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之前，我们通信最密，一个星期总有一两封家书。老人家有个好习惯——见字即覆。我亦学习。
另外是好友曾希邦，也不断书信来往。尤其是我拜冯康侯先生为师时，每上一课必将心得以毛笔记录。一面练字，一面讨论书法和篆刻。希邦兄天生急性子，等不及邮差送信。近年来已改为传真对谈。
下来便是为我作插图的苏美璐了。自从她和爱尔兰籍的先生搬回英国去住，我们的沟通也全靠传真。大部分时间，我的稿交得慢。周刊排好了字再传真过去，她已来不及作画。后来她要求我每次写完即刻传真给她。我怕字迹潦草，她说不要紧，只好硬着头皮照办。她画好速递寄回。传稿之余，总另页写些近况。书信来往密度增加，亦是乐事。
我的英文姓氏，以新加坡的乡下拼音写成Chua。洋人念不惯。苏美璐的先生干脆把我叫为BoBo，取自《暴暴茶》。
苏美璐在伦敦举行的画展中，我的新书封面绘画占了一角。作品画总要个标题，她先生为我乱安了BoBo做这个、BoBo做那个的。来看画的出版商问苏美璐说：“这个BoBo是什么怪物？”
她向出版商简单地把我介绍，有些还说有可能以英文出书呢。但是这当然是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
谈到出书，日本版的翻译倒是落实了，已经上市。我一直向日本人打笑说：“借用你们篡改教科书的老话，这是进出呀，进出呀！”
还有台湾的远流出版社也将我的书重新编辑，一口气出了十本。称为某某人作品集，算是客气。要是命名某某全集，那就是在咒我种番薯去也。
封面仍旧采用苏美璐的画。为了此事我到过台湾，与远流出版社商讨内容的选择和发行的问题。飞回香港前在中正机场等候，见有数家书店，逛了一逛。
店铺不大，所有的书都像图书馆一样直竖于架子上。想起台湾的其它书店，也很少有将书放于平台的习惯。
书背脊上写着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全部资料要挤进这条狭窄的空间。结果三者都看不清楚。
如果我的书要和它们排在一起，有谁知道？况且我在台湾还是新人一个。
“当”的一声，头上闪亮了一盏灯。
什么都玩了，为什么不玩书脊？
既然有十本，怎能不在书背上下工夫？
书脊是整本书中最受忽略的地方，与它的重要性根本不成正比。目前外国的绘画书和旅游书在书脊上偶尔见到些图片，那是因为书本身很厚，才有空间去玩。一般中文版小说或论著的书脊设计皆无创意，只要略有不同便能突出。
即刻传真给苏美璐，请她在书脊上作画。要求每一幅看起来能够独立，但是集合在一块儿又变成另一张横画的构图。
苏美璐马上会意。完成的作品是在艳红的夕阳之下，一只只的红鹤。有些金鸡独立，有些展翼欲起。背景远处更有无数往东飞翔的鹤群，形态安详优美。深合我意，不禁大喜。出版之后，我的书摆进书架时一看便认得出。要是卖得好，陆续再出，数十本并在一起，将成为清明上河图一般的画意，伸展连绵。
近视眼的读者，由老远也看得清楚吧。
要在众多的台湾作者之中争它一席，唯有做此下策招来看官，也不怕给人笑话！说什么都好，总之有得玩就是。书是自己的，可以胡作非为。一乐也。
玩过书脊，余兴未尽。再在商品上动脑筋，赚日本人的钱。
大阪将有一个食品博览会，以香港馆为主。已邀请镛记、陈东记和糖朝参加，由我带队出发。大会供应了我一个摊位，届时可以把香港的东西拿去卖，估计有三百万人前来。产品太多，眼花缭乱，必须归纳于一系列。日本人极爱《生死恋》这部电影，他处译为《爱情至上》，日本名为《慕情》。在戏院映了又映，电视上也播过无数次。
一提起《慕情》，日本人必与香港牵连在一起。记得在东京影展之中，凡是得奖的片子皆奏该国的国歌。一到港产片获奖，日本乐队不懂得奏《天佑女皇》，就弹起Love Is A Many Splendored Thing来。
因涉及版权问题，不能用威廉·荷顿和珍妮花·钟丝的海报或剧照，我请苏美璐作画。她寄过来的是一对男女拥抱着，在山顶遥望四十二年前的维多利亚海峡，充满诗情画意，如一股新鲜空气。以此为商品设计，又出发去日本。
友人利雅博在伦敦购一新居，要求苏美璐为他作画挂于墙上。我把她的联络处给了他，他们两人见面。返港后我问利雅博对苏美璐本人的印象如何，利兄回答：“正如你形容，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