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在离开。我自己的力量无法让我离开非洲，而是这个国家在缓慢地、庄重地，将自己抽离于我，就像大海退潮。”
——凯伦·布里克森《走出非洲》
1.重回内罗毕
从马沃凯码头回蒙巴萨的路上，下起了蒙蒙小雨。我把窗户掩上，入迷地盯着沿途大片大片的手掌一样的森林，雾气升起，肉墩墩的小疣猪在妈妈身边跳来跳去，精灵一样的滴滴鹿长久地站在路边，茫然地看着我们驶过的车辆。这才是非洲不是吗？生灵自在地存在于此，它们在这里，在它们本该在的地方。
旁边的斯瓦希里嬷嬷默默地拉过我的手，把一串红色石头银链戴在我的手腕上，一块石头裂了一条细缝，她让我不要在意。
一直不说话。到蒙巴萨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买到现代海滨大巴公司晚上十点半最后一张回内罗毕的车票。我卷起毛巾，将它和牙刷塞进小包，打算在车站附近找个洗澡的地方，大巴的工作人员说有一家叫作米克马的酒吧，楼下可以吃饭，楼上可以用钟点房洗澡。
米克马装修得灯红酒绿、乌烟瘴气，关在铁笼子里的服务员问我想吃点什么。穿着拖鞋短裤，提着一个扎染蓝花包的我故作彪悍地走进酒吧坐下，要了份烤肉。我拉住来收拾前人吐出的一小堆白骨的女侍应生，问她哪里可以洗澡，她又喊来一个装修工模样的面容狰狞的大叔，说，这个女孩要洗澡，你等一下带她去。大叔上下打量我一番，让我周身不舒服。
这个狰狞的大叔在我嚼烤肉的过程中两次急匆匆地跑到我的桌边，大喊“我们走”。我怒不可遏，吼他：“你没看到我还在吃晚饭吗？！”到他第三次跑来催我赶紧走的时候，我警觉地意识到，我的洗澡和他应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搞不好已经在外围卖好门票，看客们等得不耐烦了。
最后我一边剔着牙，一边跟随他上了这栋楼的三楼，狭窄的通道经过一个个的小房间，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了。狰狞大叔和一个瘦弱男打招呼，瘦弱男领我到一间刚被用过的小房间，床上的床单还是湿的，一个安全套纸袋撕开一半丢在床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荷尔蒙气味。我压住泛上来的厌恶感，要求换一间房。瘦弱男懒洋洋地说：“你不就洗个澡吗，又不用这张床。”我扭头下楼，大叔在身后的走廊上嘶哑地叫喊。
另一家有阳台的旅馆听说我想洗澡，要收500先令——用这个价钱我可以在其他旅馆住上一整晚，想洗几次澡洗几次澡！我觉得他们疯了。最后在一家偏一些的旅馆以300先令成交，条件是我必须在20分钟内出来。公共浴室，凉水，洗了没几分钟，就有人开始拼命砸门，我恨得咬牙切齿，难道是想让我放你进来不成？出来一看，一个光了半身，只裹条毛巾的男人在外面盯着我。我是不会被你的淫威吓到的！我镇定地走回房间，做了个基本护肤，出来赶车还有时间富余。
坐了整整一夜的车，实在太冷，又很颠簸，没有办法睡觉，但想到要回内罗毕了，心里还是高兴的。已经离开内罗毕一个月，克莱伦斯1打电话来，希望我住在家里。
2.家的颜色
一个月前，家是温暖的橘黄色，有音乐、美酒、欢声笑语和食物的香气。一个月后，重新回到这里，一切都是灰色的，房间里似乎很久没有人居住过，地上有灰土，桌上一片凌乱，冰箱里空荡荡，只有一个打开的椰子，椰肉被挖出一些。
我把在蒙巴萨买的两个皇后蛋糕拿给克莱伦斯，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和乔斯奇2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回过家，只有萨姆和维尼3住在这里。他问我困不困，为我烧了热水让我洗澡。
我太累了，很快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然后被自己流的口水惊醒。克莱伦斯轻轻地走进来，他很尴尬地问我：“你有零钱吗？我想去买点儿乌咖喱粉和牛肉回来做午餐，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虽然有疑惑，但还是拿了钱给他。
在蒙巴萨的时候，我用M-Pesa（一种移动钱包服务）转过100美元（约8000先令）给他，当时他说自己的银行账户被临时冻结，身边的人都没钱，只能找我救急。借出去的钱如泼出去的水，所以每次我考虑好把钱借出去，都做好拿不回来的打算。相应地，一向不喜欢放债的我，也不愿意找别人借钱，只本分地花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数目，不做强求的事——经济上开始依赖，随之丧失的就是自由。但在肯尼亚，借钱似乎是很平常的事。罗扬加拉尼的大喜曾经也平白无故地找我借过钱，说自己被贼人打劫，抢走了所有的钱，所以想让我用M-Pesa转几千先令给他，等他有钱时会还给我。我没有借。他有开口的随意，我也有说“不”的自由。
在肯尼亚，外国人很难不站在付出金钱的一端，总会遇见各种蹭吃蹭喝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当这种事情成为常态，在收到难得的礼物时就会特别高兴，礼物可能十分微小，可能只是一块乌咖喱、一条串珠项链或者一块裂了缝的红色石头，但世上最美丽的，也正是穷人的慷慨。
我所拥有的，丰沛的，我便分享。可以是金钱，可以是力量，可以是智慧，也可以是爱。而那些认为只有获得金钱才是获得的人，并没有与你真正交换真心，所以也无所谓失去。
我把钱包放在桌上，开玩笑地问：“克莱伦斯，你是gold digger吗？”这是当时在肯尼亚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意思是用姿色骗钱的女人。他一下子变得十分失落，说：“Trix，我不是gold digger，请不要这样说我。”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我又睡着了，睡得昏天黑地，直到克莱伦斯回来坐在床边，我才警觉地醒过来。他看上去很沮丧，有点酒气。“你说我是gold digger，我很难过。你是我第一个开口借钱的人，但除了你，我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说。”他说。
我让他坐过来一点儿，拥抱了他。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虽然三人一直生活在一起，但维尼更多是做家里的事情，克莱伦斯和乔斯奇才是把面包带回家的人。二月开始，Hot Sun（火太阳）基金背后的比利时机构无故停止了资金援助，所以乔斯奇已经有十个月没有拿过工资，一直只能靠克莱伦斯一个人在外面奔波赚钱，缴房租水电费、买食物、提供三个人上班的交通费，甚至连Hot Sun的办公设备维修、网络费续交、财务和助理的生活费都要他来担当，学生们也会找他要些零钱吃饭，更何况他还要资助自己的妹妹上中学，乌干达的庄园需要发工资给工人，母亲有时也会向他要钱。每一个人都在依赖他，他却没有人可以依赖。他们是他的兄弟、亲人、朋友，他无法说“不”。
“我破产了。”他遗憾地说，“所以一个月前，我和乔斯奇决定住进办公室，省下交通费，你借给我的钱我全部给了维尼，现在他在市中心参与电视台的一项拍摄，需要用钱，而且他也是我们当中最小的。”
我再次拥抱他。向我说出这些不是容易的事。肯尼亚沉重的人情纽带让人很难脱身，“均贫卡”一发，没有人能躲开。《贫民窟，基贝拉的人》这本书就是住在基贝拉的一对年轻夫妇根据实地采访写出来的，里面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苦恼的年轻人，他每每快要存够钱买一台二手电视机时，就有亲戚朋友向他借钱，所以他怎么也凑不够买电视机的钱。在肯尼亚的人情文化里，这种借钱的请求一旦提出就不能拒绝，否则便是愧对亲情、友情和“哈兰比（harambee）”的传统，因为吃独食的人最让人瞧不起。作者采访他时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还差一点点了，希望这一个月不要有人找我借钱，那么我就可以买电视机了。”
我问克莱伦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怎么能挺得住？
“只能等圣诞节后和比利时机构谈判，他们如果能继续正常发工资，我和乔斯奇两个人一起负担生活费，就能挺过这一段。”
我让他不要担心，下午我们就去接乔斯奇，晚上一家人一起吃顿饭，我来做东。但同时我也开始深深地担忧，只要Hot Sun基金继续依赖比利时人的资助一天，就要多看对方的脸色一天。只有找到良性的盈利模式，才能彻底摆脱对外人的依赖。肯尼亚有多少这样风风火火杀进来的非政府组织，凭一腔热情给本地社区一线希望，又在教授“捕鱼的技术”之前偃旗息鼓地撤离，让瞥见希望的人留下忍受更大的不幸？
维尼从市中心的拍摄现场回来了，见到我马上高兴地把我抱起来。他买了烤玉米当晚餐，掰成三小段分给我和克莱伦斯。克莱伦斯收拾了几件乔斯奇的衣服和一双鞋子塞进包里，我们又上路了。公车上，我留意到他只咬了几粒烤玉米，就把它塞进包的外层，我问：“你这是干吗？”他说：“我把烤玉米带给乔斯奇，他肯定一天没有吃过东西，会很高兴。”我觉得又好笑又心疼，把我的那段也交给他。
乔斯奇看到烤玉米真的很高兴，而且称赞我的那段啃得更整齐些。我们决定去吃一顿烤肉，就在我以前常去的一家店，店员见我消失一个月又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三个朋友，十分热情。要了两斤肉、乌咖喱、沙拉和啤酒，三个小伙都特别高兴。维尼说：“Trix，你知道吗？你走过之后，我们三个就没有聚在一起过，今天也是我们三个人重聚。”三个人手舞足蹈，时不时还会小打小闹一下，虽然我一句都听不懂，但大概知道他们在一个一个地汇报近况，交换“新闻”。克莱伦斯悄悄地在桌子下面蹭了蹭我的腿，似乎是向我表示小感激。
乔斯奇回办公室后，我和他俩一起去纳库玛大采购一番，搬回十斤的乌咖喱粉、一桶油、成条的面包、一打鸡蛋、矿泉水、茶包和牛奶、大桶黄油和果酱……都是基本的食物，回来后维尼井井有条地把东西放好，煮好甜茶让我们睡前喝。
家的颜色暂时温暖明亮起来。
3.内罗毕最后一天
第二天早上睡醒，电视机里在滚动播放着马他突罢工的消息，我听不懂具体在说些什么，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大事，打算趁最后一天去马赛市场买些回国的礼物。马赛市场每天在内罗毕不同的地方摆摊，周末在市政厅后面的空地，星期四则应该在城市市场，距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
我们出门走到大街上，马上就感觉到罢工对整个城市的影响。路上几乎没有车辆，往常挤得满满的站台现在只有几个仍抱有希望的人在等候，连红马甲的售票员都见不着一个。通勤的人们浩浩荡荡地走在马路两边，这里距离市中心远得难以想象，穿着过大的西装拿着信封做公文包的男人和身材壮硕的女人都在低着头闷声不吭地走路，似乎不管是不是已经迟到，或者走到工作地点可能都该下班了，也要到达目的地。我和克莱伦斯在一家餐厅的二楼坐下喝饮料，和其他没有那么着急的人一样守着主路，等待着事态的变化。
没有马他突的内罗毕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很不发达，有限的公共汽车只在市中心的几条主路上行驶，只有马他突可以便捷地通往任何地方。虽然它们常常违反交通规则，随意上下客，超载，会在交通拥挤时开进加油站绕路，是绝大多数交通事故的肇事者，但内罗毕人不能承受没有马他突的后果。隔壁的男人告诉我们，今天开始的马他突罢工是抗议12月1日将要开始实施的新交规。新的交通法几乎不给马他突司机活路：政府无视内罗毕路况不佳、交通拥堵严重的问题，一味严惩违规行为，凡开上人行道的司机监禁三个月，或罚款3万先令；有任何危险驾驶行为的司机要被关两年，或罚款10万先令；酒后开车关10年，罚款50万先令！而且授权所有警察都可以就地执法。
马他突司机就算拼死拼活忙到死，也禁不住一次违规的重罚，而且新规更会增大内罗毕任一警察就地滥用权力的可能性，让司机的营生更加艰难，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的罢工。
由于交通瘫痪，以往就要价昂贵的计程车现在更是贵得离谱，即使是坐摩托车，短短的路程也要好几千先令。我已经放弃去马赛市场的念头，在餐厅坐了两个小时后，仍没看到一辆在运营的马他突，只有个别的几辆马他突载着一车售票员，开着震天响的音乐游行。
没有别的办法，克莱伦斯建议我们再去一次基贝拉，他已经准备了一份礼物给我，但是还没有完工，他想去看看进度。用了平时两倍的价格搭计程车到了靠近基贝拉的地方，之后我们还要再步行半个小时。他先带我去吃他最喜欢的食物——牛肝（maini）。我在那家店门口吃过基贝拉的招牌食物烤杂碎肠（mtura），是牛身上的各种边角料和下水塞进肠衣里，烤熟后切片蘸盐吃的。其实吃起来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上腭总会残留一层渣滓，怎么刷都刷不干净。后来有人告诉我，不只是牛杂碎，什么动物的乱七八糟的肉都会塞到杂碎肠里。无论如何，敢吃杂碎肠为我赢得过有勇气的名声。
老板娘见到克莱伦斯进屋，马上笑脸相迎，给我们一人一盘红通通的炒牛肝，酱汁浓郁，和沿海地区的做法不太一样——贾尼海岸餐厅的炒牛肝极其好吃。这里的炒牛肝吃起来像滑溜溜的八爪鱼，是另一种口感。
他要给我的礼物是编了我名字的一条手环，和他们三个人手上戴的一样，这是最棒的礼物！但编手环的人说现在还没有完工，他会在明天中午我离开之前编完给我送来。克莱伦斯正和他讨论细节，门外突然闪进来一个人——是昂迪瓦4！我回内罗毕的消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见到我也吓了一跳，但马上就高兴地一把抱紧我。昂迪瓦是没有办法联络的对象，除非他主动找别人，否则别人别想找到他。我在蒙巴萨时曾经收到过他发来的短信，告诉我Twins（昂迪瓦养的双胞胎小狗）中的一只被“贾玛（jama，某人）”毒死了，现在只剩下一只，他十分伤心。甚至还打过一个电话给我，问我沿海“那个国家”的人有没有欺负我，我过得好不好。
我见到他也高兴得不得了，仿佛有说不尽的话。他和克莱伦斯也互相问候一下，然后告诉我自己是来参加治丧委员会的。“谁死了？！”我十分惊讶。他指给我看门口的一张讣告，上面是一个青年的照片，死因是神秘枪杀。
“你还记得吗？我们在路上遇见过他，他当时还说要给你表演部落舞蹈。”
我当然记得，那个男孩比我还年轻。一个月的时间，生命就这么轻易消失了？！“我来和其他几个朋友讨论几天后他的葬礼。你到时还在吗？”昂迪瓦期待地问我。我只能告诉他，明天中午的飞机，我就要回国了。
“Trix，我会希望再见到你的。你上次走前送给我的中国结和卡片我一直挂在床头，看到你的话我都会笑出来。今天早上我还在看卡片，下午就见到了你。不管怎么说，我比其他人还要多见你一次！”昂迪瓦和我最后一次拥抱告别。
“照片上的那个人，”克莱伦斯带我离开后淡淡地说，“是个暴徒。他是斗殴中被打死的。”我反驳说：“不是，他是一个舞者。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笑得特别开心。”他不再说什么。我却觉得心里一阵隐隐地担忧，我害怕下次见到另一张讣告上有我熟悉的脸。生命在这里十分不易，又那么轻易。
没有马他突，维尼用了两个小时从市中心走回基贝拉，我们等到他之后一起走路去看电影。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提议他俩陪我去吃炸鸡。“中国没有炸鸡吗？”他们俩问我。“中国的炸鸡没有这么香。我想，回到中国我会怀念三件事：你们、牛肝和炸鸡。”两人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鸡，说：“你多吃一点儿，回到中国就没有了。”
4.我会记得，在肯尼亚有一个家
肯尼亚一路走来，我也在不断观察自己。旅途背景已经换了一站又一站，我在其中又经历了什么成长呢？看得清晰的是，自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隐匿在不同的群体后：孤儿院的孩子们中，天主教堂的修女间，原始部落的莫兰圈子里，盐碱湖畔的火烈鸟旁，基贝拉的棚户内，印巴人的饭桌旁……环境没有让我改变自己的本质，环境只是让我如变色龙一般反映着不同的颜色。自我放得越空，映照出的对象越清晰。
至今我回忆起离开内罗毕的过程，仍只有一片模糊。
路上的步行大军。令人担忧的堵车长队。克莱伦斯的拥抱。炎热的阳光。凌晨四点维尼的道别。马他突司机继续罢工。飞快盖章并说自己去过中国的海关人员。深夜三点的多哈候机楼。没有出现的手环人。90天的到期签证。
我像一件被打包的行李，被塞进计程车又塞进机舱，毫无知觉地从世界的那一边被扔回这一边。直到窗外变成枝繁叶茂的阔叶树，再也没有巨伞一样的平顶金合欢，再也没有一口气延伸到地平线的广袤云层时，眼泪终于倾泻而出。
“要记得，你在肯尼亚有一个家，在恩贡山脚下。”外面下着小雨，一个声音说。