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张彻
第一次遇到张彻，他已经四十出头。但还是很愤怒，不满目前的工作，对电影抱着自己一套的理想。
跟他一起来富都酒店找我的是罗烈和午马。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傍着张彻吃吃喝喝。
张彻大谈中国电影为什么不能起飞，什么时候才和好莱坞作品争一长短。身高六尺的他，穿着窄筒的裤子，留着一撮钩状的短发挂在前额，不断地用手指整理。
乘他走开时，罗烈偷偷告诉我：“他原本是徐增宏的副导演，也写剧本。后来自己拍了一部，公司很不满意，说要烧掉。”
徐增宏，绰号毛毛，摄影师出身的天之骄子导演。太年轻出道，喜欢骂工作人员，据午马说张彻给他骂得最厉害了。
当年我被邵逸夫先生派去东京，当邵氏驻日本经理。半工读，负责购买日本片在东南亚放映的工作。香港没有彩色冲印，拍完后送到东洋视像所。拷贝送去之前由我检查，所以也看了所有的邵氏出品。
后来看到张彻的《独臂刀》，实在是令我耳目一新，拍出了他谈过的真实感和阳刚之气。
尽管他已成为很有势力的所谓“百万导演”。我人在日本，不知他的威风。当公司说他要来拍《金燕子》这部戏的外景，我负责制作。重逢时还是当普通同事看待，平起平坐，公事公办。
研究完剧本后，我们在一家日本寿司店的柜台坐下。张彻不停地用他的打火机“叮”的一声打火抽烟，又不停地用钢笔做笔记。还有最奇怪的是他不停地玩弄露在西装外的袖口。我对他那些怪动作不以为意，到最后他忍不住了问：“你没注意到打火机、钢笔和袖口扣是一套的吗？”
在拍摄现场，张彻大骂人，骂得很凶。对副导演、道具和服装，一不称心即刻破口大骂。张彻似乎在徐增宏身上学到的是骂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总要保持一份互相的尊敬，但张彻绝不同意。每一个人都不同，只有由他去了。
当年张彻的片子，除了武打，还带一份诗意。在《金燕子》中，他自己写字（他的书法不错），把字放大在片厂的白色墙壁上，再由一身白衣的男主角王羽慢动作走向镜头。我很欣赏这场戏。但是午马说大陆片《林冲夜奔》也出现过，我没看过那部电影，不知道张彻是否抄袭别人的。
金燕子这个角色是承继了胡金铨拍的《大醉侠》中的女捕快，由郑佩佩扮演。她当年也是邵氏的大牌，公司让她来东京学舞蹈，由我照顾她的起居。佩佩早闻张彻一向喜欢男性为主的电影，肯不肯接她的戏还是一个问题。张彻来到日本之后，花了整个晚上说服她才是真正的女主角。不过，当片子拍出来之后，戏还是放在王羽身上。
当大家工作一天辛苦之后，都跳进旅馆的大池子泡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从来没有看过张彻出现。房间没浴室，也不见他三更半夜偷偷跑出来冲凉。一连两个礼拜，谣言就四起了。日本职员纷纷议论：“导演是不是Okama？”
Okama，日语屁精的意思。
到底是不是呢？张彻从来没有和女主角闹过绯闻，后来也娶了梁丽嫦为妻。在当年呼风唤雨的地位上，张彻要利用权威搞同性恋的话，机会大把。
不，我并不认为张彻有断臂之癖。
张彻的同性恋是属于精神上的，有点像《死在威尼斯》的音乐家暗恋美少年的味道。他一向欣赏男人的肌肤筋骨，大多数片子的男主角在决斗之前总是脱光上身，打杀至血淋淋为止。
就算是对长得极美貌的傅声，张彻也只像小狗一样摸摸他的头，从来不见他有任何“越轨”的行动。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很了解张彻的人，毕竟，我们共事了二十年。
王羽离去之后，张彻培养了第二代的姜大卫和狄龙。他们翅膀丰满后张彻又把陈观泰捧为银星，第四代的又有傅声，第五代是一群台湾来的新人。
暴力在张彻的电影占据重要的位置，《马永贞》最具代表性。陈观泰光着身子和拿着小斧头的歹徒对斩，血液四溅。道具血浆是日本方面进口的，一加仑一加仑用塑料罐空运而来。日本血浆最好用，可浓可稀。又可以装进一个避孕套中放进口里，被对方重拳击中胸口，演员用牙咬破套子，由口喷出。而且道具血浆主要原料为蜜糖，吞下肚也是美味。
血还满足不了张彻。坏人的武器叫道具设计成铁钩，要把肠也挖出来才算过瘾。
当年电检处高官拉彭和我们关系良好，他的思想又开放，张彻怎么搞都不皱一下眉头。但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就没那么客气，张彻的片子送检总有问题。发行工作由我哥哥蔡丹负责，他在片子上映前总得四处奔跑才获通过。
星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邵氏公司再三要求张彻不要拍得那么血腥。但张彻一意孤行，照拍他的破肚子、挖血肠的结局。
张彻在高峰期一口气同时拍四五部电影。
邵氏的十四个摄影棚他要占七八个，让他一天可以拍两三组戏。但从第二棚到第五六棚他都不肯走路过去。
住的是影棚附近的宿舍，一下楼就坐上车子，拍完戏坐车回来。他和董千里、杨彦歧，三人一起和邵逸夫先生开会，订出制作大计。
因为他导演的每一部戏都赚钱，多多益善，三人献计创造出“联合导演”的方案：张彻挂名，由桂治洪、孙仲、鲍学礼等年轻一辈导演去拍。张彻只看毛片，决定戏的好坏，是否要重拍等等。后来演变为监制制度和执行导演的制度，影响至今。
年轻导演总有点理想，希望在片中加点艺术性或探讨社会性的东西进去。商业路线就走歪了，变得不卖座。张彻绝对不允许这些行为，又开始大骂人。我亲眼看到一些已经三十多岁的导演被张彻骂得淌出眼泪来，深感同情，对张彻甚不以为然。发誓有一天和他碰上一定和他大打出手。张彻从不运动，打不过我的。
但是我们之间好像没有冲突过。他一有空就跑到我的办公室，聊聊文学和书法，喝杯茶。偶尔也约金庸先生和倪匡兄一起去吃上海菜。这期间倪匡兄为他写的剧本最多，大家坐下来闲谈一会儿主意就出来了。倪匡兄照样说：“好，一个星期内交货。”其实他三天就写好，放在抽屉中再过四天后等人来拿。
剧本是手抄后用炭纸油印出来装订的。张彻在等摄影组打光的时候用笔在动作和对白之间画线，分出镜头来。夏天炎热，整个片厂只有李翰祥和他有一台移动冷气机，由这个角落搬到那个角落，只在分镜头时张彻没有开口骂人。
一九七四年他在香港感到了制作上的限制，向邵逸夫先生提出组织自己的公司“长弓”。带了一大队人去台湾拍戏，资金由邵氏出，张彻自负盈亏，但票房收益可以分红。
这是张彻兵团走下坡的开始。在合湾的制作并不理想，两年后就结束了长弓公司，欠下邵氏巨额的债务。
换作别人，一走了之。但是张彻遵守合约，用导演费来付清欠款，一共要为邵氏拍二十几部戏抵还。每天再由片场回到宿舍，从宿舍到片场，一个摄影棚到另一个摄影棚，剧本上的镜头分了又分。
因为他完全不走动，骨头退化，腰逐渐弯了。有一天从楼上走到车子，司机等了好久从倒后镜中也不见人。打开门去看，才知道张彻倒在地下，动也不动。
病过之后，他照样每天拍戏。闲时又来我的办公室喝茶，向我说：“人在不如意时可以自修。”
我在张彻鼓励之下做很多与电影无关的学问，但张彻本人能劝人自己却停留着。动作片的潮流更换了又更换，李小龙的魄力、成龙的喜感、周润发的枪战等等，张彻的动作还是京剧北派式的打斗，一拳一脚。
合约满了后，张彻到大陆去拍戏，带动了早期内地的武打片，至今的许多电视动作片集中还能看到他的影子。
从电影赚到的钱，张彻完全投资回去。有过光辉的人，不肯退出舞台。我曾经写过，张彻像他戏中的英雄，站在那里被人射了一身的箭还是屹立不倒。
我在嘉禾的那段日子，和张彻的联络没中断过。出来吃饭时他的听觉已经丧失，眼又不大看到东西，互相的对话有困难就用传真书信。张彻的身体不行但思想还是那么灵活，传真机中不停地打印出他种种的要求。
也曾经帮他卖过一些小地方的版权。张彻在大陆拍的戏我没有力量为他在香港发行。
老态愈来愈严重的他实际年纪并不比李翰祥大。李翰祥在晚年还是大鱼大肉到处跑的时候，张彻已经连门口也不踏出一步了。
二〇〇二年四月，香港电影金像奖发出“终身成就奖”给他时看到他的照片，已觉惨不忍睹。英雄，是的，不许见白头。
我一方面很惦记他，一方面希望他早点离去。
不能够平息心中的内疚，我只有怨毒地想：“当年那么爱骂人，罪有应得！”
但是，这是多么可怜的想法。
张彻终于在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逝世。后事由邵氏和他的太太及一班契仔处理。邵逸夫爵士对这位老臣子不薄，一直让他住在宿舍里头。
书至此，半夜三点，旧金山中午十二点。打电话给倪匡兄，他也看到了报纸。
“临走之前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我说。
倪匡兄大笑四声：“人老了，头脑清醒身体不动有什么用？不如老年痴呆症，身体还好头脑不行。像个小孩或像老顽童那才好。张彻这个老朋友，也认识了四十多年，早点走好过赖在那里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