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赵匡胤在部下的支持下发动“陈桥兵变”，在亲信石守信、王审琦等的接应下，兵不血刃，顺利夺取了政权，宋朝建立。
文人的黄金时代
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为了自己王朝的长治久安，总是把总结前代灭亡教训提到很重要的高度。汉代统治者总结秦代灭亡的教训主要是施行暴政，唐代的皇帝总结隋代的灭亡原因主要是滥用民力，而经过了五代的变乱，又是通过不光彩的军事政变登上皇位的宋太祖赵匡胤，总结出的五代覆亡根源就是武人专权。
“陈桥兵变”半年之后，公元960年七月十日，晚朝之后，赵匡胤约石守信、王审琦等大将喝酒，酒过三巡之后，太祖似乎不经意地说：“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当皇帝。但是当皇帝之后我却天天无法睡觉，还不如当个节度使轻松。”
石守信等人不明原因，宋太祖解释说：“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来坐呢？”
几位亲信才明白皇帝对自己已经有了猜忌，急忙申辩：“今天下已定，谁还敢有异心？陛下大可放心。”
赵匡胤说：“不然，如果你们的部下想图富贵，把皇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拒绝吗？”
几位部下吓得酒也醒了，慌忙涕泣叩头，赵匡胤见时机已到，趁势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积攒钱财，使子孙不受贫穷，再多买美女歌妓，舒舒服服过日子。”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称病辞职，宋太祖趁机解除了功臣们的兵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目睹过五代军队兵变、武人专权、政权不断更迭的赵匡胤认为，文人掌权，最多不过是贪污受贿，而武人专权，则很可能危及自己的统治权。因此，从宋朝建立开始，宋太祖首先用“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的兵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原属臣下的权力收归君主，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对武将的权力进行限制的同时，宋太祖对文人则实行了十分宽松的政策。
宋朝开国之初，宋太祖秘密叫人刻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藏在皇宫，覆以黄布，从来秘不示人，每当新皇帝即位后，就由不识字的内侍小太监陪同，揭开黄布，由新皇帝默读誓词。因此，除了皇帝，谁都不知道碑上的文字。“靖康之变”时，皇帝出逃，宫门大开，人们才得以看到碑上的文字，上面刻有三条誓词：
第一：保全柴氏子孙；
第二：不杀士大夫；
第三：不加农田之赋。
——据王夫之《宋论》
这三条遗训，尤其是前两条，在帝王专制的时代是很少见的。
自从王莽首开由汉受禅让的例子以来，前朝皇帝以及皇族被全数诛杀，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纵使让禅让的天子得享天年，也会设法使他断绝子孙，这是一般的情形。
而后周柴氏却通过整个宋王朝的运作，即使国都由开封迁至杭州后，也受皇室的优渥保护。柴氏受宋王朝的宽容待遇长达三百余年，堪称稀有。
——陈舜臣《两宋王朝——奢华帝国的无奈》
的确，斩草除根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中不胜枚举，而宋王朝对前朝皇族的恩遇，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石刻遗训的第二条在中国也算是小概率事件。
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宋太祖这个遗训实在值得推崇。因此之故，虽然宋代有过新、旧两法的激烈对立，政策言论中落败者，至多也只被左迁至海南岛。……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等党争首领，即使失势也没有被杀。
……宋代之言论自由，对社会的贡献良多，则是事实。（同上）
后代的宋朝皇帝谨记太祖教诲，终宋之世，竟没有文人因直言进谏而被杀。看过了太多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宋代制定的这一政策实在让人意外，仿佛是历史在这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或者说提前了一大步，直接穿越了元明清而来到了提倡言论自由的现代。
宋代的善待文士有时候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张邦昌篡位，最后的结果也只是让他自杀；即使像蔡京、贾似道这些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也只是被免或者被贬。这在任何朝代都是匪夷所思的。
善待文臣的另一面，是对武将权力的抑制。这不仅是宋太祖在经历了五代武将专权之后得到的教训，其中也有以赵普为代表的文士们的极力推动。王夫之指出，赵普等人鼓励皇帝抑制武将权力，其实也就是不让他们立下大功勋而分享皇帝对自己的眷顾而已。
但是如果凭此就得出结论，认为宋代多么重视文官似乎也太天真了些。
有一次赵普接受吴越的贿赂，此事被宋太祖知道了，太祖并没有惩罚他，而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他们以为天下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决定的。”赵普听后不寒而栗。由此可见，重文抑武也好，善待文士也罢，最核心的其实是皇帝将国家大权独揽，同时让手下分权制衡，以维持统治需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宋代给大臣们开出的薪水也是封建朝代中最高的。据考证，宋代官员的俸禄是汉代的十倍，是清代的二至六倍。除了俸禄之外，官员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福利，甚至家仆的工资也是由政府包办。不仅如此，宋代还是在封建时代唯一实行祠禄制的朝代。祠禄制是对年老退职的官员给予名义上的“道观使”职位，并继续给付薪俸的制度。
也就是说，对年老的官员，朝廷会让他离开本职岗位，担任某个宫观的管理人员，事实上他们基本上不会去上班，但是朝廷依然会付给他们一份薪水。这有点类似于领导退居二线后到人大、政协养老之意。不完全玩笑地说，公务员待遇优厚，始作俑者是宋代朝廷。
宋代政策如此宽厚，究其原因，王夫之曾有一个很精辟的观点，认为宋代政策宽松源于统治者内心的恐惧。
王夫之认为，赵匡胤出身寒微，在乱世中夺得王位，很多手下都是他以前的老朋友。因此王朝建立的时候，“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宋论·卷一》）也就是说，皇帝权位不重，所以不敢用军事力量来胁迫远方的敌人；威望不高，所以不敢用诛杀的手法来对待老部下；学识不渊博，所以不敢用自己的智慧轻视读书人；恩德没有遍布天下，所以不敢用严苛的法令来管束吏民。由于恐惧而产生了谨慎，由于谨慎而产生简朴，由于简朴而产生慈爱，由于慈爱而产生平和，由平和而产生文德。
虽然宋朝的统治者通过抑武扬文的办法成功地避免了如五代时期因军阀崛起而造成的国家分裂，“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这也为两宋军事上的无能及最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文人遭受五代近乎疯狂的凌辱和杀戮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宋代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待遇最好的朝代。因此，当人们问及一些学者，愿意生活在中国哪个时代的时候，半数以上的学者都回答：“宋代。”
这个文人的时代，就为宋词之花的绽放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土地。
多活了十二小时的中国人
“杯酒释兵权”传达出了两个信息，通常我们只注意到第一个，就是宋太祖对武将的权力限制。而通过他劝说武将的理由（多积攒钱财，使子孙不受贫穷，再多买美女歌妓，舒舒服服过日子）我们还可以看出，皇帝其实是在鼓励大臣们享受富贵，享受生活。在皇帝的号召下，大臣们当然是何乐而不为：上有好之，下必从之。一时间，崇尚享乐之风遍及整个社会。
宋代崇尚享乐，与经济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与其他中国封建朝代不同的一点是，在宋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受到批判，商人地位提高了。宰相韩琦曾说：“商者，能为过致财者也。”这与视商业为“末技”的传统思想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而比较激进的叶适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公然为商人翻案。商人地位大为提高，乃至于南宋临安中流行这么一句俗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在宋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十万户的大城市就超过了十个，宋代的人口统计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也就是有城市户口的人），这种城乡人口的划分方法一直延续使用至今。
而更让人惊异的是，公元965年，宋朝建立刚刚有五年时间，便下诏开放夜市，这意味着，从唐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宵禁令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唐代，城市分成很多坊，每个坊上都有门，到晚上击鼓，每坊必须关门，天亮之后方可大开。这便是宵禁。宵禁期间上街行走叫作犯夜，要笞二十。晚唐词人温庭筠有一次犯夜，遭到巡夜兵丁凌辱，连牙齿都被打掉了，可见当时宵禁令执行之严格。
宋代的夜市开放时间很长，有的据说可以开到四更天，几乎已经是通宵营业了。夜市的开放，为宋代人提供了更多的娱乐时间和空间，也意味着中国人从此多活了十二个小时。
宋代的城市生活之丰富多彩，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描述：
京师的酒楼门口都扎着五彩门楼，进入店门，通过一百多步的主廊，南北天井两廊都是小阁子，晚上的时候，灯烛辉煌，上下相照。妓女们浓妆艳抹，聚集在楼上，等待酒客呼唤。（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
而酒店的服务更是花样繁多：
酒客进去喝酒之后，会有街坊的妇女腰系青花布手巾，挽着高高的发髻，自动来为酒客换热水、斟酒，俗称“焌糟”；还有一些贫民看到穿着华贵的公子哥进入酒馆，就自动上前供使唤，帮公子买东西、叫歌姬、取送钱物之类，俗称“闲汉”；又有临时上来给酒客换热水、斟酒、唱歌、献果子、送香药的，俗称“厮波”；还有一些下等的歌姬，不请自来为酒客献唱，酒客临时用些小钱物打发，俗称“礼客”，也叫“打酒坐”；还有一些小贩，卖点花生水果之类，不管客人要与不要，上来就散在桌上，然后要钱，俗称“撒暂”……（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
酒馆里都有包间，“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同上）
酒店菜式丰富，孟元老列出了百味羹、头羹、乳炊羊、炒兔、炒蛤蜊等数十味，想来也足够老饕们大快朵颐了。
汴梁市井之繁华，至今我们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都可以窥见一二。
平时尚如此繁华，到节日，汴梁更是美不胜收。
《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为我们展示了元宵节汴梁那些巧夺天工的花灯：
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一词赞叹宋代元宵节“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绝非虚言。
宽松的文化政策、发达的城市经济、注重享乐的社会风气，成了催生宋词之花开放的肥沃土壤。在宋代，即使是平民，很多都能吟几句词。
宋徽宗时，一年正月十五观灯，皇帝命令赐观灯百姓每人一杯酒，一个女子趁机把酒杯偷走了。卫士把她押到皇帝面前，询问原因，女子说：“贱妾与丈夫一同游玩失散了，蒙恩赐酒，回去之后面带酒容，又未与丈夫同归，怕公婆责骂，因此想拿金杯作为凭证。”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女子即席吟诵自己作的《鹧鸪天·月满蓬壶灿烂灯》为证：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徽宗听后大悦，便将金杯赐予女子。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三百年的大宋王朝，能出现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伟大的词人了。因为从宋代建立开始，诗歌的精灵就已经把自己埋藏在这块肥沃的土壤里，孕育，发芽，等待和风细雨，等待在红尘中，开出一朵鲜艳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