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灵魂，它的完整，它缓慢而坚韧的生命脉搏，它独有的韵律，却没有任何闯入者可以体会，除非你在童年时就已浸淫于它绵延不绝的平缓节奏。否则，你就像一个旁观者，观看着马赛人的战斗舞蹈，却对其音乐和舞步的含义一无所知。”
——柏瑞尔·马卡姆《夜航西飞》
1.前往伊西奥洛
马赛人不是肯尼亚唯一的部落。
肯尼亚的部族超过40个，分成三大语系：班图语系的农民、尼洛特语系的牧民和库希特语系的外来人口。著名的马赛人和桑布鲁人、图尔卡纳人一样，属于平原尼洛特人；高原尼洛特人包括卡伦金人和波科特人；湖河尼洛特人则以奥巴马生父的部族卢奥为代表。说库希特语的埃勒摩洛人、朗迪耶人、博拉纳人、加布拉人和尼洛特人一道，生活在肯尼亚北部的荒漠。
“挥舞的长矛、泼墨般的色彩、鲜艳的羽毛头饰和刺激眼球的血红色长袍。”这是《孤独星球》对肯尼亚北部——上国的描述。虽然种种恐怖传闻不绝于耳，包括凶悍的游牧民风、非法枪支的泛滥、为了抢牛不时发生死伤的部落冲突、索马里强盗的猖獗、袭击外国人的武装团伙、疑似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基本为零的公路交通……凡此种种，无一能浇灭我对北部的一腔向往。
“你怎么去？”小天问我。
说此话时，我们还坐在奇可洛装饰得美轮美奂的酒店大堂里，小天是肯尼亚中国旅行社的帅哥导游——特别插播，感谢肯中旅的父老乡亲们让我免费搭了一次“便机”，蹭了《动物天堂肯尼亚》作者张远翔先生的专机，将5小时的吉普车程化为短短50分钟。短短50分钟的航程要200多美元哇！果然时间就是金钱。
“我知道有个摄影团最近要去图尔卡纳湖附近拍部落人像，但人家是自己开飞机去，当天去当天回，一天都不敢多留。你这样的怎么去？”小天又打量我一番。
“我哪样的？我坐马他突去。”我输人不输阵，其实心里默默知道，马他突在第一站伊西奥洛（Isiolo）就已经到了尽头。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但后面的行程是根本没有车，连路都没有。
“你就自求多福吧。要是能不掉皮不掉肉地回来，我就请你吃火锅。”这是小天给我的最美好的祝愿。
好吧，就算是为了火锅。
马他突——肯尼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肯尼亚拥有全世界最高的交通事故率，平均每一千辆车中就会发生五起死亡事故，比位居第二的南非高出整整一倍。其中大多数与横冲直撞的马他突有关——“大多数马他突的事故都是正面撞击，司机旁边绝对是死亡之地。”《孤独星球》这样告诫。
但是当穿着暗红马甲的售票员毕恭毕敬地将司机旁的车门打开，把你的大包丢在地板上，邀请你坐在这个最为尊贵的位子上时，你还是欣然接受了。
因为你绝对不想走到后车厢，和另外五个人一起挤在同一条铺有不散热海绵垫的三人长凳上，一边听着声音大到破音的永远美滋滋的班加音乐，一边目睹嚼阿拉伯兴奋草嚼到两眼血红的司机不减速地侧着车身杀上路肩，一边还要在腰弯成了直角整个脸已经凑在你隔壁乘客鼻尖的臭汗津津的售票员鬼鬼祟祟点着你的肩头时，冒着摸进隔壁人的口袋的风险，从兜里掏出几张湿乎乎的纸币来付车钱……比起上述种种，你宁愿承受死亡之地的威胁。
没有人抱怨。大多数人都兴高采烈地含着棒棒糖。大家热爱它的程度高得超乎想象，让我都忍不住从伸进马他突的小贩的手上拿了一支。
经过了锡卡、马库尤、涅里、纳罗莫鲁和纳纽基，短短的五个小时后，我们就到了伊西奥洛——上国的第一站，现代文明的最后一站。
很容易就找到了“共和国寄宿处”，就在离汽车总站不远的地方。极目远眺，没有游人。我略带紧张地从十来个蹲着的男人中间穿过，走进接待处昏暗的办公室。桌上散落着破本子和强力胶，坐在桌前的男人看上去眼神涣散，以一种间隔诡异的悠长节奏讲话：“我是老板阿卜迪，你要什么？”
阿卜迪漫不经心地领我参观了类似集体大院的宿舍，大多是两人间，从铁栏杆窗口望进去十分简陋，灰头土脸的男人从公共浴室走出来，感觉上是民工的临时住宿点。“要是你想自己一个人住，我也有单间，在隔壁大院。”
隔壁大院看起来像私人住宅，大铁门，停了破吉普，一个眼睛有点斜、瘦得吓人的男人在擦车，对我似笑非笑了一下。两层的“同”字楼。我被一个神情倦怠的女人领着走上“同”字的右臂二层。三平米大的房间，自带卫浴——虽然简单，但还算干净。女人说，给我1000先令。我大惊，北部怎么这么贵？回到办公室，老板阿卜迪问我对价格还满意吗，我说太贵。他说，那就500先令好了——就这么轻易，连价都不用还。然后他翻开旅行者登记名册给我看，最近一次有外国名字的登记也在两个月前了。这里是完全不具备旅游条件的偏远小镇。
伊西奥洛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它是那种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希望赶紧跑回旅馆的地方。哪里都风沙滚滚，哪里看上去都不像可以吃些什么或者坐下歇歇的安全地方，人们要么假装看不见你，要么对你好奇得过分。
2.爱你的邻居，像爱你自己
我可没有期待在北部能遇上什么旅游者，我来这儿是看部落人的（我承认，那时的我还不那么“政治正确”，提起部落总有种去看史前巨兽的稀罕劲）。所以我让倦怠女人的小儿子波罗带我去部落集中的大市场逛一逛。教师罢工，他的暑假已经多放了一个星期。
他们家是博拉纳人——奥莫罗人的一个分支，他和妈妈哈碧芭每天从村子里步行到“共和国”，妈妈打扫卫生，他去上学，擦车的斜眼男人是他的叔叔。“他病得很厉害，可能要死了。”波罗若无其事地说。
即使不是因为罢工，波罗也不愿意去上学。“大男孩打我，所以我就不去。”波罗长得瘦瘦小小，但看上去聪明伶俐。我觉得哈碧芭在旅馆帮工应该比牧牛要赚得多些，但波罗衣领上破的洞一路烂到背上。“哈碧芭知道你逃学吗？”“没人知道。我会躲开他们。”
波罗带我逛电影院，门口贴着的是甄子丹的系列电影海报，黑幽幽的房间里伸出一只粗糙的手要拉我进去；他带我去隐蔽的水果店吃沙拉，好多人都在吃，苍蝇乱飞；带我去看街头艺人讲笑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波罗把他认为最有趣的伊西奥洛一一展示给我看。
我们正在大市场闲逛时，一辆白色的小绵羊突然停在我们跟前。两人把头盔拿下来——竟然是白人！
“你在这里干什么？！”后面老一些的白人大叔惊奇地问我。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我对他的惊奇也很惊奇。
“这个镇上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外国人。你是刚到的吧？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晃？”大叔问。
“我不是一个人，有波罗带着我呢……”我回头去找波罗，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我腰杆儿不硬地说：“好吧，我就是一个观光客，你们呢？”
“我在这里有一所孤儿院。我叫保罗，波兰人。他是克里斯，德国来的。”
孤儿院！在米利玛尼旅馆住宿时，我曾问过店员怎么能到伊西奥洛，她十分好奇地反问我：“伊西奥洛在中国很有名吗？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要去伊西奥洛？和你同房的两个中国女孩已经去过了，说是有家孤儿院在那里。”
“所以你就是小缪的朋友？”人一下都对上了。
“你认识缪！”保罗也吓了一跳，“上车！我们好好聊一下。”
我就被前面的德国小伙克里斯和后面的波兰大叔保罗夹着，小绵羊一路突突去了博门酒店。据说这家酒店是各国非政府组织在伊西奥洛最喜欢的落脚地，拥有全镇最明亮、最舒适也最价格不菲的房间。于是所有的外国人都聚在一起了——一共五个：
开儿童收容中心的保罗；保罗的沙发招待客，骑小绵羊环游世界的德国小伙克里斯；克里斯的同行旅伴，骑重型机车的德国旅行摄影师法兰克；英国某地图绘制公司的勘测员汤姆；还有我。最后法兰克的本地女友普瑞希拉也姗姗来迟。
“北边还有两个外国人。但那对夫妇最近回爱尔兰了。”保罗点了一下人头。
“为了穆宗古。”
“为了穆宗古。”
大家举杯庆贺。
其实保罗口中的缪是我在米利玛尼旅馆的短暂室友，她和另一个叫乐薇的女孩都住在新西兰，和保罗也只是从沙发冲浪网站上认识的。她们在他的儿童中心住了两天。
“儿童中心的名字是Fursa，斯瓦希里语里‘机会’的意思。”保罗的英文有些吃力，向我解释，“你应该来看看，或者住在我那里都可以。克里斯明天一早和法兰克出发去莫亚莱（Moyale），你可以睡他的床……今晚大家都来我的住处吧，我煮金枪鱼意大利面。”
克里斯留下来和法兰克研究路线。前往莫亚莱的路崎岖难行，小镇是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陆路边境所在，除非要继续北上，否则没有人会专门去那里。虽然我也一度计划从第二站马萨比特（Marsabit）继续往莫亚莱走，去看看黑暗平原和外星一样的小镇是什么样的，但必须从那里原路返回让我心烦意乱。
保罗带我去看他的新的儿童中心。他讲英文的口音十分有趣，所有的疑问句只是将陈述句的语气调整声调，露出征询的表情，然后在末尾加上一声上挑的“耶？”所以他发出邀请时是这样：“我带你去看新的儿童中心，耶？”你就默认了。
新的儿童中心在马以利塔图区，伊西奥洛镇西南方向50公里处。保罗借了一辆摩托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远远就看到一栋砌好的平房，外墙已经修整好，涂有童稚笔触的彩色画，内部还没有装修。“会分成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有厨房和餐厅。后面是有机农场，前面有一口水井，才打出水来。电会从一百米都不到的小学拉过来。等学校开始招生后，我的孩子们上学只要走五分钟的路。我买下了这块地，四亩。生态农场的菜可以做孩子们的食物，也可以供应给伊西奥洛镇……”保罗在孜孜不倦地向我介绍，“现在旧的那个有46个孩子，等到新的开门，就可以容纳80多个孩子了。”
我其实没有很认真地听，因为跟着他走了一路荆棘地，我的“人”字拖扎了一脚底板的刺，刺刺入心。我实在忍不住，要求坐在石块上拔刺。他一把就把我扛起来，扛到房里的木凳上放下来，然后很奇妙地不知从哪里拿出一部笔记本电脑，放映他的《搭车去自由》（Hitchhike to Freedom）的短片，讲述他是怎样一步步地从波兰移民到英国，到放弃酒店经理的工作，到搭车横穿亚欧大陆，再到抵达非洲，遇见意大利女士罗珊娜，到开始一肩揽下Fursa儿童中心。
可是我只觉得麻木，我既不觉得震撼，也不觉得感动。他说小缪在看到帐篷搭起来的学校时哭了，可我哭不出来，我见过比这更糟的景象。
“他们来看过新的儿童中心吗？”我指那些孩子。
“他们和我一起散步来过，都很喜欢这里。大概还有一年，就可以搬过来了。”
50公里的路，小孩子们就散步一样一路走过来。
“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去哪里都是走路，体力比我们好得多。”
因为难得有摩托车，保罗想把重要的事情都办完。于是我们又折回镇上，沿着A2公路一路往北骑，到一个叫作噶莱马拉的地方，这里是爱尔兰夫妇开的图尔卡纳儿童救助中心，像模像样，有明亮的教室、学生宿舍和教职工办公室，俨然一所正规小学。保罗是来向有经验的人士求助的。“新来的两个女孩，脚指头被jigas咬得不像样子。”保罗拿出手机照片给他们看，“你们都用什么办法治？你知道我没有太多钱。”
我看了一眼照片，头皮都发麻。照片上，女孩的脚指甲已经被完全钻空，指头上全是坑坑洼洼的黑洞，这还是脚吗？！说自己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恐怕要晕过去。
“Jigas”到底是什么？保罗的英语没法儿向我解释清楚，但他恨“jigas”恨得牙痒痒，说狠心的邻居们就看着这两个没父没母的小姐妹被虫子活活吃掉，家里还有一个瞎眼的老奶奶，什么都管不了。两个女孩自己走来儿童中心的时候，姐姐的眼睛流着脓，妹妹则直喊脚指头疼。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石蜡泡热水，每天晚上睡前给她们泡一次。不要碰伤口，也不要让其他的小孩子碰到。要隔离。”
回国后我才查出来，这种吃人的小动物叫作“jiggers”，俗名叫作“沙蚤”，学名是“穿皮潜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都有，但目前非洲的受害人最多。这种世界上最小的蚤生活在沙土地里，潜入真皮层繁殖，直接从血管里吸血。它们不只啃食人的脚，牛、羊、狗也不放过。因为被寄生的孩子多是穿不起鞋的，家里也铺不起水泥地，长年赤脚踩在沙地上，沙蚤极易从脚趾进入身体。被沙蚤寄生的宿主不会死，但极容易二次感染，得破伤风、坏疽或其他致命的病。
有沙蚤的两姐妹是克里斯汀和希罗，她们找到Fursa儿童中心也只是两天前的事。按照流程，义工去她们村了解情况，发现确实没有亲戚有能力照顾她们，向保罗汇报之后，今天才正式接纳她们俩加入中心。中心现在有46个孩子了。
为了准备晚餐，保罗带着我跑遍整个镇上的大小超市，只搜刮到两盒金枪鱼酱。
老Fursa就在大市场的背后，经过一个体育场、一片荒野，拐进一条小巷。铁门内是一小块黄土的平地，是集合的场所；左边的小木屋是大男孩的宿舍，正中的平房有两间，分别是男孩宿舍和女孩宿舍；一个大的圆筒蓄水箱立在厨房边；保罗的住所和厨房很近，也是一栋平房，游廊的水磨石地板擦得锃亮，外面是客厅，里面则是他的房间和一间客房。
克里斯已经回来了，在擦拭他的爱车。孩子们都围在他的四周，大眼瞪小眼地看他。他自称是机械师，车子在路上无论出了什么问题都能自己搞定，还说自己收藏有全部颜色的小绵羊。
“粉色的也有？”我挑衅地问。
他眯着眼鄙视地看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还真有，在德国的家里。”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穿绿色T恤的男孩问我。
“Trix（特丽克斯）。”
“你是缪的姐妹吗？”
“我认识她。”
“一会儿他们会再问你一遍。”克里斯悄悄地给我使眼色。“我叫什么名字？”他问四周蹲着的小朋友们，小朋友们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克里斯苦笑着说，你们可是问过我无数遍了。
志愿者来来去去，最长的待几个星期，最短的如克里斯和我只待两三天，想让这些孩子记住所有的异国名字是不现实的。
他们对修车的德国人的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了我的身上。“你会功夫吗？”“你认识Jackie Chan（成龙）吗？”“你认识Jet Lee（李连杰）吗？”现在轮到我一脸苦笑了。
迄今为止，我进入肯尼亚后最常被问到的三个系列问题是：一、你是来修路的吗？二、你会功夫吗？三、你吃狗肉吗？
修路系列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修路。“你是来考察的吗？”“你是来做研究的吗？”“你是来勘矿的？”让我羞愧地觉得来旅游实在是最没出息的答案。功夫系列的问题还包括空手道、柔道、飞天遁地水上漂，以及是否认识成龙、李连杰和甄子丹，中国动作片传遍世界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旅行者带来了江湖名气。狗肉系列则包括一切本地人认为恶心的食物，比如所有海鲜——章鱼、虾、蟹等，以及蛇肉和青蛙。
保罗让孩子们为来访的客人表演。四十来个孩子全部站在院子里，最小的只有三四岁，最大的有十六岁，站成三排，领头的是个大男孩。他们拍着手唱斯瓦希里歌曲，我隐约听出歌词里有“挖豆豆”这个词。这首歌在说什么？
“Watoto是斯语‘孩子’的意思。请世界不要忘记非洲的孩子，我们还在挨饿。”大男孩说。
所谓的客人，其实只有我一个。法兰克和普瑞希拉到了之后就闪进客厅，在里面放起了爵士乐，再也没出来过；克里斯和汤姆因为不愿喝常温啤酒，骑着摩托去镇上找酒吧了。20分钟后，他们搬了一整箱塔斯克啤酒回来，冻得滴水。
唱完了两首歌，孩子们表演图尔卡纳舞，与马赛人的跳高舞有些类似，也是跳跃的舞蹈。然后他们转移到游廊上跳街舞，每个小朋友都要到中间扭一段，虽然被推进去的时候都很害羞，但哪怕最小的男孩都扭得有模有样。
没有人在乎。客人们在里面大饮啤酒，谈天说地。
天已经全黑。厨娘让孩子们排队洗手吃饭。46个孩子呼啦啦地全都挤进了游廊，贴着墙根坐在水磨石地上。厨娘从矮墙墙头递进来一个个铝盆，盆里是一团炖甘蓝和乌咖喱。接过饭盆的孩子们大喇喇地用手抓着乌咖喱往嘴里塞，吃得一头一脸都是白渣。没有人讲话，只有狼吞虎咽的咀嚼声和沙沙的衣服摩擦声。有的女孩边吃边从嘴里丢东西出来，可能是甘蓝的硬茎，甩得一地都是；有些更小的孩童不会自己吃饭，就等着大不了多少的孩子吃完再塞给他们；大些的男孩坐在另一侧的地上，看到我在看他们，都有了青春期的羞涩，稍显斯文地往嘴里送着食物。
客厅的灯光泻在游廊的地上，里面的音乐传出来，是鲍勃·马利的《唯一的爱》，听得到克里斯和汤姆的笑声及酒瓶的碰撞声。今天里面餐桌的菜单是金枪鱼意大利面配番茄卷心菜牛油果沙拉。
只是一道游廊之隔。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用桶吃饭，所有人都在桶里吃。至少现在都有自己的饭盆。”保罗在我身后说，“一会儿他们吃完，你给他们分饼干。每人三块。”
整个吃饭的过程可能只用了10分钟。地上有食物的残渣，踢得满地的鞋子，沾了乌咖喱的翻倒的铝盆。孩子们重新排好队，等着派发饼干。只是最普通的绿色包装家庭牌原味饼干，在马他突车站随处可见，不到20先令就可以买上一长条。饼干的包装都还没有拆开，一只只小手就已经伸在我手边等着要了。也有孩子争抢，抢到饼干的孩子得意地在旁边飞快地把饼干塞进嘴里，小小的孩子则仰着头，泪光闪闪地期待。
我做不了这事。正好普瑞希拉出来，我赶紧把分发的活儿交给她，自己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拆包装。
饭前还在和我一起唱歌跳舞的孩子，刚才还让我觉得与之平等的孩子，在奢侈的零食面前现出了一种让我陌生的急迫渴求。只是三块饼干，可以让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也会引发一本正经的争夺。他们与我终究是一样的，不过底线不同，一个只在乎身体感官的即刻满足，另一个则要剥开层层肌理去寻找答案。身后的保罗或许已经习惯这一切，也已经习惯于站立着伸出施舍的手；身旁的普瑞希拉也已经习惯于这一切，她或许也这样生活过。但我做不了这事。我看不得他们用那样渴求的眼光盯着我手中的诱惑，似乎我本身也在其中急切仰望。
明天就要搬进Fursa，不知道会不会是个错误。
带着所有的行李，我搬出“共和国”，没等我搬入儿童中心就已经开始执行第一项任务——和保罗一起领着克里斯汀去医院看眼疾。相比她被沙蚤咬得千疮百孔的脚，不停流泪流脓的眼睛似乎更是当务之急。
和我一起坐在后座的社工穆罕默德还是大学生，在Fursa义务志愿，负责收容儿童的家庭背景调查。克里斯汀带着妹妹来中心的第二天，他就出发去她们的村里，确认确实是没有成年亲属有能力照顾她们之后，才向保罗汇报，建议收容。
Fursa中心的孩子大多是街头儿童，流浪时被保罗或其他人发现，进行背景调查后带回来，提供住宿、食物、基本教育、医疗和康复咨询。他们不一定是孤儿，其中的一些可能家人都健在，但这些家人无一例外本身缺乏照顾儿童的能力，甚至自顾不暇。除去最单纯的贫困境况，还可能是单亲家庭、一方再婚后原配偶的孩子被驱逐、家庭暴力、吸毒或酗酒、性虐待、患有疾病（通常是艾滋病）或者沟通障碍。
吸毒与酗酒在伊西奥洛不稀奇。“共和国寄宿处”的老板阿卜迪神情恍惚，讲话节奏古怪，直接原因就是桌上的强力胶。吸胶是最普遍的吸入剂滥用现象，不只是大人，街边的修鞋人甚至会把强力胶以极便宜的价格卖给街头儿童。Fursa的儿童中也有一些有吸胶依赖，因此需要义工和保罗的监督和心理辅导。所以，不是每个孩子都心甘情愿在Fursa住下，一些孩子跑来，编造些瞎话，住上几天，混口饭吃，又趁看门人不注意时跑得无影无踪。
“他们不愿意待在Fursa，宁愿在街上做些体力零工挣工钱，有了工钱又可以去买胶。但在Fursa他们必须守规矩。”穆罕默德说。
镇医院倒还算敞亮整洁，比起医院更像是幼儿园。保罗和穆罕默德为了挂号跑来跑去，根本顾不上走路都困难的矮小的克里斯汀，我就自告奋勇带着她在眼科旁等他们。她穿着过大的红T恤，领口不时从肩膀滑下来，一条辨不出花色的及膝裙子，胳膊上蒙着一层不知是白灰还是皮屑的东西，右手一直挤揉着右眼，右眼则不停地流出黏稠液体。她一直用脏兮兮的袖口擦眼睛。我连她的五官都看不清楚，全部皱成一团，显出痛苦的神情。
我从药房要了一张纸巾，递给她擦眼睛，告诉她不许再用手，然后给了她一颗糖。她一声不吭地接受了。没有对视的回应，也没有任何表情。
医生说她是风沙引起的眼病，加上用手不卫生引发炎症，开了眼药水。保罗拿着长长的账单，包括登记费、挂号费、诊询费、医药费，叹了一口气。
回到Fursa，我把大包扔上了克里斯的床。他一大早就和法兰克上路了。“普瑞希拉怎么办？”我问保罗。他只是讳莫如深地笑了笑。
院子里突然吵闹起来，我们赶紧出去看。是厨娘法丽达嬷嬷。她嘴里骂骂咧咧的，站都站不稳，冲着院子里零星的几个孩子发火。保罗让所有的孩子都回房间，小小的脑袋挤在门缝里往外偷看。
“你也进去。”保罗命令我。我没动。法丽达嬷嬷开始对着我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你们中国人……”，后面的我听不明白，然后是“不要跟我讲什么英语……”，然后是“朗姆”。
“她喝得烂醉，在发酒疯，你进屋。”保罗再一次命令我。
我不情愿地挪回客厅，像其他孩子一样，盯着成年人间的僵持。法丽达嬷嬷似乎对保罗很不满，面对这个醉酒的三十来岁的女人，保罗既语言不通，又手足无措，还气愤难当。
“穆罕默德，你让她走，不要再回来！这不是她第一次喝醉了，我怎么和她说的，酗酒的人不许在Fursa工作。”保罗只能让穆罕默德当翻译。
法丽达嬷嬷不愿意走，一直在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她说她不走，她要加工资……”穆罕默德转述她的话，显然他对一个女人也不能怎么样。
“我才给她加过工资，又找我要！让她赶紧离开，我不想再见到她。”保罗转身回到客厅。
法丽达嬷嬷在院子里闹腾了很长时间，踢球回来的孩子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惊讶地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如实回答。
“我最不想让孩子看到的就是这样。酗酒！这样的大人会给他们造成什么影响！”保罗很生气，气得手都在抖。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抖得这样厉害。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从来没见过他笑，也很少看到他和谁开玩笑，总是一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一个人死扛的坚忍劲，但明显感觉到他力不从心。这里所有的开支都是他一己承担，再有就是依靠社会捐赠。他是四十来个孩子的爸爸，却很难和他们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孩子们的年龄普遍都偏小，不能理解保罗的苦衷。我看到他在很努力地将一些小事做好，比如一笔笔地计算出这个月的账单——他戴上老花镜，在计算器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按钮，然后写在笔记本上。看得我一阵心酸。他可能四十岁都不到，却被一种沉重压得透不过气来，我隐约觉得，还差最后一根稻草。
法丽达嬷嬷被赶走后，孩子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成熟老练。大些的孩子都自觉地在厨房里忙活，男孩子们劈柴烧火，准备煮乌咖喱；女孩子们抱出一大筐带泥的甘蓝，我也帮忙择菜，择完直接丢进盆里。女孩每人手里拿上一把甘蓝，捏着没有刀把的刀片把它削成细丝。他们来到Fursa前，也都是这样照顾自己的，甚至照顾父母。
大男孩们都已经可以用英文和我说笑了，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人怎么生活。“中国孩子可以买酒吗？肯尼亚规定要十八岁才能买酒和喝酒。”“中国有非洲人吗？中国人喜欢我们吗？”“你来自哪里？像内罗毕一样繁华吗？”“你有兄弟姐妹吗？有几个？”
这些简单的问题我却难以回答。中国孩子不用借酒消愁，他们除了考试和升学没有其他大不了的烦心事，有的孩子还会因为考不好而自杀，这对很多上不了学的孩童怎么解释？中国有非洲人，广州就有很多，但是有些中国人管他们叫“老黑”，中国人又为什么瞧不起黑人呢？我居住的城市比内罗毕还要繁华，还要富裕，但要如何描述呢？中国的儿童大多没有兄弟姐妹，因为有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生太多的孩子只会变得贫穷，但要怎么向出生在有十个兄弟姐妹家庭的孩子说明呢？
晚饭后他们都自觉地钻进小屋睡觉。都是上下铺，好几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被隔离的克里斯汀和希罗两姐妹占了一张床。Fursa没有自来水，孩子们的厕所是木板房里地上挖的一个洞，我进去一次就要被熏倒了；洗澡的地方则是一个吊脚的木箱子，提着一桶水进去蹲着洗。下午我趁他们出去踢球的时间跑回“共和国寄宿处”，就着凉水冲了个澡，上了个厕所，个人的卫生状况还不算太糟。但圆筒水箱里贮存的水似乎已经用完了，我连手都没地方洗，只能用剩下的一点儿矿泉水漱了漱口。保罗是怎么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待数年的？
小孩子们被赶进自己的宿舍后，保罗邀请了六个男孩进入“内圈”与我们一同吃晚饭。“要让他们建立起责任感，我一个人做不来。”
他们是：很聪明的托尼，在Fursa已经待了近七年，现在在读中学，和我聊起天来滔滔不绝又不失分寸；害羞的查尔斯，是每个小团体中都会有一个的憨大哥；心事重重、一言不发的恩布，他刚卖力地劈完柴，和托尼是好朋友；两个小一点儿的男孩安东尼和纳罗克，健壮的足球小将和跑腿小伙计，保罗日常需要的香烟、冻水、土豆、盐什么的都由纳罗克负责采买；最后是戴着画家帽的詹姆斯。
我不知道对于男孩们来说，进入“内圈”是不是一种殊荣，只有托尼表现出了一点儿轻松感，其余的五个男孩几乎一致地凝重。保罗不苟言笑地将意粉分到了每个人的盘中，大家只是吸溜地吃着细长的面条，没有人说话。保罗几乎视我为无物，对每个男孩语重心长地强调晚宴的主旨：在座的是这个儿童中心最优秀的群体，要为更小的孩子做榜样。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成才，让儿童中心骄傲。
詹姆斯只是默默地卷着意粉，几乎不往嘴里送；托尼点着头，露出赞同的神色，这男孩以后一定很会交际；恩布则是由头至尾没有说过一句话；查尔斯有时会和我眼神一交会，就羞涩地低下头去。两个小孩则吃得心花怒放，把詹姆斯没动过的通通倒进自己的盘子里。
下午我们玩拍手的游戏，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围成圈，拍一次手是继续轮到下一个人，拍两次手是逆转回到上一个人，谁的反应慢谁就被淘汰，奖品是一根棒棒糖。我和保罗都参与其中，在我和众小朋友的协力合作下，保罗被踢出局，大家一起过来和我击掌欢呼。也是从游戏中，我发现了很聪明的几个孩子，还有很天真的几个，不太灵活的，和喜欢耍赖的。詹姆斯是三次游戏中的两次冠军，把他的棒棒糖分了一根给一个女孩，所以我留意到了这个戴画家帽的聪明又沉默的男孩。
“你为什么不吃意粉？不喜欢吗？”我碰了一下他，问。男孩们的“内圈”晚宴已经结束，都被保罗要求回到自己的小屋。詹姆斯叼了根草秆，坐在游廊旁的黑暗里。
“我不想变成胖子，所以不吃超出我饭量的食物。”他的回答很让我惊讶。在食物常常匮乏的环境里，他竟然有意识地在注意自己的饮食。
詹姆斯的父母都在2010年过世了，母亲是他最爱的人。“她病了很久，没有人顾得上我，所以我住进Fursa。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妈妈死了，第二天早上我就跑回家，他们已经在埋葬她。我在土上面挖啊，挖啊，可是再也看不见她的脸。”
我几乎没见詹姆斯笑过，即使他赢得了两次游戏，都没有笑过一次。在Fursa，没有双亲的孩子很多，也有孩子恨自己的父母，那些酗酒的、打小孩的、不顾家庭的，但像詹姆斯这样对妈妈依旧保有着的深刻依恋，我在其他孩子身上没有觉察到。但我只是个过客，不能为他带来彻底的改变，最好的方式只能是让他在自己的环境里更加适应一些。我说：“如果你觉得心里很难受，可以和保罗聊一聊，相信他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我其实没和保罗说过几句话，我甚至都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的名字。保罗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听我们说这些无关紧要的心事。”
一阵沉默。伊西奥洛的夜空星星很多，也很清晰，但让你无法轻松地赞叹说好美。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孩子，都背负着一个故事。
“我妈妈说，每颗星星都代表你的一个朋友，你们的友谊越深厚，那颗星星就越亮，Trix，你相信吗？”
“那我们的友谊就是那颗星。”我指着正东方的一颗星说，“我相信你妈妈的话。以后你看到那颗星，就要想起你在中国有一个朋友。”
詹姆斯是一个敏感细腻的男孩，这样的性格在粗粝的环境里会受到很多伤害，这是他的磨炼也是他的禀赋。我对他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诗人，或是小说家，你可以感受到很多旁人感受不到的东西，这是上天给你的礼物。就像上天给了安东尼足球运动员的身材，给了他很健壮的小腿和灵活的腰；给了法蒂玛长颈鹿一样的脖子，让她可以优雅地跳舞。宇宙给每个人都准备了惊喜，可是你要去发现它，使用它。”
他怀疑地看着我，说：“Trix，可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我真的可以吗？”
说真的，我不知道。这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童话，没有“从此以后，在儿童中心长大的男孩詹姆斯用他的小铅笔头在笔记本上记录，经年累月，写出了一部震撼肯尼亚的自传体小说”这样的结尾。我不知道詹姆斯的故事会有怎样的结尾，但即使他的生活写不成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也没有关系。他不用成为保罗寄予希望的人才——我不知道怎样的人才是“人才”。保罗和我是人才吗？法兰克和普瑞希拉算不算？收集摩托车的克里斯和画地图的汤姆呢？他也不用成为我看见的诗人或小说家，他只要成为他自己——不再活在母亲离世的悲伤中，也不活在虚无缥缈的幻想里。
入夜后，保罗把这栋平房的所有门窗都上了锁。两个星期前，这条巷子的巷尾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男人被打死，尸体就横在街上。保罗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我，本·拉登在被美方发现前，藏匿的地方就在伊西奥洛附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你这间房被人闯进来过，就是从这个窗户进来的。不过现在我让孩子们拖了刺灌木放在外面，比较安全。”
我钻进睡袋，太热；睡在垫子上，又觉得哪里都刺痒。戴上耳机听音乐，想着克里斯和小缪都在这张床上将就过，那我也能撑过去。然后就察觉保罗进来了。我住的房间没有门，只挂了一个布帘子，所以敲门都省了。
“有事吗？”我隐约已有预感他晚上会进来。
“你介意我在这里躺一会儿吗？”保罗问。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我介意。出门在外，我不怕吃苦，也有极好的忍耐力，我尽量不去烦扰别人，也最厌烦自己的空间被别人侵犯。但凡寄人篱下必有此困扰，这也是我不愿当沙发客的一个原因。搬来Fursa是我考虑过的决定，因为希望多一些经历，既然这也是经历的一部分，我只能面对。我没好气地问：“你不会是要跟我睡吧？”
他干笑了两声，说：“我只躺一会儿。”
我用有力的声音说：“保罗，听我说。我决定来这里不是因为我对你有感觉。如果你躺下只是为了一个人类的陪伴，我可以接受。”我用了human being（人类）这个大词。
他苦笑，说：“好吧，就当我是为了一个活人的陪伴。”
黑暗中的沉默。一个裹在睡袋里像条死虫子的我，一个尴尬、寂寞、无力的46个孩子的爸。他拉起“死虫子”的手，攥在手心里，说：“人类的温暖真好。我希望你留下来，不是为我，只是为了这些孩子。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深夜的声音显得特别响。
我问：“保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法兰克，不是克里斯？”
“他们不关心。法兰克以前在特种部队服役，他早就对人性失望了。他和普瑞希拉的关系也是资助人和被资助人的关系，他资助她上大学，她用身体交换。至于克里斯，我没有和他深聊过，他只是个贪玩的年轻人。你关心那些孩子，他们也喜欢你。你留下来会对我帮助很大。”
我其实没有过一丝迟疑。我说：“保罗，我问一个问题，请你不要介意。”
他让我问。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不止一次地听你说起希望他们可以听话，可以好好学习，出人头地，但是如果他们都做不到怎么办？他们如果真的不能成才，你会不会后悔付出这样多的心力？”
他没有回答。
我不会留下的。我也只是个过客，只是保罗把我当成了局内人。我虽然喜欢看到孩子们的笑脸，虽然能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我之所以可以专注于这些琐碎而不觉厌烦，是因为这日子对我来说有尽头。我不会一直过没有水的日子，不会永远为洗一个澡穿过整个镇，不用每天醒来眼前跳出的是巨大的财政问题和46张嗷嗷待哺的嘴。我最怕的就是承担他人的责任，他却要将这么大的一个担子交给我。请原谅我的软弱和残酷，我做不到。
他很无奈。我能感受到他有多需要一个人为他分忧，或许这一请求向小缪也提出过，向其他因为各种原因来志愿服务过的人也提出过。
一个人要多强大，才能问心无愧地说，我能帮助别人。当自己的力气被逐渐耗尽，疲累地躲在义工、志愿和善举的名义下，沉溺在别人的痛苦中，如果不是在滋养已经膨胀的自我，就是为了无须再面对自己。一个没有力气爱惜自己的人，没有能力去指引他人的生活，哪怕他人在生理上有残缺，在物质上有匮乏，也不见得你比他更完整，你比他更丰裕。
耶稣说，爱你的邻居，像爱你自己。
爱你的邻居前，爱另一个国土上的儿童前，首先要爱自己。世间所有的爱，如果不是来源于一个自爱的自己，便都是虚伪。以牺牲为名，一旦付出没有回报，就会以两败俱伤为结局。“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为什么你不能体谅？”这时交易的真相才真正暴露。
只有真正充沛的能量才可能流淌。它不是单方面的虚耗，它与更强大的源头相连接，像一个小圆与大圆的圆心重合一般，源源不绝地获得补充。流向他人的爱意不应让我们觉得更贫瘠，反而应感激这种分享。像一朵承载过多水汽的云一样，润泽万物的同时也疏解自己。
我不相信组织与名号，我只相信亲眼见到的人。他们散发出的是一种怎样的能量，他们在付出的同时是不是也在从中获得，他们的能量是不是来源于自身，他们期许的结果是什么，还是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完满。他们努力为着更美好的世界做出努力时是否自身也变得更完善和充实。我也不相信“牺牲自我，造福世界”的伟大标语，连小我都不能照顾好的人，没有资格让全世界感恩戴德。
只有每个人都能承担对自己的一份责任，一个国家的父母能承担起父母的责任，生育时能承担起抚养的责任，酗酒时能想起还有做饭的责任，这个国家的儿童才有希望。这种意识的扭转比开一家儿童中心要难得多，但也只有意识的扭转，才可能带来希望。
总是由别人擦屁股收场的人，永远都可以继续闯祸。
世界上擦屁股的人还不够多吗？
走的时候是清晨五点，孩子们都还在睡觉，只有詹姆斯已经起床送我。我把手上的一条牦牛骨串珠悄悄地戴在他的细瘦手腕上。他问我：“你还会回来吗？”
搭上吸胶的阿卜迪为我安排的车，前往第二站——马萨比特。
3.遇见安吉拉
到了马萨比特，才知道伊西奥洛是多么可爱的一个繁华城镇。这里一点儿都不像猛犸象的家园——《孤独星球》用这句话诱惑了我——虽然有一座被森林覆盖的高山，但是到处都是灰蒙蒙的，感觉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地震，人们脸上有一种惊魂未定加麻木不仁的表情。杰杰旅馆很显眼，就在马萨比特的主干道A2公路上，一栋方正的四层小楼，竟然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花园，让我十分欢喜。抵达的时间是下午一点。我已经两天没有好好洗过澡，没有刷过牙，当下急着上厕所，肚子又饿得咕咕响，只想赶紧把大包扔到地上，赶紧排空加补给。但是旅馆的门房实在磨叽，说500先令的单人房间已经全部客满了，只剩800先令的双人房，还不是自带卫浴的，还不肯给我一点儿折扣。我继续耐心地咨询有什么方法从马萨比特到图尔卡纳湖，得到的回答是“我怎么知道，我可从来不去那里”的事不关己和“你只能碰碰运气自求多福”的幸灾乐祸。
他身为门房，对于交通工具却一无所知，让我十分不解，更让我不解的是，我明明是清清楚楚地问问题，却总是天南地北地被绕晕，最后问了什么都忘了。我不知道是自己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他在故意地顾左右而言他。我很生气，觉得北部人既不友好又不实在。用了公共厕所之后我就在接待处坐着。然后，我遇到了对旅途继续异常重要的一个人——修女安吉拉。
我已经不能清楚地记起修女安吉拉的样子，我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她是修女的呢？她既没有穿那种黑边白框的修女肩衣，也没有一身黑袍，印象中她脖子上甚至没挂十字架。她十分瘦小，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似乎是出差途经马萨比特。她也要一间单人房。当然没有。
我们对视了一眼，一下就达成共识，决定一起分享一间双人房，这样比计划的单人房还要省100先令——虽然还不到人民币10元，但确实让我很高兴。她的言谈间总是提到修女（sister）和神父（father），但是我一开始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她只是在提及家庭成员，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有幸遇到了传说中的传教士。
在各种旅游指南上，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几种在北部的交通方式，其中的一种就是搭传教士的车，因为他们总是在各种条件最艰苦、交通最不便的乡镇间穿梭，传播福音。另几种方式分别是搭运货卡车、蹭非政府组织的车或者自驾。修女安吉拉告诉我，据她所知，北霍尔天主教会的安东尼神父在下个星期一会去图尔卡纳湖东岸的罗扬加拉尼（Loiyangalani）。正是我千方百计要去的地方，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这天是星期四，我有三天的时间先去北霍尔与神父会合，再搭教会的便车。
安吉拉将我的问题简化成“找一部车去北霍尔”。她马不停蹄地带我去运货大卡车的集散处，问当地人这几天有没有车拉货去北边。他们似乎都认得她，很礼貌地建议第二天再来问。安吉拉叮嘱我第二天必须随时准备好上路，卡车说走就走。她则会搭一早的卡车去另一个镇。
4.前往北霍尔的卡车之旅
我在清晨五点多睡眼矇眬地醒来时真切地被吓了一跳。黑黑小小的安吉拉正把极短的头发窝进织帽里，她转过头来向我打招呼，让我觉得仿佛身处异星。
送她去乘卡车的地方，那些裹着粉色围布、头上插着花和鸟毛的桑布鲁莫兰在举着他们的长矛往上爬，那些戴了八层串珠、手提空空牛奶桶的朗迪耶妇女也在往上爬。我心想，这是多么奇妙的体验啊！于是也很期待自己的卡车之旅。
下午四点，我终于爬上三层楼高的卡车顶，和浩浩荡荡的本地大军一同前往北霍尔。
再见了，马萨比特——这个从抵达的第一刻我就在盘算着怎么离开的小镇，全城我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旅馆餐厅和一家犹太人开的先进无比的超市，在那里你甚至可以买到葡萄适。再见了，这个以一个叫作“马萨”的人命名的地方，不知道他在“马萨的家”有没有过快乐时光。再见了，博拉纳人与加布拉人的战斗之地。虽然这两个部族都是奥莫罗族的支系，但从1994年开始，两个部族就牛群的所有权展开了自相残杀，死伤多少无从考证，但我猜最后博拉纳人赢了，因为要去的北霍尔是加布拉人的聚集地，他们留在那里放骆驼了。
卡车的顶是不能站人的。支雨篷的钢架就是乘客的座位，下面的空间全部用来堆货，能够从包装上辨别的有成箱成箱的饼干、矿泉水，看来是给北霍尔小卖部的补给。庆幸的是车上没有牛，因为北部大多数流血事件都是由牛引起的。车顶上有二十来个人面朝车头的方向，抓住钢架，排成三排，挤得紧紧地坐在钢条上，后排人的脚可以垂到货仓里，前排人的脚不能放下去，因为已经有人占据了货仓前部的有利地形，窝在了成包成包的卷心菜上。他们的脚只能跷在货仓前沿的一段狭窄平台上，也就是我背朝车头坐的地方——这似乎是最好的“座位”了，因为司机煞有介事地示意我这个唯一的穆宗古坐在这里。
开车之前，我就已经充分做好了预备措施：穿上最厚的外套，外套口袋里放了巧克力糖，大背包藏在座位的下方，手边放了矿泉水，头则用棉布围巾裹得只露出眼睛——天知道这一路要吃多少灰——这也是我无法对周围事物做出全面观察的主要原因。条状视野范围之内，没有见到桑布鲁人或图尔卡纳人，大多是裹着彩色花布的博拉纳妇女和戴着刺绣小帽子的穆斯林男人。我的左边是一大包甘蓝，用绳子拴在钢架上，像个人似的倚在我的身边；右边是一个端着AK47的颤颤巍巍的老人，枪口直指着天空，我又开始担心老人会不会在颠簸的卡车行程中一枪轰掉自己的下巴；面前是千疮百孔补了又补的一个青少男的牛仔裤裆部，他的两条腿无处可放，只能跷在我的身体两边，我从头到尾没见过他的脸，只记得他穿的是阿迪达斯运动鞋；我背后的车头上不知道爬了多少人，但有一个人，从一开始靠在我的背上渐渐地变成了坐在了我的肩上，我可以理解他稍微往外坐一点儿就会翻下车去的困扰，但骑着一位外国女士的脖子似乎不是一个礼貌的举动。
和坐马他突的情况类似，除了我一个人在想尽办法赶紧找个舒适的姿势入睡外，其余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像小学生春游一样，大家快乐地听音乐、拉家常、含棒棒糖（永远的棒棒糖！）……你知道这一路要坐多久吗？整整12个小时！
如果不提骑在我脖子上的那个人，其他人倒都算友好，虽然语言不通，但坐在货仓里的人总是不声不响把我垂下去的腿脚挪在适当的地方，这样我就不用继续踩在他们肩上；坐在我前面的破裆青少男总是小声地关怀——“我的朋友，你还舒服吗？”太阳还在的时候，我一直回答他“舒服”；傍晚开出城外的时候，我看着美丽的落日，回答他“很棒”；晚上十点左右，卡车在一片举目无人的漆黑中卸货，青少男跟我说“我们到Maikona（迈卡纳）了”时，我还有心思跟他开玩笑说“为什么是我的角落（my corner）不是你的角落”；午夜时分，卡车开进无边无际的扎比沙漠，我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只有泪千行，觉得今晚若能平安熬过就是大幸；到凌晨三点，我已经像死尸一样吊在车上，觉得不如去死，不想再活受罪了，我这是图什么啊！
我终于明白大家为什么不睡觉了，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睡。坐在车顶的人只要一松手，就会从三层楼高的地方掉下去，不死也是残废；坐在我这种位置的人，一旦不能清醒地支撑自己的身体，就会像身旁的甘蓝一样被颠簸的卡车肆意抛掷，被四周的钢架磕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只有在货仓里的人稍显幸运，可以在卷心菜和胡萝卜堆里调整睡姿，尽量塞进蔬菜的空当，尽量舒适一些。
在沙漠里行进根本没有路，全靠司机凭着经验辨别方向。他们是凭着什么呢？是天上的星象？是金合欢的分布？还是前人留下的混乱车辙？那些有经验的沙漠向导，即使是盲的，也能嗅出风沙里的湿度，判断出风从哪里来，而人又该往哪里去。
顺着车灯照亮的方向看去是一片沙漠，转个方向照亮的还是一片沙漠，单调的地貌让你觉得自己已经出现幻觉，觉得卡车似乎没有在动，只是面前的场景幻灯片一样地不停翻动，一幅幅沙丘的图片立起来，翻下去，又一片立起来。为了不被幻觉所迷惑，你抬头看天。天上的星星倒是很亮，也只有在这样单调的地貌里，人类踪迹很少的环境下，才能看见这么亮、这么多的星星。但是很快地，你的眼球就被一阵黄沙打得生疼，你知道我们的卡车又被沙尘暴追上了。沙漠里龙卷风一样的沙尘暴是唯一的活物，它们不知道从哪里升起，像鬼魅一样跟着我们的卡车，追不上时，你能清楚地看见它，一旦被它追上就是一头一脸的昏黄。
我终于觉得，要死了。但不想哭。觉得灵肉分离了。看着自己的身体像一具臭皮囊一样被任意摔打，已经不觉得疼了。我咀嚼着残留在记忆里的一些美好画面，想起自己也曾幸福过，也曾付出和被宠溺过，和爱着的或爱过的人一起放声大笑过，在雪地里追逐奔跑过，把手放在对方温暖的大衣口袋里过，在喧闹的老城喝一杯甜茶，相看两不厌过……人死之前，看到的是不是都是无比眷恋的场景，所以觉得这一世并不枉走，所以还想一次一次地回来？真是奇妙，即使只是品尝过一点点的甜，也能让人熬过不可思议的苦难，人只是依靠这样微小的满足感存活吧？
……你要清醒！万一这就是最后的5分钟呢？你已经挺过11个小时55分钟，万一这就是最后的5分钟呢？车上的人都这样的安之若素，你又凭什么倒下呢？你如果就这么倒下，就是前功尽弃。到了北霍尔，还有一场仗要打，你必须清醒。
于是我只是死死地抓住钢架，即使眼皮再也睁不开，也要撑着不能睡着，否则就会糊里糊涂地翻下车去。
看见了一个高高的红点。那应该是人类的标记，像是高架塔。应该就快到北霍尔了，只要朝着那个方向继续走，就能到一个像模像样的小镇，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告诉自己。
凌晨四点，卡车在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地方停下了。没有平房，没有小店，没有一点儿灯光，除了有几个黑乎乎的破破烂烂的蒙古包一样的圆帐篷，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北霍尔，高架塔下的人类栖息地。我松一松已经肿胀的手指，挪动挪动麻木的双腿，必须马上接受眼前这一切，恢复到最佳作战状态。把头上绑了12个小时的头巾拿下来，顺便打量了一下同行的乘客——他们都已经脏到人类极限，灰土蒙得满头满脸，连五官都盖在了下面。面目模糊的青少男问：“我的朋友，你还舒服吗？”
我迅速地从卷心菜堆里翻出背包，纵身爬下三层楼高的卡车，抓住一个从驾驶室下来的年轻人，让他带我去北霍尔的教堂。“安东尼神父在等我。”我向他透露这一信息，暗自希望他不要在凌晨四点的漆黑郊野对我起歹意。
这个自称大卫的人应该也是个基督教徒，受洗时接受了这个西方名字。依仗我头灯的微弱灯光，他带着我七扭八扭，穿过一片没有任何人类气息的沙地，终于到达北霍尔天主教教堂。
安东尼神父没有锁大门，他就睡在露天的一张板床上——他真的在等我！神父关切地问我饿不饿，要不要吃点儿什么。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赶紧让我挨着枕头睡觉就好。他带我去了一间舒适的房间，交给我一把十字架形状的钥匙：“好好睡一觉，晚安。”
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只想说，感谢上帝！
5.罗扬加拉尼，第一眼便爱上你
第一次被热醒是上午十点。一阵一阵的风很大，把窗帘吹得乱舞，但不见一丝凉意。被窗外的景象吓到：烈日当空，黄沙遍野，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身处一片虚无。
又渴又饿，但是没有水，翻出包里还有一盒葡萄适，就着几片剩下的饼干冲进胃里，继续睡回笼觉。第二次被热醒，脑袋不知什么时候被锤子砸过一样，摸一摸到处都是肿包。全身哪儿哪儿都疼，瘀青不下七处。屁股还被跳蚤咬了两大团包。渴得实在受不了，再这么下去要脱水，硬着头皮，我咂着嘴出门去找水。
摸回昨天安东尼神父睡觉的地方，大门紧锁，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走出教区，想找个小店买瓶水喝。我敲进了一所还算像样的土房，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带我去小店。
这才发现北霍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荒凉，还是有一些人住在这个不毛之地的，圆顶帐篷曼达西上层层叠叠覆盖着破布、剑麻席，也有小孩在玩耍，也有女人在喂羊，地上散落着很多牛羊的头骨。坐在镇上唯一一家有冰箱的小店门口喝完了一瓶冻可乐，觉得十分适意。镇上没有小吃店，所以还是没有东西果腹，我只能折回教区，看看能不能撞上安东尼神父，向他讨口吃的。
教区还是空无一人。在教堂门口研究地图：昨天我们的卡车从马萨比特出来后上行90公里，到了昨夜卸货的“我的角落”，再北行110公里，就是现在我身处的北霍尔，要去的罗扬加拉尼在北霍尔西南方向85公里处，其实是兜了一个半圆。这座蓝色拱顶的教堂很特别，要不是顶上有十字架，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教堂，应该是为了吸引加布拉人，模仿他们的帐篷设计的。外墙上写有“四十年的福音”（1964—2004），有我熟悉的名字：安东尼神父——1996年来此，已经在北霍尔待了16年；安吉拉则从2000年工作至今。1964年，一名叫作罗卡的神父最早来到这里。
在肯尼亚，80%的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一个肯尼亚人跟你说他（她）叫彼得、玛丽、安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总比基马蒂（Kimathi）、卡马乌（Kamau）、穆王吉（Mwanki）要好记得多，可是基督教来肯尼亚之前，本地的人信什么？
据我有限的所知，马赛人有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上有恩盖神和他的妻子月亮女神欧乐帕，下有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的生日守护神，中间以神圣的牛为媒介——不知为什么，牛被相信与恩盖有相似的特质。这让我想到也把牛放在神圣地位尊崇的印度，是巧合吗？
马赛人通过吃牛肉、喝牛奶和恩盖联结。恩盖和欧乐帕都是暴脾气，有一次打架，欧乐帕把恩盖打伤，于是恩盖就让全世界人都被猛烈的太阳照射，再也不能直视他，这样就看不到他的伤口。作为报复，他一拳打伤了欧乐帕的一只眼睛，所以每次满月时，人们都能看到月亮女神发黑的熊猫眼。马赛人相信，世上所有的牛都属于他们，因为恩盖神只创造了三种人：一种是多罗波人，他们是善妒的猎人，收集野果，恩盖赐予他们蜂蜜和所有的野生动物（这些人也为马赛人执行割礼仪式）；第二种是马赛人很看不起的基库尤人，这些人务农，拥有种子和谷物；第三种就是马赛人自己——恩盖选中的幸运儿，拥有世界上所有的牛（因为世上所有的牛都是恩盖的）。生日守护神在每个人生日庆典上被分配好，庇佑马赛人一生平安，死后的马赛人也由生日守护神来审判：生前是好马赛，死后就被送到一片肥沃的牧场，和无数的牛为伴；生前是坏马赛，就被送去沙漠，既没有水也没有牛……
至于其他的部落，有据可查的神话资料已经很少：东南沿海地区班图语系的米基肯达人（Mijikenda）相信祖先住在卡亚（Kaya）圣林里，他们通过古树与祖先沟通；库希特语系的奥莫罗人曾持有一神论，相信天空之神瓦克，但现在这种信仰也几乎消失。
前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说过一个笑话：传教士来到非洲的时候，他们手上有《圣经》，我们手上有土地。然后传教士说，来吧，让我们祈祷吧。等祈祷结束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睛，发现我们手上有《圣经》，而他们拥有土地了！
距离我房间不远有一个大院，那是修女们的住所，教区总共有五个修女，但这两天都出差去了外地，只剩下七十来岁的腿脚不太灵便的帕特修女看家。她穿着白色的肩衣，很克制地跟我打招呼，邀我去“修女之家”小坐一下。帕特修女说自己来自旧金山，到北霍尔也不过一年多。我简明扼要地解释了自己怎么找来的。她神秘兮兮地问我，知道安吉拉去哪儿了吗？原来安吉拉是庶务修女（lay sister），主要处理金融会计、对外联络和日常照顾神父的工作，但她最近和教会之间有一些小摩擦，一气之下离开了。
帕特修女拿了一本关于加布拉人的书给我看，这是为了让早前的传教工作顺利进行而编著的，其中提到了北霍尔天主教会的成立——原来这里的历届神父都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奥斯特堡，设计这座蓝色拱顶教堂的人也是德国的建筑师，名叫阿道夫·扎克，他在肯尼亚北部的卡拉扎、杜卡纳、古斯和伊勒雷特设计的几处教堂都风格各异。
这本写于1999年的书非常翔实地介绍了加布拉人的生活习性、节庆礼俗等。加布拉人和博拉纳人虽同属奥莫罗部族，但是现在分工明确，博拉纳人放牛，加布拉人则主要放牧骆驼，虽然也有牛、绵羊和山羊，但这些不入流的动物是属于女人的，骆驼才是加布拉人的命。婚礼要在骆驼圈里办，聘礼是三头骆驼——两公一母。养骆驼的人从不杀骆驼，更加不会卖，连骑都舍不得骑。
书上说，加布拉人不定居，居住的流动村落叫作“欧拉”，帐篷全部面西，最尊贵的人住在最北边。村落、牧场和水井是加布拉人最重要的三个地标。他们每七年（或七的倍数）象征性地迁徙一次，这种迁徙和水源、牧草无关，是一种朝圣式的庆祝活动，叫作“回家”。最近有记录的一次在1986年。
安东尼神父回来后，我向他讨了些面包和奶酪来吃。他为人很亲切搞笑，能说非常流利的斯瓦希里语和有趣的英语。说它有趣，不是因为神父用词或者句式之类的非常特别，而是情绪饱满，在需要表达惊讶或愤慨的时候，他总能恰当地把一些拟声词加入谈话。开始我以为是教会特有的语言习惯，因为在和安吉拉、帕特修女聊天时，也能听到“呜咦”“哎耶耶”之类的语气助词，时而高亢尖锐，时而百转千回，就像配音片一样充满戏剧性。还有就是“imagine（想象）”一词使用得出神入化，叙述人会在后面留下巨大空白，给你很多想象空间，配以充满不屑又略带期待的眼神，虽然你觉得那情况并不难以想象，但还是礼貌性地发出啧啧声连连称奇。
随着旅行的逐渐深入，我发现不只是北霍尔的神父修女，回到内罗毕后认识的卢奥族朋友也会使用“妈呦喂”“呜啰啰”之类的感叹词，听起来十分好玩。
神父最让我啧啧称奇的是，他竟然可以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之地保持德式生活水准：满满一冰箱的食物，有水果，有啤酒，连德国香肠都有，他还切了几片给我，非常美味；整整一房间的储备品，一整面墙的各种果酱、茶包、咖啡罐、巧克力酱，看得我目瞪口呆，就算发生饥荒他也一时半会儿饿不着。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喝果汁要兑水，他一定对我把浓缩果汁直接咕咚咕咚地喝掉半盒很不满；就像他同时不明白我的是，为什么我狼吞虎咽前连祷告都没有做。
我们吃饭的客厅墙上挂着几张放大的旧照片，其中一张就是肯尼亚50先令纸币背后的图案——迁徙中的加布拉人。骆驼驮着弯弓一样的东西，排成行前进。“那个弯弓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帐篷，拆开来是一根根的木条，搬迁起来非常方便。骆驼上是不能坐男人的，病弱的老人和小孩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坐。”我问他哪里还能看到这种迁徙的场景。神父一声叹息，说最近十几年已经消失殆尽，加布拉人不再迁徙。因为有了固定的学校、诊所、教堂，他们已经不再随心所欲地搬来搬去。
“还有，你千万不要举着相机去拍摄加布拉人的骆驼。骆驼既是他们的财富象征，又代表着他们的尊严，不能让外人知道他有几峰骆驼，这是十分忌讳的事情。拍摄他们的骆驼是有生命危险的，拍摄牛羊可以。”我默默地记在心间，并为加布拉人贴上了凶悍的标签。
神父们有一项奢侈而隐蔽的爱好：过度辛劳之后的一次游泳——罗扬加拉尼就是他们的秘密根据地。
安东尼神父早就叮嘱我，星期一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因为本地人有这么个习惯：一旦知道有车要去哪里，即使没什么事情要办，也喜欢挤上车一起去遛遛。前一天的下午就是这样，神父有一场弥撒要去南部的马拉波特做，让我跟着一道去开开眼。我享受特殊待遇，可以坐在神父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不用和后面至少十个小孩、四个大人挤在一起。除了一个大人是要运货去中途的一个小卖部，其他人只是单纯地去“遛遛”。
不得不提的是，马拉波特的地貌与月球无异，我猜月球还更凉快些。我们在一路海市蜃楼的陪伴下驰骋，最终停在光秃秃的沙漠中几栋孤零零的门窗紧闭的平房前。一个叫“一种欢乐”的人主动带我到处转转，于是我跟着他冒着晒暴皮的风险，穿着拖鞋，手脚并用地爬上一座火山灰堆积而成的小山，然后在太阳的直射下极目远眺黑乎乎的库拉尔山，并在上面发现了斑点鬣狗深夜藏身的洞穴以及堆在洞口吃剩的鸟毛。据说，斑点鬣狗有着雌雄同体的诡谲名声，它们常常在月圆之夜围成圆圈相连交合。
无论如何，星期一一大早五点半我就起床了。到吉普前一看，至少有20个人已经等在那里。机关算尽，不及加布拉人的敏锐及耐心——这个穆宗古迟早是要走的，不管她去哪里。出公差回来的胡伯特神父开车，我和安东尼神父、来非洲度假的德国女孩乔安娜、一个加布拉妇女和她怀里的婴儿挤在第二排的三人座上，后面见缝插针地蹲了一团人。开始时除了拥挤，一切都好，直到婴儿忍不住腹泻。当然没有帮宝适之类的纸尿片，加布拉妈妈很自然地置之不理。窗户不能打开，因为外面黄沙滚滚，我被熏得想哭，又被卡位卡得一动不能动，干脆决定也蹲到后面去。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英明的决定。虽然安东尼神父提醒我后面颠得厉害，但我总算逃离了加布拉婴儿特有的气味。后面的人陆续下车，只剩一个老汉带着两个年轻女孩，他们看来是要一路坐到罗扬加拉尼。女孩们和我很快就熟稔了，一路教我斯瓦希里语歌谣，这首歌我记忆中听了无数遍，可就是想不起来是从哪里：
Jambo.
Jambo Bwana.
——你好。
——你好，老爷。
Habari gani？
Mzuri sana.
——你好吗？
——很好。
Wageri, mwakaribishwa.
观光客，欢迎你。
Kenya yetu hakuna matata.
我们肯尼亚，完全没问题。
突然，大女孩很有问题地越过我，一把拉开车窗开始呕吐——后面确实十分颠簸，并且开始走盘山路，胡伯特神父开车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路狂飙，看来是想在午饭前赶到罗扬加拉尼。他在前面安慰大女孩说：“往你们的右边看，马上就有惊喜。”
然后一大片松石绿色的水面泛着金光让人措手不及地出现了，在经过了三个小时单调的戈壁地貌之后，突兀地出现在山丘的后面，那就是有“碧玉之海”称号的图尔卡纳湖。你似乎都能嗅到潮湿的风从那个方向吹来，但它突然又不见了，消失在山丘里。慢慢地，盘山路结束了，黑色沙石路的两边渐渐出现赶着羊群的野性男人，他们有的赤裸着上身，有的只披一块毛毡，就那样零星地意外地点缀在广阔的平原上。你无法想象他们怎么会在那里，走了多少的路才到达那里，又要走多少的路才能到下一个哪里。
他们对我们的吉普视若无睹，默默然继续赶着他们的羊群，或者望着远方的不知什么出神。只有一团绿色，远远地从湖的那一边朝吉普飞奔而来——一个披着绿格毛毯的男孩，背上扛着一根竹竿，挑了个牛奶罐之类的容器。他向神父说了些什么，然后就从后门上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他带来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强烈味道，是一种杂糅了羊、奶和腥臊的原始气味。我假装不经意地盯着他戴银质长耳线的耳朵，发现那两个女孩也在好奇地看着他，那种部族之间的打量——加布拉与图尔卡纳的交锋。男孩用一种骄傲的姿态置身于我们之间，与我们保持着完美的隔阂。
我一直都在期待罗扬加拉尼——肯尼亚部落色彩最浓郁的地方。当吉普缓缓驶入村落，看到头发稀落的妇女缓慢而优雅地漫步，鲜红或艳蓝色布巾将她们的身体完全隐藏，像一个个蛹一样只露出头颅时，我被深深地震慑了——难以想象的美牢牢攫住我，像是进入了一个与时间无关的角落，好像这里的部落真的如史前生物一样依靠露水为生。
罗扬加拉尼，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十分带劲的地方，让我第一眼就彻底爱上。
6.有趣的向导大喜
我在一家叫作“摩桑朗图（Mosarefo）”的宿营地住了下来。
摩桑朗图，是埃勒摩洛（El Moro）、桑布鲁（Samburu）、朗迪耶（Rendille）和图尔卡纳（Turkana）四个部落的字母缩写，他们是罗扬加拉尼的四个主要聚居部落，另外也有一些索马里裔散居在镇上。
我决心走进这些部落，但要如何入手呢？直到我在主路的竹子饭店遇见大喜。
我坐在竹子饭店的游廊里喝冻可乐，大喜和其他人没有不同，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从一个米拉（miraa）分销商那里拿货。分销商双眼通红，亢奋地将棕榈叶里包裹的米拉分扎成捆，然后交到迫不及待的男人们的手上。你见不到钱，没有现金在手中流转，只有成堆成堆的叶子被扯下或吐出，地上一片狼藉。
我见过米拉，这种绿色的小把植物在伊西奥洛的市场里被熟客们精挑细选。那里离出产地梅鲁更近一些，运到罗扬加拉尼的米拉经过两天的路程已经有蔫了的叶边。但叶片惯例上是不嚼的，只有不体面的人才会讨些叶子来过过嘴瘾，嫩茎才是最好的部分。考究的上等人把叶子一片片摘下，丢在地上，就着花生米或甜糖嚼嫩茎，鼓着腮帮子把里面的卡西酮成分狠狠地嚼出来。米拉是阿拉伯文化里的安非他明，东非人的四倍浓咖啡。在欧洲人还没有开始喝咖啡的时候，非洲之角和阿拉伯人已经开始边嚼米拉边谈生意了。
然后他们变得兴奋、健谈、欢快，和你愉快地交心，他们不吃、不喝、不睡、不想女人、不想工作，他们变成永动机，大脑高速运转，点子层出不穷。瞳孔放大，心跳加快，行动异常，急不可耐。未来似乎触手可得，而你只需要继续嚼下去。
但是一开始你不知道这些，你只是安静地听一个很难得的会说英语的本地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开启话题：“你是来做研究的吗？我可以给你做向导。我给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做过助手，他们在罗扬加拉尼拍纪录片，上面有我的镜头。”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开头。于是我问他：“是关于什么的纪录片？”“在图尔卡纳湖钓鱼，我的朋友雅库布是很厉害的渔夫。”他的手机里还有那个雅库布的电话，险些就要打过去向我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回国后，我查到雅库布·瓦格纳的资料，他是捷克人，才二十九岁，国际钓鱼协会数项大鱼纪录的保持者，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超级大鱼》系列片的主角。
我觉得国家地理和雅库布听上去都十分显赫，而我只是个一文不名的背包客，我可请不起他来当导游。他倒很直白，说：“钱不是问题。我一分钱都不收你的，我不喜欢为一点儿小钱斤斤计较。我的家庭在镇上十分有地位，这家竹子饭店就是我叔叔的，我拿米拉也从来都不用给钱。”他狠狠地啐了一口绿渣，吐在了游廊的沙地上，“你叫我尤素福就好。”我暗暗感叹，遇上本地首富的公子哥儿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还是叫我大喜吧，这里的人知道大喜这个名字，不知道尤素福。”然后他在裤兜揣了一大把米拉，带我去看图尔卡纳湖。从镇中心的主路走上一条岔路，经过一棵大树、一口公共水井，经过数十个随身携带小板凳纳凉的图尔卡纳男人和戴着“凤冠霞帔”的桑布鲁莫兰，大喜都一脸严肃，除了和一个主动迎上来的双眼通红的老人热情问好，与其他人一概没有互动，于是我也不敢主动上前去和部落寒暄，虽然我对他们的小板凳十分感兴趣，也很想问问花鸟鱼虫都往头上戴的莫兰是不是能和我合影一张。我忍不住问大喜，究竟要怎么辨别四个部落的人。以下是简要说明：
埃勒摩洛男人猎杀河马，所以会佩戴河马骨头做成的耳环，女人佩戴层层叠叠的彩色珠盘项链；桑布鲁的男人手持长矛，穿艳蓝或艳粉色的裹布，女人则佩戴两边相连的耳线，额头上有多边形的银牌；朗迪耶人数极少，莫兰和桑布鲁人一样留赭红色长发，女人戴的珠盘项链多是纯红色或纯黄色的；图尔卡纳人最好认，男人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巴掌大的小板凳，纳凉时当座椅，这样就不用直接坐在烫屁股的沙地上，睡觉时还能当枕头，女人则统统削发，只留下头顶中间的几绺头发编成发辫，结了婚的女人会在耳朵上戴叶状耳饰……
“刚才那个过来问好的老人是埃勒摩洛人，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是我第二好的朋友，叫No.2，你什么时候想去就告诉我。还有就是，部落的人多数不愿意拍照，很多人害怕相机会吸走他们的血。不怕的人则会要钱，100先令一张，专门来摄影的人一把一把地塞钱，一拍就拍好多张。部落的人不懂数码相机，以为只拍了一张。”
一条黑沙石路笔直地通向图尔卡纳湖，路上有车辙，路的两侧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平原。我穿着“人”字拖吃力地跟着大喜，满脚底板插的都是荆棘刺，听他边嚼米拉边滔滔不绝地描述他的商业蓝图：
“你看到没有，那边的栅栏。那就是雅库布买下的地，用的是我的名字。等明年他回来，会盖一栋大房子，把他的女朋友接来一起度假，我会和他们住在一起。栅栏是我专门找人来做的，这里的人不懂得怎么拉栅栏，他们只是拿石头围个圈，就以为占好了地盘。”
“你看到那栋房子没有，在山脚那里，是我新买的，大概占地五百平方米，我打算把它整修整修，盖成一栋度假村，让那些欧洲人来度假。听上去怎么样？”
“我的计划是，把图尔卡纳湖变成一个旅游胜地，不能指望政府，政府根本没心思顾及我们。他们不知道，这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沙漠湖，有最棒的落日，有火山口，有三文鱼和尼罗鲈鱼。我们已经有自己的机场，甚至可以直接从内罗毕运人过来。但为什么外国游客不来呢？因为没有像样的地方。这么大的一片空地，一个酒店都没有，住镇上又太远。依我看，就该在湖边建酒店，打造一个船队，坐船出湖钓鱼，一定很有市场。”
“中国人现在很富裕，很多人在肯尼亚投资，能不能让他们考虑在罗扬加拉尼投资旅游？我们的年轻人需要工作机会，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你知道这里的地多少钱吗？5万先令可以买到200平方米（合人民币20元每平方米）！连你都可以来这里买地，所有的手续我都能帮你办妥，什么麻烦都没有。你为什么不买块地呢……”
我很吃力地跟着大喜，脚步跟不上，脑子也跟不上。虽然对他的商业大计连连称赞，但我考虑的是：一、这里的火山沙石地表能不能承受地基；二、高压电缆从哪里拉过来；三、淡水的持续供应可能；四、蔬菜水果的极度短缺。但这些他都拍胸脯打包票，说什么都没问题。我虽然对于投资什么的没有想法，但还是很佩服他的商业头脑，他有些羞赧地说：“我如果不嚼米拉，就什么都想不到，也说不出来。这东西给我很多灵感。”
“你有没有跟雅库布说过这些计划？”
“雅库布？他既没有心思赚钱，也不需要钱。他家里是贵族，十分显赫。他本人什么都不喜欢，只爱钓鱼，满世界乱跑。他太疯狂，也完全无法预计，不是一个合适的商业伙伴。”
我们走到图尔卡纳湖边，已经接近傍晚。他说，这是一天最好的时刻。即使是一个人，他也会来到这里看落日。
我们见过无数的落日，无数的日出。有时你会想，有多大不同呢？都是那一轮圆盘盘的黄，升上去或降下来，钻出山谷或沉入大海，但是人类的拜日情结仍是走到哪里都挥之不去。似乎只有在这一特殊的时刻，你才能感觉到自己与宇宙尚有一丝关联，通过见证一些巨大的规律来体验自己渺小的存在感。如果长久地留在罗扬加拉尼，我想我也会像大喜一样，每天走这一条望不见尽头的路，从镇上走到图尔卡纳湖边，在水鸟的嘎嘎声里，在渔民悠然的撒网中，看着一天的太阳重新没入碧玉之海，新月升上来。
落日之后马上就是漆黑的一片死寂，新月的微光照不亮我们回镇的路。罗扬加拉尼整个镇都没有通电，隐约地看到煤油灯光闪过，看不见面孔的人在黑暗中和大喜握手问好。
他带我去吃鱼，我自己永远找不到这么隐蔽的饭店。吃饭的地方在后院里，穿过一家人的客厅和厨房，发现院落里摆了两张矮桌，桌上放了煤油灯，草丛里飞的是萤火虫，有客人已经在喝甜茶。这里只供应一道菜——烧鲫鱼。
我当时并没反应过来，这种鲫鱼就是在中国常说的非洲鲫鱼。原来非洲鲫鱼真的跟非洲有关系！渔夫从图尔卡纳湖捞上来的鱼分成几类：三文鱼放在仓库里晾干；大的尼罗鲈鱼被运到维多利亚湖区的基苏木（Kisumu），从那里继续向全国扩散销售；而小的非洲鲫鱼则马上被放到铁锅里煎，在第二天一早卖给镇上的小店或人家，上桌前只要再用汤汁煮一下就好。
老板娘端上来一整条鱼放在我的眼前，配的主食是一坨乌咖喱。大喜在嚼米拉，什么都不想吃。他示意我开动，可什么餐具也没有。我看着旁边煤油灯光里，一个桑布鲁莫兰正用手抠下鱼肉放进嘴里，他看上去十分潇洒不羁。我学着莫兰的样子，直接上手。那种感觉十分奇妙。
在你的人生里，仿佛从来没有一整条鱼摆在你眼前供你用手随意摆弄，它们不是被切成鱼片或做成鱼块的形式，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用他们的筷子捅上两下。但现在你觉得十分满足，有一种绝对的占有感。你的手指触到鱼身，却又觉得鱼是否会感受到你在用一种十分野蛮的方法逼近它，因为你直接从鱼肚子上扯下了一块肉嚼了起来，很有嚼劲——在肯尼亚已经16天，几乎没有吃过什么像样的食物，能吃到鱼十分难得，而且这里的鱼都是从湖里新打捞的，从上岸到上桌，间隔不到12小时。但不是每个部落都吃鱼，对于图尔卡纳的一些分支部落，吃鱼是禁忌，甚至捕鱼都不行；一些桑布鲁老人也不吃鱼，认为有悖于他们的传统。
我用三根指头揪了一块乌咖喱，放在汤汁里点一点，塞在嘴里。这里的乌咖喱质量不好，嚼起来嘎吱嘎吱像是有沙子。大喜饶有趣味地看着我吃，很快就忍不住了。他说：“你是不是害怕乌咖喱？”
他给我示范：揪下来一大块乌咖喱放在手掌里，整个手搓啊搓，搓成一个脏球，然后用大拇指在顶端按下一块凹陷，舀一点汤汁一口放进嘴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而且只能用右手单手完成。乌咖喱是这样吃的！
鲫鱼肉很鲜美，挖空它的肚子，剔它的背，抠脸蛋肉，翻一个个儿，再一点点儿把它蚕食干净。莫兰已经端起盆来喝汤汁了。连烧鱼用的汤汁都可以这么直接喝掉。
我抹着嘴边的残汁问大喜：“‘很好吃’用斯瓦希里语要怎么说？”
他想了很久，告诉我：“tamu sana.”
“sana我知道，是‘很’，那tamu就是好吃咯？”
他很痛苦地想了想，说：“tamu是甜。”
“可是食物不一定是甜的，它可能是咸的。那要怎么说？”
他征询了一圈人的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就是“tamu sana”。甜的就是好的，没有为什么，他们笑着解释，就是这样。
老板娘希望我明日再来。在这么一个四下无人两眼一抹黑的地方，我也找不到第二家可以吃饭的地方，这家“视野”餐厅就成了我在罗扬加拉尼的固定食堂。
为什么甜的就是好的？我不能理解。
跨文化沟通这件事，永远是我们努力把对方或自己调整成同样的模式，才可能达成的事情。如果对方使用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我们就会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如果不能，就会开始尝试改变对方。这也是我在肯尼亚步步走入的困境。我总想知道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他在说什么。可是知识只能让彼此越来越远，在我们之间形成不能越过的障碍，因为把对方当成谜一般的个体去学习，反而加深了差异。现在想起来，才觉得这是我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忘记去感知，而更多地诉诸头脑。我在努力地区分，区分出桑布鲁、图尔卡纳、朗迪耶和埃勒摩洛，努力地为他们贴好标签，在我的大脑里分别入库的同时，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真相：他们彼此间没有不同，甚至与我都没有不同。
7.探访桑布鲁村落
桑布鲁人住在库拉尔山，山上有一座医院，也是整个罗扬加拉尼镇的医院。从镇上走到库拉尔山要六个小时。健康强壮的桑布鲁莫兰拄着一根长棍，单腿站立着，他让旁人为我翻译，愿不愿意和他上库拉尔山做他的妻子。这是第一个主动和我说话的桑布鲁莫兰。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旁若无人地漫步，去桑布鲁人开的小卖店，只和同样阶层的莫兰对话。我托路人问他，他下山来是做什么的？路人说，他来买食物。手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小袋东西，我猜是糖。桑布鲁人不需要其他什么，牛、羊肉是他们的主食，奶和血是他们的饮料，只有糖——他们煮甜茶的必备物——需要通过交换获得。
见我没有对他的求婚做出反应，他有点儿急，怂恿路人告诉我，他已经买好东西，现在就要回去了，问我走还是不走。我十分惊讶，问他要走多久才能回到库拉尔山。“四个小时。”路人比画，“但是他带着你走的话时间会更长一些。”单程四个小时，来回就是八个小时，他走八个小时只为买这么一点点儿糖！
在镇中心南边就有一小块桑布鲁人的聚居地，叫作奇旺加村，大喜带我进村。他们也住在和图尔卡纳人类似的圆棚里，大概几十个圆棚围成圈，就是村寨（manyatta）了。小孩子光着身子跟着你大喊，穆宗古！穆宗古！大喜征得一个女人的同意后，让我进她家的草棚里看看。里面非常黑，光几乎透不进来，一进门的脚边就是灶，烧的是木柴，一个平底锅架在上面，正在烤恰帕提圆饼，烟又大又浓，我几乎睁不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