼此作为“他者”而存在。从都市感知看都市适应，就是从都市感知来看适应过程中“他者”角色的独特意义，而这在身份感知的内容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年龄等条件的局限，他们清楚地将都市定位为谋生的场所、挣钱的机会，而不是将都市视为最终的归属。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信念，即为子女、为改善家庭生活而千方百计多赚钱。这是理性支撑为主的动机。虽深感入城从事体力劳动身份卑微，他们还是毅然坚持，因为在他们看来，“卑微”较之改善家庭生活的美好现实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这里有理性的支撑，虽然也不排除情感的因素。其实，他们对子女、父母的情感，也主要是以家庭的责任为主的理性认知为基础。因此，他们“牺牲”自己，忍受“暂时”的羞辱，是基于对家庭的情感，也是基于生存和身份归属的理性支持。所以，“棒棒”虽位于底层，但并非“被动”的底层。在与都市这个“他者”互动的过程中，在漫漫的都市适应之路上，他们始终以能动性的姿态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三、“动”：流动的底层社会
本项城市融入研究是都市化背景下的底层群体研究，由于以乡土性为特色的底层群体具有能动性的特点，这个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层群体的案例引发的是对传统底层研究的反思。
（一）都市化过程中的底层
历史地看，底层社会研究经历了“从结构解释转向文化解释”[9]的过程。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底层”概念强调“底层”被排斥、被剥离特征，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特征，因此，“底层”是结构性的宏观概念。[10]而在人类学著作中，印度社会的“阶序人”、中国传统社会的“下九流”主要为文化视角下的“底层”，其身份地位与生俱来，具有血缘或职业的延续性，且与传统制度文化和观念对该群体的束缚有关。比如印度种姓制度下的底层与血缘继承性紧密相连[11]；传统贱民研究中的疍民，虽然其作为水上居民的活动区域是流动的，但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由血缘而世代继承[12]；同样，世仆、堕民等底层社会与主流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的不同，他们对于大户人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身份的代际延续性；[13]乐户、天桥艺人、杂技艺人、剃头匠等贱业与主流社会的区隔在于职业身份的差异，而且这些“下九流”的职业也具有明显的代际延续性；[14]此外，乞丐、性工作者的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存在巨大分歧。[15]由此看来，传统底层社会是按照血缘、职业来划分的，且具有世代延续性，少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换言之，人类学脉络中的传统底层社会具有代际延续的特征，这样的底层社会缺乏流动的渠道，可谓“静止”的底层。显然，无论在哪种解释框架下，传统的底层似乎没有选择性和能动性，这样的“底层”呈现相对“静止”的形态。
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层社会，却可能呈现出与传统底层社会不同的特征。城市是在不断吸纳外来移民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城市底层的内涵和范畴的演变也与移民现象密不可分，如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中的黑人区、唐人街、犹太区、小西西里、拉丁区等外来人口社区。甚至可以说，贫民窟是都市劳动力的蓄水池，在一定意义上是都市发展的活力来源。现在在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有关贫民窟的研究方兴未艾。考虑到贫民窟的主体为从农村进入都市的农民，他们能否适应都市，不仅关系到都市的发展，而且涉及底层社会的面貌问题。因此，农民“流动”的原因、规律、策略以及流动过程中的状况等研究构成了迁徙研究关注的主要领域。这些研究本身也说明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层社会具有明显的“流动”的内涵。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从社会学分层理论的视野下来看，还是从社会延续的文化特性来看，重庆“棒棒”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社会底层。这个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层社会，其特性在于：一方面，在乡土和都市空间转换之前，他们在当地社会并非位于底层；另一方面，对于保持着乡土性的“棒棒”群体而言，乡土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身份和情感的归属；此外，他们具有较强能动性的适应能力为这个底层社会的未来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
像“棒棒”这样带有明显乡土性延续表现的都市底层，其流动性更为明显，因为他们不仅有向上流动的可能，还有回归乡土的退路。土地制度是导致当代的农民工与中国早期城市研究的流民和游民差异性的根本原因。[16]那时，农民没有土地使用权，流入城市的贫民没有回农村的退路。而现在，制度性支撑使像“棒棒”这样的都市底层群体退回农村成为可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乡土性是他们在都市适应过程中能动性策略的基础，是获得身份归属、情感支撑和心理抚慰的坚忍力量。这样一个“有根”的、有文化人格和精神支撑的都市底层人群，较之其他社会底层群体，必然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本研究描述了“棒棒”对生活的满足感和苦乐交织的生存现状。如何保护和尊重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层群体固有文化观念中的价值取向和人伦道德，帮助他们重归或获得身份的归属感和情感的支撑，是都市底层群体研究的现实关怀的出发点，并可以为思考重庆“棒棒”这样的农民工群体未来的走向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二）底层的行动者与实践者立场
“棒棒”社会研究所揭示的都市感知中的理性决策成分、都市适应中的能动性表现以及底层的“动”的特征都反映出底层在生存实践中不仅是社会文化的遵循者，而且还在这一过程中重构着规则和结构。
在传统的底层社会研究中，研究对象往往被定位为被动的角色，研究的重点或是社会分层中的制度背景，或是底层社会本身的社会构成和文化逻辑，少有对实践中人的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践”与“行动者”成为人类学理论界关注的对象。[17]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念、行为规范被放在具体行动和策略中来理解，它不再是一套既定的系统，而是行动者在实践中构建出来的并不断被实践所选择和重构的行为。
“棒棒”研究展示了他们在观念、规范的制约下，利用资源和策略在生存实践中对规范和结构进行重构的过程。进而言之，底层的“动”的特征并不仅仅适用于都市化过程中的群体，在一定意义上，“动”也可以成为研究其他底层社会的角度。而感知研究则可以打破“被动的”底层群体的形象基调，转向从行动者实践的立场来关注行动者本身，考察他们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存策略及其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文化逻辑的感知、选择和重构。
事实上，“棒棒”社会的运行与血缘、地缘或业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与历史上以血缘、地缘或职业区隔为显著特征的“底层”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都市化的“流动”性凸显了处于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棒棒”群体的能动性。除非站在实践者立场上，否则我们的眼中只有结构性的“屏障”和文化的“桎梏”，以及受制于这些力量的被动的底层。因此，“棒棒”这个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层群体的案例不仅应引发我们对传统底层研究的反思，而且对于思考作为实践的文化也应具有启发意义。
四、“棒棒”与重庆区域文化特质
“棒棒”成为重庆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是因为市民需要“棒棒”所提供的劳务，而且缘于都市对“棒棒”更为广泛的接受。目前，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工作，主要是由政府来推动。但是在重庆，“棒棒”在总体上得到了市民的接受和认同。该群体同时具有都市性和乡土性，其都市性意味着他们在适应都市，也意味着都市在适应他们。不过，一般研究常关注具有乡土性的群体如何适应都市的过程，而没有看到都市如何包容乡土性的过程。本研究主要从主位视角展开的研究，虽对市民对“棒棒”的态度有过关注，但也并不充分。不过，就目前的研究发现而言，重庆和重庆人对“棒棒”的包容还是极为明显的。
由此，把“棒棒”研究放在一个更大的视域中来看，虽然“棒棒”所保持的乡土性构成了都市异质性的一部分，但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为什么能够接纳这么一群富有乡土性的人群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延续乡土性的群体如此大规模地存在于重庆，大概与重庆的区域文化特质有关。这至少可以从下面两方面理解：其一，这个社会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可能与重庆传统的码头文化有关；其二，重庆成为直辖市后，拥有广大的农村，较之其他大都市，重庆这个城市本身的乡土特质可能更明显。由于论文主题所限，有关重庆城市文化研究无法展开，还需要通过大量更深入的研究来探讨。
在重庆，“棒棒”虽然社会地位很低，但又与其他社会底层群体不一样。他们吃苦耐劳，特别是其勤劳自立的精神，得到了重庆市民的认同，甚至成为重庆的非正式名片。[18]事实上，在重庆的多重城市形象中，重庆“棒棒”的形象总是挥之不去，因此，有政府官员、学者和市民甚至将重庆“棒棒”誉为重庆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19]
有关城市史和城市文化的研究，将城市的文化特质作为解读区域社会的一个视角。比如海派文化所孕育的“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展现了上海区域社会文化的特质；[20]比如茶馆就是成都区域社会的特质的具象化，是成都文化独特性的表现。[21]重庆城市精神“登高涉远，负重自强”[22]中就有重庆“棒棒”的身影，这体现了重庆人对与“棒棒”精神密切联系的吃苦耐劳等共同价值的认同。对“棒棒”社会的研究，将为重庆区域文化特质研究提供一个较新的视角，并为进一步反思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研究，较为全面地深化重庆城市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德］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85—97页。
[3]Redfield, Rotert，Tepoztlan―A Mexican Village―A Study of Folk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
[4]［美］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赵宝海等译，载孙逊等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4页。
[5]［美］路易斯·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赵宝海等译，载孙逊等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7页。
[6]有关价值的论述参见［英］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自由与文明》，张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第84—92页。
[7]［美］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293页。
[8]［美］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296页。
[9]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53页。
[10]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9页；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第2、20—21、24页； 李强，《第七章 社会分层》，载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11页； 何平，《透视中国的弱势群体》，《科学咨询》，2002年第9期，第21页。
[11]［法］杜蒙，《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12]疍民研究可参见陈序经，《疍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伍锐麟，《粤海虞衡卌一秋：伍锐麟调查报告集》，何国强编，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
[13]世仆、堕民相关研究参见黄淑娉、龚佩华，《广东世仆制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俞婉君，《绍兴堕民服役权“门眷”的田野调查》，《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6期，第79—83页。
[14]贱业研究参见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乔健编，《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传统与现代》，台北：立绪文化，2007。
[15]相关研究参见何肇发，《广州市乞丐的个案研究》，《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1期，第131—150页； 于秀，《中国乞丐调查》，北京：中国工商联出版社，1999； ［德］罗兰德·吉特勒，《维也纳红灯区：社会学调查》，邓仁娥、李士成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16]参见池子华，《中国近代的流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17]Ortner, Sherry，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In Nicholas B. Dirks, Geoff Eley, and Sherry B. Ortner（eds.），Culture/power/history：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388. 李霞，《依附者还是构建者？—关于妇女亲属关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第82—87页。
[18]在2009年中国重庆城市形象代言人评选活动中，市民票选结果显示重庆“棒棒”群体入围前50强。
[19]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城市航标：重庆城市精神探寻》，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10。
[20]熊月之主编，《海纳百川：上海城市精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1]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2]田野期间走访过重庆市委宣传部有关政府官员。根据他们提供的有关重庆精神确立过程的相关细节，可以明显看到“棒棒”是作为重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的。当时，“登高涉远，负重自强”是否确立为重庆精神的标准表述，还在征求意见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