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2011年3月），《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组织了一个小型对话。叫《异邦的荣耀或尴尬》，是由南京大学何言宏教授出面组织的。这个对话将在《上海文学》第五期刊出。我参加了这个对话。通过这个对话，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学术课题。在那个对话中，我也提到了去年第一次在北师大举行的这个由国家汉办、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文理学院、《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会议。我对现在的高校的学术研究体制不甚了解，但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学术课题在中国是极有现实意义的。在学术层面上，它意味着可以把中国文学放在全球性的文学领域中去研究，它突破了已有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边界。以前把张三和约翰做一番比较分析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你还得去研究约翰的儿子和儿子的情人怎么看张三的作品。我觉得它的意义还在于，通过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机遇、机制和难题，通过对这只麻雀的解剖和分析，也能够看到，改善自己的文化处境，跟经济崛起有极大的关系，但又比经济崛起要复杂得多。
我想从一件小事谈起。今年的三月份，英国的编辑代表团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和南京，与中国的作家进行过多次比较深入的交流，我后来知道这是为2012年的伦敦书展做准备。他们真的很想知道，中国文学的现状到底是怎么回事，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以前中外文学交流，通常只是翻译家和汉学家与中国作家的交流，但现在出版社的编辑直接介入了这种交流。这些编辑大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通过这种交流，通过在中国的旅游，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学状况，与他们通过翻译家和汉学家介绍的中国有些明显的差异。但如同文学创作一样，你感受到的东西，要通过文字表现出来，还需要走过漫长的道路。你现在感受到的这种差异，要通过出版表现出来，可能还要走更加漫长的道路。我们事先约定只谈四十分钟，可后来竟然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到，中国作家往往喜欢说，中国引进的国外图书有很多，而西方出版的中国图书却非常有限。作为对这样一种说法的回应，他们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美国引进的图书，只占美国原创图书的百分之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不平等的交流不仅存在于中国与西方之前，也存在于西方内部，存在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甚至存在于同种同语的英美之间。就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言，虽然美国作家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你仍然没有理由认为，整个世界的文学成就，只有美国文学成就的百分之三。所以我说，这是一种不对等。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交流，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交流的不对等，也就可以理解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不对位，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我知道有些作家为此感到焦虑。焦虑通常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有时候还会对文学写作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所有焦虑中，可能只有这种焦虑对文学写作毫无作用。所以，中国作家不应该为此感到焦虑。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的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史，你就可以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的出版社主要是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感兴趣，想通过作品了解中国的政治状况。你得承认，他们确实有一种转变，就是从比较单纯的政治兴趣，辐射到了文化兴趣和文学兴趣。但是毫无疑问，政治问题仍然是他们思考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当然，他们的眼光也确实非常“独到”，比如他们甚至把钱钟书的小说和张爱玲的小说，看成是充满着政治反抗性的小说。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是对中国作家而言的。前几天我看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访谈，谈到他在国外朗诵作品，读者最感兴趣的还是土耳其的政治和民族冲突问题。帕慕克是在发牢骚呢。但帕慕克本人其实也深谙其道。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演讲，一开口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是土耳其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有趣的是，当帕慕克演讲的时候，土耳其的总理就坐在下面，土耳其总理旁边的那个位子就是帕慕克的。帕慕克演讲完之后，就坐到土耳其总理旁边，两个人跷着二郎腿聊天。这个事实至少说明，现在的土耳其肯定不是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其实，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有一个利比亚作家在中国发表演讲，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肯定是卡扎菲下不下台，为什么还不流亡，你的某个细节是讽刺卡扎菲的吗？当那个作家说，他写的只是一部爱情小说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顾左右而言他。其实，他写的可能真的就只是一部爱情小说。我跟一个西方翻译家聊天，那是个很棒的翻译家，她翻译的一部中国小说刚在美国获了个大奖。她对我说，你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突破一点，你的作品翻译将畅通无阻。我问东风是指什么？是不是政治和性？单纯写政治也不行，还得加上性，是性的政治。她的回答是：Yes！Very Good！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现实异常复杂。你要准确地写出能够对应于中国目前现实的小说，那肯定是一部比较复杂的小说，一部容纳了各种复杂经验的小说，那已经不仅仅是人在人上、肉在肉中的问题了。那么就存在着一种状况，就是真正能够写出中国经验的复杂性的小说，在翻译和出版的时候，是要靠边站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非常想出版能够反映中国现实的小说，但真正的反映中国现实的小说，反而是比较难以出版的。这也是一种不对位。不过，这也不能去责怪西方的翻译家和出版社，因为在中国，那种写出了复杂的中国经验的小说，也不会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比较欣慰的是，这种情况在海外文学交流领域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比如获得曼布克奖的几部中国小说，苏童的《河岸》和毕飞宇的小说《玉米》，都不是以所谓的政治性“取胜”的，在中国也都被认为是好小说。所以我觉得，随着交流的加深，这种不对位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一提到中国经验的复杂性，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了。西方的汉学家和编辑家常常会问，你说的复杂性是什么？坦率地说，我还真说不清楚。前段时间，在与法国作家对话的时候，他们又问到这个问题，我只好试着去描述我所说的复杂性。我说，任何一个从二十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只要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都拥有三种不同的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经验，一种是市场化的经验，还有一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深深卷入全球化之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的经验。这三种经验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代，而一个时代既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发展，又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报应。对于一个有历史感的文学写作者来说，这三种经验其实是叠加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叠加，相互渗透，进而如地壳中的岩浆一般翻腾激荡。
在跟汉学家聊天的时候，我曾以写爱情故事为例，开玩笑地把中国作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写桃花的，一类是写玫瑰的，还有一类是写桃花如何变成玫瑰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古典戏曲中，写到爱情，一个基本的意象就是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玉腕枕香腮，桃花脸上开。中国人喜欢写桃花，但不喜欢画桃花。中国的画家是不画桃花的，他们直接画桃子。这是我们的本土经验。而当代的中国人，已经不用桃花来表达爱情了，用的是玫瑰。这个传统不是中国的传统，是从西方的诗歌、小说、电影中来的。但它确实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今年过情人节的时候，我在出租车上听到消息，说有七十吨玫瑰从南方空运到北京。你以为很多吗？还不够送呢。因为有些人动不动就要送一大堆玫瑰，老婆九十九朵，情人九十九朵。现在，一个比较熟悉中国文化传统的西方人，也会认为这不是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认同你的这种身份。我还是想看到你写桃花。所以，现在总的说来，西方的出版社对那些涉及中国传统的书会比较感兴趣，对乡土小说比较感兴趣，对人在人上比较感兴趣。但实际上，中国真正的现实是，桃花和玫瑰已经杂交了，用我的话说就是石榴树上结樱桃了。当然，我只是打一个粗浅的比方罢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现在的中国人，他的经验是空前复杂的，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又有市场经济时代的经验，还有全球化的经验。我们是三足鼎立，一片混战。
这种复杂经验的独特性，当然并不值得夸耀。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的不幸。事情明摆着，当我们真正试图用小说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复杂经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困难重重。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从诗词曲赋，到明清小说，到鲁迅，到西方人喜欢的沈从文，他们的作品都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以来，从福楼拜到萨特，从普鲁斯特到罗勃·格里耶，都曾在某一个阶段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但所有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这使得现阶段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独自的探索。但是，对于中国作家在处理这种复杂经验时所取得的成就，西方的汉学家、记者和出版机构又能理解多少呢？即便能够理解，他们能够说服读者去关注这些作品吗？它最终形成了一个接受的瓶颈，这个瓶颈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存在。对于作家而言，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他们那个瓶颈。
（此文为作者在2011年4月28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