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一颗已经成长，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阴，教会她，怎样敬畏生命。
湖畔的飘绵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得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偶然风起所带来的。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情况简直令人暗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漫天漫地都是那种东西，第二天情形完全一样，我感到诧异和震撼。
其实，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靠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道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状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
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树，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
我至今仍然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颗种子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成长，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阴，教会她，怎样敬畏生命。
——选自《晓风散文集》，摘录于《遇见》
千手万指的母亲
我的母亲，赋我以骨血筋肉的那女子，当年双沟镇上的谢家三小姐，如今养大了七个孩子，住在屏东常年不断的阳光里，养着前庭后院开不完的海棠花……我对她自有说不尽的感恩，但我现在要讲的，却不是她。
我要说的是有一年，丈夫到泰国北端，坐着轮胎上缠着链条以防滑失的吉普车，在泥泞中勉强登山，艰难万分地上了住着三十多年老难民的山头——美斯乐，那里的副部队长熊先生兼任兴华中学的校长，当时他正打摆子（即疟疾），躺在床上，盖着棉被，兀自发抖，但是抖归抖，他手上却捧着一本《四书》，边抖边看。
丈夫回来说起那幅画面，我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去那里一趟，一定要去看看，看那位叫“中国”的母亲的手，怎样抚育着海外的孤臣。《论语》是这位千手母亲的一只小指，我渴望看到这位母亲其他的手，其他的接触，我渴望看到她的庄严宝相。
去年七月，我们去了，因为是两个人同去，所以又不得不带着孩子，旅途虽然吃苦，总算都在我们体力可支的范围内。终于到了美斯乐，这三十多年前从西南边境出亡异国的难民的精神堡垒。
美斯乐的山径上，偶然见一位白先生的家门口贴一副对联：
经营不减琴书趣
货殖犹存翰墨香
呆看许久，虽未见白先生本人，心里却几乎能把他的形象想个差不多，一个读书人，千里从军，做梦也未想到会万死投荒来到这异国深山的草莱中求生存，而且这一留就是大半辈子，为了生活，不得不做些小生意，而中国的指触却在一副门联上轻轻地抚过，在欲晴欲雨欲风的山头，我恭立路旁，记下那句话，记下母亲的手的优美形象。
在雷雨田将军的山宅里，看他种石榴、种栀子、种茉莉，看他晒一撮茶叶，听他说“治中国，处治世，宜用王道；对外强，处乱世，须用霸道”。心中凛然生敬，母亲的手啊，摩挲着孤臣的心。
学校在较远的山头上，小孩上下阶梯如履平地，半截剖开的树桩上，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字。失去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国土，可以，失去九亿人民，可以，但礼义廉耻是国本，永不可失，虽然刻在简陋的半截树桩上，却兀自矗如泰山。
相书上以“女手如姜”为贵，中国的手也是如此硬涩而刚烈，抚过肩头的时候，慈爱中有耳提面命的期许，温柔中有老茧触肉的微痛。
美斯乐山头有一栋漂亮的行宫，是泰国高级领袖每逢时局紧张前来商议就教的地方，外面有一凉亭，可以俯览全村，我们去时只见一个面色凝寂的男孩在念书，看他年纪也不小了，却在念一本注音符号的书，前去相问原来他叫杨建国，十九岁，家住缅甸（按：缅甸算共区），开当铺，却供他来泰北念中文，他的中文程度好不了是可想而知的。但看他一个人独据山亭苦苦念诵，心里不知为什么老觉得对不起他，一样读中国书，凭什么我就可以按部就班受专家的指导一帆风顺在二十一岁就念完中文系，而十九岁的他却仍是摸索注音的初中生，但其实他仍然还算幸运的，还有许多人羡慕他呢！只是不管天运如何，母亲的手却如春风一样广被，当年在外双溪畔怎样感动我的经典，日后也将感动这少年。
千手的母亲，万指的母亲，无所不及的抚触，我要怎样才说得完她的故事！
——选自《三弦》
承受第一线晨曦的
楔子：浪上的小女孩
夏天，六月底，中午，海一贯地蓝着。
林茂安从小屋走出来，正要往红头村去，他住的地方叫渔人村。
忽然，他看到一大群人，不知在逃什么，乱纷纷地从海边往岸上狂跑。林茂安当时也飞跑起来——不是往岸上，而是往反方向的海上，他要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台风刚过不久，浪很大，他看清楚了，有一个小女孩，在浪上载沉载浮。
他拼命往前游，终于抓到了孩子，忽然，他发现，孩子的脸极难看，大概是死了。
“也许还能试试人工呼吸，”他想，“总该试试。”
他挥手求人来帮忙，他已经精疲力竭，不敢相信自己有力气在巨浪里能一边游一边拖回一个孩子。
但是，没有人理他。
他只好死命往回游，把孩子放在沙滩上，试着人工呼吸。太晚了，孩子终于僵冷了。
他把孩子背上岸，刚好碰上管训队的骑摩托车经过，他请求那人把他们载到红头。
过了一阵，孩子的舅舅来了，拿着一支长矛，在孩子的尸体前叫嚣扑跳，又作势猛刺。因为，他们相信，非如此，不能驱赶恶鬼。
林茂安请孩子们去捡回他刚才脱在海边的衣服，小孩说，他的衣服早被人丢在路上了，要捡，得自己去捡，没有人敢碰他沾过鬼气的衣服。他只好拖着累得半死的身子，自己去捡衣服。
但不管走到哪里，村人都凶巴巴地赶他走，他一时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到兰屿已经快一年了，跟当地的人一向也处得很好，其中有几个他还为他们搽过药，现在竟然都翻脸不认他了，他伤心地踽踽独行。
然后，他明白了，雅美人一向对鬼有不可言喻的恐惧，没有人敢去救那快要淹死的孩子，因为怕鬼魔转附到自己身上来。而他抱了死孩子，别人把他看成鬼影附形的人，当然避之唯恐不及。
那是太可怕的一天，他虽不怕鬼，但死孩子的脸在他悲伤失神的心里上上下下地散开又聚拢。
他差不多不能集中心智来思想了，但混沌模糊中，仍有一个念头渐渐拂之不去地凸立出来。
“我要为他们做一点事，从现在开始，让我为他们做一点更具体的事……”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远比一般男孩为瘦小，林茂安只有一米五五。
“上帝把我造得这么矮，倒有一件好处，”他说，“跟小孩特别容易混。”
一九七七年九月，林茂安走下船，到了兰屿，船是从台东开的，风浪大，船的性能也不好，他已经吐得差不多了。念书的时候，他跟同学也曾趁暑假到过兰屿，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不再是一个过境者，他要住下来。
除了雅美人，外地人是不准在兰屿落籍的（除非和雅美人通婚），他必须六个月一次去报流动户口，流动就流动吧，反正他知道一件事，他的心已在这里打了桩，他的心在这里报了固定户口。
“到兰屿去干什么呢？”
不单别人这样问他，连他自己，一脚踏下船，站在椰油村的岸边也发起急来，忍不住要逼问自己。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没有谁要“聘请”他，也没有谁答应“付薪水”，身上带了爸妈给的五千块台币，就这样到了兰屿。只有一件事是清清楚楚的：
“我要到兰屿去！”
父亲是受日本教育的药剂师，为人方正保守，母亲也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哥哥是本分的药厂外务员，一家人都很“正常”，不知怎么会跑出这样一位奇怪的小儿子。但父亲没有生气。他资助了一笔钱，而且常常从高雄做“食物补给”。
父亲也许忘了，在祖父那一辈，他们是住在澎湖的，林茂安也许有其先天性的不可挽救的对小岛的恋慕。
有人借给他一所房子，是当年村长的父亲住的，村民后来搬到国民住宅去，房子就空下来了。雅美人的房子平常是一屋一亭（即使搬到水泥做的无趣的国民住宅里，他们仍然念旧地接着窗口搭一座凉亭，而属于公家的海防部队，也未能免俗地搭了一座），屋子盖在一方沿阶而下的坑里，坑和阶梯都用石头固定住，石缝之间总是长着美丽的野花。
林茂安的那间更是得天独厚，屋子右边是相思树和释迦果，左边是木瓜。屋子前面除了艳红的太阳花，就是一种叫“古雅西”的盘地而生的野草，他试吃了几次也没发生什么事以后，就放心把它也列入菜单了。
他在房子前边搭了个凉亭，许多兰屿小孩来帮他忙，他又在房子左边弄了个“现代化”的棚式厨房，有水泥，有瓦斯，窗外种了棵辣椒，可以顺手抓一把辣椒叶子就是一盘菜。炉台正前方是一片青蕨，有一次有条蛇，从石缝里一探头，几乎跑到锅里来。
小屋收拾得很好，大块龙眼木，凿痕历历看来古拙质朴，雅美人本来不用钉子，他却钉了个小书架，吊在墙上，又弄了个书桌，白天，他跟孩子玩，晚上，他在白烛下看书。书桌旁经常挤着些舍不得回家的小孩，最挤的时候，可以挤下八个。
有一次，他算算钱，只剩十九元了，奇怪的是，心里也不急。于是，他发现，原来，没有钱也可以活得下去。不时有友善的邻居送来芋头、地瓜和鱼。此外随手摘的芋头叶、芋头梗、番薯叶也都是可吃的菜，螺蛳可以到芋头田里去摸，有时，他也被邀去做抓鱼的助手，负责赶鱼。
星期天，他到小教堂去礼拜。
日子就那样平稳安适无所事事地过去，直到那件事发生。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了！”他说，“没有压力，没有‘工作’，就是那样单纯地去爱小孩们，跟他们玩，教他们功课，整个跟雅美人一起生活……”
另一种采矿
可是，那件事却发生了，而且逼到眼前来。
“我要办一所幼儿园。”他想，“父亲打鱼去了，母亲上山挖芋头去了，如果能有个幼儿园，孩子有人照顾，就不会像那样出事了。”
但是，钱在哪里呢？兰屿中学不但免费，而且供吃住，孩子尚且不太肯去。小学里逃学的更多，幼儿园是“学前教育”，政府不贴补，叫他自己拿什么钱去补呢？
雅美人跟全世界一切种族一样，也爱他们的孩子，可是却不见得让孩子去上学。
有位小学校长就碰到这样一件啼笑皆非的事，他注意到某个孩子经常逃学，很替他忧心。有一次，这孩子终于被他逮着了，他把孩子带回家，照顾他，督导他，希望和他生活一段时间把他驯下来。不料孩子的爸爸误会了，他急忙跑来，哀哀地站在门口哭着说：
“校长啊！校长啊！请你不要打他呀！要打，你打我好了，不要打他呀！”
孩子不爱上学，学校只好找出许多条件来吸引他们，但林茂安这位口袋里一文不名的小子，又拿什么去办兰屿第一所幼儿园呢？
他想到有一所房子，弃置在一个小山脚下有六七年了，房子接近四十坪，四房一厅，外加厨厕，当初是经济部矿业研究所盖的。那时，他们怀疑兰屿有铜矿，后来发现没有铜，人员便撤了回去，空留下一栋房子。
兰屿人不敢走近那房子，因为房子后面是坟场（兰屿人的坟场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不树不封，无碑无碣，不祭不拜），久而久之，房子变成了牛棚，满地都是牛粪，秽不可闻。
如果能洗干净做幼儿园多么好，他想。
透过《宇宙光》杂志，他们和矿业研究所的所长联络上了，事情神迹似的进行得很顺利，所长答应把房子交给他“暂代保管”。
办幼儿园也该看作一种矿业吧？这一次，拟定要探采的不是“铜矿”，而是“人矿”。
房子有了，但是，钱呢？杂志社干脆好人做到底，答应利用一九七九年母亲节办个义卖会，于是，在康乃馨的季节，在最悭吝的心也容易一时柔软下来的五月，他们有了第一笔捐款。
有了房子有了钱，满心感激，压力却也同时重了。林茂安不是那种干练型的人物，忽然一下，百废待兴，把他弄得不知所措。他原是一个闲适自安、喜欢在烛光下读文章的人，他原是一个喜欢坐在茅棚下望着大海出神的人，他是一个跟孩子玩得忘了自己是个成年人的人。
如果你在海边看到一个眼神清纯的大男孩，夹在一群赤腿的孩童中间——其中有的小孩极小，一手急着去拉他，一手还握着自己的小鸡鸡——他教他们把两手勾起来伸动，嘴里咕咕咕咕地发出水泡声，一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走过去，那才是林茂安，不懂行政、不懂策划、不懂预算、不懂宣传的林茂安。
可是，他想做事，一件具体的事，麻烦就来了，一所积满了牛粪而又没有水的房子怎么点化成幼儿园？老师哪里去找？什么叫“幼儿教育”？事情不再像当初那么好玩了。
他开始套上了责任的轭。
洪浚正从美国回来洗刷牛粪
可是，帮忙的人也来了。凡是直接间接听到这回事的人都想尽力帮一把忙。
有一次，他接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的竟然是：
兰屿——请邮差先生帮忙送给想办幼儿园的林茂安先生。
那是一位陌生的关怀者写的，使他不胜感动。
夏天，洪浚正从美国回来打威廉琼斯杯，一下飞机就直奔兰屿，他和林茂安曾是同学，兰屿人大概没想到有这么大号的人物去为他们的孩子洗刷牛粪。
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些当年一起爱打球的大男孩，天气热，大家脱了上衣砍野菠萝。野菠萝多刺，但不砍不行，那东西的生命力太泼旺，满地都是，不砍出一条路来是不行的，结果是每个大男孩都弄得鲜血淋漓。
另一件头痛的工作是引水，水在两个山头以外的溪涧里，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走到，他们扯了一条极长的塑料管把水引了来。
当第一滴清水滴下来的时候，十几个年轻人疯狂地欢呼起来：
“水来了！水来了！水来了！”
他们还郑重其事地摄影留念。
水来以后，他们把陈年牛粪泡了三天，才能动手。
洗刷干净了，他们又动手粉刷，粉刷完了，他们打算在屋顶墙栏上漆上“兰恩幼儿园”五个大字，当然，船啦什么的也得画一些才好看。一个艺专美术科的女孩爬上去画，男孩在下面扶着丈把高的自搭的木架，女孩说：
“我这辈子还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画过画。”
当然，美术科里是不会教人这种东西的，她战战栗栗地足足画了两天才画完。
也许这是规模最小的幼儿园，但它必然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所，背后，它有青山为墙垣，面前，它有大海为庭院，这兰屿岛上第一所幼儿园。
承受第一缕晨曦的幼儿园
一九七九年秋天，十月八日，兰屿第一所正式的幼儿园开学了。有人捐了白围兜，有人捐了奶粉，有人捐了故事书——更有人捐了自己，兰恩幼儿园就这样开始了。
兰屿的母亲习惯唱一首甜蜜凄伤的摇篮曲：
你，你这个小孩
你是我这一生中摇过的小孩里
最最顽皮的一个小孩
妈妈的百宝箱里没有几颗玛瑙（兰屿人以玛瑙为传家宝）
妈妈可以给你的非常少
妈妈只希望你的调皮
将来对你不是坏，是好
兰屿的小孩的确是顽皮的，他们怎可以不顽皮？他们的男孩自古以来便是只凭一把斧头造船造屋，他们的女孩把山野和平地都种成芋头田，他们要打万万千千条鱼，他们怎能不顽皮？
虽然老师中间没有一个是学幼儿教育的，但林茂安和其他老师都决定不要像台湾的幼儿园教文字或数学，他们只管玩，只管听故事，只管唱歌，他们唯一的教学重点是：生活。
这是一间非官方的，却全免费的幼儿园，此外上午供一顿点心，中午供一顿饭，老师要耐心地教“餐桌礼貌”。
由于人手不足，老师常常自兼数职，你忽然听到咕咕的鸡叫，原是一位笨老师在捉鸡。兰屿的鸡跟羊都采取放养方式，捉起来不太简单。大清早，你看到有人杀鸡，有人拔毛，那些人也全是老师，再等一下，煮鸡和分鸡给学生吃的，仍是老师。
然后，你看到有一位，在用手为学生洗衣服（没有电的地方当然没有洗衣机）——那是李老师，她是淡江德文系肄业的。她那样认真地打扫清洗，要让每一个孩子学会清洁。
小孩穿衣服当然不懂珍惜，每件衣服都脏得可以，李老师就那样日复一日地搓洗下去。
小孩又老是掉围兜，这也是当初没想到的麻烦，围兜已经发了两次了，看来还得需要再发。有一次，有个很乖巧的小女孩早上不敢到学校来，只是站在家门口哭，最后，老师终于弄明白了，她的围兜被烧坏了，她不敢来上学。她的父亲昨天喝醉了酒，香烟不小心把围兜烧出一个洞一个洞，孩子伤心地哭着，老师终于把她劝来上学了——当然，免不了还要再给她一件新围兜。
早晨，如果天气好——兰屿的天气差不多总是好的——小孩子们就站在院子里，一本正经地唱国歌、升旗，看着那棕色的小手把国旗一小段一小段往上拉，心里忍不住感动起来。在这么边远的岛上，在中国的极东疆，在太阳最先照到的中国土地上，一面旗，升起来了。一首歌，唱起来了。
现在，也许他还太小，不懂得自己唱了些什么，但有一天，他们会懂，他们会知道，自己曾唱了一首多美丽的歌。
老师的心情正是母亲的心情
“小朋友手拿出来！”一走进教室，坐好，江老师就开始问，“你们有没有洗脸？有没有换干净衣服？”小孩都点了头。
“钟启义，”那小男孩不好意思，扭扭捏捏地被拉起来，“你们看钟启义很干净是不是？”
钟启义不好意思地“忍受”着老师的赞美，这小孩长大了会是什么样的孩子呢？一个大智若愚深藏不露的人物吧！
“谢雯萱，她也很干净，是不是？”
谢雯萱显然是个美人胚子，她是个汉人跟雅美人的“混血儿”，父亲在宾馆做事，这些年买了些车子租给荣工队，小女孩穿得干净漂亮。
“大狮子说，”江老师手里玩着一个狮子头，“兰恩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们要走路轻轻，说话轻轻，搬椅子也要轻轻。大狮子说，请你们过来唱‘坐飞机’的歌好吗？”
孩子一下拥上去。七嘴八舌谈着飞机，世界上恐怕极少有幼儿园刚刚好就设在飞机场旁边。而且，兰屿的飞机又是小飞机，机场毫无遮拦，江老师有时也带着孩子走到跑道旁去看飞机，那光景，就像都市的小孩站在路旁看摩托车一样随便平常。
然后，他们唱一首歌：
稀奇稀奇真稀奇
漂过大海漂过溪
没手没脚能游泳
乘风破浪快如飞
都市里的孩子可能也唱这首歌，但，兰恩幼儿园的孩子唱这首歌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谁家没有一条船呢？每个孩子都渴望能坐一下船，他们也眼巴巴地望着大船自台东带来补给品，他们几乎每一个都在想：
“有一天，我要坐船到台湾去！”
“她是我妹妹。”下课的时候，阿雄说。
“我叫他大哥哥，他叫我小妹妹。”那叫小燕的女孩补充道。
两个孩子牵着手，看起来又亲爱又漂亮。
“你的妈妈就是她的妈妈，是不是？”
“不是，不是。”两个人一起急着否认，小手仍然紧紧拉在一起，好一对青梅竹马。
小燕是另一个混血儿，美丽黏人。
“这里是‘娃娃角’，这里是‘沙坑角’，这里是‘积木角’，这里是‘阅读角’。”林茂安说，“我想等有空的时候做份卡片，详细记载每个孩子的性趣，看他们花在哪里的时间最多。”
“这一间本来是午睡室，你看，满架子都是棉被，”林茂安继续说，“但后来发现兰屿的小孩不一样，叫他们午睡他们太痛苦了，他们甚至宁可逃学来罢睡。真的，他们晚上六七点就睡了，白天精神好得要命，老师后来也只好投降，不再强迫他们睡觉。不过，这样一来老师就更苦了，中午也要陪着小孩玩。”
“在小孩毕业的时候，”林茂安说，“我想送他们每人一本相片簿，里面第一页是他单人的照片，然后，是全体的生活照片。”
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她的脚趾甲不知什么时候被颜色笔涂成绿色的，让人又好笑又好气。
“从台湾回来的小姐，脚上都是这样的！”她无限得意地说。
开学几个月以后，“世界展望会”答应用他们的车子载送小朋友，可是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有事，不能在放学前赶来接小孩回家。碰到这样的时候，江老师便握起小朋友的手，沿着涛声，穿过两侧野菠萝，一路往前走，把孩子一一送到邻村的人家。在风雨的下午，人影愈走愈小，那景象看来特别温暖动人。
“我们刚从台东买了六只小鸡，今天早上把箱子拿出来，一转眼就全不见了，山上有狐狸，不知是不是狐狸偷吃了？”林茂安不胜惋惜，“我想辟个园子种点蔬菜，让孩子午餐的菜不必全靠采买，我还想找几样动物来养——有些动物兰屿的小孩从来没见过。不过这一切都要人力……”
“我还听说蚯蚓能吃垃圾，改变土质，我也想去买些来……”
看得出来，他是大大小小的事件无不萦绕胸中的人，但是，人呢？钱呢？
“朗岛那边的人每次看到我就说：‘林老师啊！你也来我们村子上办个幼儿园给我们小孩上嘛！’我也想，可是……”
清秀颀长的江老师是另外一则传奇。
“有时候，当我沮丧的时候，我会想：‘凭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待在兰屿？’我很想回家，我可能是疲倦了？生气了？失望了？我可能是太在乎回报了？我可能自以为付出很多，孩子却没有听话，所以我就气馁了？——我找不到我非留下不可的理由，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我舍不得走。”
“妈妈起先听我说要来兰屿，吓坏了，除了怕待遇少工作苦，她立刻想到的就是‘完了，她嫁不掉了’！哈！我自己倒不太怕，反正刚毕业。”
“其实，我从小就看惯了山地人（今称原住民，下同），我父亲年轻时候在日本学医，回来不久就做了山地传道人，他工作的对象是屏东的排湾族。我小时候很少看到父亲，倒是常看到家里出出入入都是山地人，我跟他们相处得很自然，其中有个孩子，跟我父亲做翻译，他叫我妈妈‘阿妈’，他差不多是在我们家长大的。”
“我读中学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是，我一直记得他说的两句话：‘如果你希望到山地工作，你一定要跟他们一起生活。’我一直很佩服我父亲，我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走上这条路。”
“这些小孩，怎么说呢，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有一次我问他们：‘小朋友，你们到兰恩幼儿园，最喜欢做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们会说唱歌或者画画什么的，结果一个小朋友大声回答说：‘我最喜欢的是——逃跑。’唉，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真喜欢跑，我们做老师的还得满山遍野去抓孩子，他们又跑得快，我们哪里是对手，没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嘿，没想到，你一脚回来，他大概也没乐趣了，居然也跟着跑回来了！”
在这样跑跑抓抓之中，多少孩子在成长？五十年或七十年后，当他们之中某个人物写起回忆录来的时候，这些事件都记忆犹新吧？
去年，江老师刚毕业的时候，由于自己完全没有学过幼儿教育不知要如何着手，有一位双连幼儿园的蔡老师鼓励她说：“去吧！别的东西可以慢慢学，只要有一颗爱心，就够了！”
当然，爱心是空灵高渺的，但爱的行动却是烦琐累人的。一年来，她感到自己的成长。当天气不好，运输船延误了，她焦急地说：“怎么办，孩子的饼干都快没了！”听那口气，你感到，她不单是老师，也是母亲。
林茂安有一张小的书桌，桌上有一块小玻璃，玻璃下压着一片极小的书签，上面有一段这样的话：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容忍中——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公平中——他就学会公义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安全中——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赞许中——他就学会喜爱自己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被人接纳和友谊中——他就学会在这个世界里去寻找爱
或者作为一个老师他们的心情也正是那首摇篮曲中母亲的心情：
你，你这个小孩
你是我这一生中摇过的小孩里
最最顽皮的一个小孩
妈妈的百宝箱里没有几颗玛瑙
妈妈可以给你的非常少
妈妈只希望你的调皮
将来对你不是坏，是好
一朵常开不萎的爱心花
“如果你们春天来，”林茂安说，“满山都是野百合，每个人手里都可以抱上一大捧花。”
四月以后，野百合会谢，但兰恩幼儿园，一朵爱心的花，开在自由中国的最东端，承受第一线的晨曦，却常开不萎。
——选自《你还没有爱过》
那部车子
朋友跟我抢付车票，在兰屿的公交车上。
“没关系啦，”车掌是江浙口音，一个大男人，“这老师有钱的啦，我知道的。”这种车掌，真是把全“车”了如指“掌”。
车子在环岛公路上跑着——不，正确一点说，应该是跳着——忽然，我看到大路边停着一辆车。
“怎么？怎么那里也有一辆。咦，是公路局的车，你不是说兰屿就这一辆车吗？”
“噢！”朋友说，“那是从前的一辆，从前他们搞来这么一辆报废车，嘿，兰屿这种路哪里容得下它，一天到晚抛锚，到后来算算得不偿失，干脆再花一百多万元买了这辆全新的巴士。”
“这是什么坏习惯——把些无德无能的人全往离岛送，连车，也是把坏的往这里推，还是兰屿的路厉害，它硬是拒绝了这种车。”
“其实，越是离岛越要好东西。”朋友幽幽地说。
车过机场，有一位漂亮的小姐上来。
“今天不开飞机对不对？”车掌一副先见之明的样子。
“今天不开。”
“哼，我早就告诉你了。”忽然他又转过去问另一个乘客，“又来钓鱼啦！”
“又来了！”
真要命，他竟无所不知。
这位司机也是山地人，台湾来的。
他正开着车，忽然猛地急刹车，大家听到一声凄惨的猫叫。
“唉呀，压死一只猫了！”乘客吓得心抽起来。
“哈哈！”司机大笑。
哪里有什么猫？原来是司机先生学口技。那刹车，也是骗人的。
大概是开车太无聊了，所以他会想出这种娱人娱己的招数，这样的司机不知该记过还是该记功。
“从前更绝，”朋友说，“司机到了站懒得开车门，对乘客说：‘喂，爬窗户进来嘛！’乘客居然也爬了。”
早班的公交车开出来的时候，司机背后一只桶，桶里一袋袋豆腐，每袋二十四元，他居然一路走一路做生意。
每到一站，总有人来买豆腐。
不在站上也有人买，彼此默契好极了。司机一按喇叭，穿着蓝灰军衣的海防部队就有人跑出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除了卖豆腐，他也卖槟榔。
“槟榔也是很重要的！”他一本正经地说，仿佛在从事一件了不起的救人事业。
豆腐是一位湖北老乡做的，他每天做二十斤豆腐。
“也是拜师傅学的，”他说，“只是想赚个烟酒钱。”
他自称是做“阿兵哥”来的，后来娶了兰屿小姐——跟车掌一样，就落了籍了。现在他在乡公所做事。
“我那儿子，”他眉飞色舞起来，“比我高哪，一米八十几，你没看过他们球队里打篮球打得最好的就是他呀！”
车子忽然停了下来，并且慢慢往后倒退。
“干什么？”
“他看海边那里有人要搭车。”朋友说。
海边？海边只有礁石，哪里有人？为什么他偏看得到？
那人一会儿工夫就跑上来了，手里还抱着海里摘上来的小树，听说叫海梅，可以剥了皮当枯枝摆设。
那人一共砍了五棵，分两次抱上车。
“等下补票，”他弄好了海梅理直气壮地说，“钱放在家里。”
车掌没有反对，说得也是，下海的人身上怎么方便带钱？后来他倒真的回家补了钱。
“喂，喂！”我的朋友看到了他的兰屿朋友，站在路边。他示意司机慢点开，因为他有话要说。
“你有没有继续看病？”他把头伸出窗外，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有啦……”那人嗫嗫嚅嚅地说。
“医生怎么说？”他死盯着不放。
“医生说……病有比较好啦。”
“不可以忘记看医生，要一直去。”他唠唠叨叨地叮咛了一番。
“好……”
车子始终慢慢开，等他们说完话。
“这些女人怎么不用买车票？”
“她们是搭便车的。”
“为什么她们可以搭便车？”
“因为她们是要到田里去种芋头的。”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一个免票的理由，但是看到那些女人高高兴兴地下了车，我也高兴起来，看她们在晨曦里走入青色的芋田，只觉得全世界谁都该让她们搭便车的。
——选自《你还没有爱过》
丝路，一匹挂红——夜读“丝路之旅”有感
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西向而去，一路走，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
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乍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
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送经人。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商贾，但他们却是传经人，他们把东方文化送给西方去传诵，他们把西方文化带给东方去钻研。
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和最艳魅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怡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
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了姻缘。
春天来时，所有的桑树都猛然绿起来，肥厚的桑叶挂在那里，好一株原料仓库！春天的中国，宅院几乎淹没在桑树丛里。（那好听的、孩子念书的声音从窗口飘出，他们念的是新上口的《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而蚕是最干净的纤维工厂，于是到了暮春时节，每个女子都在缫丝，她们偶或会抬头西望，怅怅地问：
“这一丝要留给他们——他们那边又是什么地方？他们也爱穿丝吗？他们的女孩儿长的是什么样子？”
在意大利，在阿富汗，那高髻的贵族女子穿的岂仅是丝，那是中国大江南北每一棵春来的绿意，是朝朝暮暮每一双中国女子柔荑下流动的思绪。东方女子和西方女子共享着曾在一个茧头上抽下来的新丝。
但西方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犁下深红色的血沟。不是用温柔的旅者的足音，而是用一门又狠又准的炮，轰开了我们的门。中国惊惶地望着那张似曾相识的脸，怎么会是他呢？不错，他不是罗马，他不是旧日的欧洲；但分明又是他，他怎么变得那么厉害，他的名字仍然叫西方，但他显然不记得那些温柔的往事了，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急切地搜刮，他来不及地把东方的黄金搬回他们的大船。
不再是丝路，我们只见一条血路。
“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
“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
“当然，也许你想，你还可以爱自己，但是，当你不爱我的时候，你也同时失去爱自己的能力了，你数着金币，渐渐遗弃自己。你不快乐，你像一只阉鸡一样不断地长肥长大，但你不快乐。”
“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拨开蔓草荒烟，重寻音尘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互换着我们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地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
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
——选自《再生缘》
夜诊
一 楔子
时间是下午四点，车子已颠了七小时，十一个人从双排位的车上跳下来，泰国的车子矮，大家都忍不住先去揉脖子，然后彼此取笑对方的头发。由于一路灰沙扑面，每个人都早已是“尘满面，发如霜”了，提早二十年看见自己的老态在滑稽中又不免怆然暗惊。
所谓十一个人本来是只有五个，其中有我们全家四口，以及一位带路的女宣教士胡千惠，我们戏称她为“导游”。这“五人团”前赴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的时候，把中泰难民服务团的团长韩定国和团员一行五人也一起“引诱”出来了，其中还包括一位医师。十个人一同跑到泰国北部美斯乐，及至下了美斯乐山地，途经柿，又把一位从香港中大毕业的廖姓老师说得心动神摇，悄悄地请我们准他搭便车一起前来。
而现在这十一个人已来到这个叫作“联华新村”的地方，车子停在小教堂的院子里，这是我们今晚下榻的地方，女孩子睡牧师的房子，男孩子睡教堂的讲台，分得到蚊帐的靠蚊帐，分不到的只好咬牙靠蚊香。
院子里一口井，大伙儿便在那里洗脸，村子里的小孩拥上来看热闹，大爹——教堂里的杂役，提壶热水从厨房走出来泡茶，他的脸干瘪枯缩，身子也佝偻屈曲，一口云南官话却极柔和敦厚：
“大家都是中国人嘛，难得来一趟，来了嘛，当然要看一看了！”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不是来被看的，我们是来看他们的。泰国地形长如一棵冲天树，南北旅行极辛苦，车况路况坏不说，有些路上甚至有土匪，车子往往不得不绕道，天涯行客，也只好捱一步算一步，但此刻，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叫“联华新村”的地方。
而联华新村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在泰国北部清莱省昌孔县（昌孔虽只是华人的译音，但听起来仍不免动容），村子的名字听来倒像台湾南部什么地方的小眷村。他们多半来自云南，（该算中国最美的一个省份吧？）三十年前攀山涉水而来，最早的难民潮，相较之下越南和老挝的难民还是幸运的，因为美国人对他们怀疚，因而必须做点什么去贿赂自己的良心。而联合国和西方的救助团体群拥而来驻在此间的办事员，一面支着六千美元的月薪，一面自备饮水入营上班（难民营里的水当然是供像难民那种人喝的，外面的人有权利喝令自己放心的水），一面晚上回来开香槟酒会。
但至于这批三十年前的“老难民”有谁来理睬呢？谁知道有这样一个锁在荒芜中的村聚呢？他们原来住在镇上和泰人杂居，做点起早干晚的小生意，还有一点点发展，不意这一点发展亦为人所不容，清莱省长安帕要他们迁到一个“新小区”去，省长还许下诺言要有水电建设，答应每家有八“来”土地可以耕作。（“来”是泰国土地单位，是二十个“拍”的见方，而“拍”是指两臂左右平张的距离，每“来”大约七十平方米。）但事实上后来只分到二来土地，电既没有，连水也困难，大家老远地到一条河里去汲水。后来靠教会的帮忙，才挖了四口井，井水的颜色像牛奶，看来是喝久了会闹结石的那一种。但劫余之人谁又顾得到那么多呢？清莱省长也许骗了他们，也许不算骗，只是他下了台，后任省长不认账。也许，政治本来就是个不认账的游戏。而且，如果他们不用“软骗”而用“硬逼”的方法又如何呢？谁能说不可以？谁叫他们是贸然撞进来的“陌生人”？上帝把土地赐给人类，但人类的法律却说：“这个国家不是你的，你是非法入境的，你走开！”
所以，准许他们在一块封闭的森林里垦荒，已经够皇恩浩荡了，虽然，在外人看来，这种封锁的程度跟监狱几乎无异。
而此刻，我们站在这里，真正的“穷乡僻壤”，我们一行十一个人要来看什么呢？尤其是我们一家四口，十万元的旅费对我们不是一个小数目，护照上写着“观光”，但世上岂有这样的“观光客”？怎有这样忍心的父母？只是这个世界上既有十岁和十三岁就自己摸索着逃难的孤身小难民。为什么我不能让我们十岁和十三岁的孩子看看这真实的世界？
说“来观光”，嫌太轻薄张狂，说“来致敬”，又太正经矫情。确实一点说，应该是由于某种因缘际会，晓得世上有这样一个聚落，有这样一班骨肉，于是渴望见见他们。及至见了面，也许有二分生涩，七分腼腆，剩下的那一分笨拙的笑容也不知别人懂不懂？但毕竟，我已像朝香客，来到我想到的地方。伊斯兰教徒到麦加去朝圣，佛教徒到印度去进香，基督教徒不顾战争爆发的可能，远赴耶路撒冷，去重踏耶稣的屐痕，但上帝立身在哪里呢？他岂不也在一切最贫穷土地上，一切被撕裂得最疼的心髓中吗？
我从来没有因同情新几内亚的野人而流过泪，我不曾为乌拉圭山头失事的飞机而号啕，孟加拉国区的瘟疫不能令我失眠。真能使我血脉贲张，心如捣臼的仍是一张张中国人受苦的脸啊——我想连上帝也必须原谅我小小的自私，是上帝，才能泛爱天下，而凡人如我，只有一副悲肠，只能付出一番对中国人的爱！
二 考盘撒
吃完了晚饭——饭是村民种的旱稻，颇有蓬莱米的柔韧，菜是一早从柿买好带来的，联华新村是没有饭馆的——十五夜的月亮从雨季惯见的灰云里淡淡地浮上来，月亮又圆了，阴历六月十五，是泰国人的“考盘撒”。考盘撒是个大日子，全国放假，连着要做几天，街市和乡野随时可以看到游行的队伍、鲜花、群众、披金绣红的衣服、僧侣，一层楼那么高的香烛，在烈日下缓缓地走着，别有一番欲燃的渴望。这节日持续一个月后至七月十五的“奥盘撒”而结束。据说旧俗在此期间猎人不许入山，直至秋季方可再行狩猎，一般家庭也于此时送男孩入寺做一段时间的僧侣，我立刻想到自七月一日到七月三十日在台湾是“鬼门开”和“鬼门关”的日子，不知泰国人信不信鬼魂，不知此间的孤魂是否于六月十五来归，风从玉米田吹来，一盏瓦斯灯放在收拾好的餐桌上。
有没有孤魂归来？有没有死于饥饿死于挫辱死于刀枪死于疾疫的亲人此夜前来呢？有人告诉我们前不久三个产妇里有两个死了，此刻有没有恋恋的女子月下眷望不舍呢？瓦斯灯亮而白，同行的古大夫已在桌前坐好。古大夫北医毕业，到金门服了役，八月一日荣总的聘约等着他去上任，他却赖在难民中间恋栈不去。
他是客家人，白皙微髭，眼神清炯平和，随身总带着医疗包，老想量人家的血压，一本外科的书似乎也不离手。此人还有一奇，千里迢迢的他竟偷藏着一瓶金门高粱，据说是既可饮，也可以急来做药用酒精的，不过弄到现在快回台湾了，既未见他饮用也未见他药用，我只能怀疑他是拿来供怀乡之用的了。
坐在他后面的是韩定国和陈素珍，扮演着“密见习医生”和“密护士”的角色，他们分别是台大政治系和文化历史系的，此刻却一本正经地在写病历。我和丈夫在另一头坐着，他一意照相，我痴痴地望着那些脸——那些脸，曾在哪里见过吗？为什么那么熟悉，那卑抑的，无怨的，受苦而又不欲人知的，那种平静而又有所待的脸，我在那脸上寻索滇池，寻索大理，寻索怒江，寻索云岭野人山和记忆里美丽的“么些族”神话……为什么那么熟悉呢？那些脸。
三 投诉
也不知是什么人传的话，一下子教堂庭前便围满了人，古大夫从来没料到自己会来到一个连一个医生也没有的村子里，他的小背包里只有一点点的药，但既然医生来了，人就变得有生病的权利了。瓦斯灯几乎像神龛，灯下的眼神是虔诚和信任，一个个喃喃地说起人世的苦难和沧桑。
“这种情形有多久了？”古大夫问那位父亲，他正站在女孩旁边，女孩坐着，眼睛大而发直，瘦瘦怯怯，仿佛随时都会一惊而跳起。
“八岁那年开始的……她现在十二岁了……有一次发烧，连烧了七天，昏迷不醒，后来就半边身子凉，半边身子温，好了以后变得不会讲话了，过了十三天才会讲，这以后就月月发作，一发就倒下来，抽筋，如果十五不发就初一发，要是正在吃饭，饭也吐出来……”
“她发病以后智力有没有受影响？”
“什么？”
“我是说，她有没有比以前笨？”
女孩坐着，大而黑的眼珠静静地望向什么不可知的深处。
“她……她有一次走丢二十多天……”
——话该怎么说呢？孩子怎会连发七八天高烧而父母竟不带她去看病？然而，在联华，连去看病也是要申请的，等申请证发下来，由于没有公交车，也只有走路和包车两个办法，走路对生病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包车的车资则约合美金十元，不是像他们这样赤贫的人所可以付得出的，然而怨谁呢？怨泰国吗？泰国于他们有恩……
这时，刚才来过的一个气喘病人又走了回来，还带着一包药：
“别人叫我吃这个，说吃了就能断根。”
“这是什么？”
“D.D.T.粉。”
“快丢掉！”古大夫吓得一冲跳起身来，“吃了会死！”
“谁叫你吃的？”坐在后面的韩定国也停下笔，声音大得几乎是怒吼，“谁叫你吃这种东西？”
众人也笑了起来，听得出来并无恶意。
“他们说，这种药性很强，吃了可以断根嘛！”气喘病人平静而又认命地微笑，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却没有一点惊恐。
癫痫病的小女孩被扶着带回去了。
“那一年，我打摆子（摆子就是疟疾），”病人是来看关节毛病的，却谈着她的摆子，“盖着几床被，还一直冷得发抖，抖得太厉害，全身关节都抖得要散了，第二天就会痛起来……”
疟疾在文明的地区早就消失为一个历史名词，但在烟瘴之乡，林泽之内，疟蚊仍有权肆意攻击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既然认定死于疟疾也比活于暴政为好，也就没有什么好懊悔的，唯一留下的是关节里刻骨铭心的那一点痛，但究竟那是一个病人骨中的疼痛，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一点酸楚，谁能说得清啊！
“这块碎片早晨起来是在这里的，”说话的是一个干小细瘦的男人，由于脖子长，整个头一开腔便热闹地晃动，面目晒成酱黑色，有点滑稽，介乎悲苦与不在乎之间，他指的地方是右膝盖，“到中午嘛，就跑到这里来了。”
“是什么东西？”
“从前在老挝打仗嘛，替美国人当兵，一脚踩到地雷，手也炸掉啦！后来到泰国清莱来住院，住了三个月，然后回去休养，后来照X光嘛，有个碎片还在，那以后嘛，这只脚就不能弯了。”
“哪一年的事了？”
“哪一年？噢，一九六五年。”
“这种事，美国人该负责的。”韩定国又停下笔。
“美国人，没有啦，美国人全走光啰，全回去啰，找不到人啰。”
“找不到人也一样可以找他们大使馆，你叫什么名字？”韩定国盯着问。
“罗福强。”
“你是哪个部队？什么番号？”
“部队？不知道，就是美国人的部队嘛。”
“你的部队长是谁？叫什么名字？”
“部队长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是美国人——”
“你们在哪里打仗？”
“老挝——”
“老挝哪里？”
“哪里我也记不得了——”
“是山区是平地？”
“是山区——”
“山区叫什么？”
“记不到了，哪里记得到——好像叫梦诺——记不到了——”
他终于站起来一拐一拐地走了。
十六年前的一块地雷碎片，一直痛在膝上。刚才另有一个男病人，右乳下方也是一块疤，他带着的是一九五八年打进去的弹头，在自己的国土上，被自己国人所伤，一痛二十三年啊！谁能剖肉及骨，谁能拔毒去凶，为四十年来的中国疗创止恨，谁能鼓其风雷，肉其白骨，为万千含冤而死抱痛而活的中国人重谋汉唐。
考盘撒节，林中禽兽尚能有一季生养蕃息悠游自适的仁恩，而中国人呢？谁来给流离的人一枝之栖，一瓢之饮？古大夫啊，你所面对的不是医学院教科书上的病状，而是一部四十年来的中国啊。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负伤的中国。
而在泰国，中国人命竟是那样不值钱的，至于“权利”两字，是从不晓得那是怎么一回事，那样又贫瘠又悲苦的脸，那样无怨无恨的平静……
月亮渐高，病人簇拥，古大夫的药囊渐渐空了。我跑回去找自己的药包，家人一向健康，这药包也只是象征性带在身边，取那几颗药出来真怕人笑，但如果能解一个人的一时之痛也是好的，三十年暌违的故人，千万里相隔的故国，此刻一丸药，杯水车薪又救得了什么，但只让这帖药权作一份小小的问候吧，我们会继续关怀的。
“胃痛都在什么时候发？”
被问的是一个白瘦而清秀的少年，他拘谨地坐在椅子上。
“吃完饭还痛不痛？”
“吃完不痛。”他小声而恭谨地回答。
医生给了他药，他立刻站起来双手接了，一个极有家教的孩子。
望着他，我的心恻恻地痛起来，连我这样的外行也看得出来，那孩子需要的不仅是药，也是发育期间的食物。在美斯乐，在联华新村，中国人一般仍吃两顿，小孩子清晨五点多到校，上完两节课，八点回家吃早饭，然后父母就到田里去了，下午五点以前，孩子看不到父母，也没有饭，如果有一份营养午餐就可以解决那里的问题，然而……
然而那孩子的前途如何呢？在联华新村，学校只设到小学，如果要升学，得跑到美斯乐去，到那里可以再多受三年教育，然后机会好的可以到台湾，可是，这种“留学生涯”每学年得要两万台币，谁出得起呢？
在联华新村复华小学四年级的教室里，讲台后面题着一行漂亮的毛笔字：“文章千古事，忠孝一生心。”初在异国看到这个句子，心头凛然，如入古刹而得见镇山宝，一时竟僵呆在那里，后来又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时间真的是很快，转眼间一个学期又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大家可曾想过当我们在一块儿努力读书研究新知识一同游戏时，是何等地快乐、高兴，虽然有时不免会吵，但也总在欢笑中重新和好如初。
但可惜好景不长，转眼间我们就要分手，心中真有无限难舍之情，但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苍天既是如此安排，我们也只有随之，但愿大家能记得彼此间的感情，让我们永远成为好朋友，在这人生漫长的旅途中，彼此照应，我们的友谊永固。
级任顺题
老师是好老师，孩子也是好孩子，但是，眼前这孩子却病着，他该吃的分明不是药，而该是双亲不在家时一包香脆的苏打饼干，但饼干何由而来呢？更严重的是住在这里的孩子将怎样长大呢？他们有头痛的，有肚里生虫的，有高烧留下后遗症的，他们将怎样一一长大呢？
“从去年九月十五就开始咳出血来。”病人一张长尖脸，从鼻翼到下巴两条深深的沟纹。
“怎么样的时候会咳？”
“白天做田，使力使多了晚上回来就会多咳痰，少使力气嘛就少咳痰。”
“烟抽不抽？”
“纸烟不敢抽了，抽水烟。”
村人的水烟袋是自己做的，用一根四尺长的碗口粗大的竹子做，吸起来呼噜呼噜，让人以为自己回到了民初。
“可能是支气管炎，要验痰，这次我们没有设备不能帮你做——你好好保养。”
“保养？没有办法。”老人说得干脆利落。
“做田不要太出力。”
“不做田那也不行。”仍然是直话直说。
泰国本身的农民独得天惠，田里的黑土竟有一米多之深，只要肯做总有得吃。台湾的黑土只有三十多厘米，但却多得人力之助，有千万人把智慧投注其中，改良了生产方式。但这村中的人分到的是一片瘠地，既乏天惠，又无国恩，连牛也买不起一条，更遑论耕耘机了。一个老人也只能在耕田、吃饭和咳痰中生存。怨斯文的泰王或美丽的泰后吗？对泰国人而言他们都是仁慈之君，他们有什么义务来照顾别人的国民？
在泰国北部一个叫清迈的观光城，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观光客倚坐在猩红的羊毛地毯上吃泰式晚宴。泰式的音乐奏着，泰式的舞旋转着，一切那样温柔祥和，然后是“少数民族”出来跳土风舞，节目主持人用英语说，这是苗，这是猡猡，这是阿卡……舞一支一支地跳，节目主持人说，他们来自中国南方，“非常非常快活的种族”。
谁是“非常非常快活的种族”？观光客当然不会去深究，而原来身在中国南方的种族到底受不了什么才流落在泰国，向表演场中讨一口饭吃？观光客是不屑伤这种脑筋的。美丽的节目主持人啊，观光客才是那“非常非常快活的种族”呢，汉族也罢，苗族也罢，举目斯世，滔滔浊浪中我只见“非常非常悲痛的种族”啊！
十二点，人潮渐渐散了，瓦斯灯用久了就开始黯淡下去，我们相顾默然，这一番夜诊，诊的是什么呢？一整个世代的国仇家恨，许许多多不曾喊冤的中国人的冤情，一些再多问一句就要号啕的往事。遥想曼谷皇宫中的玉佛寺里，大僧侣将一束玫瑰花沾上清水，往信徒头上洒去，男女老幼疯狂地跪向前去承受那一点一滴的水珠，但这世上有没有一滴甘露是给这些受苦受熬的中国人的呢？
蛙声更扬，月亮刚刚好走到中天的位置，风亦如水，月亦如水。古大夫收拾起他的手术刀，血压计和听诊器，我在笔记本上简单写下：“七十年七月十六日，泰北清莱省联华新村夜诊”，写七十年（一九八一年）是记实，因为不管周围的泰国人在怎样过着他们的佛历二五二四年，这片小小的村聚里，却兀自在行文上过着民国年号的有情岁月。
——选自《再生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