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推我，睁开眼睛，发现是捷克人。屋子一片漆黑，捷克人问我：“你是不是也走？”
我跳了起来，就像听到紧急集合号一样，快速整理好行李。我住过的旅馆，都不要求客人交押金，也不在你退房的时候派服务员查看房间。有的时候，我甚至为了交房钱而到处找服务员。这样的旅馆，真正做到了来去自由。我和捷克人在夜色中匆匆离开香巴拉宾馆，朝车站赶去。
车站里人声鼎沸。捷克人要去九寨沟，就上了去松潘的车。等我找到去马尔康的班车，车上几乎已经满员了。车站管理得很严，尤其不允许超载。我跟司机说：“我把行李放车上，人去路口等。”这种办法能躲过车站的检查。司机想也没想，指着他身后的工具箱说：“不用，你就坐这儿。”他还充满人道关怀地把腰后的靠垫抽出来递给我，保护我免受皮肉之苦。
九个小时后，300公里的旅行结束了，我手脚麻利地迈出车厢。按照司机的好心指引，我很容易地找到了马尔康宾馆。在陌生的地方旅行，若没有背包客云集的青年旅社，当地政府的招待所就是打尖住店的最好选择。
马尔康不算太遥远，但很多人闻所未闻。大学毕业那年，我在北京礼士路口的书摊上买了一本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一次注意到红军曾经到过一个叫卓克基的地方，毛主席还在那里的土司官寨休整歇息，读土司老爷的藏书。卓克基就坐落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首府马尔康。
马尔康被誉为高原新城，可她的海拔并不高，Suunto显示还不到2700米。县城位于山谷之间，水流湍急的梭磨河穿城而过。县城规划整齐，外墙贴着瓷砖的新楼林立。临街多店铺饭馆，营业到很晚。由于水电发达，夜幕下的马尔康县城霓虹闪烁，光影迷离。其光明程度，让我感觉恍若隔世。
在藏语里，马尔康的意思就是灯火旺盛的地方，据说此命名来自于一位得道高僧。在藏地，这样的高僧往往又是伟大的预言家。今天，古老的预言再次成真，山谷见证了马尔康的万家灯火。
到达马尔康的第二天，我沿着梭磨河溯河徒步而上，来到离县城8公里之遥的卓克基镇，这里的陡峭石崖上耸立着阿来笔下麦其土司官寨的原型，官寨始建于清代末年，曾毁于大火，后又重建。虽是藏式建筑，格局却是北京的四合院。如今土司官寨成了一座空寨。用人忙碌的身影、土司艳丽的衣饰以及骏马的嘶鸣，都已随尘埃落定。只是，留下了索尔兹伯里称赞的“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
官寨因年代久远发生垮塌而不向游客开放。我无缘看到传说中厚达一米的石墙、五百余间的大小房间、镶有金银珠宝的家具、藏有经典古籍的图书馆、天然矿物染料画成的唐卡以及琳琅满目的佛教法器。
官寨闭门谢客，我只得把目光投向了对面的西索村。村子里的羌族民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各家各户经幡飘动。屋顶堆放着白石，窗台盛开着鲜花。几乎所有村民的家门上都贴着阿坝州旅游局核发的“旅客之家”标识，村民委员会的院门上方赫然立着一门土炮，炮口瞄准桥头，下方却贴着“就餐晚会”的标牌。
时值正午，骄阳似火，饱满的蓝天不时飘过几朵白云，村庄显得安详静谧，连跟我擦身而过的长毛狗都慵懒地没有抬眼看一下贸然闯入的陌生人。正当我站在桥头的核桃树下回味着这空灵遥远的感觉时，一位白衣女子从我眼前走过。
“你就一个人？”她诧异地看着我。
“是呀。”我发觉她不像是这里的村民。
“你好厉害！来屋里头喝口茶吧。”女子热情地邀请道。
她家是一栋四层的小楼，有着全村最漂亮的窗台，灯盏花、月季和菊花争相斗艳。与传统的藏民居一样，一层饲养牲畜，二层为客厅，三层是主人的卧室和客房，四层晒粮食并储物。当她把这里的主人，也就是她的丈夫介绍给我时，我大跌眼镜，这位长相白净，穿着时尚的藏族小伙正在他家客厅宽大的墙上创作壁画呢！
香喷喷的酥油茶端上来了，画家搁笔小憩，和我攀谈。画家名叫多吉巴桑，爷爷曾是官寨里土司的大管家。大学毕业后，他娶了同班的汉族女同学为妻，并在成都开了间设计工作室，成都那间著名的藏式酒吧就是他的得意之作。为了潜心于唐卡的创作，他携妻带子回到了西索村。
多吉巴桑的故事让我羡慕不已，有多少人能像多吉巴桑这样把事业和归隐结合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
当他了解到我旅行的计划后，对着媳妇说：“他是个修行者！”
就这样，英雄惜英雄，互相吹捧，都没注意到女主人什么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
饭后，多吉巴桑一家三口带着我再次在村中转悠的时候，多吉巴桑的眼神里多了一份对现状的忧虑，言语中多了一份对未来的责任感。因为，村里出现了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审美取向和误解。
在这里，让我描述一下那些为旅游开发而安装在村里的高大的金属路灯吧。其原型是北京长安街两旁的白玉兰路灯，被克隆到偏远的藏地村寨，这让多吉巴桑痛心疾首！
“我当时给村里报了我的设计方案。我把路灯设计成酥油灯的形状，既符合藏式风格，又不会阻碍视线。可村干部觉得不够现代，没有采纳。”说起来多吉巴桑仍然耿耿于怀。
我为多吉巴桑感到惋惜，不禁想起了松赞干布聪明的求婚使臣利用酥油灯最终赢得文成公主的传奇故事。看来，传统的酥油灯在电力充沛的今天已经过时了。
多吉巴桑踌躇满志地表示过想承包官寨整修工程中的彩绘部分。我不知道，年轻艺术家的理想火焰，后来有没有被官僚和世俗的脏水泼灭。
离开西索村的时候，我没有向画家夫妇支付饭金。对于热情好客的他们来说，那样做无异于羞辱。
02
山谷里飘起了细雨，密如牛毛。
我沿梭磨河顺流而下，去拜访十五公里以外的松岗碉楼。松岗乡是曾经当过拖拉机手的藏族作家阿来的家乡。雨天打乱了我的徒步计划，我就在河边叫了辆面的，谈好跑来回，加上等候，三十块，价钱很公道。
烟雨迷蒙中，两座石砌的碉楼依山而立，气势伟岸。我沿着山路缓缓攀上，水气氤氲的河谷不时有炊烟升起。要想接近碉楼，必须穿过山顶上的村落。这里与西索村一样，没有凶猛的藏獒，村民热情好客。你可以放心地在村子里的石板小道上优哉游哉地看房顶上的野花，身旁伴着和你一样优哉游哉的禽畜。你甚至可以敲门讨要一杯热乎乎的酥油茶。如果你连喝三碗，额头升腾热气，主人会高兴地冲你点头。
碉楼显然不是建于生产目的，因为碉楼上的孔眼是用来瞭望和射击的，而宽敞的内部空间可以用来储存粮食和安置妇孺。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关乎生存，谁又会处心积虑、劳师动众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建造高度超过30米的庞大建筑？
我向村民打听碉楼建于什么年代，得到的答案居然版本不一。大多数的村民会告诉你，好几千年吧。据考，碉楼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当时数量惊人，用来抗衡清朝军队的进剿。清兵在得胜后拆毁了绝大多数的碉楼，因为他们容不下在自己的身边有这么多异族的军事工事存在。
几百年过去了，金戈铁马已成追忆，碉楼也无可挽回地老去。我指着其中一座中间部分垮塌的碉楼，问村民原委。
“那是在‘文革’武斗的时候，被迫击炮轰出来的。”村民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毫不怀疑答案的真实性。
“碉楼的上面就那样悬空着，会不会倒呢？”我担心地问。因为碉楼下面是村民的屋舍和菜地。
“碉楼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怎么会倒？”他盯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反驳我。
这是关于碉楼的种种传说中最为扣人心弦的一句话！
03
西索村和松岗碉楼，还有邱二餐馆用梭磨河里的冷水鱼做出来的鲜汤，可以让我心满意足地离开马尔康了。由于道路发生泥石流，去往丹巴的班车无法正常发车。售票员建议我次日一早再来碰碰运气。这样的意外在我看来实属稀松平常。人在旅途，到达和离开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来到宾馆对面的雪域网吧整理照片，打发时间。
“好漂亮啊！”有悦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听到有人赞赏自己的作品，不免扬扬自得。我回头望去，说话的是一个梳着长辫的女孩儿，个子不高，模样俊俏。她拉过一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
“我叫张琼梅，琼瑶的琼，梅花的梅。”她自我介绍道。
我笑了。琼瑶的流毒都已经传播到了遥远的藏地山谷。她补充说：“我是藏族，藏族名字叫做次仁拉姆。”
次仁拉姆的藏语意思是长寿的仙女。甫一出生，她的父母就把他们最直接、最真诚的祝福深深地烙在次仁拉姆的身上，人们对她的每一声呼唤，都是最美好的祝愿。
在查户口般但不令人生厌的盘问之后，次仁拉姆问道：“你去过马尔康寺吗？我带你去看看吧。”
次仁拉姆的热情相邀让我不忍拒绝。曾经是苯教寺庙的马尔康寺，香火旺盛，后来成为了这座高原新城的名字。马尔康寺的原址，现在是政协的宿舍。新的马尔康寺建在了可以俯瞰整个县城的向阳山坡上了，人们在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抬头望见。
我没有把马尔康寺列为必看的景点。红卫兵捣毁了旧寺，缺乏历史沉淀的新寺无法给予我应有的那份虔诚和感动。
显然，次仁拉姆不擅攀登，来到寺庙门口，居然有点体力不支。她没有理会我让她歇息的建议，指着寺庙的转经墙说“按照我们的习惯，要转三圈才行。”说罢，便开始沿着墙根顺时针行进，转经筒在她的手中嘎吱嘎吱地转了起来。本来已经气喘吁吁的次仁拉姆，好像迅速恢复了体力，行动敏捷得令我难以追赶。
等我转完最后一圈，次仁拉姆已经神闲气定地站在寺庙的门口等我，手里多了两根鲜艳的黄绸带。她把一根系在了自己的手腕上，把另外一根递给了我：“这是我为你求的，如果你不想戴它，也不能随手扔了。”
我把这根黄绸带系在了我的背囊上，一直带回到北京，又把它系在家中的一株柳叶榕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枝枯叶落、奄奄一息的榕树居然就此摆脱了病虫的折磨，长出新叶，重新茂盛了起来。
下山前，我想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次仁拉姆的身影，她没有应允，理由是她没有穿戴藏族的服饰。
在另一个秋雨淅沥的早晨，我离开了马尔康。
我为了寻找而来，带着怀念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