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成为陌生人》第十二章 藏在记忆中的未来

此时，已到我不得不学会放弃抵抗、接受结局的时刻了。

8月的一天，父亲又病倒了，当时我正在芝加哥。朱莉娅告诉他的医生，父亲再次出现尿路感染症状时，医生说她会打电话给公寓对面的药房，开一张新的处方单。后来，朱莉娅告诉我，拿到药并按药瓶上的用量给父亲服下后，奇怪的是，她“突然觉得有些犹豫”。

“起初，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在犹豫。后来，跟西尔维娅说起这事，并告诉了她药名后，她说大约一年前，医生给你父亲开过这种药，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抗药反应。”

西尔维娅确信，他对那种药过敏。当时，西尔维娅把这件事告诉那名医生后，医生便已经指示她，以后不要再用那种药。

“我潜意识中一定对这件事还有些印象，但那时候，一切还是太晚了，我已经让他服了药。”

茱莉娅说，那天傍晚时，他觉得恶心，继而就开始呕吐。

“我没等医生回电话，立刻将他送去了医院。”

午夜后，我乘坐的航班才抵达波士顿。因为忘了在飞机着陆后打开手机，所以直到走进家门（我家在波士顿以北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我才在答录机上听到朱莉娅的留言。她在留言中留下了医院里一名医生的名字和呼机号码。

那名医生很快便有了回复。他再三向我保证，尽管父亲刚刚入院时脉搏“很弱”，但现在已经“非常规律”，体温也很正常。医生说，虽然他的血压还很高，但也已稳定下来。

“我确信，他今晚就会没事的。我要是你，就先睡上一觉。明天下午，我们会告诉你一些检查结果的。”

朱莉娅一直在医院陪着父亲。我给她打电话时，她的口气听起来也比之前留言时放松了很多。

“都这么晚了，我觉得你还是别再开车赶回波士顿。先睡一会儿吧。他的情况要是有任何变化，我会叫醒你的。”

朱莉娅言语中的宽慰之意让我暂时放下心来。但与此同时，我又有种预感：第二天得到的消息不会太乐观。

早上，父亲的情况还很稳定。但刚到下午，我便得知他的情况在迅速恶化。此刻，医生们才确定，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前，他曾经出现过心搏停止现象。

“心搏停止曾导致血液和氧气供应骤停，”一名高级住院医生对我说，“这引起了神经损伤。有些损伤立刻就表现了出来，有些则延迟了。”

他用了一个父亲谈起脑损伤时经常用的术语，“我们知道，他的大脑已经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严重受损。此刻，他又遭到一次伤害。他要是今天不再出现心搏停止现象，神经科团队明天就替他做一次评估脑干功能的检查。”

他说：“最坏的情况，就是大脑负责呼吸的区域失去作用。这是大脑最后放弃的一项功能。但愿我能告诉你……”

但我打断了他，转而询问父亲还能活多久，我应该在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早晨撤掉他的人工呼吸机。

“等我们开始吗啡注射之后吧。鉴于他的情况，应该就是几个小时后的事。”

我告诉他，我会在傍晚之前赶到医院。

效率是一剂方便有效的麻醉剂。花了些时间，我整理出一份需要通知的名单。我把名单交给助手，然后告诉她可以开始着手“安排”了。其实，这件事根本不必由我吩咐，因为她早已准备好一切，但我还是自己又整理了一遍。我尝试着联系姐姐，给她打了几个电话，又在她的手机上留了一条言。她经常出门，所以我想她估计是又不在家。我把几个侄女的电话号码也给了助手，没准儿她们能在傍晚前联系到我姐姐。但事实上，直到那天深夜或第二天清晨，姐姐才得到消息。

接着，我又做了一份清单：父亲出版过的文章；他从医生涯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和里程碑事件；他开始在麻省总医院和波士顿精神病医院学习，接着开始在神经病学领域实习的年份……我着魔般地整理着这份清单。如今，我才开始纳闷儿，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而非立刻跳上车直奔医院？尽管我已经非常确定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保持那般忙碌，或许依然能给我一种一切如故的假象。

也许，我害怕如果整个下午都坐在他床边，想象（我肯定会忍不住这么做）他还会给我回应或我还能期待一些其他迹象，表明他依然还有活力和恢复的可能，我一定会动摇已经下定的决心。因此，在准备好接受父亲的死亡之前，我不想踏进医院。

我走进病房时，西尔维娅正坐在父亲床边。前一晚睡眠不足的朱莉娅，终于在西尔维娅到来后回家休息了。在捍卫父亲生命这方面，只要还能在他身上感受到下列任何令她满意的迹象，西尔维娅就始终都是最骁勇而坚定的战士：好胃口、一星半点幽默的火花、非常精神地反抗她下达的命令，或只是露出一个讨人欢喜的笑容（有时，我甚至觉得，她如此忠诚地照顾他，想要的回报不过是这样一个笑容而已）。然而，此时此刻，只要看一眼西尔维娅的眼睛，一切便已明了。

她眼中写着：接受现实。

医生告诉我，父亲的肾脏已经罢工。

“身体其他大部分器官也已罢工；凝血功能失效。”

医生还说，他的大脑目前已处于“昏迷”状态。

我签署了递到我手中的放弃抢救书。此刻，它已经毫无意义。静脉注射管插上了父亲的手腕。他的脸一片苍白，双目紧闭。我弯腰吻他的脸颊时，他也一动未动。

7点后不久，医生开始给他注射吗啡，并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逐渐加大了剂量。我没叫西尔维娅离开。8点45分左右，医生返回病房，又增加了一点儿吗啡剂量。西尔维娅离开床边，站到窗下。

从那一刻起直到父亲去世，我都一直把耳朵贴在他胸膛上，倾听他节奏和间隔时间都越来越长的呼吸声。差4分钟到9点时，他的呼吸停止了。医生再次进入病房，拿出听诊器，听了听父亲的心跳。等他抬头看向我时，已经什么都不需要说了。

我离开病房后不久，父亲的那名医生出现在走廊里。她与我和西尔维娅一起进入走廊尽头一个类似客厅的房间。虽然西尔维娅和我都没提她开的药让父亲经受了那番不良反应的事，她却自己说起了这个话题。

“我完全不记得你父亲对那种药过敏……”她说。

我记得，当时自己想的是：难道医生在开处方单前不先看看病人的病历吗？但我压根儿没心情追究此事。

片刻后，我踏出房间，来到走廊。一名护士站在那儿，等着跟我确认该如何处置父亲的遗体。父亲大约三年前入院治疗时，在他病床前跟我建立起深厚友谊的那名年轻医生从门口冲了过来。她二话没说，就先伸出双臂，紧紧地搂住了我。她说她正在另一层楼值班，但听说了我父亲刚刚去世的消息——我并未问她是如何得知的。这位善良、美好，其母亲和祖母也都从医的医生握着我的手，陪我走到电梯间。电梯上来后，她紧紧地捏着我的手指，保证第二天早上会给我打电话。

我下电梯到大厅，穿过车库，我似乎找不到自己把车停在哪儿了。接着，我绕过其中一根水泥柱，转到上一层，终于找到车。可以说，那是我找车找得最久的一次。我钻进车里坐了一会儿，才发动引擎。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哭不出来。

父亲去世前大约10年，即他还在疗养院时，曾写下这样一张备忘录：“除了对穿透性研究的普遍嘲笑，我们还期待更多其他描述。建议：有一部分未来藏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虽然好奇，但我们的病人或许能在回顾中受益……等我再次回顾这个半球的信息时，我希望能了解你更多。”

在第二张备忘录里，他这样写道：“最近，我遇到一个口碑很好的医生。这些材料应该对学生们的帮助很大——统计和确定最有用的评论，会对他们帮助很大。我估计很快就会开始研究这些最重要的记忆存储区。”

自从父亲去世后，我找机会想了很多关于记忆真实性的问题。近年来获得了重大突破的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有理由怀疑某样曾经认为自己一定记得的东西。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20世纪早期精神分析学派的众多学者中，弗洛伊德就已经发现：潜意识的力量能扭曲记忆。这种扭曲或许能帮助我们压制过去事件带来的痛苦，并为之后会经历的苦难创造出某种令人信服、实则虚假的解释。然而，近代神经科学明显通过质疑“记忆是与很多固定实体一样的存在”，大大推进了弗洛伊德的这些理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忆”显然“存贮”在大脑的某些区域。我们回忆某事时，需要面对的唯一挑战就是如从银行账户中取款一般，从大脑的那些区域中将记忆提取出来。

今天的神经科学家们却认为，我们的记忆中没有这样一个类似银行账户或储物箱的东西等着我们从中提取记忆（或者，也可以将这个动作形容为“伸手将记忆从中拉出来”）。相反，“记忆”本身这个行为，却是存在的。在这种行为中，神经元之间的电化学活性能实现“大脑重建部分记忆”这一目的。被重建的这部分记忆虽然并不能时常起效，但偶尔还是可能精确反映以往的某段经历。

“记忆并非对过去经历的简单复制。”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在记忆学研究领域备受尊敬的学者丹尼尔·沙克特这样写道，“相反，记忆是来自各种信息来源的零碎信息重新组合、形成某种新实体的结果。”

据他观察，这种重建行为[1]或许会受到诸多扭曲因素的影响。例如，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某段本应手到擒来的回忆，却可能一时半会儿怎么也想不起来；或者某段我们认为自己一定记得的对话，却突然忘得一干二净。用沙克特的话来说，这样的结果和记忆犯下的其他罪行，也许会扭曲我们“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或从实际上延伸我们对那段经历的记忆。

大多数人在回忆我们所爱之人时，往往都会很自然地对那段记忆确信不疑。然而，在回忆过程中，我们的重构行为显然已经部分改变了那段记忆。尽管如此，这一令人赞赏的论证或许依然会让我更加勤奋地重新审视我对父亲一生的某些记忆，尤其是那些基于他的传达和母亲回顾的记忆。

幸运的是，我和他们拥有的很多记忆都有大量文件可以印证。除了父亲送到我家中保存的那些文件，我也在他们的公寓里发现了很多他还没时间加以整理的文件。

最近，我在最令人愉快的那些文件中，发现了一封维多利亚·卓别林之女、尤金·奥尼尔曾孙女——奥雷利娅·蒂埃雷——写来的信。当时，她住在纽约，即将迎来一段辉煌的舞台生涯。据信中所写，她即将与电影导演米洛斯·福曼合作。但与此同时，她也在哈莱姆附近的一个社区，以志愿者的身份照顾孩子们。她谈起教导孩子们给她带来的快乐，但也提到了因自己几乎无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产生的“无用感”和“挫败感”。

如今我才发现，奥雷利娅与我的父母并非点头之交。父母在波士顿招待维多利亚那段时间里，她便常常陪伴母亲前来。

她这样写道：“曾经共进晚餐那些时光[2]，是我最快乐而有趣的记忆。从您那儿得到的关于我曾祖父的消息，对我来说真是意义非凡的无价之宝。真是非常感谢您！”

有时，我曾怀疑父母与卓别林一家及其子女的亲密友谊，是否只是我母亲对其回忆的一种夸张说法。如今，奥雷利娅这封漂亮的手写信让我愉快地发现：尽管多年前，母亲就开始用幻想自娱自乐，但她告诉朱莉娅的很多关于她跟奥雷利娅家如何亲密的故事，却并非某种掺杂了幻想因素的甜蜜混合物。

乌纳寄来的信我也读过几封。丈夫去世后，冲动之下，她曾饱含深情地写过很多信。不过，那些信通常都是快乐的，写满了跟她孩子有关的事。要是我还对母亲的记忆有所怀疑，这些信也能起到同样的反驳效果。（“杰拉尔丁刚刚生了个男孩，”她在1974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正欢喜得仿佛站在世界之巅……家里的其他人都远离牢狱，所以生活真是非常美妙……”）

父亲诊治过的一些病人家属也会写信来，那些信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肯定，或者强调。例如，我还记得他检查病人和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方法；而且，我偶尔也会碰到一两个曾接受过父亲治疗的人。

父亲去世后两个月，我到宾夕法尼亚一所大学给本科生做演讲。发言接近尾声时，一名50出头（也有可能年纪更大些）的女士完成了自我介绍后，告诉我她的工作就是帮助问题儿童和残疾儿童。

她说：“我认识您父亲，我在少女时代曾接受过他的治疗。希望有朝一日能跟您谈谈。我很愿意与您分享我的那段回忆。”

我们很快便开始通信。父亲替她治疗的事，让我想起了父亲处理过的其他几桩病例。在那些病例里，她并非其家中唯一一个接受过父亲治疗的人。

“你瞧，”她说，“认识你父亲之前，他已经帮助我父亲挺过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当时他还要开导我那因父亲生病而压力倍增的母亲。因此，他会同时约见他们两个人，一边帮助父亲从抑郁症中走出来，一边给予母亲情感支持，让她在应付父亲的过程中保持平稳的心态。”

她说，她父亲曾是个很有活力的人，却在将近50岁时，因为某个骨科上的问题暂时失去了行走能力。一位骨科专家把这件事处理得极其糟糕。他告诉我父亲，情况很可能无法逆转，他估计很快就离不开轮椅了。

“他就是在那时候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无法继续工作后不久，他也几乎拒绝了一切户外活动，直到他（或母亲）想到联系你父亲为止。你父亲是他大学时的一个朋友……

“我不知道你父亲具体做了什么，但我母亲说，那位骨科专家的行为让他非常气愤。我想，他带着我父亲去见了另一名医生，另一名他信任的专家。但他给予我父亲的治疗都是精神病学领域的治疗。最后，他十分成功地帮助他摆脱了抑郁症。第二年，我父亲就又能正常行走了。谢天谢地，压根儿没有离不开轮椅那回事儿！”

她说，大约10年后，她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危机。

“当时，18岁的我很想离开大学。虽然这种想法在那时候并不罕见，但在我的成长经历中，‘乖乖女’是不会那么做的。而我向来都是个‘乖乖女’，一直努力满足父母的所有期望。可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上大学。我不想进入那个环境，我惊慌失措，无比焦虑，担心父母对此会有何反应……

“告诉校方我想休学一年后，他们说如果我还想回来，就得开具一张病假条。他们先让我去看学校里的精神病医生。我想，学校留着这么一个医生，就是为了处理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吧。我讨厌那个医生，完全拒绝跟他说话。

“最终，我只得给父母打电话。父亲说，‘我有个朋友在波士顿……’于是，他把我带到了你父亲跟前。我非常肯定，我父亲是希望他能让我冷静下来，帮助我重建信心，并把我送回大学的。我之所以喜欢你父亲就是因为：他说，我想休学一年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儿！他说我的选择并没有错，我根本不必害怕会由此引发什么可怕的后果。他说，我一旦有机会多积累一些生活经历，比如找一份有趣的工作、到国外或国内其他地方开阔一下眼界，或轻松愉快地‘四处转转’，别老觉得头顶悬着一把剑，等我真的准备好返回学校时就一定能知道。他还说，他完全可以预料，不管学校放出多少吓人的言论，他们多半也会非常乐意接受我的回归。

“事实就是，他一直都在给予我力量。严重警告和发号施令对我都毫无意义，他从未让我觉得自己只能无助地依赖他人，反而让我更充分地认识自己，以便长成一个强大的、有判断力的年轻女性。他给我讲述每件事时，自始至终都带着一种朋友般的亲切。而我终于下定决心时，他也非常努力地为我争取……

“与此同时，他也理解我有多爱我父亲，知道我并不想伤害他。这件事他处理得非常谨慎！我的意思是说，他能充分理解我经历的痛苦、做出的决定，以及这一切暴露在我父亲面前后或许会引起怎样的非难。他制订的最终方案，对我和我父亲来说都是最佳选择。我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自那以后，我跟父亲的关系甚至变得更加亲密了。”

最后，她告诉我：“我觉得终于准备好后才回到学校。”

她继续学习法律，接着逐渐对青少年和儿童面临的问题产生兴趣。拥有了一段幸福的婚姻和几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后，她转而发展起一项新的事业，成为一名特殊教育[3]倡导者。她说，她在这份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你父亲身上那种十分罕见的能力，让我印象最为深刻。这种能力让他超越了与我家人的友谊，坚定不移地支持我彻底认清自我，找到能带给我安全感和完整感的一切。一方面，作为我的精神病医生，他能与病人保持必要的专业距离；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个人能同时扮演好这两种角色，真是非常难得。在工作中，我与孩子及其父母打交道时，一直都努力将你父亲的做法作为范本，牢记在心。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他给予我的这份珍贵礼物。”

和这位女士通了一段时间信后，我对她的了解更加深了几分。感恩节时，她带着她母亲来到波士顿，邀请我跟她们共度佳节。她母亲已经85岁，却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断言她丈夫再也无法行走的骨科医生，让我父亲多么生气；她也记得几年后，她陪丈夫和我父亲在他家附近钓鱼，我父亲拉起一条小狗鱼时的那股兴奋劲儿。这又让我想起那个钓具箱和那两根带卷轴的鱼竿，至今仍放在我的车库里……

我们应该明智地认识到：尽管记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但那些留存在那么多不同的人，以及父亲众多笔记和文件中的记忆，却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不管怎样，父亲留下了如此多的资料——即便现在，我浏览完的包裹和文件盒也没到一半；而仔细研究过的文件，更是只有一小部分而已。我还有机会将剩下的那些东西看完吗？我怀疑，他要是还活着，说不定会建议我将它们留给年青一代中的某个人。也许可以给一位医学历史学家，或者一名现代神经科学领域的档案保管员。说不定，这个人正在研究该学科在我父亲那个时代的发展情况，没准儿能从他留下的那些资料中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想，父亲极有可能对我说：这些旧物大部分记录的都是过去那个世纪中某人的生活，我不应该再抱着它们不放。

“现在，继续你自己的工作吧。相比了解另一个人的人生，你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这才像他可能对我说的话。或者，他也可能对某个病人说出这番话。这个病人或许正无比沮丧，却仍费尽心力，想要回忆起所爱之人早已逝去的点点滴滴。

每次走上阁楼看到存放在那儿的资料，我都依然有种强烈的冲动，想再打开一堆文件夹，看看里面或许会有什么。不久前，我翻出一张父亲在哈佛大学读大一时的成绩单。他英语和哲学分数很高，历史却只得了个C。但让我吃惊的是，他第一学期的心理学成绩竟然只有D；不过，第二学期，他就想方设法地将这门成绩提高到了A。这是张1924年春的成绩单。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对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如此感兴趣，或许是因为，我还没做好就此结束的准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