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成为陌生人》第十章 母亲的指引

从那时候起，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多地陷入一种越来越柔顺、通常昏昏欲睡的状态，看上去就像个困惑的小男孩；而我母亲则变得思想越来越丰满和复杂。

每天晚上，朱莉娅陪母亲的时间常常要多过西尔维娅。通常，朱莉娅一大早就会来到公寓，然后几乎一整天都在照顾我父亲。直到父亲6点上床，母亲才有机会让她喜爱的朱莉娅陪自己说说话。她与朱莉娅共处了这么长时间，我想，一些关于她如何对待朱莉娅的话，如今也该毫无避讳地说出来了。

从朱莉娅答应做我母亲的护工时起，我脑中就一直都有个问题。我母亲会如何对待她呢？在我成长的20世纪40年代，富人区的白人女性大多还是将有色人种妇女视为仆人。通常来说，我大多数朋友的家里都有个替他们打扫屋子、照料孩子的“有色女仆”或“有色丫头”。而且，无论她们多么亲密（我那些朋友的妈妈们似乎总在不停地说她们有多爱家里的女仆，以及多么感谢她们），她们之间的关系显然都是不平等的。

我母亲与朱莉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母亲一直是家里的老板，朱莉娅只是个受雇前来照看她的人而已。但经过这些年，母亲的态度和想法还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例如，我发现，她会慈祥地关爱我在教书期间带去看望她的那些孩子们。民权时代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的父母，我在波士顿直接参与种族对抗的行为，也赢得了母亲的强力支持。当然，父亲也及时表达了支持之意。

不过，朱莉娅并非在我过去教的那些小孩中。对于处在我母亲这个种族和阶级的女人来说，对孩子投入感情当然会容易一些。因此，我对朱莉娅说，无论是遇到母亲习惯性的偏执，还是那些我童年起便存在的种族暗示，她都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别担心，”朱莉娅对我说，“我受得了。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如果真感觉到什么，我一定知道是因为什么。”

但我并不想让她有种被迫“接受”的感觉。因此，朱莉娅跟我说起母亲最后几年，她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以及母亲在朱莉娅特别需要关爱时给予她的安慰和支持，我真有种如释重负之感。

“相对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你母亲有种十分罕见的能力。发现我正经历痛苦时，她都会先抛开自己的事。我丈夫去世时，她特别努力地安慰我，就‘为爱付出的代价’这个话题（这是她反复提及的观点之一）跟我谈了好几个小时。只要需要，我就可以在她面前哭，她则会说，‘把椅子拉过来，坐到我身边。’我要是一直哭个不停，她还会把我搂进怀里。在精神上，她依然那么强大。只要跟她说话，我就会感觉更坚强……

“她要是偶尔伤害了我的感情，也会立刻意识到。她会说，‘对不起，朱莉娅。’我要是去了客厅，她还会叫我，‘朱莉娅，你能回卧室来吗？我需要向你道歉。’”

在这些年里，朱莉娅的一个孙子因心理疾病而突然自杀，或许这是最让她伤心的事。她一直未能从中恢复过来。她说，每次需要释放情绪和心中的那种内疚感时，我母亲就会讲起她认识的某些人，那些人也有挚爱之人选择了自杀。而且，他们也会责备自己没能阻止悲剧发生。

“我无法形容这对我的帮助有多大，”朱莉娅说，“当然，我知道他病了。陷入抑郁后，他就离开了大学。他没法再继续学业，只能退学。我让他回家跟我一起住。

“之后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有所好转。他服了药，看起来也稳定多了。出于某种我也无法理解的原因，他突然决定停药。停药后不久，他就自杀了。尽管根本不知道原因，我还是相当自责。把这件事告诉你母亲后，她虽然无法让我不再痛苦，却帮助我放下了已成执念的内疚感。

“‘朱莉娅，’她说，‘我很理解抑郁。所以，我不能让你认为这是你的错误或责任。’对此，她的态度非常坚定……”

我母亲去世前两年，朱莉娅的母亲就去世了。对她来说，那又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母亲又一次把自己的事放到一边。

“她向我伸出双手，让我坐得近一些。‘朱莉娅，’她说，‘我知道你很孤独，之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非常想念母亲。但我一直在这，随时都能听你诉说。现在，就把我当成你的母亲吧，我会帮你渡过这次难关的。’”

听到朱莉娅提起这些往事，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想，毫不夸张地说，她或许是迄今为止，我母亲最亲密的朋友，也肯定是她最信任的闺蜜。她们之间的忠诚感坚不可摧。

朱莉娅的母亲去世时，我母亲已经100岁了。那年和第二年年初，母亲还是会每天下床到客厅用午餐，有时候也会去那喝茶。通常，她会在餐桌上吃晚饭，然后去我父亲的卧室（有时，她也会隔天晚上去一次），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最后俯身给他一个吻。跟西尔维娅和朱莉娅交谈时，她大多数时候头脑都很清醒。我要是在她脾气暴躁时来访，她就会像往常一样，有些专横而独断地待我。

有一天晚上，她研究了半天我的细条纹衬衫和深蓝色领带后，伸手摸摸布料，说：“我喜欢这件衬衫……希望你再买几件类似的回来。”

另一天晚上，她问我：“你剪头发了吗？”但是，我正在赶截稿日期，直到来见她的头一天，才把已经一个多月没理过的头发剪了。

“别再把头发留得太长，”她对我说，“你留短发看起来更年轻，就保持这个发型吧！”

朱莉娅当时也跟我们在一起，她忍不住笑着说：“考泽尔太太，你真是一直都在给我惊喜呀！”后来，朱莉娅在客厅里说，“你母亲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要是穿了新衣服，她不仅会对此表达喜爱之情，甚至还会问我在哪儿买的，或者花了多少钱！”

那一年，在我的催促下，母亲跟我长谈了很多次，生动而细致地讲述了她的童年、大学时代和与父亲几十年间那些欧洲之旅中的所见所闻。她告诉我，他们刚刚开始横渡大西洋的旅程时，根本没有飞机坐，只能把两人的衣服都打包放进轮船衣箱（这种箱子像衣柜般，装有一格格的抽屉），乘老式汽船出行。她的一个壁橱里至今仍放着一个那样的箱子，上面的标签还有他们所乘船只的名字。

随后的几年中，航空旅行渐渐变成前往欧洲的常规出行方式后，他们还是更愿意选择当时最著名的那几艘客轮出行：“自由”号、“法兰西岛”号、“玛丽王后”号，或一艘名叫“米开朗基罗”号的漂亮意大利客轮。母亲告诉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的医生职业让他们负担得起比过去更昂贵优雅的酒店后，他们也住过罗马的西班牙阶梯酒店、哈斯勒酒店或巴黎的雅典娜广场酒店。

一天晚上，她跟我讲起一个梦。梦中，她坐在雅典娜广场酒店门厅的一张桌子前。

“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正在等你父亲。”

她在梦中不停地考虑各种问题，比如他们应该选哪个房间入住，她把自己的护照放哪儿了，以及父亲被什么事耽搁了。她说，她坐在门厅，整整等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父亲到了，她终于可以起身前往他们的房间。父亲已经为晚餐换上“一身正装”，母亲说，“他还请我帮他调整领带。”接着，两人便下了楼。酒店外，一名法国医生及其妻子正在“一辆看起来有些滑稽的小车”里等着他们。

“那个梦简直太真实了！”她说。在梦中，她还对自己说，“这个梦我以前应该做过……”她问我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

“有过好多次！”我对她说，“我知道自己在做梦，却忍不住老是想‘这地方我以前肯定来过’。”

“对，正是如此！”她说。那个梦中唯一让她不安的部分，就是在门厅等待父亲的那段奇怪经历。

另一个晚上，她跟我说起在多切斯特区的成长经历。那里虽然基本上是个犹太人社区，却离一个住着很多爱尔兰富人的区域很近。

“肯尼迪总统的母亲罗丝·菲茨杰拉德就住在离我们社区仅一英里远的阿什蒙特山。冬天，她会带着她的父亲坐在一辆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里从我们面前经过……

“我刚出生那会儿，家里用的还是煤气灯，我们那条街上装的也是煤气灯。晚上，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会带着一根长竿，把街上的灯一一点亮。”

她说，她还记得装上电灯那会儿，自己有多么激动。

母亲的父亲是名牙医，在她出生那会儿非常忙。从俄国来到美国仅仅两年后，他就于1898年进入了塔夫茨大学。母亲大约从10岁开始便在周六跟着他到学校，帮他打扫办公室。他要是周六也有约诊，她就站在牙科治疗椅旁，替他递需要的工具。

“我们乘电车出行。他的办公室在特里蒙特街，离著名的约旦马什百货商店不远。”

那家商店现在已经关门了，当时却是该城市中心商业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最熟悉的一处地标。

我的外祖父享年92岁，干牙医一直干到80多岁。据我所知，外祖父是个一腔热忱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从没跟我提过他的政治信仰。他喜欢聊他看过的书——大多是英美19世纪的小说。他的书房里有一套皮面的查尔斯·狄更斯小说。我十一二岁时，在他的介绍下，阅读了《皮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和《远大前程》。他允许我把书带回家，利用夏天的夜晚阅读，后来还把整套书都送给了我。

我的外祖母是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她在布达佩斯长大，深受19世纪末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音乐传统熏陶。我记得五六岁时，曾听过奶奶（我叫她“奶奶”）在客厅用钢琴弹奏愉悦的华尔兹和轻快的歌剧舞曲。就是她，决定让我母亲学习小提琴。后来，母亲逐渐爱上了小提琴，还为上大学后放弃学琴的事遗憾不已。

不过，母亲早年浸淫音乐，尤其是室内音乐的经历，为她的婚后生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记得我刚上小学那会儿，家里有台“维克楚拉”留声机，母亲会用这台留声机播放她小时候的音乐。她最爱的一首曲子是罗伯特·舒曼的44号作品——一首浪漫的钢琴五重奏。有时，我跟她坐在厨房时，她便会从头哼起那首曲子。

从拉丁学校毕业后，母亲前往惠顿市，进了一所小型女子学院。那所学院离南波士顿大约一小时车程。她在惠顿市读大一那年，她的父母从多切斯特区搬到时尚郊区布鲁克莱恩。两年后，她弟弟进入哈佛大学。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她弟弟不仅跟我父亲成了同班同学，还非常适时地请我父亲到布鲁克莱恩的家中吃了顿周日晚餐。于是，我的父亲就这样邂逅了我的母亲。

两人在父亲就读法学院期间结了婚。起初，他们并没有公开婚讯，因为外祖母瞧不起父亲的家庭。用她上流社会的视角来看，父亲家不仅比他们家穷困得多，也“粗鄙没教养”得多。因此，这也成了外祖母反对他们结婚的唯一原因。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祖母对这桩婚姻也有所保留。“她担心，我选择如此穷困的时候结婚是否能养活自己。但我告诉她木已成舟，我们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结了婚。”为了安抚祖母的情绪，大家同意在拉比家中再举行一次仪式时，“她便接受了这一切……”

为了让父亲实现与欧金·布洛伊勒的会面[1]，最后，他们的蜜月旅行去了瑞士。那时候，豪华酒店完全在他们的预算之外。

“我们住最便宜的旅馆，花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母亲说，“但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我真为你父亲骄傲！而且，他又是那般英俊！”

她告诉我，在日内瓦，他们会沿着湖边散步很久。

“过去，他经常戴一顶你在老电影中会看见的那种帽子。遇到陌生人从旁经过，他还会掀掀帽檐，向他们致意。”

他们抵达布洛伊勒医生在苏黎世的博格黑兹比疗养院后，“医生把我们带到他家（他家在城外一个美丽的小镇上），坚持留我们跟他及其家人共进晚餐”。

母亲说，因为布洛伊勒医生对父亲的慷慨亲切，比起原计划，他们在苏黎世多待了几天。

“检查病人时，他邀请你父亲跟其他医生一起参与讨论。”

有一次，父亲的心思全放到了那些医学观察上，“布洛伊勒医生就带我到处游玩苏黎世各个社区”。

她说，长日将尽时，“他把我带进一家冰激凌店，给我买了个巧克力冰激凌。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却还是对我那么好！手帕掉到地上，我都还没来得及去捡，他就已经俯身拾起它，递向我手边了”。

得知他们正在度蜜月，布洛伊勒医生还建议了几处他认为瑞士值得一去之地。

“我们去了因特拉肯，乘坐那些小船横渡湖面，还坐了一辆直接开上山的小火车。我们在洛桑待了几天，然后前往巴黎，见到了皮埃尔·雅内！你能想象，这一切让我多么兴奋吗？！”

不过，据我所知，他们的婚姻并非一直这般悠闲安然。或者，换一种说法，尽管成长过程中，我也像很多孩子一样很想相信自己父母的婚姻是完美的，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母亲如此怀旧地谈起在瑞士的那几周生活，但仅仅几个月后，她就用一个从未与人分享过的秘密让我大吃一惊。她说，婚后她曾两次爱上别的男人，第一次是在她30出头、两人结婚仅8年之时，第二次是她40多岁时。

第一个男人名叫贝内迪克特·阿尔珀，是父亲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本[2]是个迷人又帅气的男人，不仅潇洒浪漫，殷实的家境也让他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母亲说，那是辆敞篷车。他开始追求她后，有时会把车让给父亲开。父亲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当住院医生期间，每次一离家就长达6周。于是，母亲就在那段倍感孤寂的日子里与本越走越近。

她坦言，因为知道父亲被共事的“一群漂亮护士”（这是母亲的原话）吸引，所以对她来说，这一切更难接受。母亲怀疑，父亲不仅仅只跟她们调调情而已；后来，母亲也获悉，事实的确不只是调情。

虽然她想让我明白，她和本从未发展到肉体关系，但她留给我的印象却是：即便真发展到那步也没关系。她说，她觉得本估计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对他的吸引力有多大。

第二次，她确确实实地“背叛”（这是母亲自己的用词）了父亲，事态比之前严重得多。

“我出轨了。”

说这句话时，她非但没有一点后悔之意，声音中反而有种吐露隐秘的兴奋感。她没有告诉我那个男人的名字，却特意强调说：尽管有这段风流史和父亲给她带来的苦痛（父亲的风流情事比她频繁得多），她依然一直深爱着父亲，并为他的职业感到无比骄傲。总而言之，她很高兴自己嫁给了他。

这让我忍不住问她，面对自己的背叛，是否会感到内疚？

“一点儿也不！”她说，“他也出轨了，所以我才如法炮制。”

接着，她又习惯性地突然结束了这个话题：“去另一个房间，看看宝贝怎么样了……”

母亲这种直言不讳和尖酸刻薄让我大吃一惊，但那并不是最后一次。12月初的一个晚上，朱莉娅不在，我和西尔维娅坐在母亲床边聊天。母亲看样子又在出神，似乎正在享受她越来越喜欢的某种幻境或白日梦。西尔维娅善于交际，好奇心又强，我的私生活和工作她都知道得不少，而且，她还总是有兴趣再了解一些。

她说，从我的那些书可以看出，我访问各个学校、与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

“你曾向往过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吗？”她问。

母亲尽管看起来一副神游太虚的模样，却并未如我想象的那般完全陷入自己的世界里。西尔维娅刚提出这个跟孩子有关的问题，她就猛地睁大了眼睛。

我犹豫片刻，接着对西尔维娅说：“没有孩子的确是真正令我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

但我也说，处于现在这年纪，我也不大可能再有孩子了。我想，估计就是这句话一下子刺激到了母亲。

“你还是可以有孩子啊！你又不是太老。”

“首先，我们得替他找个妻子。”西尔维娅说。

母亲愤怒地盯着她，没好气地问：“为什么？”

“考泽尔太太！”西尔维娅说，“一个男人要是不想费工夫找个愿意娶的女人，就不能随随便便有孩子。”

“真荒谬！”母亲说，“为什么不能？”

西尔维娅是那种最保守的女人，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女儿和孙女。母亲这番话简直把她吓坏了。

“考泽尔太太！”她重申道，“您都跟您儿子说了些什么啊？”

“那真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事。”母亲说。

我并不认为母亲真的相信自己跟西尔维娅争辩的那些话，但她为了驳西尔维娅的面子脱口而出的那些话，以及虽然姗姗来迟，却终究透露出的风流韵事，也让我见到了母亲在道德独立方面颇为粗俗的一面。

不过，除了像激怒西尔维娅这般意外又有趣的时候，冬末时，母亲发现，自己曾引以为傲的清晰头脑和能精确回忆起往事的能力都急剧衰退了。

“我开始忘事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有时，我能想起某个地方，我甚至能‘看见’它，但就是想不起它的名字。”

“人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我试图安慰她。

接着，心血来潮之下，我问她是否还记得高中时学过的那些拉丁词。她立刻把刚刚才为记忆衰退而沮丧不已的心情忘了个一干二净，抑扬顿挫地念起第一个拉丁语动词的各种动词变位（这也是在拉丁语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学习的第一个动词变位）。

“Amo, Amas, Amat, Amamus, Amatis, Amant…”（该词意为“爱”）

“太棒了！”我说。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学校，而我就是老师。我问她是否还记得任何名词，她马上说出了“puella”（女孩）的单复数形式。或许跟很多学生一样，最初那几周令人胆寒的拉丁语课，给母亲留下了至今都难以消解的恐惧感。

但事实上，母亲对自己能力衰退的评价的确日益明显。到第二年春天，她的胃口也越来越差，连朱莉娅坚持端进她卧室的饭也不吃了。

“考泽尔太太，”朱莉娅会说，“您需要吃点儿东西。”

母亲却对朱莉娅说，“我没必要吃，你不能强迫我，把托盘端走！”

但一小时后，她又可能把她叫进卧室，责备地看着她：“朱莉娅，你没给我晚饭！”

然而，到了5月，即便这种短暂的唱反调行为也越来越少。朱莉娅注意到，她也不再问很多关于父亲的问题。

“有时候，”朱莉娅说，“她似乎忘了他依然在隔壁房间……”

6月的一天晚上，母亲低声跟我说了些什么，但她声音太轻，我一句也听不懂。于是，我凑得更近了些。她说有些事要跟我说，但“不能让别人听到”，我得先去把门关上。

关上门回到她身边坐下后，她说：“我这儿有个钱包，里面有很多钱。”

过去的一年多里，她一直都随身带着个小钱包，通常都藏在毯子下面。她拿出钱包，给我看装在里面的200美元。

“衣柜里还有，就藏在底层抽屉我那些毛衣下面。”

她声音一直很轻。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希望能把这笔钱留给你，这也是我为你妥善保管它的原因。”

我发现，她以为200美元是很大一笔钱。当然，她还是个孩子时，这的确不是笔小数目。我没说任何或许会破坏这种印象的话。

“妈，我现在很好，”我对她说，“但有朝一日我若真的需要，我会记得它放在哪儿的。”

“这是我的钱。我是你妈，我有权利决定把它给谁。”

“我知道，我不会忘的。”我向她保证道。

“过来。”她说。

她吻了我，我也回吻了她后，她说我可以去把门打开了，并说她想“喝点儿茶……或许也可以来点儿干酪”。

我走进另一个房间，和朱莉娅一起，把东西一一摆上托盘：三个杯子（一人一个），外加母亲最爱的卡门贝干酪和爱蒙塔尔干酪。她也很爱喝茶，还总是对朱莉娅说“别太浓”。不过，干酪她几乎一口都不吃。

随着夏季的来临，母亲越来越频繁地支开西尔维娅和朱莉娅。要是只有我在房间里陪她，有时她会努力打起精神来跟我说话，但也没了往日宣布决定和要求时那种颐指气使的派头，而是换了种轻柔得多，也消极得多的口吻。通常，母亲一次也说不了几句话，没过多久，她就开始逐渐跟我道别了。

“我不想吓你，”一天晚上，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但我并不害怕死亡。我离开的时候，希望你能坚强……”

这句话，她并没有说完。

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母亲越来越僵硬的姿势和日益频繁的紧闭双眸都清楚地表示：尽管似乎依然在努力抗拒，但她已经逐渐失去了求生的意志。她也握紧了拳头，却并非父亲那种毫无意识的反射性握法，而是一种准备战斗的态势，就像某个已经做好最后一击准备的人。

她知道，自己不会多么努力地去争取胜利。

即便到了现在，她幼儿时期一些最温馨甜蜜的回忆还是会显现出来。她开始背诵或许是婴儿时期从母亲那学来的一首童谣。

一二

三四

五六七

所有乖孩子

都要到天堂上去

……

起初，她只会念上一两遍；但很快，她就会一口气把这首童谣念上六七遍。渐渐地，它听起来并不像能给她带来抚慰的样子，反而更像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行为。

到了9月，我发现我每次走进房间，她几乎都偏着头，下巴绷得紧紧的，张着嘴，手指虽仍捏成拳头，却不再像准备战斗或抵御什么的样子。如今，她已经很少直接看着我，只有在我探过她的身子时，那双凝望着天花板的眼睛才会撞上我的目光。

到了10月末，她跟我说过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我知道，我得听她的，不能违逆她的意愿。

吞咽困难和胃分泌物或未消化的食物残渣冲入喉管，以及肺部引起的呼吸困难，致使母亲因严重的机能性充血和低烧入院。然而，接受检查后，她的情况又恶化了几分。于是，院方将其送入菲利普病区。住院医生告诉我，抗生素或许能退烧，但呼吸问题就只能靠插管解决，即往胃里插食管和往喉咙里插呼吸管。

“都到这时候了，你应该不想这么对待你母亲吧。”他说。

看着母亲仰面朝天的脸、紧闭的眼睛、张开的嘴和线条坚硬的下巴，我站在她床边，简略地扫了眼一个护士带来让我签字的《放弃抢救书》。签完之后，我留在原地，看着医生完成吗啡注射[3]，朱莉娅也陪我站在床边。

母亲又坚持了几个小时。当第一缕阳光从百叶窗后透进来，我听到她呻吟了一声。我问医生是否需要加大吗啡剂量。一个小时后，他又进来注射了一次。到了最后时刻，一直待在病房里的那名护士离开了。没等我开口要求，朱莉娅也走了出去。我想一个人待在那，给母亲一个最后的拥抱和亲吻。

母亲曾说过，相比葬礼，她更喜欢在墓旁举行一场仪式。最后，聚集到奥本山公墓母亲墓地旁的有：露辛达、朱莉娅和其他帮忙照顾过她的人、我姐姐和她的女儿们、几个亲戚，以及母亲的几位密友。玛莎用一种轻柔而沉思的语调（我想，母亲应该会喜欢这种腔调的）读了《路得记》里的一段话，并说起母亲的性格和她漫长而有趣的一生。在我让一个朋友带来的CD机（激光唱机）上，我们播放了舒曼的钢琴五重奏。这是首令人难以忘怀的大小提琴合奏曲。我知道，如此浪漫的旋律，母亲一定会喜欢。

仪式后，我回到公寓。为了让朱莉娅能出席仪式，西尔维娅留了下来。父亲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脸上还挂着微笑。就算他真的有点儿意识知道母亲再也不在隔壁房间里，他也搞不懂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走进母亲的房间，看着衣柜上的照片。红袜队的运动衫还叠好放在床边的桌上。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那个钱包仍在原处，有一半还藏在毯子下面。去医院时，她忘了将它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