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成为陌生人》第五章 临床诊断：所有测试均为阴性

2001年秋，父亲遭遇了一次突发性的健康危机，那是我第一次被迫面对会失去他的可能。

他先是连续一周多胃部不太舒服，然后又接连几天排不出大便。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正确处理，对于他这种年龄的人来说，此类胃肠病也可能致死。其他常见的致命原因，还有尿路感染、吞咽和呼吸困难。因此，及时发现这些危险的早期预警信号，就是最重要的事。

但疗养院负责照顾病人的那位医生（他似乎很少直接接触病人，正如露辛达曾私下向我透露的那样，他甚至不怎么在疗养院出现）要么没有及时发现父亲的情况，要么就是即便有所耳闻，也没有要求护理人员对此采取任何措施。无论出于上述哪种原因，总之值班人员既没有调整父亲的饮食，也没有在他情况恶化前进行常规灌肠治疗。结果，父亲的大肠便渐渐出现了堵塞。

那一周，我在西雅图和洛杉矶；露辛达和孩子们在亚利桑那州度假；亚历杭德罗也不在；西尔维娅则因一个亲戚的葬礼忙得不可开交。代替他们的那位新护工要么经验不足，要么就是没意识到自己有权干涉此事。

当医生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却采取了一项极端危险的处理方式：往父亲直肠内强行插入一根软管，并尽可能地推进到结肠处。

据临时帮忙的那个人描述，父亲“疼得放声大叫”，但负责插管的那个人却依然继续把管子往里推。应该为之后行为负责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我始终没有找到。但很显然，父亲的这段痛苦经历不仅让他昏迷了过去，插入的管子还有可能对他的结肠内壁造成了复合性损伤。

“他们那次检查用的工具，”后来，一位医生向我解释道，“不仅长达12~16英寸，也要足够坚韧，才能径直穿透或避开已经像石头一样硬的大便进入结肠，所以会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应该被避免的。

“训练有素的医生早已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教导学生用手挖出大便，这样才不会给病人带来结肠穿孔和血液感染的风险。

“无论如何，”他说，“只要仔细监控病人情况，都不至于走到如此地步。尤其是对你父亲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坦白地说，他遭遇此事，简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

这一切发生时，我正在从洛杉矶返回的飞机上。飞机刚一降落，我就发现手机上有个西尔维娅打来的紧急电话，让我尽快联系疗养院。打通疗养院电话后，护士站的一个人告诉我，她相信我父亲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剑桥的奥本山医院。

抵达医院后，有人告诉我他已经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确认了我的身份后，一名护士将我带到父亲身边。

我从未见过那般模样的父亲。他虽然睁着眼，脸色却极其苍白。我俯身凑到他近旁，在他耳边说话。他抬头看着我，似乎想努力回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名住院医生将我拉到一边，让我做好最坏的准备，我踏上医院阳台，琢磨着要不要给母亲打个电话。我知道，要是父亲真的无法生还，她一定会想见见他；但如果没这个必要，我实在不想吓坏她。于是，我转而联系露辛达，却没有成功。当时，我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除此之外，我不是待在重症监护室，就是在旁边的候诊室。午夜后不久，我被告知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不会再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我决定将他转到麻省总医院。不过现在想来，几乎可以肯定，当时已经完全没必要转院。我想，我只是简单地以为，父亲在麻省总医院待了那么长时间，对他来说，那里肯定是最好最安全的康复之地。

不到一周，他的情况就恢复到了医生口中的“基线”标准。这个用来描述他当前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术语，是相对他之前病危状况而言的。那时，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要让他继续留在疗养院。

鉴于这明显是那名医务主任[1]玩忽职守的结果，这便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与西尔维娅和亚历杭德罗讨论过之后，我决定最好不再寻找新的疗养院，而是将父亲送回那个他已经熟悉的地方。我知道，如今已经回来的露辛达，一定会比平时更加仔细地照顾他。我也知道，她给予他的陪伴，在别的机构中是找不到的。因为其他任何机构的员工，都无法像她一样，既熟知父亲的过去，又能基于对父亲个性的了解为他提供精神上的刺激。

总之，我认为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不过，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慢慢改变父亲的生活环境还是有可能的。

几周后的一天下午，我打开了几个封好的大板条箱。这些箱子是大约12年前父亲坚持送到我家里来的。直到此时，我才觉得有必要看看这些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刚刚目睹他经历的这场危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无论那些包裹里尘封着什么样的记忆，我都想好好地了解一番。

我打开的第一个板条箱中，有一批他在医学院和之后几年内的备忘录、笔记本、病历记录和报告。在这些东西里，有一张用便宜画框装裱起来的医学毕业文凭，显示父亲毕业于1934年6月21日。箱子里还有一张装裱起来的证书，是他在麻省总医院的实习证明。该证明宣称，截至1936年1月31日，他已经忠诚地在麻省总医院东方医疗所担任了19个月的医生。这张证书下是一叠用粗橡皮筋捆在一起的文件夹，里面装着父亲1936—1938年先后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即如今的马萨诸塞州心理卫生院）和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菲普斯诊所担任住院实习医生时写下的文件和病历。

虽然我阅读他手写的这些文件有点困难，但其中一份文件的题目是“丘脑综合征一例，治疗方法：囊肿切除术”。该文件的第一部分是父亲写下的病历，详细描述了那位病人的情况：“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因为病人声称有突发和自发性疼痛”以及“院方希望找出该病人痛感的真实程度”，她已被医院收治。

父亲写道，这位病人是“异卵双胞胎中的第二个孩子”，在“众多操作和仪器帮助下”，才通过“横位难产”诞生。出生后，“又经历了诸多困难，并延误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正常呼吸……1900年，5岁的她被送往波士顿儿童医院接受检查，查出左侧身体出现多处挛缩，所以由此接受了数次姑息性手术治疗。从7岁起，她便开始出现惊厥性发作，而且这种发作通常都出现在夜间……

“对颅侧神经的检查”结果显示：“她左侧鼻孔嗅觉极差，不是只能闻到一点气味，就是完全闻不到任何气味。左眼的视力也非常差……左脸有萎缩和轻瘫（即局部麻痹症）症状……左耳的听力在持续减弱。舌头左侧的味觉不仅没有右侧灵敏，有时还会完全丧失。左侧身体的感觉也明显异常。即便产生一点感觉，也必定是不愉快的感觉，偶尔还会出现痛感……刺激性强烈和刺激性不强烈的物体作用在她身上，似乎都不会产生任何差别……她感觉不出温暖物体的热度，但碰到冰块，她却会发出尖叫声，称感到自己正被某物‘灼烧’。”

父亲总结道，该病人感觉到的疼痛绝非幻觉。两周后，他负责扫描的EEG[2]让他相信，这个女人的右脑有一处囊肿。他叫来咨询的那位资深医生也相信，“几乎可以肯定，病根来自新生儿产伤……多次讨论后，他们决定为她实施手术，并立刻获得了病人的同意……”

父亲写到，事实证明，那次手术非常成功。（“切除那处囊肿后……病人再未感觉不适，病情也没再发作过。”）不过他也注意到一些副作用，在谈及术后更乐观的结果时，他还附上了几条证明：“一个人对手术的狂热”应该“受制于”上述理由。

这份材料和文件夹里的其他病历为何会让我如此着迷？我想，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能跟着它们，详细地一次性回顾父亲在我诞生前5个月里、数百小时内的工作情况。在那几百个小时里，他不仅逐渐培养出一名临床医生的自信，还养成了谨慎和自我批评的品质。后两种品质为他赢得了那些他视为导师的老医生们的尊敬。比如，我发现他划掉了很多语句。很显然，他一定觉得他的诊查结果不足以支持那些语句。还有一件事也是显而易见的：他非常喜欢自己的病人——“友好而为人和善……是个非常有趣且十分健谈的人……她喜欢与人聊天”。他写下了很多类似赞扬病人优秀品质的笔记。只要认为某位病人具备此类品质，他就会在个案研究中记录下来，以备多年以后翻查。

我还看到一组让我更感兴趣的文件，那是父亲对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30位病人诊疗后留下的一份长病例总结。之后的第二年，父亲仍然待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并借助一项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有幸得到瑞士裔精神病学家阿道夫·迈耶医生的指导。父亲和他共事期间，迈耶医生是美国当时精神病学领域的开创性人物之一。（医学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让美国精神病学脱离“故步自封”状态，真正进入世界医疗学术圈的，就是迈耶医生。）

在这些总结中，我发现三张图表。父亲把这三张图表分别贴在三个大纸板上。每个纸板都有三英尺高，宽度则比三英尺还要宽。显然，他把这三张纸板都贴到了办公室墙上，以便随时追踪这些病人的情况。对每份病历的描述，他都按顺序分成以下8个类别：“症状”、“体检结果”、“情况”因素、“条件”因素、“个性”、“遗传性”、“疗法”和“疗效与追踪情况”。不仅图表上的每一项都写满了字，空白处也被他尽可能多地写上了各种细节。

其中有份看似稍微简单点的病例，该病例记载了一个18岁女性患者的情况。“草率的婚姻、未婚先孕、难产”，抱怨“喉头有噎塞感……不得不大口喘气，手部有麻痹感，似乎随时都要昏倒”，因此非常恐慌。在“体检结果”那一栏下，父亲这样写道：“病人身体虚弱（即体力不足），体重偏轻；脉搏110；反射测试结果呈阳性（++）；血压125/60；脑电图测试结果为阴性。”“疗法”一栏下写着：“已向病人解释体检结果均为阴性。此外，也与这位女病人坦率地讨论了可能出现的致病原因。显然，唯恐再次怀孕导致了她的焦虑。开避孕隔膜。”而“疗效与追踪情况”一栏下则写着：“使用避孕隔膜后，不再出现麻痹感、噎塞感和恐惧感。自此以后，也不再出现昏厥现象……如今，她与丈夫相处得非常愉快。”

还有一个病例，记录的是一位刚刚失业的27岁男子。“病人恐慌症发作，怕死、心悸、双臂有刺痛感、有强烈的排便感、严重漏汗。”失业后，“病人还对性产生了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虽然与深爱的女子住在佛罗里达州，却害怕染上淋病。因此，他强烈地希望逃离，‘抽身而退，摆脱这段感情’”。“疗法”一栏下这样写道：“和这位病人详细讨论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从病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疗效与追踪情况”一栏下写道：“大有改善；症状已经大大减轻。”数月后的第二次追踪情况为：“佛罗里达州的那段感情进展良好，有望在一年内步入婚姻殿堂……”

还有一个明显更复杂的病例。一名43岁、“在马尼拉做生意的”男人觉得“喉头发紧”“死亡逼近”，并“从1928年起便开始焦虑”。父亲邀请迈耶医生共同替他诊治。

“病人向迈耶医生描述焦虑的症状：‘那感觉仿佛从高楼坠落，十分恐怖，完全是种无计可施的感觉！你知道，自己完蛋了，只能等待触地的那一刻！’”接下来，父亲又继续记录道，“该病人由患有癔病的姨妈带大……童年时经常看医生，有多年臆想症病史。同时，病人一直有阉割恐惧症症状……”在“遗传性”那一栏下，父亲写道：“叔叔自杀身亡。父亲酗酒。母亲极不负责、喜爱奢华，最终抛下孩子，与另一个男人私奔了。病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还有个姐姐，人很漂亮，生活却很奢侈，结过三次婚……”看起来，这位病人痊愈之前，父亲的实习似乎就结束了。他笔记的最后一行是另一个医生的名字。或许，接手照顾这位病人的也是一名实习医生。

后来，我把这些文件带给波士顿的一名精神科医生看。他说，因为我们最近在脑生理学方面取得的一些突破，从极少的几个方面来说，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临床报告中强调的重点和使用的语言已经过时。他也指出，这些图表中的条目都极有历史意义，因为它们忠实地反映了迈耶广为人知的整体理论和“情景与社会因素在疾病成因”中的体现，以及童年创伤不完全，甚至并不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据他观察，被“弗洛伊德理论蒙蔽了双眼”的“顽固又武断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往往会忽视这些与病根同时存在的因素。

他还说，迈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或许就是他始终坚持十分详细的记录。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精神病机构中，这种做法并不常见。这些图表在我打开的第一个板条箱里已经被折叠了数次，但父亲在准备它们时表现出的勤勉，为他整个职业生涯的病历写作树立起了模范，即事无巨细地记录每一个细节。

那个板条箱里还有很多个人物品和与众不同的珍宝。比如，有父亲曾经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担任住院医生时，他曾经的病人寄来的信件。那位病人康复后写信来表示感谢。而且，那位病人显然相信，相比其他更有经验的上级医生，一个从医学院毕业还不到两年的年轻医生竟创造出“如此奇迹”，完全值得这般褒奖。的确，早在1931年，身为医学院学生的父亲，就已经于夜间在哈佛大学麦克连附属医院兼职。当时，他帮助照看过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女病人。那位病人曾写信问他，如果她与丈夫坐火车到波士顿，他是否有时间替她做一次“复诊”！这封信上有一张生锈的回形针夹着的便条。便条措辞温和，是父亲写的。便条中，父亲向她解释了自己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医生。

在这些东西里，还有一堆看似很不和谐的信件。信件用一根粗线捆得紧紧的，从盖在每个信封一角上那张橙黄色2美分邮票上的邮戳来看，它们都是父亲在麻省总医院实习期间，母亲写给他的。我数了一下，总共51封信。也就是说，两人分开期间，除了有一天寄出两封信以外，其他时候，母亲都是每隔一天寄出一封信。我只打开了其中的三封，感觉自己真像个间谍。这些信件都是那种很柔情、很老派的情书。那些信下面有一本俏皮的爱情诗集，书很薄，作者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这本书到底是父亲送给母亲的，还是母亲送给父亲的，我也说不清。

接下来的几周里，只要有时间，我都会逐一翻看存在我屋里的其他几个箱子。迄今为止，在那些箱子里找到的所有东西中，勾起我最深记忆的是一个黑色的旧医疗包，父亲去医院或疗养院看望病人时总会背上它。一个用了这么多年的包，的确已经出现多处磨损和撕裂的痕迹（提手上的皮革已经剥落，到处都缠着医用胶带），但包仍被那个沉重的金属扣保护得好好的。父亲把它交给我时，用一根金属丝把钥匙挂在了上面。

包里没什么稀奇的东西。我找到一个带紫色可充气箍带的旧血压计。血压计整齐地叠好，放在一个深蓝色的盒子里。此外，包里还有：约12根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木喉棒、一盒邦迪创可贴、无菌纱布、几包酒精纱布、一把带橡胶头的金属反射锤、一把尖端分叉的金属叉（这把叉子长约6英寸，看起来很像音叉。过去，它经常被用来测试病人的听力。使用方式是：首先在离病人耳朵较远处敲击，然后慢慢靠近，直到病人能听见敲击声为止）。包里还有一副非常漂亮的弗莱舍听诊器。父亲放在病人胸膛上的那个金属听诊头背面，刻着制造者的名字——“迪金森”。

我拿起那副听诊器，握在手中，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那时我还小，不过六七岁。一天夜里，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给父亲打电话，说他的一个病人突然发狂，嚷嚷着要自杀。心血来潮之下，父亲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我记得，当时他刚刚到家，正准备吃晚饭。然后，如往常一样，夜里如果有电话找他，妈妈都会先捂住话筒问他：“哈里，你在吗？”父亲则几乎像往常一样，冲她点点头，然后起身去接电话。

片刻后，他的晚饭便被忘到脑后。他拉着我“咚咚咚”地下了楼，钻进车里，让我坐在他旁边。母亲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去。很快，我们便远远地（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已经是段非常遥远的距离）驶入贝尔蒙特，顺着车道，朝医院一路驶去。

我猜，父亲有种虽然特别，却很讨人喜欢的方式来刺激病人与他交谈。起初，他会以一种非正式的友好口吻开始谈话，跟病人开玩笑。即便正陷入悲伤或焦虑情绪中不可自拔，病人们也会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所以，当他拉着他的儿子出现在医院里时，或许任何一个病人或护士都不会感到吃惊。

总之，他要么对病人说“你得先接受检查”，要么说些能产生同样效果的话，比如：“让我的首席助理来帮你。”然后，他把我抱起来，放到床上，将那副听诊器递给我，把黑色的听诊器耳塞塞进我的耳朵，告诉我应该把金属听诊头贴在病人胸膛的哪个位置。和所有似乎被委以重任的孩子一样，那一刻，我听得异常认真，或许还努力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与此同时，父亲则仔细观察病人的手、眼和他脸上的表情。然后，他拿过听诊器，开始替那位男病人做全面检查。我能记得的情景就是这样了。

我之所以这般仔细地盯着那副听诊器看，还如此小心翼翼地将它握在手里，是因为我已经想过很多遍——我想，应该有上千遍——甚至在像精神病医生一样提出探索性问题前，父亲肯定已经遵循曾经受过的医学训练，把那对耳塞塞进耳朵，用心聆听病人的心跳和呼吸。不过，我也想起无数个夜晚，父亲都曾因为像那晚一样频频出现的紧急情况不得不离开餐桌。他是非去不可的，因为在病人闷闷不乐的时候还留在家里，他一定会越来越心神不宁。

当然，接到这种电话时，大多数晚上他都不会心血来潮地决定带上我。他会扔下我们，径直出门而去。如果还没睡熟，我或许能听见他深夜回家，母亲一边替他热晚饭，一边跟他说话的声音。

我知道，在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里，无论是哪种医生，都会为了履行对病人的义务，心甘情愿地打断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许，如今再来追悔那个年代毫无道理，但我依然希望，疗养院的那位医生哪怕还拥有一点点传统的责任心，该有多好！我希望，父亲接下来要依赖的那位老人病科医生也能如此。我觉得，他们从未全心全意地关爱过父亲；或者可以说，他们给予父亲的关爱，连父亲当年付出的一小半都赶不上。曾经的父亲，是多么慷慨无私地关爱信任他的病人啊！

还有一段更久远的回忆。对我而言，虽然那段回忆的个人意义要少一些，我却觉得可以将其作为一扇有趣的窗口，通过它了解半个多世纪前波士顿的精神医学世界。因此，我就把它当作一则旁注，加在我已经见过的那些长故事后吧。

在那几个板条箱里，有一个装了些跟尤金·奥尼尔有关的法律文件。箱子中，我在一个文件夹里发现了几份非同寻常的资料。那些资料记录了父亲与他的一位老友兼同事——精神病学家梅里尔·穆尔[3]——的一段冲突。奥尼尔在成为父亲的病人前，一直与穆尔关系密切。

穆尔不仅是最杰出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也是一个跟戏剧界联系密切的文人。奥尼尔的妻子卡洛塔患病（初步诊断认为，她得的是“癔病”）并被转入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后，他被挑中为她检查。现在我发现，穆尔之所以被留下来，都是因为奥尼尔密友劳伦斯·兰纳的缘故。兰纳既是纽约著名制片人，也是同仁剧院的一名导演。然而，穆尔误诊了，让卡洛塔遭到了极为不公的对待。

多年以后，父亲曾在波士顿哈佛俱乐部向我介绍过穆尔医生。穆尔医生虽然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却也有很多人将其视为一个可爱的怪胎。他写诗，而且只写十四行诗。他显然写了很多（据他所说，至少有几千首），还非常乐意背给朋友和病人们听。有段时间，他总喜欢在兜里装些黄豆种子，然后兴高采烈地分送给别人。有一次，跟父亲握过手后，他说：“哈里，把这些种到你的花园里吧。”接着，他便往父亲掌心放了几粒黄豆种子，父亲则开心地表示感谢。

然而，据父亲所说，穆尔的问题在于，尽管他作为精神病学家的专业水准毋庸置疑，却对卡洛塔的诊断过于敷衍草率，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实：卡洛塔看似罹患精神病的症状，其实她是溴化物服用过量产生的暂时反应。甚至在警觉到她已经溴化物中毒后，他仍拒绝将其作为导致她生病的原因。相反，他坚称她就是得了精神病，并告诉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他打算正式宣布她“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随后，他还建议奥尼尔应该跟妻子永远分开，而且，他似乎还是在替她做检查之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后来，卡洛塔和奥尼尔都因这一错误的干预备受折磨。因为一开始，奥尼尔非常不明智地默许了穆尔的建议，并同意签署由一名纽约的律师出具、有穆尔医生共同签名的“陈情书”，坚称卡洛塔精神失常，无法再打理自己的各项事务。后来，卡洛塔曾反复提起这份著名的“请愿书”，并绝不原谅丈夫的这一“背叛行为”。

此时，穆尔医生已经打算安排卡洛塔接受永久院禁（即“非自愿的入院治疗”）。无论如何，这一在医学上并不合理的结果，都让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们大为震惊。父亲要求介入治疗，正如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工作的数年中替其他病人诊治时一样，从神经学和精神病学角度，为卡洛塔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4]，最终出具了一份诊断书。父亲按照要求做完检查后，认为卡洛塔绝对没有精神失常，因此不应该接受院禁的安排。

消息传到穆尔那后，他做出了完全敌对的反应。“4月的一天，”父亲在一份冗长而详细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我接到梅里尔·穆尔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正和那位剧作家的几个朋友待在纽约。”他没说那几个人是谁，却声称他们都认为卡洛塔和奥尼尔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们的婚姻应该被解除，两人也应该被分别监护起来。就这位剧作家的情况来看，他的各项事务都应该交由纽约那群相信他已经精神失常的人来处理。他们会替他做出各种决定，比如，决定如何使用他那些作品的著作权。

尽管父亲跟穆尔医生私交甚笃，但他在这件事上的行为还是让父亲大为震惊，因为他的表现不仅不专业，从法律层面上，还相当危险。他说，他被迫直接向他发出了挑战。

“我直接说出了下面的话：‘你的病人（指奥尼尔，当时，父亲还没有替他做检查）或许疯了，但我的没疯。这样的计划与我无关。’”然后，他又补充说，他会竭尽全力“阻挠和破坏此事”。见穆尔依旧冥顽不灵，父亲说：“梅里尔·穆尔，你疯了吗？”父亲警告他，他正让自己陷入的这种局面在法律上或许可以称为“犯罪预谋”。父亲写道，穆尔“似乎有些退缩”，因此通话也就此结束了。

之后不久，拉塞尔·克劳斯找到父亲，询问他是否可以去纽约，直接跟奥尼尔谈谈。克劳斯头脑冷静，是戏剧界的大人物，也是奥尼尔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他想竭尽所能，帮助奥尼尔解决穆尔留下的医疗困境和个人误解。在克劳斯先生的要求下，父亲也像对卡洛塔一样，为奥尼尔进行了传统的精神和神经系统检查。

父亲得出结论：虽然奥尼尔的不幸，主要来源于精神因素和因身体衰弱导致的创造力急剧下降，但从任何医学或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显然没疯。他有权自己做决定，即便他做出的决定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意志坚定和保护欲极强的妻子的影响，也不能剥夺他的这项权利。

那次检查过程中，奥尼尔明确表示：如今，他非常后悔在穆尔医生的建议下做出了让步，还说他很想与妻子团聚。之后的事我就不清楚了，因为父亲的笔记并不完整，或者说，也许还有别的记录，但我没有找到。然而，据我推测，奥尼尔一定在与父亲的交谈和对答中找到了某种让他喜欢并信任的东西。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两人仿佛相处得舒适又融洽。但要解释到底是什么促使奥尼尔请求父亲成为他的医生，估计还需要长篇大论、事无巨细地把某些看似费解的事件解释清楚。

在此期间，已于一个月前离开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卡洛塔，在父亲办公室对面一家很不错的小旅馆订了套可以俯瞰河景的套房。奥尼尔在一位护士的陪同下，从纽约抵达后湾站后，父亲前去接站，并把他带到卡洛塔跟前。卡洛塔至少在一开始，还是宽容地原谅了他，待他十分亲切。据父亲说，尽管在多年来的共同生活中，他们会激烈地争吵，但父亲依然相信，归根结底，两人还是完全依赖对方的。

奥尼尔对父亲说，两人共同经历了很多苦难，也从未停止过伤害对方，但他不能没有卡洛塔。他知道，她依然会如他最高产的那几十年里一样，勇猛并忠诚地保护他和他的利益。当然，就他在接受父亲治疗期间的身体状况来看，她的确遵循了父亲的指示，耐心而不懈地保护他，并在认为可能应该表达关心的时候，反复打电话给他。

有时，在奥尼尔的要求下，她也会给父亲打电话，而且通常是在夜里很晚的时候。那时，心情异常沮丧的奥尼尔会告诉她，如果有机会“跟哈里”聊会儿，他肯定会感觉好一些。父亲带着听诊器冲到他那儿去的情景，直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父亲会先快速地检查一番他的生命体征，然后在他上床睡觉之前，留在那儿陪他聊10~15分钟。显然，父亲的陪伴给了他一种安全感，让他更容易入睡。

母亲曾向我解释，父亲并不喜欢在卡洛塔和奥尼尔不和时扮演调解角色。而且，我也描述过他在其他家庭遇到类似困境时表现出的不满。尽管如此，在父亲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诊治和照料过的所有病人，无论是身份显赫的名流，还是赤贫之人，抑或处在中产阶级边缘的人，他都自始至终尽到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不管去哪儿，那个黑色的医疗包都始终陪伴在他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