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易]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之词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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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为《花间集》作过两篇跋语，本章引文出自第二篇跋：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而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务观东篱书。（明汲古阁覆宋本）
陆游提出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从唐宣宗大中年间直到五代，诗的水准每况愈下，越写越浅薄，即便是其中的杰出者也写不出前辈诗人那种闳妙浑厚的味道；而那些填词的文人，本来只把词当作歌楼酒肆里的娱乐手段，所以写得明白晓畅，但正是因为这份明白晓畅，反而摆脱了当时诗歌的颓态，直追六朝时候的跌宕意气，《花间集》所收录的就是这样的作品；所以说晚唐以迄五代，诗愈卑而词愈发古雅可爱，大约文人能诗者则不擅词，能词者则不擅诗，其中的奥妙很难令人推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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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花间集》也在搜罗之列，四库馆臣对陆游的跋语很不以为然，于是在撰写《提要》的时候特地花了一些篇幅来做反驳：
后有陆游二跋。……其二称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四库馆臣的意见是：陆游只看到了现象，却并未找出原因。其实原因并不难寻：文学体裁有高有卑，人的才力也有强有弱；才力强的人就能驾驭高级文体，才力弱的人只能胜任低级文体；律体诗不如古体诗高级，所以中唐、晚唐的古体诗大多写得不好，律体诗却常常有佳作出现；词不如律体诗高级，所以五代时期的文人写诗不如唐人，填词却风靡一时，佳作迭出。这就好比一个人有七十斤力气，举百斤的重物就会栽倒，举五十斤的东西却胜任愉快，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这样的意见在今人看来会有点费解，在古代却一直很有市场，以至于爱好填词的人直到晚清都在努力为词争取一份与诗歌平等的地位。在传统看法里，诗属于阳春白雪，词属于下里巴人；同属阳春白雪的诗也有高下之分：古体诗比律体诗古雅，五言诗比七言诗古雅。除了《诗经》《楚辞》这种经典之外，诗歌类型的最高级别是五言古诗。
我们看《唐诗三百首》的排序，依次是五言古诗、五言乐府、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这个次序是说明了文体级别的。古人为自己编辑文集，通常都会将诗放在开头，词要么索性不予收录，要么就放在文集的末尾。即便是纳兰性德这样最爱填词，也一直在为词争取地位的人，他的师友在他殁后为他编纂文集（即《通志堂集》），顺序也是赋在最先（因为赋比诗更古雅），然后是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当所有的诗都安排完了，才是词的位置。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文章被排在了词的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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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有厚古薄今的传统，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以古雅为标杆，新兴的文体总是不如旧有的文体。其实纯粹以创作难度来看，律体诗要讲平仄、对偶，技法上明显难于古体诗；词要讲合乐，音律的讲究比律体诗还要复杂很多，技术难度最大。但古人考虑的要点不是技术，而是风格，他们认为古代的文体虽然缺乏技术上的难度，但那种古雅的味道是最难学出来的。
这其实不很讲理，正如《诗经》在后世看来古雅得很，但当时的人一定不会这样想。所谓古雅，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缓缓发酵出来的，与创作者本人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所以王国维并不赞同四库馆臣的说法，拿出明末文坛领袖陈子龙的《王介人诗余序》来做反驳：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儇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练，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词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明代几社领袖，被词坛中的云间派奉为宗师。普通读者知道陈子龙的名字，一般是因为他和柳如是有过一段爱情生活的缘故。
陈子龙并不专注于填词，却成为明清易代之际挽词坛风气之衰的一代风云人物，他的《湘真阁词》在清代备受推崇。光绪年间的词论大家谭献在《复堂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明清两代词坛，词家公推《湘真阁词》为第一，《饮水词》其次。谭献还引述嘉庆、道光年间的词坛名宿周之琦的话说：纳兰性德是欧阳修与晏氏父子一流的人物，不足与李煜比肩，只有陈子龙才有资格称为李煜的后身。
现在除了专业研究者，已经很少有人读过陈子龙的词了。陈子龙当时既有文坛领袖的身份，便总要尽一些文坛领袖的义务，亦即为他人的文集作序推荐。这种差事多了，陈子龙的推荐便也常常言不由衷，只是在表誉作者之外的一些见解常常有机杼独出的高论。在这篇《王介人诗余序》里，陈子龙将王翃（字介人）的词作吹捧到无人敢信的高度，但除此之外，对宋词细密入理的分析却成为被引用频次极高的段落。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宋人不懂得写诗的要领而勉强作诗，只言理而不言情，以至于两宋数百年来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诗歌作品。但宋人也和任何时代的人一样有着情感表达的需要，诗既然只言理，词就成为专门的言情载体。填词不易，分别有用意、铸词、设色、命篇四难，但宋人能够全力以赴，所以作品数量既多，造诣也能达到天机自然之妙境。词虽属小道，不登大雅之堂，却也不乏可观之处，不该完全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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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子龙的观念里，词毕竟属于小道，只适宜士君子以余力为之。这要算是时代的偏见了，但他对宋词之所以独擅一时的解释却说中了几分真相。宋人写诗最重理趣，这一点最受后人诟病。极端的状况如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编选一部从商周直到国朝的诗集，将明诗直接唐诗，宋诗竟然一概不选。
其实标榜情趣还是标榜理趣，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魅力。倘若以理趣为审美标杆，唐诗反而不甚入流。“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这是前文讲过的苏轼的诗句，这样的理趣又何尝不让人在美感中感动呢？只是理趣的流弊在于好发议论，以学问和议论为诗，而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天然就是要以形象思维取胜的。即便是理趣，也要在形象思维的包裹当中呈现。
理学大师程颢有一首很著名的《秋日偶成》，可以算是议论体的典范：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如果请唐人来做评委，会批评这首诗简直没有半点诗味。但欣赏它的人依然不在少数，因为它将理学家的人生境界写出了座右铭或格言一般的魅力，而人们对诗歌的欣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格言的欣赏。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纯粹是豪言壮语而已，依唐人的标准依然不是好诗，但这并不妨碍它千古以来脍炙人口。即便在现代诗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同样是以格言的魅力取胜，在以巧妙的修辞说理、发议论而已，但人们恰恰因为这两句诗记住了北岛。
这样看来，宋人重理趣，甚至好发议论，也算不得是对诗歌的败坏。不过，陈子龙说“故终宋之世无诗焉”固然偏颇，却看出了即便是爱好说理的宋人也和唐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有言情的需要。既然宋诗堵住了言情的通路，情之所钟便一股脑地倾泻到词的世界里去，所以宋人填词正如唐人写诗，或者说从言情的角度上看，宋词才是堪与唐诗比肩的事物，宋诗反而是另一种不相干的东西。王国维认为五代之词所以独胜，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结论倒有些轻率了，毕竟五代时期的诗歌还不似宋诗那样阻塞了言情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