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离开夏河时，我显得有点狼狈。由于没有听到闹钟声，睁眼已经过了开车的时间，Suunto手表发出的鸣叫声微弱得只有蚊子才能听见。我匆忙打包，冲上街头。
旅途中，我的每次出发几乎都在天亮前。摸黑起早曾经令我身心疲惫，叫苦不迭。但慢慢地，我适应并喜欢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上路。当班车行进在高原，颠簸使我半梦半醒。这个时候，东方的地平线渐渐亮了起来，远山像剪影一样，挂在了透明的墙上。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好奇地打量在晨光里苏醒过来的大地，每一秒钟光影的变化都像大师的作品那样令我怦然心动。
在昏黄的街灯下，停着一辆农用车。在夏河，农用车往往还是拉客的出租车。白天五毛，晚上一块。我把背囊往车上一扔，冲司机喊道：“．陕，追班车。”
司机像是经常遇到这样的非典型要求，没等我坐稳就加大油门蹿了出去。
还好，由于乘客不多，班车一直在车站外磨蹭，赖着不走。司机如愿以偿，终于又等到了一个乘客。我刚上车，车里就有人喊：“好了，这下可以走了Ⅱ巴。”
合作是甘南的首府。我要从合作换车去郎木寺。
夏河和合作之间的距离只有七十多公里。班车带着昏昏沉沉的旅客，一路狂奔。到合作的时候，晨雾尚未散尽，路人若隐若现，阳光穿过树枝投射到路面。
合作有两个车站，一个是国营的，一个是个体的。我们的班车只能停在个体车站，空间狭窄，司机需要过硬的技术才能把车头冲外停放。去郎木寺的班车也在这里发车，一天一趟，中午出发。
我把行李寄放在车站门口的花店，找了家小饭馆填饱了肚子，然后在合作城里转了一圈。国营的车站在城里最热闹的十字街口，大得出奇，简直赶上中等城市的长途汽车站了。‘车站里很空旷，一问才知道班车都出发了。国营车站的车不去郎木寺，他们一律奔向大城市，比如兰州和西宁。
我回到个体小车站，开始犯困，就坐在花店外面的马路牙子上打盹。花店的小姑娘搬出一把椅子，说：“哥，坐椅子上吧，地上多脏啊。”
我心头一热，倦意顿散。“我反正没啥事，帮你干点店里的活吧，我在家里可是干活的好手啊。”小姑娘扔下一串笑声转身进了店里。
我拍拍衣服上的灰尘，坐在椅子上，顿时觉得自己像是个看场子的，顾客见了我难免退避三合。直到离开，我都没见到顾客光临。不过原因不是我猜想的那样。合作城外的草原上鲜花绽放，谁会像买生活必需品那样掏钱买花呢?我透过车窗往花店投去最后一瞥，那把我枯坐了一上午的椅子孤零零地守在门口，承受着烈日刀割般的雕琢。
合作和郎木寺之间距离200公里，原本应该轻松的旅行却万般艰难。出城后就没有像样的公路了。路面就像被子一样被掀翻在床边，纵使班车驶过平整的路面，也无舒适可言，因为几寸厚的灰土如同被引爆一样从各个缝隙逼进车厢，甚至钻进牙缝挤走了隔夜犹存的余香。
所幸，我担心的抛锚或者翻车没有变为事实。在离开合作将近十个小时以后，司机在一片黑暗中停车，告诉大家下车。下车并不是因为到站，而是没路了。炸山的巨石阻塞了前途。
司机好心地提醒我：“沿着电线杆走，大概半小时就到郎木寺了。”
白天我都在幻想抵达郎木寺的情形。车停在村口，婆娑的树影下，木板房子里烛光摇曳。我敲门而入，茶香四溢，好客的老乡收留了我。现实总是过于严峻，我被抛弃在了荒山野岭，进村还要凭造化。
我背上包，戴上头灯，沿着电线杆往前走。翻过一道山梁后，终于见到了点点灯火。我打消了心中的忐忑不安，满脚带泥地闯进了陌生的村庄。
我找到仁清宾馆，花五十块钱包了一个标准间，这足够授人以柄骂我腐败了。标准间有单独的卫生间，24小时供应热水，床上有电热毯，至少可以烘干潮湿的被褥。这些让我心甘情愿地多掏银子。
在旅途中，有些享受是免费的，有些需要代价。我不会刻意把自己装扮成苦行僧的样子，祸福苦乐全凭机缘巧合。
翌日醒来，阳光明媚。推开窗户，草香扑鼻。刹那间，昨天的艰辛烟消云散，旅行再次赋予我惊喜。我曾经把我的郎木寺之旅比喻成朝圣。我这样做多少有点轻率，因为这只是旅行的开始。当脚印越来越远，我渐入佳境，但旅行永远无法超越朝圣！
02
在郎木寺，我认识了两个女人。
一个很有名，有点国际声誉，她就是会做苹果派的丽莎。丽莎是回民，这一年她35岁。空闲的时候，身材修长的丽莎喜欢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往外张望。我知道她是在等待那些怀揣LP慕名来投奔她的老外。
另外一个姓程。尽管她的岁数比我小，我依然叫她程大姐。程大姐的江边小馆虽然没有丽莎咖啡馆那样尽人皆知，可我偏爱有加。小馆两字有不俗的境界，却透着不经意。
郎木寺是甘南碌曲县的一个乡镇，热闹的地段却在四川境内。白龙江穿过镇子，江北是甘肃，江南是四川。白龙江是嘉陵江的主要源头，在郎木寺却更像是一条临时的人工引水渠。当我从合作坐车而来，其实是先到四川，跨过镇子里的水泥桥往北走，才又回到甘肃。仁清宾馆和江边小馆在四川境内，丽莎咖啡馆在甘肃。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分不清两省的界线。可事实上，我在郎木寺的活动，并不非得划清界线。就像我在藏地旅行，其实并不在乎这条江这座庙究竟属于哪个行政区域，它们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它们甚至可以存在于我想象中的任何地方。郎木寺只是个地名，四川境内的格尔底寺，甘肃境内的色止寺，加上仁清宾馆对面的清真寺，放在一起就叫做郎木寺。信仰的不同并没有妨碍它们相安无事。
据说，最先把郎木寺当做旅游目的地进行介绍推广的是老外，但要证实这样的传说得先问过兰州的驴子。郎木寺距离兰州一天的路程，他们肯定不会视而不见。我更愿意同意是老外造就了丽莎传奇般的创业经历。丽莎做的苹果派被驴子们誉为全国第一，尽管言过其实，但无疑是郎木寺最响亮的广告词。在一个穷乡僻壤，烤得金黄的苹果派像小山丘一样堆在你的眼前，香味扑鼻。这个时候，谁还会去矫情地纠缠究竟是全国第几？丽莎十年前来到郎木寺，开了间小饭馆。当时穷得没钱进料，连面粉都要赊账。她的时来运转很有戏剧性。一天，有个老外光顾丽莎的饭馆，丽莎灵机一动，干脆提供原料，让老外自己操刀。如此这般偷师学艺，丽莎终于扬名立万，甚至还在九寨沟开了分店。
我在郎木寺的午后艳阳里，顺着桥头路牌的指引，找到丽莎咖啡馆。那是一栋红砖砌就的平房，还有个不小的院子，院子四周有篱笆围挡。房子有两间屋子。大的那间摆了一排陈旧的皮革沙发和一些木桌椅，屋子中央是只大炉子，炉子上的水壶里似乎有喝不完的茶。墙壁是屋子里最精彩的地方，被驴子的物品和留言贴得密不透风。这样富有小资情调的咖啡馆与乡村宗教背景格格不入，却是人气聚集的地方。驴子不远万里，来到郎木寺，似乎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种安逸得超越现实的氛围，暂时麻醉自己。
另外一间屋子是丽莎的厨房和卧室。常年的烟熏火烤，使房间里的东西早已不见了原来的色泽，墙壁黑得像炉膛。丽莎和她的丈夫儿子就睡在这间屋子靠窗的大炕上，被子堆在炕角，散发出一股油腻的味道。
丽莎的丈夫人称老丁，地位像家丁。老丁身材高大，天生一张令人望而生畏的脸，头发和胡子像草藤一样纠缠在一起。老丁也是回族人，在郎木寺土生土长。老丁对丽莎言听计从，连打麻将的钱都要向丽莎申请。丽莎对老丁颐指气使，呼来唤去，好像老丁命该如此。事实上，老丁很有自己的想法。他特别反对乡政府改造郎木寺的方案，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揶揄乡干部。“他们去了一趟九寨沟，就想把这里也弄成九寨沟。”我很支持老丁的想法，我告诉他我看过一本老外写的书，名叫《消失的地平线》，讲的是香格里拉的故事。我说：“我回去后写一篇文章，就叫消失的郎木寺。”
丽莎的口碑毁誉参半，但当年我认识的丽莎绝对不像现在这样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她更喜欢接待老外，毕竟老外教会了她谋生的手段，对她恩重如山。丽莎知恩图报，体现出中国悠久的传统美德，这一点我不难理解。没有老外的日子里，丽莎对国内的游客也还不赖。我临走前，她去杂货店买了个打狗棒送给我，还演示了打狗的方式。打狗棒一直伴随着我的藏地之旅，可从来没有派上用场。有时候，我煞有介事地拿出来比划，就会想起丽莎。看到网上骂丽莎的帖子越来越多，我很为她担忧，却又无能为力。
我虽然和丽莎一家混得很熟，但我没在丽莎咖啡馆里吃过一顿正餐。我不喜欢吃西餐，或者是疑似西餐。我只是在想喝下午茶或者是找人聊天的时候才会晃晃悠悠地迈进丽莎咖啡馆。在郎木寺的几天里，我最喜欢江边小馆。临走前，我还为小馆重新画了招牌。跟丽莎相比，程大姐平静温和，身上没有丝毫的嚣张和专横，而这一点恰恰是丽莎最致命的地方，给她招来很多非议。
江边小馆门前，白龙江日夜不停地流过。江面只有两米宽，门口有一块木板，算是桥。小馆只有两张桌子，四把椅子，适合三两好友小酌。屋子里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真正体现出我熟悉的回民本色。那几天，我是江边小馆唯一的客人，程大姐会提前问我想吃什么，然后悉心准备。早晨是新鲜的牛奶和饼子，中午是面片，晚上是大姐亲手做的羊肉包子或饺子，配上大米粥。这是我在旅行中得到的最好照顾，至今无出其右者。
小馆的后面有个很私密的院子。院子就像花园，开满了月季和菊花。花丛中摆着一张躺椅，我会捧着书躺在上面午睡，直到阳光把我烤得几乎丧失意识，才挣扎着醒来。午睡是一种享受，可在当时的情形下，午睡毫无疑问是对良辰美景的极大浪费。若非考虑到回汉之间的习俗差异，我也许会搬进程大姐的小院。
程大姐原本有个不错的家，可由于丈夫赌博恶习难改，就毅然离婚了。听她淡淡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我这才感觉到在程大姐身上有一股隐藏的力量，毫不外露，却绵绵不绝。在封闭的小乡村，离婚需要很大的勇气，这样的决定也往往意味着选择了孤独的后半生。程大姐不在乎，她说：“自由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她的话犹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
我对程大姐除了敬重，甚至还产生了爱慕的感觉。这样的爱慕不具备爱情的典型意义，却充满了真挚，同样发自内心。临走的时候，我说会再来。但是至今没有兑现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