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朋友聚会的时候，一个小说家突然当众宣布：小说已经死了。我听了一愣，因为我知道他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在场的很多人都让他说出理由，他瞪着眼说，还用说吗，现在还有谁在看小说？人们都在看电视，跳舞，炒股。那时候，还没有人上网，所以他没有提到网络。众人不以为意，开始讨论他的长篇小说，他听得很认真，表示下一部一定好好写。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后来宣称小说死了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说这话的人大都是些名角，所以，媒体也往往跟着炒作一阵。炒一阵也就说过去，直到又有一个名角站出来，宣布小说死了，新一轮炒作才会开始。
我感到纳闷，为什么那么多人站出来宣布小说死了？而且还要反反复复宣布。死就死了，宣布一次就行了嘛。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总可以了吧？要知道，在那个著名的“狼来了”的故事里，数到第三次的时候，狼就来了，就把人给吃了。由此看来，小说还没有死。
想想也是，小说怎么会死呢？
虽然人们对小说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小说是用虚构的方式，用文学语言来表现人类的生活，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义的。虚构就意味着假定，对小说家来说，他是要用假定的方式，来表现他对生活的认知和情感，是要把一个大活人，放到一个假定的情景当中，让他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空间内，呈现出所有人都可能有的喜怒哀乐。这是小说家的权利，当今的小说家似乎并没有放弃这种权利的打算，对小说家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的权利。
而对读者来说呢？读者之所以读小说，是因为他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着，如果处在那种假定的情景当中，自己又当如何活着。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在提心吊胆之余，幸灾乐祸之余，自己如何起高楼，起了高楼又如何呢？也就是说，此时的读者也生活在了假定的情景当中，生活在了小说当中。巴赫金说，“我根据他人的视界给自己以形象”。哪个人有那么大的本事，竟能剥夺读者这种假定的权利，这种“给自己以形象”的权利？
有人本能地要写，有人本能地要读，你怎么能够说小说死了呢？小说当然不会死。只要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疑问，只要人类还有记忆，只要人类还没有变成动物还需要通过语言来交流，小说就不会死，那些发问、描述和解释，那些命名、独白和冥想，就依然存在。
说到死，其实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别的动物，比如猫，比如狗，它可能知道自己会死，但它并不知道，所有的猫，所有的狗，都会死去。这说明，人在经验领域是一种可以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动物。而这，正是小说可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很多人往往因此而把自己的经验放大；将自己的感受说成所有人的感受。我曾经遇见过一个人，此人原来也写小说，后来不写了，到大学当老师教别人写小说去了，就是这个人曾多次宣布小说死了。这个人有痔疮，他因此认为所有人都有痔疮。我曾劝他到医院看一看，看了之后，他知道自己的痔疮是内痔，于是他就认为，所有人的痔疮都是内痔。我告诉他，有内痔，也有外痔，不然就没必要区分内外了。他说，外痔？那肯定是内痔的初级阶段，早晚会转成内痔的。唉！
事实上，与其讨论小说是不是死了，不如讨论如何根据世事变化而对小说叙事做出必要的调整。比如，小说如何有效地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如何有效地对当下现实作出必要的应对；既然别的艺术门类都曾从小说中吸取过营养，小说又该如何从别的门类中吸取智慧，等等。这些讨论才有意思。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小说也有死亡的那一天，肯定有。不过，那时候，已经没人来得及宣布小说死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类了。
应何锐先生之邀，我匆匆写下的这几段话，其实也都是废话，不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