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出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戴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二战之后苏联的经济增长基本在逐年递减，1946-1950年GDP增长率8.9%；1961-1965年4.8%；1971-1975年2.9%；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1981-1985年则为1.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19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里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的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账，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