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
您好！
来信收到。我最近正与别人合作写一部电影剧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计，电影剧本的稿费要比小说和散文高得多。写电影，基本上是奉命之作，要根据导演和电影市场的要求去写。写完一稿了，导演不满意，还要再写一稿，很累，以至血压也高上去。所以，眼下我有点不敢接受您的约稿。我想，就在这封信中，谈谈我何以特别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吧。
其实，法国当代文学我读得很少，杜拉斯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我也只读过几篇。所以我不如明智些，把话题限制得尽量小：单就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和杜拉斯的《情人》说说我的感受。
我曾对搞比较文学的朋友说过：为什么不在中国的《红楼梦》与法国的《去年在马里昂巴》之间做些文章呢？这两部作品的形式殊异，但其意旨却有大同。《红楼梦》是中国小说最传统的写法，曹雪芹生于二百多年前；《去年在马里昂巴》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罗伯－格里耶活在当代。但这并不妨碍我从中看到，两部作品或两位作家的意趣有着极为相似的由来与投奔。罗伯－格里耶在他这部作品的导言中写道：“在这个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天地里，人和物好像都是某种魔力的受害者，就好像在梦中被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所驱使，企图改变一下这种驾驭和设法逃跑都是枉费心机的。”又写道：“她（女主角A）好像接受成为陌生人（男主角X）所期待的人，跟他一起出走，去寻找某种东西，某种尚无名状的东西，某种别有天地的东西：爱情，诗境，自由……或许死亡……”我感到，这也正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要说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听到他这样说。
那个陌生男子X，走过漫无尽头的长廊，走进那座豪华、雕琢、一无生气的旅馆，正像那块“通灵宝玉”的误入红尘。那旅馆和荣、宁二府一样，里面的人百无聊赖、拘谨呆板、矫揉造作，仿佛都被现实社会的种种规矩（魔法）摄去了灵魂，或者他们的灵魂不得不藏在考究的衣服和矫饰的表情后面，在那儿昏迷着，奄奄一息，无可救药。唯有一个女人非同一般（《去》中的A和《红》中的林黛玉），这女人便是生命的梦想之体现，在这死气沉沉的世界里，唯有梦想能够救我们出去。这梦想就是爱，久远的爱的盟约，未来的自由投奔。爱情是什么？就是自由的心魂渴望一同抵抗“现世魔法”的伤害和杀戮。因这“现世魔法”的统治，人类一直陷于灵魂的战争，这战争不是以剑与血的方式，而是以对自由心魂的窒息、麻醉和扼杀为要点。在这样的现世中，在那个凄凉的旅馆和荣、宁二府里，一个鲜活的欲望需要另一个不甘就死的生命的应答，这时候，爱情与自由是同义的，唤醒久远的爱的盟约便是摆脱魔法一同去走向自由；如果现实难逃，就让艺术来引领我们走进那亘古的梦想。我终于明白，这两部出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其大同就在于对这梦想的痴迷，对这梦想被残杀的现实背景的关注，对这梦想能力的许之为美。这梦想的所指，虽是一片未知、虚幻、空白，但正因如此才是人性无限升华的可能之域。这永难劫灭的梦想，正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根。这根，不因国度的不同而不同，不因时间的迁移而迁移，因为人与物、与机器人的根本区别，我想，就在于此。
我记得在罗伯－格里耶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过，《去年在马里昂巴》中的某些情景，源于他早年的梦境。我来不及去查找他是在哪篇文章中这样说过的了，我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这样说过，也许那只是我看了这部作品后所得的印象，以致我竟觉得那也是我有过的梦境。这可能是因为，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比如还有《嫉妒》）的写景写物里，都含着梦似的期待。罗伯－格里耶的“物”主义，确实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摆脱了人的主观构想、主观色彩，达到了纯客观的真实。他之所以这样希望，我想，他是要说：必须摆脱那些固有的、僵死的、屈从于习惯的对存在的观念，从那里走出来，重新看看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看看你心魂的无限领域吧。所以他笔下的真实都是“不确定的真实”。
真实不单是现实，真实还是梦想。比如黑夜，弥漫于半个地球的纷纭梦境，会随着白昼的来临便化为乌有吗？不，它们会继续漂流进白天，参与进现实。比如白天，谁能根据一个人目前的作为，而肯定地推断出他下一步的行动呢？那么你还能认定一群去上班的人只是一群去上班的人吗？不，每一个人都是一团不可预测的梦想，他不是一颗逻辑中的棋子，他是一个难于琢磨的下棋的人。比如记忆，你所有的记忆都是发生过的现实吗？不，那里面肯定有从未发生过的梦。但是，说梦是没有发生的，显然荒谬。梦已经发生，如同现实一样地发生了，并且成为我们真实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人与电脑的根本区别，在于电脑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创造，显然，梦想甚至是我们生命的主要特征了。
罗伯－格里耶的写作不是写实，甚至也未必是写梦，他的写作在我看来，是要呼唤人们的梦想和对梦想的痴迷与爱戴。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处处留有未知、虚幻和空白，使我们得以由此无限地展开梦想，即展开我们的生命。生命恰恰是由梦想展开的，试想减去梦想，人还能剩下什么？罗伯－格里耶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总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角度，让我们走进若实若幻的画面、声音或处境中去，见此形而生他意，得其意而忘其形，恍然记起生命悠久的源头，恍然望见生命不尽的去处。这正是让我读之而痴迷的原因吧。
在疯狂的物欲和僵死的规矩，像“魔法”一样使人丧失灵性的时代，梦想尤为珍贵，写作者要记住它，要崇尚它，跟随它。
在我们满心的爱情被“魔法”震慑、性爱被它劫掠去越来越广泛地变成商品、文学经常地沦为艺妓表演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听见杜拉斯《情人》中的那种独自诉说！我们需要她的声音，那种语气，那种不加雕饰的款款而谈，沉重而又轻灵地把我们牵回梦想。有时我觉得，《去年在马里昂巴》的空白处，所埋藏的，就是这个《情人》的故事。如果一个人，历经沧桑，终于摆脱了“现世魔法”的震慑，复归了人的灵性，他的文章就会洗去繁缛的技巧，而有了杜拉斯式的声音。真诚的、毫不规避地诉说，使你既在现在，也在过去和未来，在“情人”年青的裸体上，在“情人”衰老的面容里，在“情人”已经飘逝的心魂中。那时已不需要任何技巧、规则、方法，你是在对自己说，对上帝说，对生命和死亡说。“魔法”被宽广和朗的秋天吓跑了，你一生的梦想自由地东来西往，那是上帝给你的方式，不需要智力的摆弄，而随意成诗，成为最好的音乐。我非常喜爱《情人》，但似乎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议论。自从我看到了《情人》的那一天起，在我的写作路途上的每一步，那样的境界都是我向往的。但我办不到。我想，这也许不是能够学到的，模仿也许会更糟。也许，需要年龄把时间的距离拉得更长些，更长些，才可能走进它。也许我在那“魔法”中还没有走够，还没有走完，所以还不可能走出去。但我似乎已经看见了，文学应该走去的方向，就是在现世的空白处，在时尚所不屑的领域，在那儿，在梦想里，自由地诉说。
我不想谈论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我只想说文学是一样的，有着一样的并且亘古不变的根。
安妮：此信如果您认为可以用，就请删去首、尾算做一篇文章吧。
加利玛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作品，我自然是非常高兴和感谢的。您所选定的篇目，我也觉得很恰当。多谢。
今年为写那个剧本，花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其他东西写得很少。明年万万不能这样干了。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4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